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基于以往的研究，作者在本文中进一步提出了以下命题：（1）中国的不平等很大程度上受到一些集体机制的影响，例如区域和单位；（2）传统中国的政治意识形态助长了以业绩为基础的不平等，业绩被认为能够促进民众的集体福利；（3）目前很多中国人认为不平等是经济发展的一种不可避免的后果。有鉴于此，作者认为，社会不平等的问题本身在当今中国不太可能造成政治和社会的不稳定。

关键词：不平等；中国；心态/意识形态；经济发展

作者：谢宇,密西根大学社会学系；E-mail：yuxie@isr.umich.edu

本文基于作者2009年4月10日在华中科技大学所作的讲演整理而成。参与稿件整理的有胡楠、於嘉、赖庆、穆峥、巫锡炜、宋曦、董慕达、彭利国、程思薇、陶涛和黄国英。

一、序论

首先解释一下这一标题——“认识中国的不平等”。“认识”一词在此的特别意义是指以理解为最终目的的知识，完全是为了知识而寻求知识。我并不想对中国的不平等做价值判断，也无意为中国政府或社会解决不平等问题出谋献策，作为一个学者，只是试图摆脱政治因素的干扰，理解中国的不平等。

中国现在正经历着一场划时代的社会变迁，其程度和意义堪与世界历史上其他最重大的变迁——如早期欧洲的文艺复兴、英国的工业革命——相提并论。而且，事实上，中国的这场变迁涉及范围之广、规模之大、人口之众、速度之快、影响之深，是人类历史上前所未有的。更有甚者，这个改变也是根本性的、不可逆的。作为当代社会科学工作者，我们是幸运的，因为我们有机会观察、记录、研究和理解中国正在发生的这些变化。

中国的巨大变化具体反映在哪些方面？概括而言，大致有如下几点。第一，经济发展。从速度上讲，中国的经济发展是十分迅速的。从制度方面讲，中国正经历着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型。第二，社会变化。社会主义的许多特征，比如城市居民由国家和单位安排住房和工作等，在今天的中国已经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第三，人口变化。尽管有些社会科学工作者还不够重视人口的变化，但近几十年来人口的变化是中国社会、经济发展的一个重要原因。死亡率从20世纪50年代开始迅速下降，生育率从20世纪70、80年代开始迅速下降，这两点变化对中国影响深远。第四，文化变化。这包括西方文化的侵蚀和中国传统文化的淡薄。文化并非一成不变，中国现在一方面受到西方文化的影响，另一方面其自身固有的传统也在发生改变。需要注意的是，不同群体的中国人具有不同的文化，不能一概而论。总之，上述这些变化都在影响着当今中国人的生活和工作，同时也影响着中国社会的不平等——这也是中国近年来巨大变化的一个方面。

首先，中国经济的产出在20世纪80年代以后迅速上升，实际平均增长率约为每年8%（中国统计年鉴，2000-2004）（参见图1）。如此大规模的、持续的、快速的经济发展是世界上前所未有的，它远远超过了美国历史上经济迅速发展的时期，即1860年至1930年，当时美国经济产出的实际平均增长率约为每年4%（参见Worth ，2009）。从比较的角度而言，中国现在的发展不仅比当时的美国快得多，而且中国目前的经济规模也比当时的美国要大。在经济发展的同时，在中国，社会不平等也有所增加。当然，衡量中国不平等程度的数据在学术上是存有争议的，如数据是否可信，是否具有可比性，是否有质量问题，等等。不过，尽管大家知道基尼系数有缺点，但学界通常还是用基尼系数来衡量不平等（Wu，2009）。图2给出的基尼系数的数据来自于中国的国家部门1，从图中可以看出，即使是官方的数据，也清晰地反映出不平等幅度的增长。其实，无论选用的是什么指标、什么数据，不可否认的是，中国的不平等在这段时期内确实是大幅度增加的。

我在此想要探讨的问题是，我们究竟应当如何来认识当代中国所出现的不平等问题。报界有些评论说，中国的不平等会影响中国政治和社会稳定。人们之所以对此非常关心，显然主要是出于对不平等可能会导致种种动荡的担忧。在这一问题上，更详细的讨论可参考吴晓刚（Wu，2009）最近的文章。

在我看来，这是一个不可能有简单答案的问题，而是一个研究议程。但是，至少我本人抱有以下这样一个坚定的想法，那就是我们不应该、也不可能孤立地看待不平等问题。这不像实验科学，其研究对象可以与其他东西隔开，可以完全排除其他因素和外界干扰。要理解中国的不平等，应该将其置于中国的情境中，包括中国的历史、文化、政治和经济结构。虽然我目前对中国的不平等这一命题的理解还很有限，许多想法尚有待于将来的经验研究加以检验。

第一，中国的不平等很大程度上可以归因于集体的因素，比如区域、户籍、工作单位、社会关系、村镇、家族、家庭等等。也就是说，目前中国的许多不平等现象并不是个人层次上的，而是集体层次上的。

第二，中国传统的政治意识形态助长了以业绩为基础的不平等。此处所谓的业绩是以集体利益为标准的。在中国，现实中居于领导地位的人往往被赋予了很多便利和特权，其理由乃是因为许多人相信他们为公共利益做出了贡献。换句话说，假如赋予上层人特权将有利于其属下或社会中的其他人，那么这种不平等在中国传统意识形态体系上是被认可、被鼓励的。

第三，可能是因为官方的宣传以及中国近年来的自身经历，有一种观点认为，不平等是中国经济发展中不可避免的后果和代价。官方的宣传强调，经济发展需要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而因此带来的不平等就是这个社会为发展付出的代价。现在，很多中国人已接受这一观点，认为不平等是一个国家经济发展中不可避免的（即使是他们不愿意看到的）一个后果。

当然，我并不认为这三点看法已得到了充分的实证研究的证明，但我首先要解释为什么我会有这三点看法。

…………

三、结论

以上，我提出了三个主张或曰看法。第一，中国的不平等在很大程度上是通过集体的中介性因素体现出来的。由于存在集体这一作为产生不平等的机制，故不平等的界限是结构性的而不是个人化的，不平等程度在日常生活中也得以淡化，由此，在民众中不容易造成不满。第二，从意识形态上来看，虽然中国有着很强的、要求平等的道德呼吁（Wu，2009），中国的传统文化实际上还是接受不平等的。不过，我认为，民众对不平等状况的接受是有条件的，其条件就是，这些不平等要给一般劳动人民带来实惠，并且一般的劳动人民有流向更高的社会地位的可能性，即只要更高的社会地位可以通过自身努力得到。因为受到这样的中国传统文化的影响，许多中国民众目前还是能够容忍不平等的现状。第三，有些中国民众认为经济发展本身可能会带来不平等：因为我们要发展，为了改进大家的生活，就很难避免不平等，所以，一些对不平等不满的人也能被动地和勉强地接受中国现在的不平等。基于以上三点考虑，我认为，中国不平等的问题本身，在最近的一段时间内，不太可能造成社会不稳定。也就是说，尽管中国的不平等现象确实存在并有所增加，然而它本身的危险性可能被夸大了。我认为，中国社会有一定的机制（如政治、文化、舆论、家庭、社会关系等）来调节不平等所带来的社会危害。最后，需要强调的是，我的这一初步结论并不带有任何政治色彩，只是我对中国不平等的一点粗浅的理解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