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在全球生态进程中，中国已进入了高风险社会。把中国引向高风险社会的重要力量，是惟经济增长模式，它是一种贫困驱动型环境破坏模式。30年来中国社会由这种增长模式牵引，一路获得了举世瞩目的经济成就，但同时也层层累积起了掠夺自然而欠下的庞大道德成本债务。以自然景气指数为分析工具，探讨环境破坏的道德成本债务生成，检讨贫困驱动型经济增长模式，应该成为引导社会追求理性自觉、化解生态风险、探索健康发展之路的有效方法。
关键词：自然景气 自然景气指数 惟经济增长模式 道德成本债务
人类不幸的根源在于其对自然的全然无知……因而，对我们来讲，最重要的责任就是寻找那种我们能使用以破除错觉，使它们再也不能把我们引向歧途的方法。对这些消除祸害的补救方法，只能到自然本身中寻找；只有在自然给予我们的充足资源中，我们才能合理地期望找到办法，消除由错误导向和过度热情给我们带来的危害。……为了这个目的，必须恢复理性正确的位置……它不能再被偏见的沉重锁链束缚。
----霍尔巴赫《自然的体系》
10年前，我们为进入21世纪而欢呼。而今天，凡是有责任心的人，却为此而倍感忧虑。何也？正如人们在20世纪后期所预言的那样，21世纪是一个全球化的社会。全球化无疑充满了诸多希望，但它的展开却暴露出令人日益忧惧的危险。美国学者爱德华．赫尔曼认为，“全球化迄今带来了生产力的衰退、社会的灾难和对稳定的威胁”[1]德国慕尼黑大学社会学教授乌尔里希．贝克则把充满了衰退、灾难和威胁的全球化社会称之为“风险社会”，他认为“随着两极世界的消退，我们正从一个敌对的世界向一个危机和风险的世界迈进。但‘风险’指的是什么？风险是预测和控制人类活动的未来结果，即激进现代化的各种各样、不可预料的后果的现代手段，是一种拓展未来（制度化）的企图，一种认识的图谱。当然，每个社会都经历过危险，但风险社会制度是一种新秩序的功能：它不是一国的，而是全球性的。”[2]（P4）贝克认为，在当代社会，最大的风险恰恰是环境风险，因为“环境风险的第一定律是：污染与贫困形影。”[2]（P7）这里的贫困，不是个别群体的贫困，而是整个社会的贫困。导致贫困日益社会化的重要因素，是污染的日常生活化。它的根本标志是空气污染、水污染、食物污染。日常生活的污染和社会化的贫困，此二者构成了社会环境本身。在今天，我们每个人都生存在这样一个社会环境中承受污染的浸泡，越来越多的人被贫困所驱赶。而这种恶劣的社会环境却直接来源于自然生态环境。自然生态环境的日益破坏，才是全球化时代陷入风险社会的根本之因。
然而，自然生态环境又是怎样遭受破坏的呢？是自然之为，还是人类之恶？对于这个问题，池田大佐和阿．汤因比在其合著的《展望21世纪》给我们做了回答：“ 在现代，灭绝人类生存不是天灾，而是人灾，这已经是昭然的事实。不，毋宁说科学能够发挥的力量变得如此巨大，以至不可能有不包含人灾因素的天灾。”[3]（PP37-38）自然生态环境遭受全面破坏却直接地来源于人类强力。人类破坏自然生态环境，是一种有组织的不负责任和有组织的放弃责任，它集中表现为单纯地追求生活的现代化，追求惟经济增长。更直接地讲，以全污染和贫困为集中表征的风险社会，最终是人们信奉物质幸福论、创造工业文明，野性追求惟经济增长所层累起来的道德成本债务。
1、道德成本债务
我们提出“道德成本债务”这个概念，决不是一个比喻的说法，而是用来揭示近代以来人类发展怎样无视自然、生命、人三者共在互存、共生互生事实，野性作为于自然所造成的道德后果，这种道德后果最终逼迫人类必须以经济学的方式去偿还，否则，自然、生命、人三者之间的生态链条将最终完全断裂，人类生存将全面步入死境。因而，道德成本债务所指涉的是一种已然存在的道德事实和正在层累的道德状态。
道德成本债务是相对道德成本而论。要探讨道德成本债务，首先需要简要回顾一下道德成本概念。在《试论道德成本原理》一文中，笔者曾指出“所谓道德成本，是指行为者进行道德作为或不进行道德作为的行为所必须支付的成本，并且这种道德成本所产生的最终收获必然要遵循边际效应原理。”[4]道德成本概念给我们揭示了：第一，人的行为是要支付必须的成本的，其中，道德成本是其必不可少的内容。第二，人的行为支付必须的道德成本，其行为表现就是要有道德作为，就是讲道德和行道德。讲道德，行道德，进行道德作为，说到实处，就是其行为利己不损他或利己亦益他。因为道德始终表征为一种利害关系，因而，道德行为、道德作为所追求的是共赢、共益、共利。一旦行为追求共赢、共益、共利，就必须要克制自己的欲望、贪婪，把自己的利益需求限制在一个任何他者都能接受的范围内。第三，道德成本作为利益谋取的必须代价，在行为中是依理支付还是无理拒付，都会产生边际效应。因而，道德成本的释放必遵循道德成本边际效应原理：在行为中依理支付道德成本，所产生的边际效应恰恰遵循边际道德成本递减规律和边际道德收益递增规律；反之，在行为中拒理不付道德成本，所产生的边际效应只能遵循边际道德成本递增规律和边际道德收益递减规律。
道德成本债务是指人的利益谋求行为拒理不付道德成本而获得的负成本，即行为边际道德成本。行为边际道德成本是一种道德成本债务，它是指行为结果获得了应该依理支付的道德成本之外的附加道德成本。这种附加的道德成本是由行为的非道德作为所产生的，它遵循的是非道德作为行为之道德边际成本递增规律，即道德成本债务是由人的道德不作为行为而产生，并以潜在的方式而存在着，以层累的方式而积聚起来。
