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1966年，“8·18”毛泽东第一次在天安门广场接见百万红卫兵之前的北京大学，虽然是文化大革命群众造反运动的发源(不是策源)地，却还没有红卫兵群众组织。那是因为，以“5·25”“全国第一张马列主义大字报”作者聂元梓为代表的北大“左派”团队，在6月凭借毛泽东直接批示，冲垮了北京旧市委支持的以陆平为首的北大旧党委，7月凭借中央文革直接出面赶走了新市委派出的张承先工作组之后，又在江青、康生直接授意下，于8月初通过选举建立了文化大革命的“全国第一个红色政权”──以聂元梓为首的“北京大学文化革命委员会”(简称“校文革”)。那时的聂元梓如日中天，是全国上下公认的“第一左派”。所以，北大师生中还没人想到除了校文革政权外，能够再自发建立其它群众性组织。
聂元梓在北大讲演
“8·18”之后，北大师生才知道毛泽东除了支持“左派”人物贴大字报造旧党委的反，更支持广大学生娃娃的红卫兵组织造旧世界的反!于是北大校园内很快就有些“红五类”(贫农、下中农、工人、革命干部、革命军人)出身的学生，自发组织各种名称、大大小小的红卫兵团队。其中就有我跨系(打破系与系的界线)串联了600多“红五类”同学参加的“北京大学红卫兵”。
我当时是法律系二年级学生。那时的法律系是国家规定的“绝密专业”，全系五个年级清一色“组织观念强、政治觉悟高、阶级立场坚定”的“红五类”学生。“5·25”聂元梓等七人批判北京市委和北大党委的大字报一贴出，法律系全系师生一致坚决反击，坚定维护党组织的权威。我在那几天与大字报支持者的大辩论中十分风头，是全校出了名的“老保”。6月份，“5·25”大字报成了毛主席亲自支持的“全国第一张马列主义大字报”之后，我和系里的同学们着实痛苦反省了一个阶段。7月26日在中央文革主持的关于工作组问题全校辩论大会上，我“将功折罪”又代表法律系同学发言表态批判工作组，支持聂元梓为代表的北大“左派”，成了全校知名的“两头冒尖”人物。为了响应毛主席号召组织红卫兵，我多次向聂元梓和校文革的左派老师们检讨“5·25”的错误，汇报组建红卫兵的工作，得到了聂元梓和校文革的谅解、信任和支持。9月份时在聂元梓和校文革的直接支持下，正式出任了“北京大学红卫兵”总部负责人。时称“总勤务员”，俗称“司令”。后来社会流传很广的“北大牛司令”称谓由此而来。
北大红卫兵成立前后，全国“大串联”已经开始。虽然北大校文革一再号召全校师生“留校闹革命”，到了10月北大外出串联的学生已是十之八九了。我也就趁机与两位不是北大红卫兵的好友到长江以南去游山玩水，直到12月中旬中央三令五申停止“大串联”后才返校。抄家事件就发生在我返校不久的那些日子里。
1966年12月下旬的一天下午，在北京大学红卫兵总部值班的同学，接到了校文革副主任姜同光老师的一个奇怪电话。电话里说有一夥小流氓在聂元梓家里捣乱，让北大红卫兵去一些人把他们赶走。值班同学是我的好友，历史系四年级的何本方。老何在转告我电话时，我们就对此表示怀疑。第一，“现在的老聂是什么样的人物?什么样的小流氓敢到老聂家去捣乱闹事?”第二，“什么人在老聂家闹事，校文革、保卫组管不了，要北大红卫兵派人出头?”同时，我也为要召集人马去撵人的事发愁。