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前，提到三年国内战争、八年抗日战争，一直就觉得是很长一个时间段，岁月漫长到几乎看不到尽头；然而现在，我们这代人动不动提及的，就都是十多年前的往事。我们甚至已经分不大清楚哪些事是十多年前的，哪些事又是二十多年、甚至三十年前的事了。今年春节回西安，见到的都是半个世纪前的小学同学，说起往事依旧历历在目，仿佛并不太远，我们也并不太老，尽管有些同学已不在人世，更多的人也早已变得互不相识。然而所共同经历的那些事还在。是事，让我们保留着共同的记忆。
事，或事件，是如何事件化的——只有事件化了的事，才可能被我们记住并共同谈论，成为共同的话题，找到共同的语言，这曾是法国哲学家米歇尔·福柯所提出的一个问题，也是他的“知识考古学”所要回答的一个问题。具体的论述我们可以不管。相对于我们的日常经验来说，我们只知道，有些事我们记住了，有些事却怎么也记不住——这说明记忆并不可靠。为什么会这样？是因为重大与否吗？当然，比如文革，从那个年代过来的人没有谁会忘记；但文革中的事又很多，哪怕就是同一件事，比如参加同一个批斗会或一次共同的打砸抢行为，每个人所记住的东西却并不一样。人们以为只要事情足够重大，就会自然留在脑海中，但被人们记住并最有意义的，却往往只是那些重大事情中的细枝末节。为什么会这样？记住了什么事，严格来说也就是具有了关于某件事的知识，有了某种价值上的判断；哪怕只是单纯地把这件事重述出来，也需要语言的组织，而这种组织，总是和个人的情感、好恶、感激、掩饰、夸大或装做故意忘记的神情联系在一起的。离开了所有这些“条件”，我们其实是没有办法记住或说出什么事的。但所有这一切“条件”又是如何可能的？是一种强制性的机制灌输给了我们，使我们强行记住了一些事，还是我们通过有意抵制这种强制性的灌输才具有了自己的记忆和表述？在当时特定的情况下，什么“条件”让我们记住了这些事，今天，有哪些“条件”发生了变化，因此我们的记忆也就随之发生了变化或根本就没有变化，反而更加顽强地在抵制中强化着自己的记忆，并寻求着新的表达，所有这些，真正说来，还远没有认真讨论过。我们甚至还没有意识到，正是由于这种不讨论或未讨论，我们在精神上已蒙受了多大的、几乎是无可挽回的损失。
还是回到我们的日常经验。别的问题都可以不讨论，但至少有两点是可以肯定下来的，这就是第一，我们今天几乎已经变得无法重述自己的过去了，因为文革前、文革中、下乡插队以及后来读书、任教时的“我”，变化之大已经远远超出了自己的想象。我们无法自圆其说，就是想自圆其说，也不知道该“自园”到哪一个“我”上。我们的上一辈人，有的自参加革命到文革，虽然也经历了许许多多的事，比如与日本人打仗，与国民党打仗，到朝鲜打仗，还有解放后的所有运动，包括被打成右派等等，但基本的东西并没有多大改变，有些人，就是经历了文革，也依旧没有什么变化，什么对，什么错，坚持什么，反对什么，该是什么样还是什么样。我的父亲出身不好，但直到他去世（1982年），在我的印象中，就始终没有太大的变化（也许不表现出来，把真实的或另一个自己一直隐藏着）。但我们就不同了。现在所公开说出的话不要说与文革时、插队时，就是与几年前也大不相同，甚至完全相反，而且我们相信我们在努力说着真话（除过在一些迫不得已的场合下）。问题是这些真话是截然不同的。巴金老先生非常难能可贵地提倡过说真话，但他显然没有意识到人在不同时期有着完全不同的真话。比如他，文革受批斗时，表示要走自我改造的道路，其实说的也是真话。