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 如何正确认识党的生态文明理念和国家可持续发展战略，对于树立和落实科学发展观、破解前进中的难题、实现又好又快发展、人与自然和谐、发展与环境双赢，具有关键性、决定性意义。为此，我们专访了多年来一直从事这方面调查与研究的姜春云同志（原中央政治局委员、九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就相关的问题，从理论和实践的结合，作了有深度的探讨。包括①建设生态文明对我国的特别重大意义；②生态文明的科学内涵，本质特征，产生背景和实践推进；③为什么说生态文明是一个时代的概念；④生态文明与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的关系；⑤生态文明与可持续发展的思想理念，以及如何有效推进我国生态文明建设和可持续发展战略的实施等。这些问题的探讨，有较强的针对性、时效性、启示意义和激励作用。现将采访的内容刊登如下，供参阅。
记者：我们党对生态环境、生态文明和可持续发展问题，一向十分重视。党的十四大以来，历届党的代表大会都对此作有重要部署。党的十四届五中全会将可持续发展战略纳入“九五”和2010年中长期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党的十六大报告把建设生态良好的文明社会列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四大目标之一。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确立了科学发展观。党的十七大报告第一次把“建设生态文明”写到了我们党的旗帜上，明确提出“建设生态文明，基本形成节约能源资源和保护生态环境的产业结构、增长方式、消费模式”，并以此作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一项重要目标。从实施可持续发展战略，“走新型工业化道路”，人口资源环境与经济社会协调发展，到树立和落实科学发展观，到提出建设生态文明，充分表明了党的执政和发展理念的升华，国家可持续发展战略的逐渐深化。多年来，您作为党的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成员，在参与党和国家有关生态环境、生态文明和可持续发展的重大决策和具体实践中，做了大量调查研究和专题研究工作，在一系列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上有新的突破，产生了积极的社会影响。请您谈谈建设生态文明之于我国有哪些特别重大的意义。
姜春云：建设生态文明是全球所有国家和地区共同的事业，在中国，则具有特别重大的意义。主要有三点：
推进生态文明建设对破解我国前进中的难题有决定意义。中国是人口、幅员大国，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快速发展，创造了人间奇迹，成就辉煌。但发展付出的资源、环境代价过大；发展不平衡、不协调的矛盾突出；城乡差别、地区差别、收益分配差别扩大；生态退化、环境污染加重；民生问题凸显以及道德文化领域里的消极现象等，严重制约了现代化宏伟目标的顺利实现。如何破解这些难题，走出困境，实现良性循环，事关改革发展大局和国家民族前途命运。须知，这些矛盾和问题大都是传统工业化带来的，若靠工业文明理念和思路应对，不但于事无补，还会使困境深化。唯有坚持用生态文明理念和思路，对发展中的矛盾、问题，作统筹评估，理性调控，抓住要害，辨证施治，方能“举一反三”，化逆为顺，突破瓶颈制约，在新的起点上实现又好又快发展、可持续发展。
以能源、效益、效率为例。我国的资源产出效率很低，每吨标准煤的产出效率只相当于美国的28.6%，欧盟的16.8%，日本的10.3%。我国第二产业的劳动生产率，只相当于美国的1/30、日本的1/18、法国的1/16、德国的1/12和韩国的1/7。差距就是潜力，后进蕴藏着发展机遇。若以生态文明理念和思路引领发展，不要说能耗、效益、效率达到发达国家水平，就是达到世界平均水平，我国面临的种种难题都可以大为缓解，并获得极其可观的经济、社会、生态、环境效益。
