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学家群星灿烂，学术观点百家争鸣，思想成果丰硕繁茂，是上个世纪80年代经济改革中的独特风景。其中，刘国光是这风景中的亮色。据研究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所所史的经济学家评价，在计划与市场问题上，谈得最早、最有新意的论文是1979年刘国光和赵人伟所写的《论社会主义经济的计划与市场的关系》；而刘国光更为重要的思想是双重模式的转换，其中经济发展模式的转换正是现今中国的国策。
标兵文章
有一份内部刊物，叫《未定稿》，是1978年12月创刊的，由中国社会科学院写作组编辑。“既然是未定的，就可以拿出来讨论，可以稍微胆子大一点，开放一点”，这是编辑部负责人、原《人民日报》理论部主任林韦说的。可以说，30年后的中国，思想解放程度今非昔比，却无堪与《未定稿》媲美或地位相当的刊物。起初，《未定稿》不定期，每次印三四百份送社科院各研究所，也送中央、各省政府、省委政策研究室及部分高校。后来改征订，最高发行到3万份左右。1979年，胡耀邦就是在《未定稿》上读到刘国光和赵人伟的《论社会主义经济中计划与市场的关系》一文，并写下批语：“这是一篇研究新问题的文章，也是一篇标兵文章，在更多理论工作者还没有下大决心，做最大努力转到这条轨道上的时候，我们必须大力提倡这种理论研究风气。”
刘国光和赵人伟，同在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工作。俩人年纪相差10岁，1979年时，一个56岁；一个46岁。“文革”结束后的1976、1977年，经济学界以批判“四人帮”为主，至于中国向何处去，大家的思想并不太清楚。改革兴起，人们热情高涨，却谁也不知道改革到底该怎么搞。那时，刘国光家住三里河二区，赵人伟住三里河一区，俩人走动勤密，连家里栽的花儿开了，都会报个信，一起赏花；更多的则是谈国事，谈经济和改革问题。就是在这些交谈中，刘国光提议写一篇计划与市场关系的文章。他们在文章中，首先辨析基本概念：“同市场经济相对立的是自然经济而不是计划经济。自然经济中不存在商品货币关系，只存在实物分配关系。……社会主义的计划经济是存在商品货币关系条件下的计划经济。”在如何利用市场的问题上，则从商品的产供销、人财物的安排和分配上论述；还专门讨论了价格和竞争问题。现在人们司空见惯的事物，那时都是观念上的禁区。比如竞争，就是被当作资本主义经济范畴的。而他们在文中很果断地指出：“只要存在商品经济，就意味着有竞争。”这是很多人还在把“竞争”说成“竞赛”的时候。
论文提交给了1979年4月经济学界在无锡召开的 “商品经济与价值规律问题”讨论会。会上，讲市场机制（mechanism）的人很多，像刘国光和赵人伟这样，利用市场进行生产要素的配置，把它们放进社会主义里面进行经济分析的少见。有的教授连连摇头：“过分了，过分了!”
国内重要报刊都转载了这篇文章。大西洋经济学会要求他们将论文送1979年5月在奥地利召开的年会。后来，该会执行主席H·舒斯特（Hel－montShuster）致电社科院院长胡乔木，称此文“受到年会的热烈欢迎”，认为学术上有重要意义，并决定将它同诺贝尔奖得主詹姆士·E·米德的论文一道，全文发表于《大西洋经济评论》1979年12月号。这是很特殊的举动，因为其他文章都只能摘要发表。
进入1980年，刘国光提出要建立买方市场，就是供略大于求的市场，并且一论再论，又引来了争议。因为，“买方市场”一向被看作资本主义的专属。然而，在实际生活中，人们越来越多地使用这个词汇。1982年9月，刘国光在为《人民日报》所写《坚持经济体制改革的基本方向》中写道：“随着买方市场的逐步形成，随着价格的合理化，逐步缩小指令性计划的范围，扩大指导性计划的范围；指导性计划的实质就是运用市场调节来进行的计划调节。”文章写在先，发表则是在9月6日，正值中共十二大。这与十二大决议中的 “指令性计划在重大范围内是必要的必不可少的，是完成与国民生计有关的计划项目的保证”不一致。此时，刘国光当选为中央候补委员，十二大闭幕这天，当他走出人民大会堂，在北门遇到了胡乔木。胡乔木对他说：“你有不同观点可以向中央提出，但在报上发表与中央不一致的观点影响不好，要作检查。”于是，刘国光在社科院党组会上从组织原则上作了认真的检查，但是，他说：“在思想上，我还是坚持我的观点。”在有政治风险的岁月，这是需要理论勇气的。有人认为刘国光动摇了计划经济的原则，在《人民日报》、《红旗》杂志发文猛批。此时，他的思想，显然被看作“右倾”。讲这段历史时，刘国光提醒我，不要写那些批评者的名字，“大家的认识有个先后，有时我前进一步，有时他前进一步，当初批判我的同志后来也都有了共识。”在其他场合，刘国光也讲过：“认识的前进需要一个过程，每一个人都是这么走过来的，一贯正确的人是没有的。过去我也是主张计划经济为主的。”