这样一来，我们就不得不面临这样一个尴尬的问题：你确信你说的就是真话吗？从1976到2006，这三十年，我们说过太多太多今天看来完全相反的真话了，以至于我们真的不知道我们自己到底是怎么一个人，不知道自己与自己是否或还能不能统一为同一个人。其次，与前面的问题相关，我们也就只好对不同时期完全不同的自己不作任何价值上的判断；不要说好坏，就连对错也很模糊。如果社会没有一个大体统一的标准，单靠我们自己来维护自我做人的标准，这其实很脆弱。许多问题根本就经不起深究。我们也只好不予深究。我们知道，我们是被社会造就的。这是马克思主义的一个基本观点。这也就足够了。剩下的就只是描述这被造就了的我们，至于这样的“我们”是否就是我们心目中的“我们”，或我们是否就甘于这样，我们只有不去管它。与此相连带的，也就是我们在感情上变得越来越冷漠，越来越无所谓，在伪装与习惯中沉溺于每晚都如春节晚会一样的小品和娱乐之中。
一切探索和学习都不过是回忆。过去没有装在自己脑子里的东西，也就永远不会成为未来的财富。
1976年，30年前的我们到底是个什么样子？当我这样问自己时，第一件事就是打开那时的日记。
我一直保持着记日记的习惯，文革时也未中断过。今天回头去看那些日记，发现更多的东西其实在文字之外，比如为什么有很多日子不记一个字，比如一些隐语，一些暗号，一些写完后涂抹掉的痕迹，一些记述完一些事或某某的话后故作姿态的一番批判或颂扬，等等，原因就在于这些日记是随时可能被抄走并作为罪证的。所以那时真正的“自己”，仍需要今天想象的填充。日记的作用，就是为这种想象提供了一些素材，或者说，是为了唤起你的想象。但被想象填充起来的“自己”还谈得上“真实”吗？这几乎是一个无可回答的问题。只有与“今天”有关的“过去”才会进入自己的视野；而且之所以重提“过去”，也是因为对“今天”有看法，或有想法，这两点总是自己认可的。
我先看了1976至1980这五年间在元旦期间的日记。因为新的一年开始了，总会记些什么的。
1975年底到1976年初，我住在陕西人民出版社的招待所，正修改一个剧本准备出版。这个剧参加了陕西省的文艺调演，反映的是知识青年的生活，充满了豪言壮语。在这期间有这样一些事：1975年12月26日，观摩电影《长城新曲》，觉得这样的电影太差，就是拿我们的豪言壮语来衡量，也觉得不堪入目，于是暗暗下决心要写出《春苗》那样的剧本；晚听传达中央第75号文件，将陆定一永远开除出党，但可从监狱里释放出来，每月发200元养者，日记中对“200元”这个天文数字很是惊讶了一番；然后就是要反击教育界的复辟逆流。自那以后到1976年元旦就是不停地讨论剧本，但始终毫无进展，因为谁也不知道一个好的剧本该是什么样子。但所有的人又都必须装出很有热情、很有把握的样子。我的心其实在自己的家里，因为岳父因肝癌正在住院，妻子一个人带着刚出生不久的儿子天天加班，妹妹还在草滩农场插队，与一群病牛打交道，招工的事已迫在眉睫，日记中写道：“所有这一切，在即将到来的1976年，对我来说也许是灾难性的。我觉得自己就好像挂在某个边缘上，只要一松手，就会跌落下去。”
1976年元旦，去医院探视岳父，由于有越野赛跑禁止通行，我又心急如焚，与维护秩序的人发生冲突，直到下午才到医院。岳父脸色铁青，虚弱不堪，已经毫无希望。
元月4号看朝鲜平壤杂技团在北京演出以及欢迎泰国贵宾的纪录片，毛主席和周总理还是神采奕奕。
元月8号，周总理逝世，大家都不约而同地戴上了黑纱，急切地想了解北京的情况，但就是什么也不知道，连《参考消息》也找不着，每天都能看到八路军驻西安办事处门前排着长长的队，所有的人都在哭。