推进生态文明建设，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迫切需要。党的十七大对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目标任务，从五个方面提出了新的更高要求。“建设生态文明”既是目标任务之一，也是实现“更高要求”的保障。总的看，我国物质文明建设成就卓著，城乡人民对经济发展、生活改善是满意的，给予好评，但对生态退化、环境恶化则反映相当强烈。
国家环境保护部有关资料显示，“十五”期间，我国二氧化硫排放量比2000年增加了27.8%。淮河、海河、辽河、太湖、巢湖、滇池（三河三湖）等重点流域和区域治理污染任务只完成计划目标的60%左右；主要污染物排放量超过环境容量，环境污染严重。全国26%的地表水国家重点监控断面劣于水环境Ⅴ类标准，62%的断面达不到Ⅲ类标准；流经城市90%的河段受到不同程度污染，75%的湖泊出现富营养化；30%的重点城市饮用水源地水质达不到Ⅲ类标准；近岸海域环境质量不容乐观；46%的设区城市空气质量达不到二级标准，一些大中城市灰霾天数有所增加，酸雨污染程度没有减轻。在一些地方，人们呼吸新鲜空气、饮洁净的水、食无公害食品，成为可望不可及的事情，以致影响了身体健康，甚至致病早亡。环境问题已成为引发社会矛盾、影响社会稳定的公害。需要指出的是，生态文明作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重要组成部分，必须与其他目标任务同步。然而，同物质文明相比，我国生态文明建设明显滞后，是薄弱环节，亟须加大力度，加快步伐。否则，势必会拖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后腿。
生态文明建设必将促进全民族生态道德文化素质的提高。我国环境恶化迟迟不能根本好转，与人们的生态道德文化缺失有直接的关系。因此，建设生态文明，既需要法律的约束，更需要道德的感悟。而结合推进生态文明建设，开展生态道德文化教育，是最佳途径和方式。把生态文明建设过程变为在城乡居民中广泛深入开展生态道德文化教育的过程，把提升人们的道德文化水平与解决实际问题结合起来，可收事半功倍之效。
记者：最近由中央文献出版社和新华出版社联合出版的《姜春云调研文集·生态文明与人类发展卷》（以下称《生态卷》），集中体现了您近些年在生态文明方面的调查与研究成果。中央党史研究室等权威部门审读后，认为：《生态卷》“集中反映了姜春云同志关于生态文明和人类发展问题的思考和认识，资料丰富、翔实，观点新颖、超前，具有很高的学术价值和重要现实意义，对深入研究和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进一步推进党的理论创新有重要借鉴意义。”请您谈一谈编入这卷文集的研究成果以及在丰富发展党的生态文明理念和可持续发展战略方面的思考。
姜春云：编入这卷文集的研究成果，集中体现在四个关键问题上，即生态文明的科学内涵、本质特征、理念创新及实践推进上。
要弄清楚生态文明的科学内涵，首先得明白什么是“生态”。中科院生态中心在北京就什么是“生态”作过一次调查，调查对象包括专家、学者、官员、企业家和市民。有的说生态是一个生物学术语，是一个政治口号，是一个哲学名词，也有的说是环境能力建设，大部分被调查者认为生态是绿、是美、是景观。我认为这些观点都有道理，但都不够完整、科学。对什么是“生态”应从两个方面来理解。狭义的“生态”，讲的是生物与生存环境之间的相互关系。广义的“生态”，不仅包括有机物和无机物，也包括人与社会的关系，即人类社会。社会学意义上的生态，包括人类社会自身存在、发展、变化之状态，如社会阶层、群体、组织结构、制度、机制、文化和精神世界等。生态系统应当是和谐的，遵从整体协调、循环自生、物质不灭、能量守恒；生态也是进取的，物竞天择、和而不同、优胜劣汰；生态还是遵循自然法则进化的，总的趋势是协调演进、相辅相成、生生不息、永葆青春。
文明是人类在处理与大自然关系的实践中所形成的理念、观点、政策、法规、道德、文化、行为等及其结果的总称。生态文明则是人类遵循人、自然、社会和谐发展这一客观规律而取得的物质与精神成果的总和。
