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大革命”进行到1968年7月底8月初，“工人毛泽东思想宣传队”(以下简称“工宣队”)进驻学校，不仅遏制并结束了大学里以造反派为主体的“文革”群众运动，而且发起“教育革命”，几乎决定了“文革”中、后期高校教育的基本取向和特色。

在“文革”时期全国难以计数的“工宣队”中，清华“工宣队”扮演了“始作俑者”的角色，又有辐射全局的作用，影响广泛。1月10日，清华大学哲学系教授唐少杰在“毛泽东时代及其遗产”工作坊上就相关问题做了学术报告。

唐少杰指出，“工宣队”的名称几经变化，由最初的“首都工农兵毛泽东思想宣传队”变为“首都工农毛泽东思想宣传队”，再变为“首都工人、解放军毛泽东思想宣传队”，又变为“首都工人毛泽东思想宣传队”，这背后反映的信息是，毛泽东对“工宣队”职能的调整和确定也是根据形势的变化适时做出的。

“工宣队”的职能和模式在1968年8月25日发表的《工人阶级必须领导一切》一文中才得以明确。此文是姚文元根据毛泽东的建议写的，由毛泽东作了多处修改并确定题目。同日，毛泽东批示“照发”的《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关于派工人宣传队进学校的通知》指出：“中央认为，整顿教育，时机到了。各地应仿照北京的办法，把大中城市的大、中、小学逐步管起来。”“……在革命委员会领导下，以优秀的产业工人为主体，配合人民解放军战士，分批分期，进入各学校。”到了9、10月份，“工宣队”进学校已经成为全国普遍现象，例如上海市在9月5日-12日有3万余名工人进入中小学。

毛泽东为什么秘密派驻“工宣队”?

唐少杰表示，毛泽东派出“工宣队”的具体细 节，由于受到有关档案资料尚未开放等限制，还不得而知，但毛泽东在1968年7月做出结束全国性的“文革”群众武斗的决定已不言而喻。另外，相较于军队，毛泽东何以更倾向于派工人参与平息武斗，也耐人寻味。在某种程度上，干预群众运动时，工人的身份比军人的限制要少。

尽管派驻的动机难以了解，但我们仍可看出“工宣队”在那个局势下的功能。从当时来看，“工宣队”进驻校园是为了消除群众武斗，整合不同群众势力，恢复学校秩序，稳定学校局势。从长远来看，“工宣队”进驻学校是为了取得对学校的领导权，整治、监督、改造教师和干部，推行毛泽东的“文革”教育思想和教育实践，改造教育事业，并为塑造“文革”新人、新社会提供基地。

这涉及到毛泽东对当时中国教育的判断，他认为“资产阶级专了大学的政”。1970年12月18日，毛泽东对埃德加•斯诺说：“我们没有大学教授、中学教员、小学教员啊，全部用国民党的，就是他们在那里统治。”因此“工宣队”是清华大学在 “文革”后期8年(1968年8月-1976年10月)的政治“总督”，在“‘工宣队’——党委会——革委会”的权力机制中，“工宣队”的地位远远高于另外两 个机构，其权威直接来自中共中央最高领袖。

工农兵学员：“我们上大学，还要管大学”

“工宣队”给清华大学的教育体制带来变化，其中很重要的一点是，教育体制出现了以工人、学员、教师构成的组织体制——工人是领导，学员是主体，教师是被改造和被使用的对象。“工宣队”把过去的“大学生”、“本科生”的称呼改为“工农兵学员”，以示与“旧大学生”乃至整个教育传统区别开来，用“文革”术语来说就是“决裂”。

1970 年春，试招的清华大学工人班学员自发提出一个口号：“我们上大学，还要管大学，像‘工宣队’那样改造大学。”后来改成清华乃至全国的工农兵学员都要奉行的宗旨：“上大学，管大学，用毛泽东思想改造大学。”学员们被一再告诫，不是简单地上大学，而是与具有资产阶级世界观的教师们争夺教育权，并占领教育阵地。