道德成本债务产生于人为的道德不作为。
人为的道德作为表现为合理利己，即利己不损他或利己也益他。因而，人为的道德作为之基本价值追求是共赢、共益、共利。反之，人为的道德不作为表现为绝对利己，绝对利己的实际行为表现是利己损他或损他利己，所以，人为的道德不作为之基本价值追求是惟利是图，不计其余。这种价值追求落实在行动上，就是“只讲目的，不讲手段”和“为达目的，不择手段”。
道德成本债务产生于人为。人为却涉及到人间生活的方方面面。在生活的任何一个方面，只要人心存道德不作为之念，并在行为中不进行道德作为，均会产生出属他的道德成本债务。
人的生活是立体开放的，但如果从大的方面来归纳，亦可以将其概括为三个方面：个人、组织、政府，由此形成个人行为的道德不作为、产生个人道德成本债务，组织行为的道德不作为、产生组织道德成本债务，政府行为的道德不作为、产生政府道德成本债务。
个人、组织、政府，此三者作为行为主体，其行为所指涉的对象却是全景式的，但同样可以归纳概括为四个方面：他人、组织、社会、自然。即个人、组织、政府可以在他人、组织、社会、自然等任何一个领域放弃道德作为，一旦这样做，都将伴随产生道德成本债务。
在所有类型的道德成本债务中，最容易被社会所忽视的最普遍、最严重的道德成本债务，是人类对自然的道德成本债务。人类对自然的道德成本债务之所以普遍，是因为我们在对自然的行为中已经习惯于道德不作为。并且，自工业革命以来，整个社会对自然都采取有组织的放弃责任，有组织地拒理不支付道德成本，有组织地放纵利益野性。这可以表现在工业化进程和现代化建设中，我们总是单向地征服自然、改造自然、掠夺自然，没有想到要善待自然，滋养自然，回馈自然。人类对自然的道德成本债务之所以是最严重，是因为这种道德成本债务通过层层累积，已经达到了地球不能负载、人类不能安然承受的境况。也就是说，人类这种有组织的放纵自己、其行为拒绝向自然支付必须道德成本的非道德作为所层层累积起来的道德成本债务，达到了必须补偿的时刻了。虽然这种补偿之于人类来讲，是不乐意的，但却是必须的，而且还是强迫性的。这种必须的和强迫性的补偿方式，就是自然灾害的频频爆发和瘟疫的连绵流行。
2、自然景气指数
客观地看，人类对自然采取拒理不付道德成本的行为，并非个别，也非偶然，而是一贯的作为。从工业革命到现代化，一路走来，人类创造了辉煌的物质文化，但也对自然欠下几乎不能承受的道德成本债务。这种道德成本债务的生成，却遵循道德成本边际原理和道德成本层累原理，滚雪球般地膨胀成人类前进路上不可逾越的阻碍。不妨做一个不恰当的比喻：如果我们把人类今天的文明战舰看成是泰坦尼克号，那么工业革命和现代化以来所对自然欠下的道德成本债务，已经结集成阻挡人类文明战舰去路的庞大坚硬的冰山。现在，人类文明这艘曾经无往不胜的战舰，正在全速向这座处于黑暗之处的庞大冰山开过去，如果不迅速减速和调整方向，它与九十八年前泰坦尼克号沉没大西洋的命运，可能没有什么两样。
此种预测并不是故作惊人之语，而是有其充分的自然景气依据。
“自然景气”一语在本文首次使用，它源于对自然变异状况及其使人忧虑不已的各种可能性。当提出“自然景气”概念时，自然要联想到“经济景气”概念。在经济领域，经济景气是经济状况和市场走向的预测方法和分析工具。从宏观上讲，这种预测方法和分析工具，意在于揭示市场萧条、复苏、发展的规律与走势。具体论之，运用经济景气来检测和把握动态变化的经济状况，意在于为市场导向或经济决策提供有用的信息。以此来看“自然景气”概念，就其实质论之，它所表达的同样是一种预测方法和分析工具，只不过它预测和分析的对象，不是经济和市场，而是急骤变异的自然生态状况。
理解和定位“自然景气”，首先需要理解什么是“景气”。景气这个词，本义是指景象、气氛。任何景象、气氛都是动态的，并且都呈现出一种倾向性，一种方向感，一种具有极大可能性的潜在走势。景气之所以具有这些特征，是在于它所表征的对象性事物，并不是孤立、静止的，而是动态整体、相互关联的。所以，“景气”一语的深层含义，恰恰体现其整体性、系统性、未定性和动态生成性。概括地讲，景气乃指事物在其变动不居的整体平台上所呈现出来的具有某种可能性趋向的生成性状态。以此来审视自然景气，它是指自然在其“自然（地球和宇宙）、生命、人”三者共在互存、共生互生的创化平台上，所呈现出来的具有某种可能性趋向的生成性状态。
根据此一概念定位，自然景气是一种自然状态，这种自然状态具有自生成性功能，并且，它的自生成性功能的敞开，就呈现为某种可能性趋向。决定自然状态朝着哪个方向生成，形成什么样的可能性趋向，根本地取决于自然得以存在敞开的那个整体力量的动态变化，这个整体力量就是“自然、生命、人”三者共在互存、共生互生之原始关系，是否保持以及其保持的程度。
自然景气是分析自然状况、预测自然变化的可能性趋向的一种认知工具和理解方式。自然景气作为分析自然状况、预测自然变化的可能性趋向的认知工具和理解方式，它有其自身指标，即自然景气指标。自然景气指标是一个体系，它由其宏观指数、微观指数和影响指数三者构成。
自然景气的宏观指数主要有四：
一是生物多样性，包括陆地生物多样性、海洋生物多样性、湖泊生物多样性。
二是森林覆盖率；
三是大地植被率，包括草原生态状况；
四是大气环流状况，包括气候状况、降雨状况、气流循环状况。
自然景气的宏观指数，是描述自然运行状况的基本工具。自然景气的微观指数，则是分析自然运行之变化趋向的基本工具。自然景气的微观指数主要五：