人类发展史的实践表明，生态文明是有别于任何一种文明的崭新文明形态，其产生和发展具有必然的历史演进轨迹，即：人类原始文明→农耕文明→工业文明→（后工业文明）→生态文明。人们熟知的物质文明、精神文明、政治文明，都是伴随人类社会的发展而产生，唯有生态文明是现代工业高度发展阶段的产物。众所周知，工业革命造成了生产力的空前解放和发展，创造了巨大的物质财富，同时导致了环境危机和生态恶化，发展变为不可持续。生态文明，就是在深刻反思传统工业化沉痛教训的基础上，人们认识和探索到的一种可持续发展理论、路径及其实践成果。可以说，生态文明是对农业文明、工业文明的深刻变革，是人类文明质的提升和飞跃，是人类文明史的一个新的里程碑，是人类社会跨入一个新的时代的标志和概念。
回眸历史，人类文明进化的轮廓清晰可辨。首先是原始文明，至少经历了170～200万年。出土考古资料佐证，中国的原始文明，始于距今约170多万年前的元谋人。那个时期，极少的人口以狩猎采集为生，以木石为生产工具，对地球数千亿吨计的净植物生产力来说，人类的“消费”量简直可以忽略不计。后来缘于原始农业的出现，虽已产生了生态问题，但地球生物圈一直保持着巨大的自我恢复生态平衡的能力。这种人类与生物、自然环境有序协同进化关系，堪称“原始绿色文明”。到了农耕文明时期，随着生产工具和技术的进步，人类利用和改造自然的能力越来越大，相应的生态问题日渐显现、突出。由于对林地、草地、丘陵地与河湖滩地过度开发，带来的生态、环境恶化导致古文明衰落的变故屡见不鲜。但总的说，这个时期人类的发展对自然生态的负面作用是渐进的，有一定限度。进入工业文明时期，随着科学技术的突飞猛进，人类对大自然展开了空前规模的征服运动，以掠夺方式开发利用自然资源。据有关统计资料，整个20世纪，人类消耗了约1420亿吨石油、2650亿吨煤、380亿吨铁、7.6亿吨铝、4.8亿吨铜。占世界人口15％的工业发达国家，消费了世界56％的石油和60％以上的天然气、50％以上的重要矿产资源，从而带来了严重的生态、环境问题。那么，我们不禁要问，其余的85％欠发达国家和地区的人口，面对剩下的不到50％的地球一次性资源，如果沿袭传统工业化的发展方式，还有多少余地和空间？！这让人们看到了，作为一个整体的人类社会，遇到了前所未有的生存与发展危机。
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人类开始了对生存与发展的深刻反思和艰难探索，生态文明应运而生。1972年召开的联合国人类环境会议，唤起了各国政府对环境问题的关注。1992年在巴西里约热内卢召开的联合国环境与发展大会，使可持续发展思想得到了最高级别的政治承诺。20世纪后半叶以来，加强环境保护、走可持续发展之路，逐渐成为人类的共识。由对大自然的掠夺型、征服型和污染型的工业文明走向环境友好型、协调型、恢复型的生态文明，是革命性的变化和进步。这既是人类历史发展的被迫之举，也是由“自在”走向“自为”的明智之举。
实践一再告诫人们，人类的经济社会活动不可超越自然生态系统的承载阈值，超过了这个阈值就要遭受大自然的无情报复。在上下约万年的人类文明长河中，一些古老文明国家和地区，如古埃及文明、古巴比伦文明、古地中海文明和印度恒河文明、美洲玛雅文明等，之所以消亡、衰落，其共同的根源，就是过伐森林、过度垦荒、过度放牧和盲目灌溉等的结果，于是随着土地生产力的衰竭，它所支持的文明也就必然日渐衰落、消亡。我国黄河文明的兴盛与衰落，根本原因亦在于自然生态系统的繁茂与破坏。“顺自然生态规律者兴、逆自然生态规律者亡”，是人类社会发展的一条铁的定律，古今中外概莫能外。
西方发达国家既是工业文明的先行者，又是最大的环境破坏者。工业革命对于人类财富的积累和生活水平的提高是一次巨大的进步，而对于人类的生存环境却是一次灾难。自上个世纪初期开始，工业化国家环境重污染的“公害事件”层出不穷。特别是轰动一时的“世界八大公害事件”（比利时马斯河谷污染事件、美国多诺拉污染事件、英国伦敦的烟雾事件、美国洛杉矶光化学烟雾事件、日本的水俣病事件以及富山、四日米糠油等有害气体与毒物公害事件），向全球敲响了危害千百万公众生命与健康的生存危机警钟。