元月11号下午，岳父去世，死前说，要补齐党费，不要为难领导，丧事从简。家里家外一片哭声，只有儿子依旧活泼可爱，但妻子还是给他戴上了黑纱。在周总理的追悼会上，大家都盼着毛主席能出席。可就是没有一点消息，邮电大楼门前的队更长，都等着买报纸，依然是没有追悼会的消息，忽然又听说有文件，说是上面不让戴黑纱，不准开追悼会。元月15号上午，汪锋的女儿汪南宁来到我们的住处，大发议论，关于中央内部的斗争，下面就是一些省略掉了的内容。
这里就是元月16号的日记：“昨晚心潮起伏，辗转床头，彻夜不眠，就是为了听今天早上的新闻。毛主席和朱德均未出席追悼会，王洪文主持，邓小平致悼词。总理的骨灰将撒在祖国的江河大地上。但似乎总觉得缺少了一些什么，而且是很重要的东西。这东西是什么？使自己不想这些问题的唯一办法就是读书。读完了《静静的顿河》的后两部，还有柯切托夫的《落角》，觉得就应该这样来写书，但关于剧本，是彻底写不下去了。没有心情，也没有气氛。”
元月21日下午2时，我亲爱的二姨因肾结石和高血压在西安医学院第二附属医院逝世，终年45岁。二姨是最疼爱我的一个人，爱哭，也爱笑，但最怕疼，姥姥去世时，她坚决反对火化，说人会感觉到疼；但她去世时，最后的遗言就是坚决火化，说，周总理都火化了，我还怕什么……
好了，这里面所包含的信息量，特别是当我平静地叙述出这些事时所唤起的感情，已足够写一本书的了。
1977年元旦的日记是这样开头的：“晨起，即在广播中听到了‘春风吹又生’的文艺短评，晚，围坐在火炉旁听迎新年晚会，胡松华、王昆、马玉涛、常香玉、王玉珍等久违了的演员又重新登台演出，真给人一种春风吹又生的感觉，包括话剧《万水千山》中的朗诵：……乌云散了，太阳出来了……”。
1978年的元旦日记：“《光明的中国》，这是两报一刊的元旦社论。没有黑暗，自然也就没有光明；为了证明今天的光明，我们拿什么作为黑暗的衬托呢？在收音机中听到毛主席给陈毅的一封信，专谈对诗的理解，里面提到‘形象思维’、‘比’、‘兴’这样一些问题，并推荐了李贺的诗。当即找来李贺的诗重读，觉得这个只活了26岁的诗人真不简单。我这里恰有他的一首‘雁门太守行’，录下，觉得很像毛主席诗词里的一种气势：‘黑云压城城欲摧，甲光向日金鳞开。角声满天秋色里，塞上燕脂凝夜紫。半卷红旗临易水，霜重鼓寒声不起。报君黄金台上意，提携玉龙为君死。’”
我觉得这天的日记里最有意味的是提到了“把什么作为黑暗来衬托今日的光明”。以前是拿旧社会、拿帝修反，拿全世界三分之二还处于水深火热中的人民，所以才不断地忆苦思甜；但从这一年起，就开始拿林彪、四人帮，拿文化大革命作为光明的对立面了。然而这里的界限很难把握；更重要的是：“忆苦思甜”这种教育方式是以一贯之的，尽管“苦”的对象不断变换。我的日记中记录下1967年10月2日《纽约时报》刊登的一位苏联作家从欧洲旅行回来后的感想，里面说：“当我看到意大利或法国的任何一个普通工人都有一辆汽车时，我简直不知道过去的五十年我们都在干些什么。”然后，我就几乎把当时所看到的保罗·斯威齐（美国经济学家，《每月评论》主编）和夏尔·贝特兰（法国经济学家，法中友协执行主席）有关发生在南斯拉夫、波兰、捷克和苏联的变化全抄录了下来，感到光明与黑暗的对比正在发生着某种逆转。