因为所谓北大红卫兵只是一个松散在各系的群众性组织，集合同学们干事没有正当理由，没人会服从你。于是，何本方便自告奋勇先去老聂家里侦查一番再做定夺。过了大约一个小时，我正在急不可耐时，何本方回来了。一进办公室就唉声叹气地说：“老牛啊，帮助老聂去撵人的事可不能干哪!”接着他讲述了自己的侦察结果。第一，这伙人不是什么小流氓，是一夥大学红卫兵、高干子弟。第二，这伙人领头的一男一女不是一般人。是老聂现任丈夫的儿子和女儿，男的是哈尔滨军事工程学院学生，女的是北京邮电学院学生。老聂的丈夫也不是一般人，是资格很老的中央一级大干部。第三，兄妹两人到北大与政治运动无关，是向聂元梓讨要家里东西的。据说聂元梓拿了老爷子和孩子们的不少好东西。
就在何本方准备继续向我表达自己看法的时候，聂元梓的秘书、哲学系青年女教师陈宝华来电说老聂要亲自到哲学楼来见我。何本方一听，又嘱咐了我几句不可相信老聂的话就抽身走了。不一会儿聂元梓带着陈宝华到了红卫兵总部办公室。老聂一落座就表扬北大红卫兵阻止外地串联学生，保护校门石狮、华表等重要文物的功劳，并借题发挥地说：“你们现在是北大的主人，对学校的一草一木都有责任。对北大的运动、师生们的安全更要负责，你说对吗?”接着话题一转：“你知道我今天来有什么事吗?”
“是不是有一夥小流氓到您家里捣乱?”我也是明知故问地试探。
“姜同光给你们打电话了吧?其实不是什么小流氓。领头的是兄妹俩，都是大学生，还是红卫兵。自以为是高级干部子弟，无法无天，谁劝都不听。”老聂口气很平和，颇有长者之风。
“是不是要我带人去把他们赶走?”
“也不是。北大这么多人赶走他们几个人还不容易。因为领头的兄妹俩和我有特殊的关系，所以我请示了中央，让北大派人把兄妹俩送到中南海去，交给总理和康老负责教育。”
“总理和康老?”我一时惊得脱口而出。心想毕竟是老聂啊，这么一点小事惊动中央，竟然让总理和康老出面处理。刚刚受何本方影响的种种怀疑荡然无存。当然也没好意思再追问那兄妹俩和她是什么特殊关系。
“他们是来闹事的。我现在这个年龄和身份总不能和他们一般见识吧?因为这么个事，动用公安、保卫、校文革也不太合适吧?想来想去还是由你们红卫兵小将出面比较妥当。我刚才也说了，你们也有这个责任嘛。他们不让我这个校文革主任办公，也不让休息，从办公室闹到家里，你们北大红卫兵也有责任帮助我嘛。”老聂没理会我的惊讶，继续心平气和、入情入理地讲道理。
“您说的对!我们有这个责任，也应该尽这个责任!您说怎么办?”我心悦诚服地赶紧表态。
“很简单，你带些人去家里，不要骂，更不能打，要讲道理，劝他们离开北大，由你们护送到中南海交给总理和康老。”老聂交代得一清二楚，便起身离去。
接下来我集合了二十多名晚饭后在校的北大红卫兵同学到聂元梓家中，几经交涉，软中带硬地带着兄妹二人乘坐校文革派的大轿车一块到了中南海北门。没有想到的是，在中南海北门外通过门卫和传达室反反复复联系了四五次，根本联系不上总理和康生。时间到了半夜十一点多，押送人的红卫兵们开始发牢骚、埋怨我办事没谱。兄妹两人也挖苦我相信聂元梓的鬼话，说上当受骗、吃亏倒霉还在后边呢!
正在我进退两难的时候，聂元梓和陈宝华坐着北大的华沙牌小轿车到了。陈宝华到大轿车上把我叫到小车里。一见到聂元梓坐在后座上，我就没好气地问：
“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呀?”
