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王、八司马是唐朝的事。唐顺宗永贞年间,王叔文执政,针对宦官弄权和藩镇割据,他采取了一些革新措施,颇得民心。但革新只进行了146天,随着顺宗逊位,王叔文集团便垮台了。为首的二王:王叔文赐死,王 遭贬后亦中风死去。麾下的八名干将:韦执谊、柳宗元等,统统被贬至边远地区,担任州司马。史称“二王、八司马事件”。1957-1958年发生在中办秘书室整风“反右”中的事件,恰巧牵涉到了八名科级干部,而支持八人的领导又恰恰是二人,毛泽东就把他们比喻为“二王、八司马”,说:“想不到我的身边也发生了新的‘八司马事件’。”
对中南海的“二王、八司马事件” (又称“黑旗事件”),“文革”前后有着绝然不同的话语。“文革”前,“八司马”被树为正面典型,中直机关党委被称为“扶右反左、插黑旗”。毛泽东不止一次地谈到这事,告诫大家要从中吸取教训。“文革”后,1979年10月中共中央办公厅为事件中被打成右派的何载、王文等人彻底平反,对此事件的叙述,也有了180度的转变。由于“八司马”中的戚本禹,是中央文革小组的成员,“八司马事件”遂被描述为以戚本禹为首的造反派攻击中直党委和中办领导。
50多年过去了,这究竟是怎样的一个事件?笔者阅读了叙述此事的不同版本,也采访过有关当事人,很想作一客观的记述。但正如林克所说:“整个事件的经过是颇为复杂的”,局外人要想把事情说准确,恐怕也难。好在不少当事人还健在,抛砖引玉,如能引起大家反思的兴趣,也就不胜欣慰了。
中秘室的大鸣大放
1957年2月,毛泽东在最高国务会议上发表重要讲话,决心发动整风。4月27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整风运动的指示》,5月初,全国各地陆续开始了大鸣大放。
中秘室的整风是5月4日启动的。对于身边的中秘室,整风一开始,毛泽东就很注意,“他说,要把秘书室做个点,摸摸如何进行整风,党风中存在什么问题,有些什么解决问题的经验”。和其他地方一样,中秘室的整风,开始也比较沉闷。但万马齐喑并不表示港湾平静,激流在暗中涌动,矛盾集中在主持工作的副主任何载身上。容全堂说,是何载对年轻干部要求严、批评多,所以结下了思想疙瘩。其实,事情不一定是这样,在任何一个单位,矛盾总是会集中到管事人身上的。有一件事,激化了中秘室的矛盾,也打破了中秘室的平静。据说,何载向中办汇报,说中秘室的人对秘书室的整风没兴趣,感兴趣的是社会上的整风。此事,容全堂说子虚乌有,林克却言之凿凿,并认为这是何载企图转移视线。整风会上此事揭露出来,群情哗然,纷纷给何载写大字报,中秘室的鸣放由此展开了。
关于大字报的内容,容全堂和林克总结得大体一致。据戚本禹回忆,他曾对何载提出如下批评:
一、对群众疾苦漠不关心。50年代,有的失业工人或遭打击迫害的群众,衣食无着几欲自杀,他们来访求见领导,我们反映上去,何载和中办领导从来不见。杨家岭一位姓杨的老农,怀念延安生活,几次来访希望见见领导,毛泽东都见了一次,何载和中办领导却不见。
二、棘手问题绕道避开。有一次,一批参加革命很早的老大姐来反映军内一些高级干部生活腐化、厌弃糟糠的问题,我们认为如此高级干部的问题,不宜由我们处理,领导应该出面。可何载和中办领导根本不理,最后还是主席批示军委处理。
三、何载思想右倾,苏共二十大后公开吹捧赫鲁晓夫,说赫发展了马列主义,到处宣扬赫的秘密报告。林希翎在北大演讲,何载派王文参加,林得意地说中办支持她。那次演讲,毛泽东也让林克去了,林克回来汇报后,毛泽东说:“林希翎是右派。”