双重模式
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现今已成为共识，然而，这个共识始于刘国光25年前的探索。1985年8月26日的《世界经济导报》发表了刘国光的文章——《略论两种模式转换》，即发展模式的转换和体制模式的转换。所谓发展模式包括发展目标、方式、重点、途径等。目标是从片面追求高速增长转向以提高人民生活为目的的适度增长；方式是相对平衡；重点是国民经济的薄弱和基础环节；途径是以内涵为主的发展。经济体制模式的转换，则包含所有制结构、决策权力结构、动力和利益结构、经济调节体系和经济组织结构等。其中所有制结构，是指从追求“一大二公”转向公有制为主体的多种经济形式、经营方式并存；决策权力结构，是指从单一的国家决策转向国家、企业和个人多层次的决策结构；还有重视物质利益关系的动力和利益结构；政企分开、横向经济联系的组织结构。几个月后，在11月4日的《人民日报》上，他更进一步：《试论我国经济的双重模式转换》，此后，又相继发表了《中国经济大变动中的双重模式转换》（1986），《关于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模式及模式转换的若干问题》（1988）。十年后，“双重模式转换”的思想，演变成“两个根本性转变”，在1995年十四届五中全会上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 “九五”计划和2010年远景目标建议》中提出：关键是实行两个具有全局意义的根本性转变。一是经济体制从传统的计划经济体制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转变，二是经济增长方式从粗放型向集约型转变。再过十年，2005年，为刘国光颁发首届中国经济学杰出贡献奖的理由之一就是他的“双重转换理论符合当代中国经济演变的实际情况，为两个根本性转变决策做出了先行的论证”。而他自己说，“这种思路符合当代经济发展的实际进程和演变方向。双重模式转换始终是环绕我的问题”。
采访刘国光时，问了他一个问题：“双重模式转换的思想是怎么产生的？”他停了停，说：“这个问题以前还真没有想过。其实，过去苏联也讲转变增长方式，他们主要从生产力的角度来考虑，理论上并没有新东西。大概还是来自我的经验。可能跟我以前搞社会主义再生产和国民经济综合平衡问题的研究有关。实际上，早就接触这个问题了。”1950年代，刘国光就研究简单再生产和扩大再生产的关系，外延扩大再生产和内涵扩大再生产的关系，这就涉及到两种扩大再生产模式的问题了。“再就是改革开放初期，较多接触东欧的经济学家，如波兰的布鲁斯等，他们的论著中有不少关于社会主义经济体制可以有各种不同模式的论述，对我也有一定影响。”可见，他有丰富的思想源泉。
历史自有公论
刘国光在1980年代改革中，能有出色的贡献绝非偶然。首先基于他所接受的相当独特而又完整的经济学训练。刘国光，1923年生于南京。抗战时期，就读于西南联大，受教于陈岱孙、赵乃抟、徐毓鰓等教授。系主任陈岱孙（1900-1997），是哈佛博士；赵乃抟（1897-1986），是哥伦比亚大学博士；徐毓鰓，是剑桥大学博士。经济系还有哥伦比亚大学硕士秦瓒、周炳琳、周作仁；英国伦敦大学政治经济学院经济学博士伍启元，英国剑桥大学彼得豪斯学院国际金融学硕士藤茂桐，美国密执安大学数理统计硕士戴世光等等。在这里，刘国光接受了完整的西方经济学教育；毕业后考取清华大学，跟随徐毓鰓读研究生。徐毓鰓是凯恩斯《通论》的译者，也是聆听过凯恩斯讲课的人。
不久，刘国光转入南开大学经济系当助教，时常听平、津两地名教授的系列讲座；后经陈岱孙推荐，进入南京中央研究院社会研究所跟随巫宝三先生做助理研究员。这段经历也折射出，即使在1940年代中国陷于抗战、内战之中，大学和学术也没有中断，当时的经济学几乎和西方同步，是开放而兼收并蓄的。相反，1949年以后的大学和学术，则一次又一次被政治运动所中断，经济学教育苏联化，终至学术研究形存实亡。1951年，刘国光成为新中国第一批留学苏联的研究生，进莫斯科国立经济学院（现名为普列汉诺夫经济大学），师从苏联著名经济学家贝切克教授，1955年获得副博士学位回国进中国科学院经济研究所，成为在当时有最优越学术训练的、跨越东西方的青年经济学家，时年32岁。其次，在刘国光的学术生涯中，孙冶方是重要的。1957年，孙冶方调入经济所担任代所长，刘国光成为他最钟爱、最器重的青年。孙冶方早期对于计划经济体制的反思，自然给刘国光深刻的影响。在刘国光80岁生日时，他当众感谢自己的四位授业及人生导师，陈岱孙、徐毓鰓、巫宝三、孙冶方，缅怀先师们“雨露恩情”。