“中央今晚有紧急会议，总理和康老都没有时间。我请示过了，让你们把这兄妹俩送回他们自己家，交给他们的父亲管教。”老聂很有些不自然地说。
“他们的父亲又是什么人哪?”我没好气地问。
“彭(德怀)黄(克诚)分子、大黑帮。”
“让黑帮分子管教?”一下子从总理和康生管教变成让黑帮分子管教，从送中南海变成送回自己家!我一时还真转不过弯来。
“不是一般的管教，是要抄家!要严令他不准再唆使子女到北大闹事!”聂元梓也没好气地狠狠地说。
这也是个没有办法下台阶的办法。我的心中虽然充满了疑虑，但事已至此，也只好听从她的指示，由她乘小车在前领路，我们押着兄妹俩乘大车跟在后面向南长街方向走去。那年月的北京大街上灯很少，没多久两辆车在黑暗中停在一个大胡同的口上。陈宝华又把我从大车上叫到小车里，聂元梓从车窗口指着胡同里一个亮着一盏灯的门楼，向我交代任务：“这就是彭黄分子、大黑帮吴溉之的家。他的主要罪行，第一，彭德怀、黄克诚反党集团死党;第二，勾结安子文叛徒集团迫害干部，生活腐化;第三，纵容子女迫害左派。你们一定要勒令他低头认罪!”
当我起身准备去执行老聂的指示时，她又拉了一下我的袖子，小声地说：“你要注意，他家书房的桌子上有一部红色的电话机，你进去先要掐断它!防止他家的人向外通气!”
其实，老聂这句话不如不说。因为我听说过，那年月中国省部级以上高级干部家中都有俗称“红机子”的电话，是直通中央的。也是当时高级干部家庭身份、地位可以“通天”的标志，并非是随便向外边通气的。所以，我脑子里很自然地闪过了一丝嘲讽的念头：“是怕人家向中央报告吧?”更引起了我对这次抄家合法性的怀疑和警惕，也就坚定了我在抄家过程中一方面虚张声势应付聂元梓，一方面又小心翼翼不敢伤害吴溉之家人的想法。
我回到大轿车上留下了四五个人看管兄妹俩，便带着其余人员去抄家。我们采用从电影、小说中学来的“上房压顶”、“居高喊话”各种办法才打开了吴家紧闭不开的大门。又在三进三出大四合院的外院与警卫军官和工作人员们进行了一番唇枪舌战，才由工作人员引领，在二进院的正房客厅见到了一身睡衣、一脸病容的吴溉之老人。那老人十分沉静，没有一丝恐惧慌乱地上下打量着我和我身后的红卫兵们。用浓重的湖南乡音问道：“小同志，你们是什么单位的?”
“北京大学红卫兵!你少套近乎，我们和你不是同志关系!”我想尽量表现出合法抄家的气势。
“噢，那就是聂元梓同志派你们来的喽?”
“我听不懂你说什么!”看到老人神秘的笑容，特别是听到那个年月从毛泽东到党政军最老资格、最高级别干部才有的那种口音和口气，我这个北方土八路干部子女一时心慌，竟没有听清老人把聂元梓说成“泥丸子”的话是什么意思。
“首长问，是不是聂元梓同志派你们来的?”扶着老人的工作人员自动当了翻译。
“我们是奉了中央首长的命令来抄家的!”
“噢，是哪位首长啊?”老人仍然是面带神秘的笑容。
“总理和康老!”
“噢，是聂元梓同志给你们传达的吧?”
“用不着你问那么多!现在是北京大学红卫兵奉命来抄你的家!轮不着你来盘问我!”老人话语和表情中的嘲讽让我很不舒服，一时火气上冲。
“小同志噢，别动火气嘛，抄家也得向我说明个理由吧?”老人很机警，立即收起笑容，很平和友好地说话。
“那，我来问你，你知道不知道聂元梓同志是全国第一张马列主义大字报的作者，北大校文革主任，是毛主席支持的全国第一左派?”由于我从心里已经不相信聂元梓信口所说的中央首长指示，底气不足，不敢把听老聂说的什么彭黄分子、安子文黑帮之类的话说出来。
“怎么会不知道呦。元梓是我的爱人，我们是夫妻嘛。应该说我比你知道得多呦。”老人一口一个“丸子”，一口一个“夫妻”、“爱人”地解释，突然让我感到有些滑稽。心想人家派我来抄家，您老爷子还一副恩爱夫妻的架势?便不以为然地反问：
“那你为什么还要让子女去北大迫害她?”