这一年的事情太多，元月3号的日记中记着我的好友王世忠以75分的高分（录取分数线是58分）考取了大学；三月1号，复习外语，决定报考武汉大学的外国哲学史专业研究生；三月28日，见到一本翻录的《革命诗抄》，全是1976年清明节悼念周总理的诗，于是就放下了外语和康德，把全部一本诗都抄了下来；五月15至17日，参加研究生考试，然后靠回忆，在日记中记录下了政治、基础课和专业课的全部试题，自我感觉很好；六月27日，我的另一位好友二黑一直陪着我等待武汉大学的复试通知，这一天终于等到了，日记上写着，我送他上火车，“热泪欲零还住”；七月20号到武汉，180名参加复试的研究生都住在体育馆里，天热异常，大家每天都光着身子谈天说地，然后就是冲凉，生活揭开了全新的一页……
1979年的元旦，已经开始用英语作简单记录，同时在武汉少有的大雪中回顾着自己的过去，并开始拼命看电影，从国产的《激战前夜》、《女理发师》、《笑逐颜开》、《女篮五号》、《水上春秋》、《长虹号起义》、《早春二月》到外国的《丹娘》、《罪恶之家》、《摩登时代》、《三剑客》、《雾都孤儿》、《苦难情侣》、《巴黎圣母院》，总之几乎每天晚上都要看两至三部电影，看完了就写日记，写感想，然后就读书，海阔天空，谈天说地。至于对越战争，以及发生在研究生中间的关于十一届三中全会的辩论，我想，每一件事其实都是值得我们好好重新讨论一下的。
1980年的元旦，武汉一直下雨，冒着大雨，打着雨伞，在露天的电影院继续看电影，被《生活的颤音》所感动，写了很长的影评，开始重新讨论国民性问题，所依据的就是马克思给蒲鲁东的一封信，信中说全部历史就是人性改变的历史；然后就是参加湖北省的哲学史年会，但讨论最多的还是如何看待当年的“九评”，然后就半秘密地传阅着《斯大林女儿的20封信》和一篇名为《调动》的小说，还有就是相互聚拢在一起偷听邓丽君的歌，并深深地被吸引、被震撼，第一次发现歌其实可以唱得这么好听、动人；与晓芒、宣良在初春时节远足踏青，用整整几页纸记录下张志新的死，剪下苏朗的一张木刻，上面就是张志新向所有人发出的疑问：“谁之罪？”当然，这一问，也就“让所有的苟活者，都失去了重量”。感受更强烈的，还是来自《光明日报》上所发表的一篇《一颗划破寒夜的陨星》，因为遇罗克的被杀害与我们所有这些出身不好的人自懂事以来就有的恐惧与无奈有关。整个人类都是在恐惧与无奈中成长起来的，无论是自然变化、鬼神、灾荒、战争，还是政治迫害，也包括今天的环境污染和艾滋病、萨斯、禽流感，都使人感受到恐惧与无奈，但最为恐惧与无奈的，就是不让你表达自己的恐惧与无奈。而一旦在某种范围内可以表达了，对恐惧与无奈的感受又会格外敏锐，而且成倍增长。有些事，也许任何史书或我们的报纸上都不会记载，但对个人的经历来说却弥足珍贵，因为它带给人一种很奇异的感觉，比如1978年元月5日，西安市整个北大街和西五路停电，晚上七、八点钟，在并不浓重但却寒冷异常的夜色中竟伸手不见五指，只有几家店铺门前挂着马灯，也有人举着蜡烛寻找着什么；偶有汽车开过，在车灯下，忽然看到女孩子们都围着色彩鲜艳的围巾，这些东西不知是从哪里一下子蹦出来的，会让人感受到时代和风气的改变其实也很快，哪怕就是回到遥远的过去，也觉得这种变化非常美好；再比如1980年11月29号下午6点，北京火车站忽然发生爆炸，我是第二天从那里坐火车回武汉的，心里也就有了一种颤抖的感觉，特别是当我在车上阅读完刚刚买到的《豺狼的日子》时。那种感觉很强烈，似乎预示着什么，总之要用很大的字写在自己的本子上。80年代末，新一代的学术界正在汇集，新的学术观念也开始破土而出，尽管依旧只能理解为某种意义上的旧书新读。