一是自然污染。衡量和判断污染状况有两类指标：一是大地污染状况，二是空气污染状况。衡量和判断大地污染状况的具体指标主要有五，即水污染（包括地面水、地下水、海洋污染等）、土地污染、作物污染、生物污染、固体废物；衡量和判断空气污染状况的主要指标是噪音、辐射、大气沙尘等。
二是气象（或“气候”）灾变。衡量和判断气象灾变状况的具体指标包括：酸雨、干旱、暴雨洪涝、江河洪水、台风、大风、热带风暴、风雪、冰雹、雷击、龙卷风、高温、雪灾、低温冻害等。
三是地震灾变。
四是地质灾变。衡量和判断地质灾变状况的主要指标有：土地沙漠化、泥石流、滑坡、崩塌、地面塌陷、地面沉降、地裂缝、海水浸入等。
五是海洋灾变。衡量和判断海洋灾变状况的主要指标有：风暴潮、赤潮、海浪、溢油、海冰、海啸等。
自然景气指标作为自然状况及其趋向分析工具，在运用过程中，其宏观指数最终要通过微观指数来得到说明。比如，大气环流状况，需要通过酸雨、干旱、暴雨洪涝、江河洪水、台风、大风、热带风暴、风雪、冰雹、雷击、龙卷风、高温、雪灾、低温冻害等气候灾变的事实程度来描述，包括其灾变波及的范围、灾变的严重程度、灾变造成的直接经济损失程度和间接经济损失程度等等，只有通过这些具体指标的分析，才能真实地把握大气环流的状况，预测大气循环运行的可能性趋向。
对自然景气的预测和把握，是通过自然景气分析来实现的。分析自然景气，需要运用宏观和微观两个方面的指标作为判断和描述的依据，推论出此一自然状况的可能性趋向。但是，完整的自然景气描述，通过对自然状况的分析，不仅要预测出它运行可能性趋向与走势，更要分析此一状况及其趋向产生的潜在影响与各种可能性后果。因而，自然景气分析还需要其影响指数。自然景气影响指数主要有四：
一是自然景气对生态环境的影响指数。生态环境影响指数包括两个方面，对自然生态环境的影响指数和对社会生态环境的影响指数，前者如土地环境、海洋环境、淡水环境、声环境等；后者如农村生态环境、城市生态环境或者山区生态环境、平原生态环境等。
二自然景气对生物多样性的影响指数。生物多样性影响指数主要有五：荒野面积，湿地面积，动物种类数、植物种类数、微生物繁殖状况。
三是自然景气对社会贫富的影响指数。衡量贫富影响指数的主要指标有二：社会财富的流向和贫困人口的变动比例。
四是自然景气对人的生活影响指数。衡量生活影响指数的主要指标有三：生活质量水准，生活卫生状况和生命健康状况。
自然景气影响从两个方面展开，一是影响自然生态，二是人类生态。此两者最终要通过人和由组织起来的社会凝聚起来。所以，自然景气影响最终指向的是社会化的人的生态。自然景气对社会化的人的影响，从三个方面实现，即人的生活质量、生活卫生、生命健康。所以，自然景气影响，最终体现为对人的生活质量状况、生活卫生状况和生命健康状况的影响。比如，各种各样的辐射，它是一种无形的污染，并且也是最容易让人们忽视的污染，这种污染不仅直接影响着自然生态和社会生态，而且更改变着自然景气，并通过改变了的自然景气而影响着自然生态环境和社会生态环境，使自然生态环境和社会生态环境悄然发生改变，最终影响人的生活质量、生活卫生和生命健康。这可以通过空气、水、食物和疾病这些具体的指数来描述。比如，环境电离辐射，核电厂、核反应堆电离辐射、电磁设施辐射等等，所造成的新疾病，就是自然景气影响人的生活的最具体的指数。
3、新世纪10年自然景气状况及其趋向
人类进入21世纪的一个基本标志是生存全球化。从宏观上讲，生存全球化敞开为六个扇面：一是信息全球化，二是生态全球化，三是经济全球化，四是劳动合作及生产全球化，五是文化全球化，六是自然灾害和瘟疫全球化。正是这六个方面，使全球化时代充满了太多的可变性。尤其是自然灾害和瘟疫的全球化，使人类一跨进21世纪沦陷于风险化的生存境遇之中。乌尔里希．贝克在《世界风险社会》一著中专门对风险社会做了多视的描述,但笔者以为，我们生存的这个时代所面临的各种巨大风险,不外乎来源于两个方面:一是全球性的利益冲突将随时制造出各种可能性风险，比如暴力战争、商业战争、政治战争等等；二是自然灾害和瘟疫所制造的各种自然生存风险。贝克曾经认为中国现在已经进入了一个高风险社会，他提出了三条依据：一是城市人口高度密集；二是城市化建设过程中对环境的人为破坏及其严重的不负责任；三是社会发展失去平衡本身构成巨大的威胁。并运用“压缩饼干”理论解释了如上三条因素对高风险的生成。应该说,贝克的判断是理智的,因为客观地看，进入21世纪以来，中国确实进入了高风险社会。但形成中国社会高风险化的根本因素，却不是贝克所讲的那三个方面。在中国，这三个方面的风险仅仅是局部的和表层的。从根本上讲，自进入21世纪，中国把自己推入高风险社会的主要社会力量有二；一是国家制度和其制度所支配的体制，它以其自身的坚挺的和无所不能的方式，推动社会分配严重不公正和社会行为无道德作为化。前者表征为贫富差距加速度拉大，整个社会财富为少数人所控制；后者表征为“只讲目的不讲手段”和“为达目的不择手段”之行动原则的合法化,这种合法化的行动原则,落实在社会行动上,就是有组织的不负责.二是自然灾害和流行性疾病的频频爆发，首尾相连，从不间断，为首尾相连的自然灾害和流行性疾病买单，几乎成为政府的日常工作；并且，自然灾害和流行疾病已开始变得了日常生活化。
面对把中国推进高风险社会的这两种主要的社会化的力量,本文只注目于后者,即宏观审视进入21世纪10年来中国的自然景气状况,以此引发人们警醒:频频爆发的自然灾害,正在以更新的趋向,把我们的生活牵引向更加危机重重的高风险社会之中，如果不理性而果断地调整我们的生存姿态、发展方式、发展速度，有节制地展开自我拯救，我们将面临灭顶之灾。这绝非危言耸听，下面的事实则是最好的说明，也是最真切的警钟。