最早享受工业文明的西方发达国家，在尝到了工业化带来的环境恶化苦果之后，率先反思过去、转换发展方式，步入生态文明。经过半个多世纪的努力，多数发达国家调整优化经济结构，治理生存环境，建设生态文明，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其经济结构的主体已由以“高投入、高消耗、高污染、低效益”为主要特征的重化工业，转变为以“低投入、低消耗、低污染、高效益”为主要特征的三产、现代服务业。据《国际统计年鉴》资料，以英、美、法、德、日为例，2004年其一、二、三产业的比重分别为1%、26%、73%；1%、22%、77%；2.5%、21.7%、75.8%；1%、26%、73%；1.4%；27.9%、70.7%。其结果，不但经济增长质量高，效益高，就业率高，民生状况改善，而且生态、环境也大为改观。尽管这些国家的生态文明成果，在相当大程度上是借助于其经济技术乃至政治、军事优势，攫取发展中国家的资源、转嫁“污染公害”取得的，但它说明了一条真理：由传统工业文明向生态文明转变，建设生态文明，其所获得的经济、社会、生态、环境、民生效益，是传统工业化所根本无法比拟、企及的。
记者：您曾经提出生态文明不仅仅是一项建设任务，而且是一个时代的标志和概念。为什么这样讲呢？
姜春云：这是由生态文明的本质及其特征决定的。
就本质与含义而论，生态文明是当代知识经济、生态经济和人力资本经济相互融通构成的整体性文明。生态文明不仅是遵循自然规律、经济规律和社会发展规律的文明，还是一种遵循特殊规律的文明，即遵循科学技术由“单一到整合、一维到多维”综合应用的文明。在理论和实践的结合上，生态文明正是“以人为本、全面协调可持续的科学发展观”要求的文明，即人与自然和谐、发展与环境双赢、经济社会发展成果人人共享、公众幸福指数升高的文明。生态文明是科学发展、可持续发展的灵魂。
就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人与人关系的认识与实践而论，生态文明的主要特征，可以概括为，审视的整体性、调控的综合性、物质的循环性和发展的知识性。
审视的整体性。传统的工业文明所关注的重点，是工业经济的快速增长。从创造物质财富的角度审视，这无疑是正确的、必要的，但其致命的弱点是，不顾地球生态圈大循环的整体、全局，忽视了环境容量和自然生态的承载力，以致陷入了环境恶化和发展不可持续的困境。而现代生态文明，则既保持了工业文明的优点、长处，又克服了它的弱点、短处。生态文明理念所强调的是，坚持以大自然生态圈整体运行规律的宏观视角，全面审视人类社会的发展问题。认为，人类的一切活动都必须放在自然界的大格局中考量，按自然生态规律行事。经济社会发展，既要考虑人类生存与繁衍的需要，又必须顾及生态、资源、环境的承载力，以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发展与环境同步、双赢。生态文明理念的实质，就是认定生态环境是人类发展的基础，一切经济社会发展都要依托这个基础，从这个基础承载力的实际出发，任何超出这个基础承载力的发展，都将带来不良以至得不偿失的后果。强调发展必须坚持“自然生态优先原则”，应当“量体裁衣”、“量入为出”、“索取适度、回报相当”，而不可“急功近利”、“竭泽而渔”，肆意妄行，与自然规律、生态法则撞车。这也正是为什么唯有生态文明能够根治工业文明导致的环境恶化、发展不可持续的痼疾，使发展与环境变为良性循环、可持续的奥妙要诀所在。
调控的综合性。传统工业文明时代形成的经济学、社会学、人文科学等，尽管都蓬勃发展，硕果累累，为经济增长和社会进步作出了重大贡献，但其最大的弱点在于，相互独立分割，切断了相互间固有的内在有机联系，呈现了各展其长、各行其是的格局。其结果，一是导致整个自然生态与人类社会经济运行的大循环，难以统筹谋划、正常有序实现，带来种种顾此失彼的失衡现象，造成资源巨大浪费和其潜在生产力发掘的束缚；二是孤立的不同学科研究的局限性，又很容易陷入某种片面性、表面性、盲目性、主观性，导致人口、资源、环境与经济、社会、民生之间不协调、不平衡，甚至互相矛盾、抵消，形成恶性循环，不可持续。而现代生态文明科学的显著特点，是集生态学、经济学、社会学和其他自然、人文学科之大成，成为一门多学科相互联结的大跨度、复合型、融为一体的边缘学科。这种联结和组合，不是多个学科的简单相加，而是追求生态系统、经济系统和社会发展内在规律的有机统一，综合研究、分析、解决传统工业文明向现代生态文明转变中的重大问题。这种立足于大自然与人类发展全局的综合性研究，能够准确观察、判断整个人口、资源、环境、经济、社会、民生等的总体结构及其运行状况，找出诸多运行链条中究竟哪些是长的、强的，哪些是短的、弱的，从而提出恰当的调整优化对策，达到“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的预想目标。