要命的是第三条。林克也讲到此事,说法略有不同:“在反右派运动中,何载、王文(秘书室党支部书记)接见了人民大学学生林希翎。林希翎翻案,何载、王文对其表示同情和支持。林希翎如获至宝,回人民大学后,气焰更嚣张,便把何、王同她的谈话公之于众,在人民大学掀起轩然大波。何、王闻讯后,便悄悄去人民大学看了这张大字报。但何、王二人回机关后,却对秘书室整风领导小组和全体工作人员秘不宣布。”(林文)
戚和林说的是两件事还是一件事,有待考证,但何、王的致命伤是支持林希翎,殆无可疑。容全堂说:“戚本禹等人以‘拖观点’的方式对王文进行批斗,王文如实谈了对林希翎的看法”,“他的发言被篡改为反动言论,变成被大字报批判的材料,也成为后来定王文右派分子的依据。”
此时的中秘室,“大鸣大放一浪高过一浪……大字报铺天盖地诬陷何载是‘野心家’,‘阶级异己分子’、‘政治扒手’……还多次召开对何载、王文的批斗会,会上居然出现过推搡、打人等现象。更为严重的是还发生了几起查抄事件。”
面对这种形势,何载请示杨尚昆怎么办,杨答复:“认真听取意见,虚心接受。”从六月下旬开始,何载专事写反省材料。作为中秘室主任和整风领导小组组长,他已经难以正常地开展工作了。
扑朔迷离的中秘室“反右”
1957年6月8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这是为什么?》,全国展开了轰轰烈烈的“反右派”运动,中秘室自不例外。但是,在中秘室谁是右派,却发生了激烈的争论。
容全堂说:“1957年整风期间,社会上有人因写大字报进行大鸣大放,在‘反右’斗争中被定为‘右派分子’。而在中秘室,则是戚本禹、林克等人写大字报开展大鸣大放,把其他同志定为‘右派分子’。”(容文)如果从最后的结局来看,容的说法无疑是事实,但在1957年时,情况却不是这样。
“反右”运动中,右派分子是要由党组织来定的,定右派的一个重要标准是对党的领导的态度,即对各级党组织是支持(听党的话),还是反对(提意见)。在中秘室,容全堂讲,支持党组织的是一部分“从各地、各部门选拔的经历过革命战争年代的老同志”,而林克、戚本禹等“从高等院校选调的青年学生”,却是反对党组织的。由于“中直党委、中办、中南海党总支对(林、戚等人)这些行为持反对态度,戚本禹、林克等人就喊出:‘踢开支部、总支、中直党委和中央办公厅闹革命’口号”(容文)。显而易见,尽管林克等人在大字报上说何载是右派,但定谁是右派却不是林克他们所能左右的。据杨尚昆回忆,中直党委对何载问题的定性是:“问题严重,内部性质,批深批透,治病救人。”1957年何载没有定为右派。
相反的,戚本禹却这样回忆:
“六月份全国开始反右,中直机关党委欲将八个整风运动中的积极分子林克、李公绰、吕澄、朱固、沈栋年、马芷荪、王象乾和我,整成反党右派,说我们给领导提意见是向党进攻。支持我们的领导干部田家英和彭达璋也遭到连累,彭达璋已决定调出。我们不服,认为真正的右派不是我们,而是何载、王文,双方展开了激烈的辩论。”
定八个人为反党右派,符合“反右”的形势。在1957年,给任何一个支部提意见,都被视为向党进攻,都可定为右派,何况是把矛头指向中直党委。据林克讲, 何载曾秘密写了《建议书》,建议定他们反党。杨尚昆还讲到这样一件事:“(戚本禹)曾和刘华峰(中直机关党委书记)或中直党委的什么人吵过一架,态度很坏,为此曾三(中直机关党委书记)讲过他主张开除戚本禹的党籍。”(苏文)种种迹象表明,党委欲定八人为反党,似非空穴来风。