历史给了刘国光舞台，他在这舞台上扮演了应该扮演的角色。1979年刘国光担任经济所副所长，1982年任所长并担任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对于学者，官位不足为评，但是，那毕竟是1980年代早期，还有一批德高望重的学界前辈在世，像孙冶方等等，他们是看重德才兼备的。刘国光的被挑选，至少说明他资历和能力的全面。从1979年，1982年，到十四大决议把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改革目标写进决议，他都立了功。除了研究工作，在推动学术交流和建设方面，他也发挥了独特的作用。像1980年前后的颐和园计量经济学讲习班，东欧经济学家布鲁斯、奥塔·锡克来访，建立数量经济、比较经济学科，以及1985年参与发起巴山轮会议等等。他当年的影响力，今天的人不了解；他在研究领域的求索和执著，人们也认识不足。他把学术和学术领导融合成一体，好比集作曲、演奏、指挥于一身。
赶上改革时代的中国老一代经济学家大致有这样几类：第一类，是留学英美，民国年间回到中国，在大学执教，像陈岱孙、张培刚等；或进了金融机构，像中国人民银行金融研究所里一些老先生；或在研究机构，像中央研究院的巫宝三等；第二类，生活在民国商品经济最发达区域，从农村调查研究开始起步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像陈翰生带出来的薛暮桥、钱俊瑞、徐雪寒等；第三类，从共产党内被选送到苏联接受政治经济学训练的经济学家，像孙冶方等；第四类，从延安走出来的，土生土长靠自学的人，像马洪等；第五类，1949年以后上大学，学习《资本论》，接受苏联政治经济学教育，1930年左右及以后出生的经济学家大抵属于这一类；刘国光，绝对是一个特例，他的背景不同于这五类，同时又和这五类有深刻的渊源。
而上述五类人，在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都有代表人物。经济所是中国经济学界和经济学家的重镇，人才济济。从1950年代到1980年代，从这里走出来很多十分优秀的人物，这会是一个很长的名单，人们比较熟悉的诸如顾准、孙冶方、许涤新、徐雪寒、刘国光、董辅秖、吴敬琏、周叔莲、张卓元、黄范章、赵人伟、唐宗?等，还有很多人，不在媒体视野内，那是因为他们专注“纯学问”，或者没有赶上改革开放时代。
在求学的过程中，刘国光是幸运的，战火连天时，还得以接受最好的大学教育。但是，在“政治”上，他并非那个时代的宠儿，1961年入党，时年38岁。1982年当经济所所长时，他已经59岁，将近耳顺之年。是改革开放，使他的学问和人生机会相得益彰，大器晚成。
在2003年，刘国光80岁生日暨中国经济学前景恳谈会上，他发表了“八十心迹”的感言：“两种经济学在我身上交错并存，我是怎么处理它们的关系的呢？借用中学为体、西学为用这句话，我是以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为体，西方经济学为用，我总以为，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立场、劳动人民的立场、大多数人民利益的立场、关注社会弱势群体的立场，是正直的经济学人应有的良心。”2005年，是刘国光的一个转折点。所谓转折，是就某些媒体和部分公众而言。在首届经济学杰出贡献奖颁奖会上，他致答辞时说：“我们这一代经济学人，经历了计划与市场烈火的实践反复的锤炼。有人说，尘埃已经落定，市场占了上风，计划不再时兴了，我不完全这样看”，“完全让 ‘看不见的手’来调节，不能保证社会公正协调的发展。在坚持市场取向改革的同时，必须有政府有效的调控干预加以纠正，有必要的计划协调予以指导，就是说要有 ‘看得见的手’的补充”。以82岁高龄，在这样的场合，发表明显不合“潮流”的言论，恰恰是他人性中真情流露的一面。此后，他的一系列发言，掀起巨大声浪，甚至构成关于改革的“第三次大争论”，有支持者，有反对者。而刘国光被一些人认为或指责成“反改革”，则是显而易见的误解。每一个人，他的昨天、今天和明天，其实都有着人生的逻辑。还是那句老话：历史自有公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