2001年---新世纪第一年。气候灾害：①全国性的特大旱灾，尤以山西、山东、河南、辽宁等省旱情最突出；②西北太平洋和南海9个台风先后登陆；③河西走廊、内蒙出现大风、浮尘、扬沙和沙尘暴，涉及北京及其华北地区。④东北和内蒙东部冬季发生持续7旬的低温高寒。地震灾害：5级以上地震30次，6级地震4次，8级地震1次；共产生12次地震成灾事件，约150万人受灾，受灾面积约2.5万平方公里，死亡9人，伤7410人。地质灾害：全国共发生滑坡、泥石流、地面塌陷等地质灾害5793处，不完全统计，死亡788人。海洋灾害：全年因海洋灾害而死亡、失踪者401人，受灾人口约1400万人。
2002年---新世纪第二年。气候灾害：①华北大部、东北中西部、黄淮北部、西北东部及华南、西南部分地区大旱、并伴随持续高温；②长江中下游大暴雨，洞庭湖、鄱阳湖水系区域发生渍涝；③北太平洋和南海6个热带风暴登陆；④全国共遭受12次沙尘天气袭击，强度偏强，影响范围广。地震灾害：5级以上地震25次，6级以上2次，7级以上2次。共产生5次地震成灾事件,约17万人受灾，受灾面积约5316平方公里；死亡2人、伤359人。地质灾害：全国共发生各类地质灾害40246起，死亡962人，1797人受伤；陕西、宁夏、甘肃、新疆、河北等省局部地区发生山洪、泥石流、滑坡灾害。海洋灾害：全年因海洋灾害造成124人死亡或失踪，受灾人口约1，000万。
2003年---新世纪第三年。气候灾害：①东北地区春旱严重，南方伏秋连旱，尤以浙江、江西、湖南、福建、广西为最；②淮河流域爆发1991年以来最大洪水；③整个南方遭受大范围热浪袭击，特别是江南、华南两地区持续高温天气历时一个多月；④西北太平洋和南海6个台风登陆，尤以第7、12、13号台风登陆破坏力大，给沿海部分地区造成严重损失；⑤先后出现7次沙尘天气过程，其中有2次沙尘暴；⑥内蒙古出现30年未见大雪灾，持续时间两个两个多月，牲畜仍无法出牧采食。地震灾害：共发生5级以上地震29次，6级以上地震7次，7级以上地震1次。新疆、青海、陕西、云南、四川等地产生21次地震成灾事件，受灾面积约78143平方公里，受灾人口约298万，死亡319人。地质灾害：全国共发生各类地质灾害13832起，死亡868人，伤564人。海洋灾害：全年海洋灾害致使2000多万人受灾，死亡、失踪者128人。
2004年---新世纪第四年。气候灾害：①内蒙东部、东北西部春夏持续大旱，华南和长江中游区域秋旱，广西、广东、海南、福建、湖南、湖北、江西、苏皖、浙江等地重旱；②全年共有8个台风和热带风暴登陆，其中0414号“云娜”台风重创浙江；③7-11月、北京、上海、四川东部、重庆、福建中南部沿海、浙江台州、温州等地先后出现大暴雨、狂风暴雨，造成交通瘫痪、局部洪涝和山体滑坡等灾害。④全年出现15次沙尘天气过程；⑤不完全统计，6月以来，浙江、广东、云南、河北、安徽、江苏、湖北、四川、山西、新疆等雷击频繁，造成至少234人死亡。地震灾害：共发生5级以上地震29次，6～7级地震5次，共产生11次地震成灾事件，95万人受灾，受灾面积约20815平方公里；死亡8人，伤688人。地质灾害：全国共发生地质灾害13555起，死亡、失踪858人，受伤549人。海洋灾害：共发生风暴潮、赤潮、溢油等灾害155次，死亡、失踪140人。
2005年---新世纪第五年。气候灾害：①华南南部严重秋冬春连旱，云南50年未遇春旱，长江中下游夏旱，西北及内蒙夏秋连旱，江南、华南秋旱严重；②8个台风和热带风暴登陆，强度大、范围广、灾情重，其中0509号台风“麦莎”在浙、闽、赣三省造成直接经济损失严重；③西江、闽江、淮河流域及湖北、湖南、四川、辽宁等地严重暴雨洪涝灾害，渭河、汉江流域秋季特大洪水；④青海、山西、河北、辽宁等地出现5次沙尘暴天气过程；⑤据不完全统计，全国共发生雷电灾害1.1万多起，致人伤亡事故700多起，引起火灾或爆炸事故200多起，建筑物损坏1100多起，引起供电故障2700多起，1300多人伤亡。地震灾害：共发生5级以上地震18次，6～7级地震4次，四川、云南、新疆、广西、江西等地产生11次地震成灾事件，受灾者约208.4万，受灾面积约15039.7平方公里；伤亡882人。地质灾害：全国共发生各类地质灾害27813起，死亡682人，伤339人。其中，滑坡灾害9359起，崩塌灾害7654起，地面塌陷灾害137起，全国有50多个城市和地区出现了地面沉降，河南、陕西、江苏、湖北、贵州、河北等省发生地裂缝灾害，烟台、青岛、威海、日照以及辽宁锦州、葫芦岛、大连等地海水入侵，累计达1389平方公里。海洋灾害：沿海11个省发生风暴潮、赤潮、海浪、溢油等灾害共计176次，死亡371人。