物质的循环性。能量转化、物质循环、信息传递，是全球所有生态系统最基本的功能和构成要素。实践证明，发展循环型生态经济和清洁生产，使经济活动变成为“资源——产品——废弃物——再生资源——无废弃物”的反馈或循环过程，是生态文明理念的重要体现，也是消除传统工业“资源——产品——废弃物”这种简单直线生产方式弊病的有效举措。实践证明，循环型生态经济既可以大幅度提高经济增长质量、效益，培育新的经济增长点，又能从根本上节能降耗减排，做到“资源消耗最小化、环境损害最低化、经济效益最大化”。这种生产方式，工业可行，农业可行，环保、商贸、服务业等也都可行。近些年来，我国已经涌现出一批发展循环经济的企业、产业、工业园区和城市、农村，效果之显著，令人瞩目。
发展的知识性。传统工业化的完成，主要靠高投入（资金、资源、环境、人力、民生），在创造巨额财富的同时，付出了过大的资源环境代价，难以为继。而生态文明时代的经济发展，则主要靠智力开发、科学知识应用和技术进步。人类已经进入知识经济时代，各种新知识、新技术、新工艺、新材料、新模式雨后春笋般地迸发，特别是信息技术、生物技术的突破，正在根本改变人们的思维方式、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科学技术真正成为“第一生产力”，人才资源成为“第一资源”，转化为人力资本。这种大趋势把智力开发、技术进步推上了主导发展的“帅位”。随着时代的发展变化，人才、智力在生产力构成中的作用大不相同，其重要性不断升级：在农业经济时代是“加数效应”，在工业经济时代是“倍数效应”，在生态知识经济时代则是“指数效应”。据世界银行测算，投资于物质资本，其回报率为110%；投资于金融资本，其回报率为120%；投资于人才开发，其回报率为1500%。一个普通劳动者与有技能的劳动者、有智能的人才相比较，其创造的价值比例为：1：10：100。正因为如此，多年来西方发达国家一直在抢占人才、科技、知识的制高点，大幅度增加人力资本、人才培育、高新技术研发和应用的投资。统计资料表明，1995年至2005年的10年间，中国公共教育支出占GDP比重由2.3%上升至3%左右，而世界平均水平由5.2%上升至7%，发达国家则由5.5%上升至9%。世界发达国家的知识经济在国民经济中所占的比重，已超过50%。可见，由工业文明向生态文明转变，不仅是理念的转换和更新，更是经济发展投入要素的转型，即现代知识、技术和智力资本唱了主角，起了决定性作用。这是生态文明与传统工业文明的又一显著区别。
上述四大特征说明，生态文明是源于工业文明又高于工业文明的文明，其优势和优越性远非工业文明所能比拟。以生态文明理念引领导经济，是真正的绿色、低碳、可持续发展的经济。走生态文明之路，已是当今世界的大趋势。
记者：那么，生态文明与物质文明、政治文明和精神文明又是什么关系呢？
姜春云：这要作科学辨证分析。就其领域属性而论，四大文明都有各自特定的含义、特征和功能，四者又是相辅相成、互为因果的现代文明的总体。就时代而论，生态文明则是继农耕文明、工业文明之后的一个新的文明时代的概念。这种文明，既是建立在物质、政治、精神文明的基础上，而又处于这一基础的主导位置，它要求把生态文明理念与道德准则贯穿于经济、社会、人文、民生和资源、环境等各个领域，发挥导向、驱动作用，使所有的发展都逐渐“生态化”，体现生态文明理念的要求――新的文明时代特点。
值得注意的是，目前不少人对生态文明有认识误区，认为生态文明只是一项建设任务，还没有将其提到时代的高度，作为人类社会发展的一次伟大的革命性转折来看待。人类社会已经开始步入生态文明时代，如果自己的思想和行动仍然停留在工业文明阶段，不向生态文明迈出新的步伐，那就是时代的落伍者，迟早会被时代所淘汰。可惜，目前我国这种人还占了一个相当的数量。这是需要着力解决的一个大问题。看来很有必要加强对生态文明这一重大课题的研究。通过研究、探索，从理论和实践的结合上，真正搞清楚生态文明的本质、特征、内涵及生态文明建设的重大现实和深远意义，结合树立和落实科学发展观，解决好科学、文明、理性发展的问题，不失时机地把生态文明建设推进、实施好。
