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学者都知道“刘易斯拐点”，即劳动力由过剩转向短缺的转折点。“刘易斯拐点”由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美国经济学家阿瑟·刘易斯在人口流动模型中提出。在发展中国家，随着“刘易斯拐点”出现，农村富余劳动力逐渐减少直至枯竭，工资会明显上涨，从而导致整个经济的劳动力成本上升。识别“刘易斯拐点”，对主动调整经济和社会政策，引导经济转型和社会转型具有重大意义。
中国是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人口总量占全球人口的五分之一强。在全球经济一体化的背景下，全球制造业梯度转移进程中有没有“中国拐点”呢？
全球一般制造业一直是梯度转移的。在中国进入全球制造业梯度转移历程之前，全球一般制造业的格局是少数人为多数人搞制造；中国加入全球一般制造业梯度转移之后，全球一般制造业出现了“中国拐点”——由少数人为多数人搞制造转变为多数人为少数人搞制造了。
在全球一般制造业出现“中国拐点”之前，一般制造业100元GDP转化为国民收入70元，在工业化中后期基本可完成城市化，即85%以上的农民转化为市民，社保、医疗、教育、生态等现代化水平都接近发达国家水平。可是，“中国拐点”出现之后，一般制造业100元GDP转化为国民收入只有35－40元了，因此，我国“出口导向”工业化搞了快30年了，已经进入工业化中后期了，但有户籍的农民数量还有9.4亿，比30年前还多出2亿多，社保、教育、医疗、生态等现代化水平远远落后于亚洲“四小龙”及更早实现现代化的国家和地区，即城市化大大落后于工业化。
这就是制造业全球梯度转移进程中的“中国拐点”出现之后的重大改变——发展中国家依靠“出口导向”工业化实现城市化、现代化的发展道路走不通了。
中国有没有“刘易斯拐点”？什么时候出现“刘易斯拐点”？这是中国经济学家乃至全球经济学家们特别关注和经常追问的问题。按照“刘易斯拐点”论，中国搞了前后两个30年的工业化，平均年增长速度9%以上，早应该出现了“刘易斯拐点”，可经济学家们并没有看到中国“刘易斯拐点”如期出现。
中国何时出现“刘易斯拐点”？这对全球经济学家们可能是极大的挑战。
在笔者看来，中国“刘易斯拐点”让全球经济学家们捉摸不定，是因为全球一般制造业梯度转移进程中出现了“中国拐点”。全球一般制造业中“中国拐点”的出现——少数人为多数人搞制造逆转为多数人为少数人搞制造，导致中国工业化进程中的劳动力报酬大大低于亚洲“四小龙”之前的所有国家和地区，农民转化为市民的速度大大延后，城市化大大落后于工业化，进而导致内需不振，产业升级缺乏内在动力。中国现代化陷入了“劳动力比较优势”和“出口导向工业化”的陷阱。
全球制造业的“中国拐点”出现之后，发展中国家依靠“出口导向”工业化战略并不必然带来同步的农民市民化和产业升级化，这可能是“刘易斯拐点”论的时代局限性。“中国拐点”出现后，不仅“刘易斯拐点”论要修正，第三世界国家的现代化道路也要重新思考和探索。
在全球化背景下，不仅全球一般制造业梯度转移进程中存在“中国拐点”， 在商品贸易、金融衍生品交易、货币储备和汇率变动、人才和技术流动、移民和劳动力进出、文化和制度输出和输入等等，都可能存在“中国拐点”。
对不同领域的“中国拐点”识别，其意义都非同小可。
如：对全球商品供求格局的“中国拐点”的识别，就可抓住全球贸易的本质。从前，中国出口铁矿石，世界铁矿石市场供大于求；中国出口石油天然气，世界石油天然气市场供大于求；中国出口大豆，世界大豆市场供大于求……总之，中国出口什么，什么就便宜。现在，中国进口铁矿石，世界铁矿石“供不应求”；中国进口石油天然气，世界石油天然气“供不应求”；中国进口大豆，世界大豆“供不应求”……总之，中国进口什么，什么就贵。
世界市场的任何一种商品，只要中国出口，会出现“中国拐点”——供过于求；只要中国进口，也会出现“中国拐点”——“供不应求”。这就是全球贸易的本质特征之一。
在全球范围内，任何一方面的“中国拐点”的出现，都会导致世界在某一方面的格局发生转折性改变。识别“中国拐点”，不仅对中国制定国家发展战略有重要意义，对世界所有国家都有战略意义。
如同“刘易斯拐点”一样，“中国拐点”战略意义重大。
首先，“中国拐点”对发展中国家选择发展道路有重大战略意义。在“中国拐点”出现后，所有发展中国家几乎都不再可能靠学亚洲“四小龙”之前的发达国家和地区的“出口导向工业化”道路实现城市化和现代化，必须探索有别于亚洲“四小龙”之前所有国家和地区的现代化新道路。
其次，“中国拐点”对制定对外贸易战略有重大意义。日本65%以上的农产品依赖从中国进口，但定价权在日本，日本人吃中国很便宜的农产品。中国人进口日本很少的农产品，定价权在日本，中国人吃日本农产品很贵。几乎同等质量的大米，中国出口日本3元/斤，日本出口中国100元/斤。中国60%以上的大豆、铁矿石需要进口，大豆、铁矿石定价权在他国的手上；很多国家60%以上的稀土、日用品从中国进口，但定价权同样在他国手上。
为什么会这样？
根本原因在于中国只重视“数量增长”战略，没有追求市场份额收益和定价权（价格增长）收益统一的贸易战略。而美国、欧洲、日本等发达国家高度敏感“中国拐点”，在追求市场份额收益的同时，高度重视对“中国拐点”出现后的定价权收益的追求。中国是一个发展中的大国，如果有“中国拐点”意识，扬长避短，在积极追求市场份额收益的同时，主动追求定价权收益最大化，是完全可以在全球化条件下获得较一般国家更多的收益的。
第三，“中国拐点”对制定外交战略有重大意义。
“中国拐点”是客观存在的。发达国家的现代化道路既不适合中国，也同样不适合其他第三世界国家。中国探索有自己特色的社会主义现代化道路，也必将为第三世界所借鉴。全球制造业梯度转移过程中的“中国拐点”出现之后，发展中国家走“出口导向”工业化道路是对发达国家有利的，对发展中国家自身是不利的。
全球发展中国家有共同的利害，中国应该联合印度、巴西等发展中大国，将“中国拐点”升级为“中印巴”拐点，发展第三世界理论，巩固和扩大第三世界合作，共同寻找和主导第三世界国家实现现代化的道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