但中秘室毕竟不是一般机关,工作人员都经过严格的审查,政治上很可靠。所以在1957年,何载没有打成右派,“八司马”也没打成右派,“四平八稳”的杨尚昆书记说:“中直机关在右派定案工作中还是比较谨慎的。”(苏文)
1957年9月,“反右”告一段落,何载下放十三陵水库劳动,中办派王刚接替何载主持中秘室工作。
“双反”运动和“整风补课”
1958年3月3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反浪费、反保守的指示》,全国又掀起“双反”运动的高潮。“双反”,很自然地和整风运动联系起来,当时叫“整风补课”。在全国,不少右派就是“整风补课”时补进去的。
王刚接手中秘室工作后,中秘室关于谁是右派的辩论仍在持续:一方面是八个科级干部见何载下放,认为斗争取得成绩,继续写大字报;另一方面是一些老同志在党委支持下反击向党进攻的人。此时发生了一件事:
“据说,刘少奇同志看到中南海四处贴着大字报,便找中秘室的整风小组同志谈话,明确指出:在中南海张贴大字报影响不好。”
“中直机关党委看到少奇同志出面过问此事,从领导整风运动的角度考虑,经党委书记杨尚昆同意,以机关党委的名义向中办秘书室派出刘华峰、晓岚(中直机关人事处长)为正、副组长的工作组。”(容文)
戚本禹讲:“正是这个工作组,在中直党委的支持下,把我们八个青年打成反党小集团。从三月到四月,两个月的时间,他们发动群众批判我们,大会、小会残酷斗争。秘书室的同志都不敢跟我们接近了,我们成了比右派还要反动的反党分子。我知道这次批判的来头很大,因为在给我们定性之前,王光美那里一直退给我的文件,不退给我了。”
其实,反党小集团的头子不是戚本禹,是林克和李公绰。林克说,“双反”运动中的大字报就不是自由鸣放了,是王刚有组织写的。他们批判我们“不要党支部,不要党总支领导;不要中直党委,不要办公厅的领导;个人反右派,名义上是促进派,实质上是取消派,是马尔托夫”。他们从个人历史中抓问题,说李公绰做过日本人的通讯员,说1948年国民党平津大搜捕,许多党员被捕,林克却安然无恙,言下之意,林克是叛徒。王刚甚至以中直党委的名义整了一份林克的材料,托叶子龙交给了毛泽东。
那段时间的中秘室,林克说是“黑云压城城欲摧”。工作组甚至布置人盯梢,盯的对象是支持“八司马”的领导:田家英和彭达璋。
杨尚昆如是说:
“据说有人发现晓岚在盯田家英、戚本禹的梢,绘声绘色地说,几次在静谷(就是田家英住的地方)看见晓岚,于是质问晓岚为什么盯梢,晓岚就否认有这件事。”(苏文)
戚本禹这样回忆:
“为了监视我们,他们甚至从公安部门调人来。有个叫方世郁的,就是从青岛市公安局调来的,负责监视彭达璋。宣布我们是反党集团的那天,我去彭家,出来时方世郁从黑影里跳出来,扭送我到领导处。我抗议非法监视,晓岚也不敢承认是她安排的。”
菊香书屋会上,关于盯梢还有一段对话:
毛泽东:王刚同志,监视盯梢都是你布置的吧?
(王刚站起来说:没有监视盯梢之事)
毛:为什么人家田家你们要监视,几个人在一起吃汤圆,你们也要监视呢?一片白色恐怖。
(毛泽东又面向杨尚昆)尚昆同志,这些事你知道不知道?
杨:我不知道,主席提出来,值得我们注意,我还需要查一查。
毛:是应该好好查一查。
4月23日,何载又写了第二封《建议书》,托人转给王刚。到四月末,反党小集团的宣布已是箭在弦上,林克回忆:“当时我曾含着泪对妻子说,为了不牵连你和孩子,准备离婚,我准备去劳改、去坐牢。”(林文)恰在此时,毛泽东要身边的秘书打电话给林克,叫林立即去广州。
林克走后,反党小集团就宣布了,戚本禹说:“对我们的结论已经作好了。就在我们收拾行李准备去新疆劳动改造时,情况再次发生变化。在外地的毛泽东,从林克那里知道了我们的事,派徐业夫来中秘室抄大字报。知道主席关心,双方都沉寂下来,批斗会也停止了,大家都紧张地等待主席表态。”