“你呀，说你不知道嘛，你还不服气，你到现在还没闹清楚我让孩子们去北大干什么嘛!”这位曾担任过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法院党组书记(院长是民主人士沈钧儒老先生)的老人，抓住机会立即用长辈的口气驾驭场面。
“那你说你让他们干吗去了?”我没好气地顶了一句。
“你看看你，做事没有调查清楚很不好嘛。两个孩子不是和你们在一起吗?叫他们进来当面问一问，不就清楚了吗?”老人一旦驾驭了局面便开始批评人、指挥人了。
没办法，我只好让人去叫兄妹俩来。兄妹俩一进房门便扑到老人身边，一边搀扶，一边上下打量，关切之极地问：
“他们没怎么样吧?”
“放心吧，我看这位带队的小同志也是干部子弟吧?很讲道理，很有水平呦!”老人真到位，努力拉近双方情感，又不失时机表扬人。老人不理会我有些不以为然的态度，又用埋怨的口气对兄妹俩说：
“噢，你们把我写给聂元梓同志的信给小同志看一看嘛!你们真是不行，连个事情也说不清楚!”
兄妹俩从身上拿出老人的信交给我。老人的信写在红色竖格浅黄色宣纸信笺上，书法很是讲究，信的大意是：
“元梓，很希望你能回家来住。我还是很爱你的。如果你对我们的婚姻不满意，我也同意办理离婚手续，绝不拖累你。但你拿了孩子们的东西请还给他们，孩子们多次要去北大找你，我都劝阻过……”
我反复看着信笺上的浓墨书法，想着来以前何本方说的别管人家的家务事，感到老大没意思。便转向兄妹俩：
“你们去要什么东西?”
“那是两年前空军从香港捎回来的一只女表，很贵重。是刘亚楼叔叔送给我结婚时用的礼物。”当哥哥的那位不无自豪地告诉我。
40年后的2006年，当我开始撰写自己的“文革”回忆录时，一位朋友告诉我，吴溉之曾在1946年时奉中央命令在东北创办中共军队的第一所航空学校，那就是中共空军的前身，吴溉之应当是中共空军的元老。刘亚楼那时作为东北民主联军的参谋长，参加了创办航校的工作，解放后被任命为空军司令。所以，刘亚楼不仅与吴溉之是湖南老乡、红军战友，而且有组建新中国空军的工作渊源，交情匪浅。我才真正明白了吴家何以那么看重那只女表。
接着兄妹俩又向我简单说明了去北大的经过。原来老人家和聂元梓结婚时，兄妹俩和身边工作人员都坚决反对抵制，关系一直紧张。当他们发现聂元梓不断从家里拿东西到北大，竟然拿走了刘亚楼送的表，就坚决要去讨还。老人家没办法才写了那封信……没想到聂元梓交给他们的手表竟被摔坏了!兄妹俩气不过，便与聂元梓闹起来。兄妹俩越说越气，当着我们大骂聂元梓：“这个坏女人，太毒了!她困难的时候找关系来巴结我们家，现在翻了身又来糟害我们家，迫害我爸!”
“好了!我们不是来听你们家的控诉会的!”我发觉满屋子的人都在静静地听兄妹俩的控诉。突然觉得抄家要泡汤!老聂就在大门外的车上，回去怎么交代?我赶紧打住兄妹俩的话头，转向老人家：
“告诉你，我们这次来的任务，一是要抄家，二是严令你管束子女不能再去北大闹事!”