记者：多年来，您围绕着树立和落实科学发展观，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发展与环境双赢、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这个总目标，探索研究提出了一系列富有新意的生态文明思想、理念和见解。请您给我们介绍一下：
姜春云：概括地说，必须牢固树立以下生态文明、可持续发展新理念：
一是生态基础论。“良好自然生态是人类一切文明的基础。”必须承认，人类是大自然的一员，自诞生以来，无论远古时代、农耕文明时代还是工业文明时代，之所以能够繁衍、生存，经济社会之所以能够发展，都是有赖于大自然的恩施和生态体系的支撑。“因自然生态兴而兴，也因自然生态衰而衰”，这是人类历史演变的一条规律。古文明的兴衰存亡是如此，现代文明的消长变幻亦不例外。
二是环境价值论。人类的生存与发展环境（包括有机无机、物质和精神的），有无价值，价值几何？这是一个至今认识不一致、不少人存在片面和错误认识的问题。在有些人看来，自然环境是没有价值的，可以掠夺、无偿为我所用。我认为，构成自然环境的一切因素，都是不可或缺的，不但有价值，而且有特殊极高的价值。对人类生存与发展而言，自然生态犹如皮与毛的关系，“皮（环境）之不存，毛将焉附？！”而且社会上的人财物等生产要素，总是像“人往高处走、水往低处流”一样，流向生态环境好的地方，呈现了“洼地效应”。所以，“保护和优化生态环境就是保护和发展生产力，破坏生态环境就是破坏生产力。”
三是资源有限论。时至今日，自然资源究竟是有限还是无限的？这个问题在许多人中间并没有真正认清、解决。有些人总认为，我国地大物博，自然资源“取之不尽、用之不竭”，可以“有水快流”、“吃肥丢瘦”，靠拼资源加快经济增长速度，以致资源过度开发、浪费严重、高耗低效、污染环境等不良现象屡禁不止。这种认识和行为，既有悖于我国的基本国情，又有悖于生态文明理念。应当说，我国幅员辽阔、资源总量相当可观，但人口多的国情，决定了我国是典型的“人均资源匮乏国家”。我们所有的人，都应当特别珍惜资源，保护资源，高效利用、节约资源，任何高耗、浪费、毁坏自然资源的行为，都是对国家、民族和子孙后代不负责任，说白了是一种犯罪行为。
四是同步双赢论。发展与环境能否同步、双赢？这是一个长期有争议、至今仍未完全解决的问题。有些人认为西方国家“先污染后治理、先破坏后补偿”的发展路子是不可逾越的定律，中国也不例外。这是导致一些地方“重增长、轻环保”、“重当前、轻长远”，不惜以牺牲生态环境为代价追求经济快速增长，造成环境欠债急剧升高的重要原因。必须指出，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是一对矛盾，但并不是绝对的，二者既对立又统一，实现发展与环境统筹兼顾、同步双赢是可能的，关键在于转变传统发展方式，代之以较小的生态环境代价换取较大的经济社会效益，又以较高的投入保护和优化生态环境，从而步入发展与环境的良性循环。国内外的实践都证明，这既是必要的，也是可能的，要害在于走新型工业化道路。
五是欠债偿还论。全球和我国的生态环境恶化到了今天的状况，其深层次根源，是长期以来对自然资源的掠夺式开发，过度索取，补偿不足，欠下了巨额生态赤字。据《世界自然基金会2006年地球生态报告》称，2003年全球人均足迹量（自然资源消耗量）为2.23地球公顷，人均生态容量为1.78地球公顷，人均生态赤字为0.45地球公顷。中国的人均生态足迹为1.6地球公顷，人均生态容量为0.8地球公顷，人均生态赤字为0.8地球公顷，高于全球平均水平近一倍。据专家测算，仅“十五”期间，我国生态环境欠债就达5万亿元左右（尚不包括主要生态系统生物多样性的潜在价值）。实践证明，偿还生态欠债势在必行，早偿还早主动、晚了则事倍功半，要花更大的投入、代价。英国泰晤士河的污染治理（据介绍，花掉600亿美元，耗时120年，还死亡了几万人）、日本琵琶湖的污染治理，我国的巢湖、太湖、滇池的污染治理，都充分说明了这一点。