2006年---新世纪第六年。气象灾害：①共有6 个热带气旋登陆，0601 号台风“珍珠”和 0604 号强热带风暴“碧利斯”先后分别在广东沿海、福建霞浦登陆，带来大范围持续性强降水天气，灾情严重；②宁夏、甘肃、云南以及华北地区春旱，四川、重庆、湖北西部、陕西南部等地盛夏38～45℃，高温持续15～30 天，重庆遭遇百年不遇特大伏旱，四川出现1951年以来最严重伏旱；③西北东部和华北及以南地区、新疆、内蒙古西部等地出现高温热浪天气；④共出现18 次沙尘天气过程，其中，沙尘暴和强沙尘暴过程共11 次，最强一次强沙尘暴天气过程使13 个省（区、市）受影响，9 人死亡；⑤全国有1200 多个县（市）多次遭受冰雹或龙卷风袭击；⑥全国因低温冻害和雪灾造成农作物受灾面积近500 万公顷，损失重；⑦10 -11月，江苏、辽宁、河北、京津地区、山东、河南、江苏等地大范围大雾，多条高速公路瘫痪或封闭，发生多起严重车祸，死亡7 人，伤50 多人，首都机场600 多架次航班延误，此外大雾天气还造成呼吸道疾病患者明显增加；⑧12 月，太阳连续发生强烈爆发事件，大面积短波通讯信号衰减和中断，电网中出现较强附加电流，国内外卫星工作多次失常。⑧全国发生大范围严重洪涝灾害，引发山洪、泥石流等灾害造成的人员伤亡较为严重。地震灾害：共发生5级以上地震30次，6～7级地震4次，甘肃、吉林等地产生9次地震成灾事件，共造成约66.69万人受灾，受灾面积约7168平方公里；死亡25人、伤1207人。地质灾害：全国共发生滑坡、崩塌、泥石流、地面塌陷、地面沉降、地裂缝、海水入侵各类地质灾害102804 起，死亡774 人，伤453 人。海洋灾害：共发生风暴潮、海浪、海冰、赤潮和海啸等179 次，死亡492 人，直接经济损失218.45 亿元。
2007年----新世纪七年。全国各类自然灾害共造成约4．3亿人次受灾，2000多人死亡和失踪，紧急转移安置1296万人。气象灾害 ：① 南方部分地区遭受严重暴雨洪涝灾害，淮河流域汛期发生特大洪水，重庆、济南等城市暴雨洪涝，河南、陕西、山西爆发特大山洪灾害，云南遭遇特大泥石流、滑坡灾害。② 北方发生大范围春旱，东北部分地区严重夏伏旱，江南、华南严重高温伏旱和特大秋旱并延续至初冬。春旱全国受旱面积1493万公顷，897万人、752万头大牲畜饮水困难；③北方共出现15次沙尘天气过程，强沙尘暴过程1次，影响到西北和华北大部分地区；④ 8个热带气旋登陆；⑤强对流天气发生频繁，雷击灾害严重，江西、重庆、浙江等地受灾严重；⑥广东、福建、浙省、江西、广西等地连续高温日数超历史同期极大值，雪灾和低温冷冻，农作物受灾面积407.2万公顷。地震灾害：共发生5级以上地震10次，6～7级地震7次，福建、新疆、云南产生3次地震成灾事件，76.7万人受灾，受灾面积约8258平方公里。地质灾害：全国发生地质灾害25364起，死679人，伤444人。海洋灾害：发生风暴潮、海浪、海冰、赤潮和海啸等海洋灾害163次，死161人。
2008年-----新世纪第八年。各类自然灾害共造成约4.7亿人受灾，死亡和失踪9万余人，紧急转移安置2682.2万人；农作物受灾面积3999万公顷，其中绝收面积403.2万公顷；倒塌房屋1097.7万间，损坏房屋2628.7万间；因灾直接经济损失11752.4亿元。
气象灾害：①1-2，全国除华南南部、东北及云南中南部外，均遭受低温冻害及雪灾，尤其南方连续四次低温雨雪冰冻天气过程，交通受阻、电力传输中断、通讯设施破坏；②初夏，珠江流域和湘江上游严重洪涝灾害，盛夏，长江中上游和淮河流域强降水，局地暴雨成灾；秋季，南方出现1951年以来最强秋雨，秋涝、滑坡、泥石流等严重，9月，四川地震灾区遭受暴雨及滑坡、泥石流袭击；③东北、华北等地严重冬春连旱，西北、华北等地夏季阶段性气象干旱；④北方出现9次沙尘天气过程，其中1次强沙尘暴，6次沙尘暴，2次扬沙过程；⑤有10个热带气旋登陆，死亡170人。地震灾害：共发生5级以上地震78次，6级以上19次，7级以上1次，8级1次，产生17次地震成灾事件，其中，汶川8级地震，全国各地、南亚、东南亚等地均有震感。四川、甘肃、陕西、重庆、云南、宁夏等地244个县（市、区）5176个乡（镇）受灾，受灾面积为44．04万平方公里，灾区人口10487．22万人，7万人死亡，2万人失踪，37万多人受伤，受灾人口3362．37万人，地震造成直接经济损失8523亿元；其他16次地震灾害事件，死亡56人，伤1227人，受灾者243．53万人，受灾面积约60841平方千米。地质灾害：共发生各类地质灾害2．7万起，死757人，伤841人。海洋灾害：共发生风暴潮、海浪、海冰、赤潮及其他海洋灾害134起，死152人。
2009年----新世纪第九年。全国部分地区自然灾害十分严重，特别是区域性极端暴雨、阶段性严重干旱、局地性强风飑线、高频次登陆台风和大范围雪灾。从分灾种自然灾害情况看，旱灾、洪涝、山体滑坡、泥石流、风雹灾害造成的损失最为严重。旱灾是造成受灾人口众多的主要原因，将近全部受灾人口的一半；洪涝、山体滑坡、泥石流、风雹所造成的死亡（含失踪）人口，占全部灾种的九成以上，同时洪涝、山体滑坡、泥石流也是导致房屋倒塌的主要原因，占全部灾种的六成以上；台风和洪涝、山体滑坡、泥石流造成紧急转移安置人口最多，占全部灾种的九成以上。2009年全国各类自然灾害共造成受灾者约4．8亿人，死亡和失踪1528人，紧急转移安置709．9万人；农作物受灾面积4721．4万公顷，绝收面积491．8万公顷；倒塌房屋83．8万间；因灾直接经济损失2523．7亿元。