“小同志，我来告诉你，我是中央监察委员会的常委，我家里的所有文件都是绝密!你可是动不得呦!”老人家也是立即制止了还想说话的兄妹，转向我十分严肃地宣布纪律。
“抄家又不是抄文件。我动你的文件干吗?不过你倒是提醒了我，我们抄家没动你的文件也得有个手续凭证。凡是放文件的柜子一律封存，你要签字!省得将来说我们动了你的绝密文件，吃不了兜着走!”我因进门之前已经有了绝对不越轨的准备，老人家一提醒，我马上回应。
说办就办。吴家工作人员找来了纸张和北大红卫兵们一起裁出纸条，写上封条年、月、日，再加盖我带来的“北京大学红卫兵”公章，按老人家指点的文件柜、办公桌，看也不看，一一封存。然后写好字据，老人家和我签了字。一件对我来说可能影响一生的政治事件就这么圆满地解决了。40年来，每每想起这一幕，就庆幸万分!别说当时20岁的毛头小子抄了老人家的文件，就是没动文件，但没有双方签字的手续凭证，后来的麻烦可就大了!幸亏我当年读书的法律系是绝密专业，脑子里好赖还有个绝密的概念。也幸亏老人家心存对娃娃们的善念，及时提醒。
封了文件柜，总得还抄点什么才算得上抄家。我在老人的客厅和书房中草草看了一圈，没收了一副木盒子装的麻将牌(涉嫌赌博)，一个木制类似八卦模样的古董(涉嫌迷信)。拿起那个放在桌上早已掐了线的“红机子”，心想抄家的东西少了点，份量轻了点?猛地想起聂元梓还交代要把老人家的那辆吉姆车开走。哈，那可算是个大物件了!
“你车库里的吉姆车，你已经没资格再用了，我们要开走交回国家!”
“汽车本来不是我个人的，国家配给的。我的身体不好，也不出去，你们开走吧。”
“还有一盒麻将牌、一部红机子、一个木八卦，需要你在抄家清单上一并签字。”
“都是些没用的东西，应该拿走。”老人很爽快地边说边在清单上签字。
这时，陈宝华进来把我叫到屋子外边，低声传达：“老聂让你们把吴溉之拉到西单的中组部门前批斗……”
“这都后半夜了。哪里的街上还有人?批斗给谁看?再说了，这个人年岁这么大，又有病，万一出个事，谁负这个责任?这事我不干!谁干让谁干去!”这时的我，心中充满了对聂元梓为人的反感，觉得她做事太过分了，明明是夫妻，老人家还说爱她。因为这么个事，利用我们把人家往死里整……我越想越气，说话嗓门就大起来。陈宝华一看劲头不对，赶紧走了。
“抄家结束，全体撤离!”我带着气回到屋里大声宣布完，转身就走。
“小同志，希望你再来。”这时的老人追了一步，在我身后十分亲切地说了一句。我不由得回头一望，老人家的子女和工作人员都是一脸友好。跟我来的北大同学们竟然也一句多余的话都没有，随在我身后颇有风度地快步顺序穿过两层大院出门上车。这时聂元梓和她的车都已不在门外，估计是听了陈宝华汇报我的态度，就离开了。
“司令，坐吉姆回学校怎么样?”我正准备最后一个上大轿车，跟车来的北大中年司机拍了我一下，很是江湖地说。在回北大的路上，中年司机给我大讲了一通汽车经：
“这可是部好车啊!副总理级的大干部才配给呢。咱们国家领导人的车都是苏联人送的，最高级的是吉斯，送给毛主席、刘少奇、朱总司令，下来就是吉姆了。咱北大最好的车是陆平那辆老别克，还是辽沈战役缴获国民党熊式辉的。和吉姆比可差老鼻子了……”
那次抄家之后，我又和同班好友牛泰生、吴金岳一起两次回访吴溉之老人的家。老人和他的子女及秘书热情地接待了我们，并向我们讲述了与聂元梓相识、结婚、反目的全过程。