六是生命要素论。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持续快速增长，人民的物质生活水平大幅度提高，绝大多数人解决了温饱，一部分人富裕起来。目前人们普遍关注的是生态退化、环境污染，以及由此所带来的生活质量、生命质量问题。“在解决了温饱问题之后，生态环境就成为人们生活和生命质量的第一要素。”因此，根治环境、保护生态，让城乡人民喝上洁净的水、呼吸清新的空气、吃绿色无公害食品，不仅是一个重大经济社会问题，而且是关系人民生活与生命质量的重大民生工程。
七是道德公正论。一个国家、一个民族、一个地区的生态文明水平的高低，本质上反映的是公民的生态道德文化水准。我国目前的生态环境状况，恰好是各级各行各业和人民群众生态道德文化水准的写照。随着党的生态文明理念和国家可持续发展战略的宣传、实施，人们的环保意识和生态道德观念明显提高，但生态文明道德文化还远没有在全体公民中间普及、扎根，相当一部分人的生态环保文化知识还处于“文盲半文盲”状态，道德水准低下，不能正确对待生态环境。这是一个亟须解决的大问题。人类生态道德的核心是：人、生物和自然界都是有价值有生存权利的；破坏自然生态的行为，会损害他人和其他生物的权利；要关心人，尊重生命，呵护自然。而公平与和谐，则是生态道德的本质、要义。这涉及人际公正、代际公正、国际公正，以及人与自然之间的公正。长期以来，生态环境出现问题，都与人们生态道德上的不公正密切相关。治理生态环境，必须狠抓生态道德文化建设。应当通过宣传、教育、政策、法制等多种渠道和方式，引导规范人们在生态道德上真正做到公正、公道、公平，平等、公正地对待他人、子孙后代和自然界的一切生物。
八是休养生息论。休养生息是自然界和经济社会领域的一种普适原理。鉴于我国自然生态脆弱、疲惫的现状，很需要给予必要的休养、康复的时间、空间和条件。实践证明，这是扭转生态环境恶化最便捷、最有效的途径。多年来，我国实行的封山育林、退耕还林、退牧还草、封沙育草、休牧、休渔、休猎等措施，均收到了良好效果。目前，我国自然生态的休养生息尚未全面普及。从落实可持续发展战略考虑，很有必要加大自然生态休养生息力度，加快推行步伐。
记者：近年来，党和国家十分重视生态文明建设在实践中的推进问题，相继制定了《21世纪议程》、《全国生态环境保护纲要》、《关于落实科学发展观加强环境保护的决定》、《中国应对气候变化国家方案》等一系列文件，得到了全社会的认同和支持。请您谈一谈在实际工作中，如何有效推进我国生态文明建设和可持续发展战略的实施？
姜春云：我认为必须从思想观念、发展方式、法规法制、政绩考评、加强领导等多个环节采取措施，综合应对，多打“组合拳”。从领导角度考虑，重中之重是以下五点。
第一，切实转换发展理念。思想理念是行动的先导。俗话说，“成也理念，败也理念”，“一念之差，天上地下”，“理念一变天地宽”。有什么样的发展理念，必然会有什么样的发展方式和效果。党中央确立的科学发展观，是马克思主义发展理论的重大发展，是对人与自然、发展与环境资源关系认识的深化和飞跃。科学发展观深刻揭示了经济社会发展与资源环境之间的客观规律，对发展的核心、要义、内涵及其相互关系作了科学界定和统筹联结，故一经实践便会产生出人意料的良好效果。
然而，时至今日仍有一些地方和行业的领导者，存在种种不符合生态文明的思想理念、工作思路和做法，还在沿袭传统工业化的老路子，靠拼资源拼环境换取眼前的经济利益，以致环境“边治理、边破坏”、“好转与恶化并存”和“局部好转、整体恶化”的局面迟迟得不到根本转变。
事实表明，要真正破解生态、环境恶化痼疾，步入发展与环境双赢的良性循环，关键在于深入学习实践科学发展观，检查克服种种与“以人为本、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要求相悖的思想、理念、观点，澄清模糊认识，把认识和行动真正统一到科学发展观和生态文明理念上来。若只是在口头上讲科学发展、生态文明，实际上仍然按旧观念、旧思路、旧章法行事，那么，又好又快发展、可持续发展只能是一句空话。
第二，加紧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党的十七大提出要转变发展方式，意义重大而深远。长期以来实行的以“高投入、高消耗、高排放、低效益”为主要特征的粗放型经济增长方式，是导致生态退化、环境恶化、发展不可持续的根本原因。要真正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发展与环境双赢，必须加紧转变发展方式，推行以“低投入、低消耗、低排放、高效益”为主要特征的集约型发展方式。实践证明，哪里率先转变了经济发展方式，那里的经济发展就充满生机活力，取得转型升级、又好又快发展的良好效果。