2010年----新世纪第十年。新年伊始，首先由岁末北部强降雪、强降温引发北京乃至华北地区降大雪，形成1951年以来最严重的低温高寒灾害；其次是1、2月新疆北部准葛尔盆地、内蒙古遭受严重雪灾，3月，大雪融化，洪涝成灾，四处塌方；其三是西南四川、重庆、贵州、云南、广西五省市持续了五个月百年不遇特大旱灾，仍处于持续发展态势。国家防汛抗旱总指挥部总统计报告，截至3月26日，全国耕地受旱面积1.14亿亩，其中作物受旱8829万亩，待播耕地缺水缺墒2526万亩；有2372万人、1555万头大牲畜因旱饮水困难。其四，西南大旱持续的同时，河北、山西、甘肃、宁夏等不少北方省份也出现严峻旱情。目前河北省已有48万人饮水困难；山西全省因干旱造成48万人、11万头大畜出现临时性饮水困难；甘肃受旱面积1628.3万亩，72万人、76万头大牲畜出现较为严重的饮水困难。
4、新世纪10年自然景气影响趋势
对自然景气趋向进行分析的基本工具是自然景气指标。自然景气分析的宏观指数最终要通过其微观指标来显示。因文章篇幅所限，我们主要围绕气象灾变、地震灾变、地质灾变、海洋灾变这四个微观自然景气指数做了其主要内容描述，从整体上展示了新世纪10年来自然景气状况及其趋向：进入新世纪10年来，中国自然景气不是朝向更好的方向运行，而是朝着每况愈下的恶劣方向运行。这种日益恶劣的自然景气所产生的对生态环境、生物多样性、贫富差距和人的生活状况的影响，只能是负面的和破坏性的。下面所显示的2001-2009年自然灾害造成的直接经济损失数据是最好的说明：
2001-2009自然灾害造成的直接经济损失
年份 经济损失（亿元人民币） 累 计
2001 1942 1942
2002 1717 3659
2003 1886 5545
2004 1902．3 7447．3
2005 2042．1 9489．4
2006 2528．1 12017．5
2007 2517 14534．5
2008 11752 26286．5
2009 2523．7 28810．2
进入21世纪九年时间，全国因自然自然灾害而造成的直接经济损失共达28810．2亿元。这里所讲的直接经济损失，就是自然灾害造成的直接生产或财产损失。除此此外，还有更多的账却没有计算在内，那就是每年自然灾害给社会和人民生活造成的间接经济损失。比如，以2008汶川大地震为例，地震造成的直接经济损失是8523亿，但对地震灾区进行家园重建，其预算投入却高达上万个亿。这还仅仅是国家的投入，而灾区人民生存自救恢复生活，又将要耗费多少、投入多少，这笔数字可能谁也不会去关心，谁也不会去统计，并且事实上也无法统计。更重要的是，自然灾害造成生命的死亡、伤残，所带来的这笔经济损失，既需要钱去解决，又是不能完全以算经济账来了结的。它所带来的后续影响，以及给社会、家庭、个人带来的诸多后续性问题，却成为一笔巨大的债务。
同时，直接经济损失和间接经济损失，都产生出许许多多的边际效应。比如，正在持续发展的西南五省干旱，所产生的边际效应却可能是导致新一轮粮食危机。农业部统计数据显示，中国西南5省（市）粮食产量约占全国的16％。但近30年来，南方季节性干旱天气不断出现，成为中国粮食安全的新危机因素。
更重要的是，进入新世纪，从2001年到2010年10年来自然灾害爆发的频度、广度以及所造成的直接经济损失来看，其总体趋势是朝着更严重的方向发展。这一趋势铸成了未来自然景气更加恶劣，更为恶劣的自然景气所产生负面的和破坏性的影响将更大，更严重。无论是国家或是个人，都将事实上生存在与自然灾害相搏斗不息的艰难处境中。在这种与自然灾害斗其乐无穷的生存进程中，要提高整个社会生活质量水准和幸福指数，要进一步改善全民生活卫生状况和生命健康状况，将需要付出越来越越来越大的成本。
对中国来讲，自然灾害造成的直接的和间接的经济损失，仅仅是其片面追求经济发展所播种下的道德成本债务之一种。在片面追求经济发展而无视自然所播种下的道德成本债务，除了自然灾害外，还有生物多样性锐减，森林、草原、耕地锐减，土地沙漠化、污染等。其中，因片面经济增长所制造的更大道德成本债务，却是污染造成的经济损失和社会贫困。每年都由国家环保局长签署发布的《全国环境统计公报》，只在《2001全国环境统计公报》中公布了当年的环境污染与破坏事故所造成的直接经济损失：“2001年,全国共发生1842次损失1000元以上的环境污染与破坏事故。其中水污染与破坏事故1096起，废气污染与破坏事故576起。死亡2人，伤185人。农作物受害面积2.2万公顷，污染鱼塘7338公顷。直接经济损失12272.4万元。”以后每年的环境统计公报都不公布这样的信息。什么原因不公布其真实的环境污染状况以及所造成的直接经济损失，在这个信息不对称的社会里，我们尚不得而知。但通过2001年所公布的这组一数据，至少表明污染灾难是各种自然灾害的几倍，从2001-2009九年之间，全国各种自然灾害造成的直接经济损失总共28810.2亿，而仅2001年一年全国污染所造成的直接经济损失就达了到12272.4亿，占了九年自然灾害经济损失的43%，这说明在中国这块土地上，污染之严重。或许正因为污染如此严重，为了保证片面的经济增长速度，才不得不在每年公布的《全国环境统计公报》中抹去环境污染的真实情况。
2006年 9月7日，国家环保总局和国家统计局向媒体联合发布了《中国绿色国民经济核算研究报告2004》，这是中国第一份环境污染调整的GDP核算研究报告。该项研究耗时两年，技术组对全国各地区和42个行业环境污染实物量、虚拟治理成本、环境退化成本进行了核算分析，最后得出该报告结论：2004年因环境污染造成的经济损失为5118亿元，占GDP3.05%。其中，水污染的环境成本为2862.8亿元,占总成本的55.9%,大气污染的环境成本为2198.0亿元,占总成本的42.9%；固体废物和污染事故造成的经济损失57.4亿元,占总成本的1.2%。该研究报告除了对污染造成的经济损失做了核算统计，而且还对污染物排放量和治理成本进行了核算。该研究结果表明，如果在现有的治理技术水平下全部处理2004年点源排放到环境中的污染物，需要一次性直接投资约为10800亿元，占当年GDP的6.8%左右。同时每年还需另外花费治理运行成本2874亿元（虚拟治理成本），占当年GDP的1.80%。由于条件限制，尚未核算自然资源耗减和环境退化成本，仅以上三个方面环境污染治理费用和经济损失合计，2004年全国因环境污染而造成的经济损失达18 792亿元。
