《深圳综合配套改革试验总体方案》于5月初获正式批复。据此，2003年曾经闹得满城风雨但最终悄然流产的“行政权三分”改革，即将在深圳重启。
这一改革的基本构想是将“政府”职能部门分为决策部门、执行部门、监督部门三大板块。决策局只有决策权而没有执行权；执行局只有执行权没有决策权，监察局和审计局将作为监督部门直属市长管辖。如此改革的目的，似欲在行政部门内部构建一种制约机制，让权力不至于被滥用。不过，稍加分析即可看出，这一目的几乎不大可能达到。
人类的任何活动，包括商业管理、家务管理，都包含决策、执行、监督三个不同面相。中国自秦以来，就在政府的决策、执行、监督三权分立方面，进行了多种多样的尝试。唐宋实行三省制，中央政府同时设立三个平行的最高权力机构：中书省负责根据皇帝旨意起草诏令，即相当于决策机构；门下省负责复审中书诏书；尚书省则下设六部，是执行机构。至于监督之责，分由门下、尚书两省内设机构负责。“中书取旨，门下封驳，尚书奉而行之”，正所谓行政权三权是也。
应当说，这样一套制度安排，还是有一些效果的。其关键是，门下省可以封驳中书所撰诏书。但也恰恰是这种权力让皇帝很不喜欢，而且，经常引发党争而导致行政瘫痪。结果，行之不久，三省制就名存实亡，诸权合而为一。
到明清，中央政府的行政分权结构有一大变。内阁或军机处为决策机构，六部及其他行政机关为执行机构，都察院为监督机构。此一变化的关键是，决策在实施之前不再有审议程序，但强化了事后对执行机关的监督。不过很显然，以该制度运转的效果看同样是失败的，尤其是与欧美相比。
三省制、内阁制失败的根源各有不同，基本可归结为一点：不管权力如何分割，归根到底，相关机构都只是皇帝或者控制了皇帝的某个权臣、宦官的执行机构。这些机构的官员之命运，操于这个超乎其上的一人之手。因而，所谓决策是替这一人决策，所谓执行是为这一人执行，所谓监督也是为这一人进行监督。由于这一人的绝对权力的存在，机构上的分权现实中很难形成彼此的制约。
这一点，恐怕正是拟议中的深圳行政权三分方案的困境所在。不论机构如何设置，哪怕设置决策、执行、监督三局，市长总是高居于三局之上的。方案已经明确提出，监察局和审计局将作为监督部门直属市长管辖。可以想象，决策局的决策也不可能不向市长请示汇报，由市长最终拍板。既然如此，执行局的活动也不过是在执行市长的决策。三局之间发生纠纷，最终的裁决者必然是市长。最重要的是，三局官员的升迁都由市长来决定。有如此一个市长在，三局之间势难形成有效的分权，也就难以收到相互制约的效果。
不能不说，行政权三分的设计者犯了知识上的错误。行政权三分构想设计者明确地说，此制是模仿香港、新加坡的管治模式，但可能受了西方三权分立学说的暗示，并受了中国古代政制传统的启发。只是设计者忽视了：中国古代行政分权政制始终无法存在严重问题，要么三权趋向集中，要么形成僵局。另一方面，香港、新加坡的管治模式不是大陆各个城市轻易学得来的，因为它以一个健全的法院体系为基础，行政部门的权力范围是相当有限的。
行政权三分方案设计者犯的另一个错误是，试图把整个政府的制约机制内化于行政部门内部。这可能“政府”一词在中国的长期误用有关。政府本来是指行使权力的政府各个部门的统称，现代政府至少包括立法、行政、司法等分支，还有大量独立监管机构。但在大陆，人们一直把行使行政权的政府分支称为政府，把整体性概念用于部分性概念。这样的说法，其实不合乎法律规定。宪法规定，人大及其常委会是国家权力机构，在现实中，它主要履行立法、制定预算与监督之责，检察院、法院则构成司法部门，市长等行政首长所代表的仅是行政分支。如果只是市长代表政府，那人大和法院就算什么？
这样的概念混淆，导致了严重后果。在现代国家，立法、行政、司法三种权力之间必须分工，并按照不同原则、逻辑运转。概括地说，立法部门要审慎，司法部门应讲究理性，行政部门则应追求效率。
当然，行政部门追求的必须是法律框架内的效率：它得执行人大制定的法律、法规和预算，并接受法院的司法监督。在此范围内，它则应当高效率地行动。为此，行政权主要被赋予市长，他对人大及其常委会、从而也是对全体市民承担政治责任，市长之下的其他官员则对市长承担行政责任。这样的制度安排，既能保证行政权的高效，又使责任明晰，方便人民及其代表向行政部门问责。
现在的行政权三分明显地是要把三个不同部门的权力原则，融合到行政部门内部。这很可能让行政权变成“四不象”的东西。当然，这一方案可能是针对目前中国行政权独大的现实而设计的，并想化解这个庞大的行政权可能产生的危害。但这一改革很可能产生两个结果：要么行政权因为分割而丧失效率，要么行政权更强，吞噬其他权力，尤其是决策局侵蚀人大的立法、预算等权力，从而使政治消融于行政中，而这，似乎违反宪法关于地方政制的基本规定，也未必合乎完善民主制度的政治大趋势。
所以，关于行政体制改革的方案设计，如仅在行政权内部打转，必然出现偏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