原来聂元梓也是行政十二级的抗战老干部，到北大之前在哈尔滨市委宣传部当处长。她那时的丈夫也姓吴，是市委副书记。因政治和生活上都犯了严重错误，聂元梓与其离婚后通过关系找到北大党委书记陆平。陆平对她一直不错，先安排经济系副主任，又出任哲学系党总支书记。1965年“社教”运动中，高教部驻北大工作组认为陆平党委有严重问题。聂元梓跟着工作组充当批判陆平党委的积极分子。不久中央书记处决定撤走高教部工作组，改派北京市委工作组。早已恨透了忘恩负义聂元梓的陆平党委一班人立即对她进行清算和批判。成了整肃对象的聂元梓度日如年，又千方百计找关系调离北大。认识了吴溉之老人后，聂元梓便把调离北大给老人当秘书作为嫁给老人的条件。当老人带着她回湖南老家结婚度假(婚假是中组部长安子文在老人家中当着聂元梓的面给陆平打电话要的)后又回到北京时，已是1966年的春节后了。当聂元梓从老人那里得知彭真和北京市委受到严厉批判，垮台在即的消息后，她就预感北大陆平党委的日子也不久了。不仅再不提调离北大，而且天天住在北大观察风向。不知当时在北大做秘密调查的康生的老婆曹轶欧给了她什么消息，就有了毛主席后来亲自批示支持的“5·25”大字报。大字报广播后，好心的吴溉之老人还在北京饭店请了自己的亲朋好友(包括湖南文坛名宿李六如老人)庆贺“爱妻”成了全国第一左派。此后，聂元梓每天在北大忙运动，偶尔回一趟老人家，便要一些、带一些笔墨纸砚、古董、古玩等值钱的东西。老人的子女对此反感之极，偶然发现她向老人借走了刘亚楼送的那块珍贵手表去“玩几天”……终于发生了那天的抄家事件。
我和同去的同学，及我们在北大红卫兵总部的好友同学们，因此认为聂元梓是一个品质不好的人，在北大再不能跟着这个人参加运动。1967年初便趁着解放军进校搞军训，发表声明解散了北大红卫兵，去当逍遥派。不久，北大以哲学系干部教师为主体的，“社教”运动中反陆平的“左派”队伍内部发生分裂，影响到一部分高年级同学成立了“反聂”派的群众组织。本来我们这伙低年级的学生是置身于外的，但聂元梓担心我把抄家的事情抖出来对她不利，恶人先告状向江青报告我是与“联动”关系密切、攻击江青和中央文革的“坏人”，导致江青在北京市委扩大会等场合点名说我是“坏人”。愤怒之下，我们一夥也加入了北大“反聂”一派的斗争，最终成了北大“反聂”一派的核心力量。
当1968年北大分裂为对立两大派群众组织时，反对聂元梓一派群众组织的核心人物是“孔、杨、周、牛、侯”。孔繁是哲学系资深“左派”教师;杨克明是哲学系青年教师，“5·25”七人大字报主要作者之一;周培源是周总理点名支持的北大副校长、世界级资深流体物理学家;侯汉青是“5·25”时支持七人大字报的图书馆学系研究生，都曾是聂元梓“校文革”的成员。只有我一个低年级学生。这已是抄家事件的后话了。
这世上的事无巧不成书。40年后的2006年，我看到了聂元梓在香港出版的回忆录，果然有抄家一段，果然把责任推到了我的头上，说是我逼着她领路去抄吴溉之的家。我也是一笑了之。没成想，过了不久就在北京一位朋友的公司里遇到了已经八十多岁，还很健康的聂元梓。老聂已经认不出年届花甲的我。当我自我介绍后，老聂的第一句话是：
“牛辉林啊，我的书还在修改，你将来写书可不要骂我啊!”她并没有问我是否看过她的回忆录，但一定猜到我一定会看过。一位历尽政治沧桑，坐了十多年大牢的耄耋老人仍然如此机敏，如此看重自己的名誉，真让我感叹、唏嘘不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