《中国绿色国民经济核算研究报告2004》所公布的统计数据和核算成本，我们不难发现两点：第一，污染所带来的间接经济损失是其直接经济损失的几倍；第二，该研究报告所核算核计的经济损失，还仅仅是物理层面的，而污染对整个生态环境造成的潜在而深远的负面影响，对人的生命健康、生活质量等方面所欠下的债务，却根本没有涉及。第三，如果说各种自然灾害的爆发及其产生的经济损失，还有自然因素，并不完全是人力造成的，而污染却完全是人力的结果。因而，污染所造成的经济损失，对生态环境的污染，对人的生活安全和生命健康的威胁，都是改革开放30年来无视自然、环境生态而片面追求经济增长所造成的道德成本债务。
5、惟经济增长模式的道德反思
生存，无论对国家来讲，还是对个人而言，都需要付出相应的成本。但这种成本付出始终有一个边界、有一个限度。这个边界和限度就是道德。如果生存所需要付出的成本超出了本应该有的道德这个边界与限度，那它就成了道德成本债务。
道德，是人间社会生活行为的边界、限度。在人类社会共同体或国家共同体中，无论个人，还是组织机构，或者政府，其行为都必须讲道德。道德是共同体人人必须遵守的。
道德之所以成为普适性的边界，成为共同体人人必须遵守的行为规范。是因为从本质上讲，道德就是追求利害平衡，追求利益对等。道德对于任何个人或群体来讲，就是利己不损他或利己亦利他：前者是道德的起码准则，后者是道德的基本准则。从利益本质讲，道德引导人追求与他者共赢；从生存本质讲，道德引导人追求与他者共在存存、共生互生。
在共同体中，无论是个人或是机构、组织、政府，如果忽视道德，放弃道德作为，其行为必将突破边界，超越限度，一旦这样，行为所造成的直接后果，是行为者自己获得更大利益，但却给行为相关者带来了利益的损害，或者给行为相关者制造出不必要的灾难；但这种只顾自己的利益追求行为所造成的最终结果，却是行为者的行为跨越道德边界而谋取到的眼前暴利，最终通过时间的发酵而累积成为道德成本债务。
道德成本债务并不只单纯地发生在人与人之间，或人与组织、机构以及政府这间，它同样发生在人与自然之间。并且，当人力意志日益增长到可以干预自然律令，技术力量强大到可以改造自然状貌、动摇地质结构、逆转环境气候的情况下，道德成本债务往往更容易发生在人与自然之间。因为，在人们的认知传统中，自然对人类来讲只具有使用价值，没有存在价值，而且还认为自然是没有生命的，没有反抗力的。并且，自近代工业革命以来，人类早已通过洛克的宣教而达成了这样一种人类中心主义的物质幸福论共识：“对自然的否定，就是通往幸福之路”。工业革命，现代化建设，必须把人们“有效地从自然的束缚下解放出来。”因为，“人类就其本性而言是善良的，使人为恶的只是匮乏和贫困。聚财是人类的本性，那么只要不断增加社会财富，社会就能永保平安。人们可以化干戈为玉帛，因为大自然中‘仍有着取之不尽的财富，可让匮乏者用之不竭。’人们可以为所欲为，因为他们之间并没有利害冲突。”[5]（P21）
概括地讲，人与自然之间之所以最容易发生道德成本债务，就在于：第一，人类把自己确定为是世界的中心、万物的主宰、自然的主人。第二，以自己为世界中心和主人的人类，为自己确定了生存的目标，就是为了实现永无止境的物质幸福；第三，为了达到这一目的，人类首先将自然判定为是没有生命、没有存在价值，只具有使用价值的“东西”，即自然只是为人类实现自己的物质幸福生活而存在；然后将自然看成是一个可以为人类无止境的物质幸福生活提供取之不尽、用之不竭财富的资源堆积库。因而，第四，人类秉持如上信仰而踏上了征服自然、改造自然、掠夺自然的道路，这条道路就是近代科学革命和哲学革命以来的工业化和更高水准的现代化道路。在这条道路上，人类主观地消解了他与自然之间本应有的边界，并在其征战行动中不断突破自我限度和人与自然间的界限。这种野性行动具体表征为人类对自然完全不讲道德，不讲利害平衡，不讲利益对等，不讲利己不损自然，更不讲利己亦利自然。人类就是这样一路走来，财富战争一路凯歌，物质文明一路攀升，但与此同时，也层层累积起不讲自然道德的巨大道德成本债务。这笔道德成本债务于20世纪下半叶开始以自然灾害和流行性疾病全球性传播的双重方式而全方位释放，进入21世纪，其释放的速度达到首尾相连的状况，这种释放强度越来越大，烈度越来越强，其对自然生态和社会生态的破坏性越来越具有毁灭性。
人类对自然欠下的道德成本债务，始于近代以来的科学革命和哲学革命，通过工业化和现代化进程而层层累积。这笔巨大的道德成本债务层层累积到当代社会，自然已经不堪重负，于是自然以其自身的方式----即野性狂暴的破坏性方式---要求野蛮成性的人类物种偿还其道德成本债务，这就是全球生态化危机的实质！这也是把人类推进高风险社会的最强大的生态力量！这更是人类不得不收敛对自然的野蛮与暴虐野性，理性地检讨自我、并探求自我拯救的开始。