1980年10月初，在武汉召开了第一次西方哲学史唯理论与经验论的学术研讨会，北大的几位同届研究生普遍对经验论（其实也就是英国革命的经验）感兴趣，而我们这里则更关注的是唯理论（法、德在社会变革中所确立的普遍性原则）；到底这两派对中国的现实来说意味着什么，我们应该以一种什么样的态度研究西方哲学，对这些问题，我们几个人曾在东湖的渔船上荡来荡去，争论不休，其中已经涉及到了整个80年代、90年代乃至今天所可能争论到的问题，比如经验的原则能否获取真理；而预先确定了的普遍性原则（自然原则或先验观念）到底能有哪些，或者说，是否只能借自于西方，我们的本土文化中有没有这样一些东西，等等，就是今天重读当时的日记，仍感到十分的兴奋与激动，几乎不相信这就是自己当时所想到的问题。然后的大事就是从11月20号开始，在电视上看审判陈伯达、王洪文、张春桥、江青这些人的实况转播。事情似乎正在画上一个句号，但又似乎就此打开了潘多拉的盒子。心中从此也就有了一种类似于梦魇般的对断裂的感受。一次林彪事件，一次对这些文革中的风云人物的审判，使得我们这代从文革过来的人不得不静下心来仔细想想，因为这种断裂，也就等于把自己连根拔起，于是过去成了一片空白，找不到任何可以信赖的东西。对德国战后的一代来说，纳粹的兴起就使他们感受到了“历史的断裂”，于是不得不让思想“通过对自身正确性的考察，来为自身的存在提供论证”。我们呢？文革时的神不但还原为了人，而且还原为了十恶不赦的坏人，那么我们这些凡夫俗子，也就不得不重新构造自己的成长史，在构造中注入新的思考，以使自己的作为成为在某种特定环境下还可以被理解、被接受的一个结果。但在失去了方向感，而且注定了将会是一种平凡而无聊的人生（我们在过去的教育中已习惯于把生活想得轰轰烈烈，改天换地）这一大背景下，对自己的过去的重构又谈何容易？就如一部中国的近现代史，离开“西方”这个“他者”已无法重新书写一样，相对于我们这代人的成长史而言的“他者”又该是“谁”或“什么”？光明与黑暗，或白天与黑夜之间的界限，还远没有达到能使对错、好坏截然区分开来的地步，在这种情况下，也许仅只有为自己的记录（如托克维尔在他的《回忆录》中所说的，只想在镜面上注视自己，并不想为公众创作一幅画）才是唯一正确的选择。可惜，我们现在还无法通过对这一镜面的描绘就能看清自己。我们还在描绘中，反复地，不断涂改着地描绘着自己。我们（至少是我）的精神历程，就是这样一个需要不断描绘的过程。
在某种意义上，所有的描绘也许都会空耗为零，或只对自己有着私人存念的意义；但抵抗遗忘本身就是一种道德的力量。当越来越多的人已经开始认同自己的欲望、目标和价值时，对这种认同过程的重构也就是对自己的重构。事实上，我们整个社会都面临着这样一种价值体系的重构（也就是自我认识）。任何广义的统治或支配性力量都可以归结为一种道德的统治或力量，当这种力量正在逐步丧失其道德的含义而只单纯作为一种技术的统治时，不管自己是顺从的，还是抵抗的，也不管你的思想根基来自西学还是本土的资源，拒绝遗忘，不断描述自己的过去，给自己的成长过程尽可能地提供一种解释或说明，这就是我们这代人可以为自己（说不定也就是为我们这个民族）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所可能作出的一件使所经历的事件“事件化”的工作，即公众化、公共话题化的工作。它比那些大规模的旧房改造、推到重来无疑更紧迫，也更有意义。这就是我在2006年，这个有着特殊意味的数字后面所想到的一些问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