毛泽东广州表态
1958年4月27日,林克飞抵广州。一位中南海党总支负责人说:“林克挨整过程中也没有剪发剃胡须,一副狼狈样子,一向关心身边工作人员的毛主席见了十分痛心,问他出了什么事,林克忍不住流泪向毛主席哭诉了他们受迫害的经过。”“毛主席听了林克的汇报,认为林克、戚本禹等人打的是红旗,不是黑旗。”(容文)好像毛泽东是在林克哭诉之后,才决定了自己的态度。
事实并非如此,据林克讲,毛泽东一见林克便明确表态:“有人就是要吃掉你,但是,他们吃不掉。”表态之后,才让林克汇报。汇报之后毛泽东就去参加中央工作会议了。那次会,邓小平、杨尚昆、田家英都在场,毛泽东当众表态:
“在我们这个社会里,阶级斗争是客观存在的。……你死我活,不可调和。”
“就在中南海……秘书室的负责人何载,还有支部书记叫王文,都很坏。他们都同情和支持林希翎,反对党的方针路线,他们是党内的右派。秘书室有一群年轻人, 敢想敢说,挺身而出,反对何载和王文。上边的党组织,中办总支和中直机关党委,不支持这些年轻人,反而支持何载和王文,打击这些年轻人……因此,出了个 ‘八司马’。这件事就发生在我身边,可见‘天子脚下’也不那么太平哪!……我提请注意这件事,并建议由总书记邓小平同志挂帅,组织力量,彻底查清,向党中央报告。”(林文)
关于广州表态,杨尚昆是这样回忆的:
“1958年4月,成都会议后毛泽东到了广州,就打电话叫我马上去他那里。第二天我一到广州,田家英就对我说,主席发现一个情况很生气,说你们中直党委整人。他说毛泽东可能要狠狠地骂我一顿,先给我打个招呼,思想上有个准备。他还声明绝不是他向毛泽东告的状。毛泽东把我找去谈话时,江青也在场。毛泽东说, 你这个中直党委书记是怎么当的?怎么搞秘密工作,使用党内不允许使用的盯梢手段。他还给我戴了一顶帽子,叫做‘扶右反左插黑旗’。江青在一旁煽风点火,说 ‘八司马’都是好同志,你们整他们,要作检讨,向他们承认错误。毛泽东要我和江青去找小平同志,把这件事说清楚。小平同志听了江青和我的汇报后说:‘江青同志,你不是有意见吗?你们两边口说无凭,江青,你写一份材料给我,尚昆,你们中直党委也写一份材料给我,我们回北京以后再解决。’小平同志实际上是把江青给挡回去了。”“春耦斋的会议结束以后,我们去向小平同志汇报,小平说,主席从广州回来以后没有再向他提起这件事,他也乐得不管了。”(苏文)
毛泽东没有再找邓小平,是因为他决定自己管了。5月1日毛泽东由广州飞武昌,是夜和林克彻底长谈。5月3日毛泽东回到北京,当天晚上便在卧室菊香书屋召开了由中秘室对立双方都参加的会议。
菊香书屋会议
参加菊香书屋会议的人,林克讲有:中直机关党委书记杨尚昆,副书记曾三、刘华峰,中直党委工作人员晓岚,原中办秘书室主任彭达璋,林克、李公绰等八人,王刚、阎草等人。戚本禹回忆,还有田家英、邓力群(中办研究室主任)和李东冶(中南海党总支书记)。戚说:
“开会之前,主席照例对一些不熟的人问一下情况。他先问李公绰,是哪里来的?什么学校毕业?然后问我。我有点不好意思,说:‘我没上过大学,是个中学生。’不料,主席竟高兴地说:‘我和你一样,也是中学生。师范毕业,还当过小学教员呢!’主席的话,一下子把我的紧张情绪解除了。”
“会议开始,主席让他们先讲,王刚等人不吭声,只有晓岚出来说话。她讲述了我们如何进行非组织活动,如何写大字报攻击党的领导等等。至于为什么定我们反党,她说:‘他们攻击中直党委,反对中央办公厅杨尚昆主任,这还不是反党吗?’主席说:‘吆!反对杨尚昆就是反党吗?’”