浙江是经济外向度高的省份，受国际金融危机冲击的影响，一度企业订单锐减，出口下滑，产品滞销，资金紧张，利润减少。面对困难，浙江省的同志认为，“困境中突围的唯一出路，就是坚定不移地转型升级。”为此，2008年起实施千亿产业提升工程，五年计划投资1238亿元，重点实施一批推动产业结构优化升级和发展方式转变的重大项目，加快形成技术先进、特色鲜明的现代产业体系。2009年，浙江产业结构调整已初见成效。第一产业呈现稳固发展势头，占GDP总量的5%，第二产业占GDP的比重有所下降，为52%，第三产业明显提升，同比新增两个百分点。单位生产总值能耗下降5.6%，化学需氧量排放量下降4.6%，二氧化硫排放量下降5.3%。今年1月份，全省财政一般预算总收入同比增长24.1%，进出口总额同比增长26.1%，银行存款余额同比增长24.4%。所有这些，都是转变发展方式获得的。
第三，完善政绩考评标准、办法。政绩考核标准和办法，对各级领导来说，是“硬杠杆”、“指挥棒”。实行符合科学发展观要求和生态文明理念的政绩考评标准、办法，对于正确处理发展与环境的关系，实现又好又快发展、可持续发展，具有关键性作用。
长期以来实行的以GDP为主要政绩考核标准和办法，对促进经济快速增长起到了重要作用，但其不核算为经济增长付出的资源、环境代价所导致的不良后果，也是显而易见的。近些年国家有关部门在部分省区市探索、试点的绿色GDP核算、考核标准和办法，是一项意义重大的改革和创新，收到良好效果。
实践证明，实行绿色GDP核算和考评，既有利于提高经济增长质量，降低能耗物耗，又为环境保护提供了一种全程预防与治理的新模式，能够促使领导者致力于追求经济发展、环境优化、社会进步、人民幸福的政绩，致力于经济社会与生态环境协调发展，把科学发展观落到实处。
第四，强化法规法制。法规法制是保护生态、资源、环境的利器。我国的生态、资源、环境保护，论成就有法制的一份重要贡献；讲问题，亦有法制“缺失”、“不作为”所不可推卸的责任。实施可持续发展战略、建设生态文明，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必须完善法律法规，严格依法办事，充分发挥法制的利器作用。从目前我国的实际状况看，无论是立法还是执法工作，都需要加大力度，解决一些亟须解决的问题。一方面，应当修订、完善某些环保法律法规，切实解决法律法规“空白”、“失当”、“乏力”、“操作性差”等问题。对现有法律法规应当进行检查、清理，该修订的修订，该补充的补充，该强化的强化，该废止的废止。另一方面，应当进一步强化执法工作，解决有法不依、执法不严、违法不究和“不作为”、“乱作为”的问题，使环保法制能够真正成为遏制和扭转生态环境恶化、确保经济社会与生态环境协调发展的“法宝”。
第五，加强领导。建设生态文明是一场深刻的革命，牵动改革发展全局，很需要党和政府加强领导。无论是转换思想观念、转变发展方式、经济转型升级，还是根治环境恶化、完善民生保障、突破种种难题，都必须在党政统一领导下，科学规划，科学决策，并组织力量实施，才能奏效。各级党政有必要把建设生态文明作为一项战略任务，列入议事日程，由主要领导同志亲自抓，定期讨论，总结检查，交流经验，具体指导。这是具有决定意义的环节，也是有待强化的环节。
金融危机、环境危机是全球面临的两大威胁和挑战。经过各国近一两年的努力，国际金融危机正在逐步缓解，经济开始出现复苏势头。而环境危机，则“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破解之难度要大得多，需要坚持不懈、作长期的努力。我们应该下更大的功夫，研究如何推进生态文明建设和可持续发展战略的实施，在化解环境危机这个关系人类生存与发展的重大问题上，取得突破性进展，做出更大的贡献。如果说20世纪是全球创造工业文明的时代，那么，21世纪应当是人类创建生态文明的时代。
来源： 《中共中央党校学报》２０１０年第４期
【作者：本刊记者 许冬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