从1970年3月北大、清华向中共中央提交的《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关于招生(试点)的请示报告》中，我们可以对招生标准有所了解。该报告称，招生方式为“废除修正主义的招生考试制度，实行群众推荐、领导批准和学校复审相结合的办法”;入学条件是“相当于初中以上文化程度”，而有实践经验的工人、贫下中农不受文化程度的限制;学制根据各专业具体要求分别为一、二、三年，另有学制为几个月的短训班;学习内容是“以毛主席著作为基本教材的政治课;紧密结合三大革命运动实践，实行教学、科研、生产三结合的业务课，以备战为内容的军事体育课。文、理、工各科都要参加生产劳动。”随着6月底中共中央向全国转批这份报告， 相关精神成为1970-1976年全国所有高等院校招生工作的准则。

唐少杰认为，“工宣队”是整个“文革”后八年大学领域的“政治风向标”，而清华“工宣队”没有给清华大学的教育建设、科学发展、学科创新和学术进步带来正面作用。这支“工宣队”成员平均学历不超过初中水平，大多数没有从事过教育工作。他们被套上了由毛主席派到大学天地的“政治光环”，也就真正开创了“文革” 时期大学领域“外行领导内行”、“政治冲击业务”的局面。“工宣队模式”是毛泽东教育思想和教育实践，特别是“文革”时期毛泽东教育主张和教育政策的集中折射和体现。

“文革”时期的“教育革命”始于“工宣队”进驻清华，此前两年群众运动的论战和武斗使得“教育革命”无法铺排开来。“工宣队”不断强调，“教育革命”是一场政治革命，“政治建校”是无产阶级教育革命的灵魂，是解决教育为谁服务、培养什么人的问题。

唐少杰介绍，清华的“教育革命”有六个内容：一、工人阶级必须在斗争中牢牢掌握教育革命的领导权;二、对原有教师坚持边改造、边使用，建立三结合的教师队伍;三、开门办学，厂校挂钩，教学、科研、生产三结合;四、培养工农兵学员，坚持以阶级斗争为主课，坚持理论与实践的统一;五、打破买办洋奴哲学、爬行主义，编写无产阶级新教材;六、结合生产、科研任务，坚持群众路线，实行新的教学方法。“教育革命”在清华达到了无以复加的偏执和独断，迟群曾说：“我们的学校就是要培养同走资派作斗争的先锋战士。”他曾强调说，清华只有一个专业，就是斗走资派的专业。

这场“革命”涉及招生、师资、 办学方式、教学方法、教材编写等方方面面，它体现的是对教育的仇视和对教育者的鄙视。当时的师资力量只能是“接收”过去学成的、现今在职的教师，尽管无法信任和依赖他们，认为知识分子不可能将革命进行到底，但又没有“无产阶级知识分子队伍”，这样的师资政策显得矛盾而可笑。

“教育 革命”取消文化考试标准而采取以政治标准招收学员的方法，从最初“群众推荐，领导批准”的选拔方式，很快就在相当大的范围内演变为仅仅由单位或部门少数领导人具有决定“保送上大学”的权力实施，实为“走后门”。据调查，“走后门”的学员比例约占12%，个别班级高达20%左右，而且这种现象是全国性的。正如党史学者郑谦在《被“革命”的教育》一书中所说：“一切宣传出来的‘文化大革命’的炫目成就和神圣使命，都在这个畸形的‘后门’面前困窘不堪。”

唐少杰指出，“教育革命”是“文革”中“进行改革时间最长、危害最大、破旧最彻底、立新最离奇的领域”，是教育史上一次最大的“教育乌托邦”的实施和破产。 至于“教育革命”的实质，目前流行的看法是将其归结为反智主义、民粹主义、教育平均主义等等，唐少杰表示，“我个人认为这些都只是‘教育革命’的特性，并不能涵盖其实质。‘教育革命’的实质是蒙昧主义，带来的是窒息精神，禁锢思想，扼杀教育，破坏教学，是一场教育的大倒退，甚至是一场文明的大反动。‘教育 革命’本身是反教育的。”

(本文整理自唐少杰教授在复旦大学“毛泽东时代及其遗产”工作坊中的报告《“工宣队”刍议：以清华大学“工宣队”为例》，文稿经过主讲人审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