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几乎是一部对现在的人没有任何特别吸引力的电影，我们也想象不出拍摄这样一部电影到底是为了给哪个年龄段或哪个层次的人看；无论站在任何一种立场上的人，都有足够的理由表达自己对这部电影的不满，特别是当直升机缓缓在天空上游动，直升机下悬吊着的列宁塑像用他锐利的目光直逼人群，并用一只手指向惊愕不已的克里斯蒂娜时，大家或如同还未从昏迷中完全苏醒过来的克里斯蒂娜一样，觉得这个世界真的发生了某种原先完全无法想象的变化；或就如大街上匆匆而过的路人一样，对空中那渐渐远去了的列宁同志连看都懒得去看一眼，似乎一切早就应该如此或早就习以为常。

问题只在那种情绪性的感染，那种当梦想中的一切成为现实时的怅然所失和让老人们无所措手足的时代氛围。

这本是一个很简单的故事：1989年前的东德，一切看起来都很平静、很安宁，人们在无所期盼中过着简单的生活；1978年8月26日，东德的第一位宇航员辛格姆·亚恩在人们的欢呼声中英雄般地凯旋归来，年幼的亚历山大自幼的梦想就是要成为他那样一个人物。

亚历山大的母亲就是我们前面提到的克里斯蒂娜，她的丈夫叛逃西德后，她欺骗自己的孩子说，那是因为他经受不住西德一个女间谍的诱惑。自那以后，她就“把自己嫁给了社会主义祖国”，全身心投入党的教育事业，教孩子们天天歌唱祖国：“绿草茵茵，田谷摇摇，天空飞鸟，地上兽跑”。于是，她也就成为了教育战线上的一位模范人物，受到昂纳克等领导人物的接见。

一切都在1989年10月7号那天发生了根本性的改变。

这一天，民主德国庆祝自己的40岁生日，盛大的阅兵，整齐划一；群众游行，载歌载舞。晚上，忽然有几百人上街游行，打出的口号是“取消界线，自由通行”、“开放新闻，反对暴力”。克里斯蒂娜在出租车上目睹了这一切，更让她吃惊的是她的儿子竟然也出现在游行队伍中，而且受到警察的暴打，并被关进监狱。她当场昏厥了过去，心肌梗塞，医生说活不了多久了。

然而她活了下来，不仅活了下来，而且在儿子的精心照料（西方电影中很少有过这样的孝子，可见他的“孝”还是来自于社会主义制度的精心培养）下，还终于苏醒了过来。

克里斯蒂娜从昏厥到苏醒，过去了8个月；在这期间，昂纳柯下台了，柏林墙倒塌了；与酒吧里的裸舞、狂欢，电视里巨大的乳房和可口可乐的广告牌一起涌入东德的，还有原来的电视台的关门、大量的失业、姐姐放弃学业去卖汉堡王、马克的贬值、兑换、作废以及空空荡荡、等着那边来援助的商店。

“一切信仰都随风而去了”，“人人都在堕落”，“这是一个一切都不确定但又似乎富有希望的时代”，这就是电影中从几个人口中说出的台词。

克里斯蒂娜苏醒后回到家的第一句话是：“这儿真的什么也没变吗？”

医生告诉亚历山大，你的母亲再也经受不住任何刺激了，所以不能让她知道这8个月来所发生的一切。一切的一切都必须与她昏厥前一模一样，包括电视节目、窗外所可能看到的一切，前来探视以及为她祝寿的人的话语方式，孩子们所唱的歌，人们的衣着习惯、生活方式，她所喜爱的那种早就消失了的腌黄瓜等。

要现在的人说出“共青团支部书记”、“建设美好未来”、“祖国万岁”这些过去说惯了的话竟如此之难，可见话是要人说的，人不说了，话也就消失了。

但反过来看，被过去那种话语方式塑造而成的思维定势又是如此之顽强：亚历山大以及所有的来人都必须不断告诉克里斯蒂娜：看到西德的广告了吗？看到西德的商品了吗？看得那么多西德的人了吗？都是那边的人活不下去跑过来的；就连可口可乐也是东德自己的发明；资本主义竞争激烈，大多数人都无法忍受，现在的西德人都向往这边的生活。

如何能让生活中的母亲避开喧嚣的今天而继续生活在宁静的昨天，这就是亚历山大及其同伙们一直在努力的一项工作，他们要把柏林墙建筑在母亲内心，使她继续生活在自己的幻想（一位老同事用的是“理想”）之中，因为只有在幻想中，儿童们才继续向她唱“绿草茵茵，田谷摇摇，天空飞鸟，地上兽跑”；每晚7点30分，正点开播的“时事新闻”中播音员才用标准腔调歌颂伟大祖国的辉煌成就；而亚历山大他们也只有通过录像带中的“时事新闻”，才能学会那种腔调，那种语言，那种表情。

亚历山大说，看来适应母亲的思维习惯并不难，因为那套语言还活在录像带里，因为母亲也还依旧生活在自己内心的柏林墙中。

在一个宁静的傍晚，当年的宇航英雄辛格姆·亚恩现在是一名出租车司机，亚历山大求他扮演新上台的党的领导人，在电视上发表了一通意味深长的讲话：当我在外空遥看我们这个蓝色的星球时，就会想到这样一个问题：这样一个星球上的人的人性如何？他们有什么理想？实现了多少？在外星，人的想法会有很大的不同，我们为什么就不能言归于好，开放边界，重新合为一家呢？于是，我决定开放柏林墙，让大家自由往来。

“一切都背叛了我们，出卖了我们”，这里指的是所有的人，包括那些少年儿童、老同事、老街坊、辛格姆·亚恩，当然也包括克里斯蒂娜和亚历山大。

克里斯蒂娜给自己的儿女们说了当初的实情：父亲叛逃与女间谍无关，她当初也想走，由于子女不好解决，只好留了下来；多年来父亲不断来信，她都藏了起来，怕子女们看到，现在，她想说出实情，希望孩子们谅解她，而她最后的希望就是再见他们的父亲一面。

于是，辛格姆·亚恩开着出租车拉着亚历山大穿越柏林墙找到了他的父亲，于是，他的父亲手捧一束鲜花走进病房，与弥留之际的母亲见面。

看来爱是化解心中的柏林墙的最好武器。

电影始终以亚历山大自述的口气贯穿全片。他说，不让母亲知道真相是对的，因为这样她会死得安详。

这是一句大实话。对一切即将离开这个世界的人来说，也许最好的安慰也就是安详。

“西边的风总是让我想起东部的妈妈，现在，妈妈已经和东德连在了一起，一想起妈妈，就会想起消失了的东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