贵刊2009年第1期刊登的牛辉林《夜半抄家记》一文严重失实，对我进行人身攻击及名誉诽谤，仅举几例如下：

第一，牛文说：……又在江青、康生直接授意下，于8月初通过选举建立了文化大革命的“全国第一个红色政权”——以聂元梓为首的“北京大学文化革命委员会”。

北京大学成立校文化革命委员会，是毛泽东在八届十一中全会接见时，指示由我负责组建并用巴黎公社选举方式产生，领导校文化大革命群众运动的，并不是一级政权组织。

北大不存在以我为首的左派团队。1966年“5•25”大字报是哲学系尚未到农村参加四清的几位教员和干部，响应党中央“五一六”通知的号召，根据北大长期在左倾思想领导下，历次政治运动（如反右派、反右倾、社教运动……）中，群众的积怨而写的大字报。这反映了相当一部分群众的意见。写大字报的这几个人并不是一个什么组织，曾有人说：“当时我们都下去参加四清了，如果在校我们也会签名的，那就不是七人大字报了。”

江青、康生在北大群众大会上是讲过“张承先工作组走后，成立文化革命委员会”的话，但北大文革委员会不是“在江青、康生直接授意下成立的”，而是在中央文革副组长王任重同志亲自领导下，于9月9日选举产生了42名正式委员和10个候补委员组成的。（见《北京大学纪事》第651页）

第二，我没有叫姜同光给牛辉林打过电话，让他派北大红卫兵到我家撵吴概之子女为首的在我家闹事的红卫兵。

我知道吴概之的儿子与两个学生一天上午到我家来过，当时我不在家，回家后是保姆彩兰告诉我的。王梦兰也证明。此后，我再不知道也没有见过吴概之子女带领一伙红卫兵来我家闹事。我的儿子放学回家吃晚饭，也没有见到这伙人。那就用不着让牛辉林用大汽车把他们拉走了。

第三，陈葆华不是我的秘书。她没有陪我到牛辉林的“北大红卫兵总部”办公室（当时是叫红卫兵联络站），当然没有我对他那长篇谈话。

其实牛辉林抄吴概之家的全部情况，陈葆华早已向我汇报过了。她跟着去就是看管牛辉林不要出大问题的。当时吴概之由儿媳（穿着军衣）搀扶着应对牛辉林抄家的行动。文件柜已经由他的单位查封，但牛辉林还要启封检查是陈葆华阻止的，红电话机已由单位停机，根本没有我叫“陈葆华同志让你半夜拉吴概之到中组部门前的大街上批斗”的事。

第四，牛辉林说我让北大派人把吴氏兄妹俩送到中南海去交给总理和“康老”教育。我没有中央的电话也没有这种资格叫总理来管理吴概之的子女。康生我从来不称他“康老”。

第五，牛辉林的文章把我写成一个品质恶劣的小偷，不仅偷走了吴概之的古董古玩等珍贵物品，连笔、墨、纸、砚都偷。吴概之的亲朋好友肯定都知道他没有这些东西。他从来不写大字更不玩古董古玩。1968年军队抄家证明我家没有抄出一件珍贵的物品。牛辉林还说，刘亚楼将军送给吴概之儿子结婚的贵重礼物“一只女手表”我从吴概之手中拿走，故意摔坏后交还。纯属子虚乌有。

第六，牛辉林还说：“……成了整肃对象的聂元梓度日如年又千方百计调离北大”，又说聂元梓“认识吴概之老人后，便把调离北大给老人做秘书作为嫁给老人的条件。”把我说得那么低三下四。这是牛辉林毫无根据的猜想。

吴概之没有秘书，家中的工作人员只有一个司机、一个厨师。没有警卫人员更没有警卫军官。

第七，牛辉林说“老人带她回湖南老家结婚度假（婚假是中组部长安子文在老人家中当着聂元梓的面给陆平打电话要的）”。肯定的说，没有一个南征北战几十年的高级老干部回农村老家结婚度假的。这事只要问一下两个人的单位就清楚了。牛文写了很多有声有色的细节，好像他在身边看到了一样，其实都是虚构的。

第八，我从来没有说过吴概之是彭（德怀）黄（克诚）分子大黑帮。

抗日战争中我们在前方都是在彭总率领下与敌人战斗的，黄克诚不仅是我的领导还是我的救命恩人。在战争中，无医无药，我的生命处于危在旦夕时，是他派军区吴部长给我开刀挽救了我。我怎么能说他和彭总都是大黑帮呢，而且我还与他夫人唐棣华同志一起工作，她是区委书记我是区委副书记，他俩都是我感恩不尽的领导人，有人这样的造谣诬蔑使我十分的痛心。

第九，“5•25”大字报不是我个人写的，牛辉林说的“不知当时在北大做秘密调查的康生的老婆曹轶欧给了他什么消息就有了毛主席后来亲自批示的‘5•25’大字报”。没有聂元梓这张大字报也会产生，毛主席决定对“5•25”大字报的批示广播，是由毛主席亲自发动和亲自领导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运动的思想目的决定的，与曹轶欧无关。没有曹轶欧和没有我聂元梓那六位同志同样会写这样的大字报的。同样会被批示广播的。

2009年4月21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