“轮到我们讲时,我知道他们在抓李公绰的把柄,李讲话不硬气,田家英、彭达璋又不便讲,于是就当仁不让地讲起来。我说我们是响应党的号召才给领导提意见的。秘书室和中办领导高高在上,不肯接见群众,就是官僚主义。肯接见群众的是彭达璋。田家英那么忙,可也接见过。彭、田却被说成是我们的后台。这时,田家英接过话头,说自己确实有官僚主义。彭达璋把方世郁盯梢的事说了,主席勃然大怒,说:‘把对付敌人的手段拿来对付人民群众,在中南海搞法西斯、贝利亚,决不允许。’说罢他用眼看杨尚昆,杨低头不话。”
“看到局面有些僵,邓力群出来打圆场。他先说把青年积极分子打成反党集团不对,话锋一转,又说青年人偏激,贴大字报,有点类似延安时代的轻骑队。他认为双方应各打五十大板,团结起来搞好整风‘反右’。主席当场反驳:‘青年人给领导提意见有什么错?如果给领导提意见就挨板子,那么先打我的板子好了,因为是我号召开展整风的’。受了批评,邓力群后来改变了观点,1964年我调《红旗》杂志社,时任副主编的他热情地说:当年‘八司马事件’,我说应该各打五十大板,挨了主席的批评,那是我错了。青年人响应党的号召参加整风,何错之有!”
会议最后,毛泽东讲了两个多小时的话,其要点如下:
“我的讲话也不顶事,在广州讲了,到北京就不灵。按兵不动,也就是消极对抗。”
“你们是两派,代表对立的两派,左派和右派,一派打的是红旗,一派打的是黑旗。我是站在左派一边,是支持左派、反对右派的,主张拔黑旗,插红旗。”
“谁叫王刚?(王刚站起来,主席看了看)久仰大名,你是一派的领袖,包庇右派,打击左派,干尽了坏事。上边还有人支持你,总支、中直党委都支持你嘛!不然你也兴不起那么大的风浪。你们的错误,不是一般性错误,而是方针路线的错误。你们继续执行了何载的路线,按照何载的《建议书》办事。”
“你们插的是什么旗?是红旗、灰旗还是黑旗?我看不是红旗,也不是灰旗,而是黑旗,道道地地的黑旗。”
“我的意见,今天立即召开秘书室全体工作人员大会,把我的意见传达下去,展开讨论,揭盖子。”(林文)
当晚八时多,秘书室召开全体人员大会,杨尚昆原原本本传达了毛泽东的讲话,大家立即展开讨论和揭发。不少人热泪盈眶、甚至痛哭失声,直至午夜仍不肯离去。
随后在春耦斋召开有中办各单位17级以上干部旁听的揭批大会。会议一连开了七、八天,“八司马”成了整风领导小组的领导,展开对对立面的批判、斗争。会议结束后,何载、王文等被打成右派分子,开除党籍,降级下放。王刚和曾三、刘华峰、李东冶等受到党纪处分。秘书室受到党纪处分和在鉴定中作思想右倾评语的人,占总人数的60%。这些人在此后几十年中都受到了不公正的待遇。
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何载等人的右派得到改正,恢复了党籍和原工资待遇,重新安排了工作。受到党纪处分和鉴定中定为思想右倾的同志,也都得到平反。所谓“二王、八司马事件”,至此算是落下了帷幕。
反 思
先后使两批人惊心动魄的“八司马事件”, 最终的结局却是“也无风雨也无晴”。此事值得深思。“八司马”在毛泽东支持下,把一些同志打成右派、右倾,当然不对,是极“左”;但是,因为年轻人给党组织提意见,甚至反对党组织的结论,就把他们打成反党集团,也不正确。阎草曾致信杨尚昆,要求为“黑旗事件”平反,中办领导几经研究,没有这么做,应该说处理是审慎的、稳妥的。为打成右派、右倾的同志平反,完全应该,但为事件平反,就意味着当年打反党集团是对的,这就有失公允了,尽管里边有个戚本禹。
容志堂说“黑旗事件”是“文革”的预演和试验,这话倒颇有道理。不单是黑旗事件,整个的“反右”斗争都和“文革”有着扯不断理还乱的关系。“文革”初起, 先是各级党组织把起来造反的学生打成“游鱼”、“扒手”、“假左派、真右派”,然后是毛泽东支持造反学生把“走资派”们打翻在地,“搅得周天寒彻”,其情其景和“八司马”事件何其相似!于今反思“文革”,“不管是干部、保守派、造反派还是逍遥派,都声称自己是这场持久运动的受害者”,说起来,这也是事实, “然而,大多数受到过不公正待遇的人也在某个时期不公正地对待过别人,这也是事实。”恰恰是后边这个事实,被反思“文革”的人有意识地忽略甚至忘却了。反思“八司马事件”,希望不要落入这种窠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