中国的工业化和建设化进程起步很晚，确切地讲，是始于20世纪80年代末。但是，其工业化和现代化的速度却异乎寻常的快，它以短短30年时间，几乎走完了西方200多年的历程。无论是新技术的开发运用、经济财富的高比例增长方面，还是对自然的征服、改造、掠夺方面，都超过了西方。30年时间，中国在经济发展方面所获得的全部成功，都是对洛克思想的再证明：物质幸福的绝对前提，就是对自然的否定；对于本性善良的人类来讲，其全部的罪恶都来源于匮乏和贫困，因而，源源不断地增长社会财富，这是永保社会秩序和政治平安的惟一途径。30年后的今天，当我们回过头来重新审视洛克思想的中国化实践，之所以取得了仅用30年时间走完西方人200多年历史道路，恰恰得益于一套惟经济高速增长的国家治理发展战略体系。这套惟经济高速增长的国家治理发展战略体系，首先确立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社会发展观，并以此而构建起高经济增长模式，推行“黄猫黑猫，捉住老鼠就是好猫”的“只讲目的不讲手段”和“为达目的不择手段”的行动原则，全面推广“摸着石头过河”的短视主义行动方法，并配套采用效率优先的效益主义评价体系。
这套惟经济高速增长的国家治理发展战略体系的全面实施，短短30年把中国这个人口大国引向了小康之路，使中国开始成为世界大国。但在这种前所未有的成就面前，我们必须学会冷静地面对如下两个事实：一是我们所取得的这举世瞩目的30年成就，却是以这个国家有限资源的高消费甚至高浪费为代价的，或者是以强行的掠夺式消耗子孙后代的基本生存资源为代价的。二是我们的经济发展、小康建设，是以自然生态环境遭受无度破坏为代价的。回顾一下进入21世纪10年以来，我们国家境内频频爆发的各种自然灾害的广泛性、连续性、严重性程度，冷静地面对无有不在污染和加速扩张的土地沙漠化现实。我们应该在经济发展的成就面前学会清醒，学会对自己的行为担负责任，这种责任的担当，不仅是向被我们征服、改造、掠夺的自然偿还道德成本债务，更是向我们的子孙后代偿还道德成本债务。
当然，在当代社会，灾害，污染，是全球性的。但是，中国在灾害爆发的频繁度、广泛性、破坏性和在污染的全社会化、普遍性、危害性程度等方面，无论与发达国家相比，还是与发展中国家相比，都是最突出的，其对自然所欠下的道德成本债务，都是最严重的。不妨以自然灾害为例，看看自进入21世纪以来，中国因自然灾害造成的直接经济损失在全球因自然灾害所造成的直接经济损失中的比重：
全球与中国：2001—2009年自然灾害造成的直接经济损失比较
全球经济损失
（亿美元） 美元兑折人民币汇率 中国经济损失
（亿人民币/美元） 中国经济损失所占全球比例
2001 350 827．66 1942/233．6 66．7%
2002 550 827．26 1717/207．6 37．7%
2003 600 827.67 1886/228 38%
2004 900 827.65 1902/209 23．3%
2005 648 807.02 2042/253．3 40．3%
2006 514 780.87 2528/324 63%
2007 635 730.46 2517/294．5 46．3%
2008 1810 683.46 11752/1720．6 64．6%
2009 550 682.82 2523/370 67．2%
上表中所显示的2001—2009年中国自然灾害造成的经济损失的数据来源，是由国家民政部救灾救济司备灾处和国家减灾中心灾害信息部每年联合发布的《全国自然灾害损失情况报告》，因而相对准确；而2001-2009年全球自然灾害造成的经济损失数据，因并非来源于一个统一的权威机构，所以这些数据可能并不准确。或者说其统计不完整。但是，却仍然可以通过这两组数据的比较而说明一个问题，即进入新世纪以来，中国经济发展高速增长是举世瞩目的，但与此同时，这种经济高速经济增长所伴随的自然灾害造成的损失，也是居于世界领域地位的。这种现象正好揭示了中国高速经济增长背后所付出的惊人的自然生态代价、社会安全代价和人的生命健康代价。这种代价就是追求经济增长无视自然道德所欠下的道德成本债务，面对这种30年高经济增长所积累起来的巨大道德成本债务，如果再不清醒和冷静地用行动来偿还，即如果整个国家不立即行动起来，有组织地担负起对自然的责任，以滋养、维护自然生态为国家发展的方向、为国家经济发展的前提，那么，整个社会将面临崩盘的危险。
何以会产生这种可能性呢？
乌尔里希．贝克在《世界风险社会》中指出，当今的风险社会来源于三种形态类型的风险威胁，即财富驱动型风险威胁、贫困驱动型风险威胁和NBC（核、生物、化学）大规模杀伤性武器风险威胁。贝克指出，财富驱动型威胁主要表现为财富驱动的生态破坏与技术工业危险，比如臭氧层空洞、温室效应或区域性水匮乏，以及植物和人类遗传工程中包含的不可预见的风险；而贫困驱动型威胁却来于为摆脱贫困而单纯谋求发展无视环境。有关贫困驱动型威胁，布朗德兰委员会于1978年率先指出，不仅是环境破坏这种危险给以成长为基础的现代性罩上一层阴影，反之亦然；在贫困和环境破坏之间存在着紧密的联系。这种不平等是这个星球主要的“环境”问题，也是其主要的“发展”问题（世界环境与发展委员会，1987：6）。米歇尔．区尔恩认为，财富驱动型威胁制造出来的社会风险，更多的是全球性的；而贫困驱动型威胁所制造的社会风险，却更多地局限于国家范围内，要由此一国家自身来消化：“在作为福利代价的环境破坏与作为贫困代价的环境破坏之间着重要的区别。许多财富驱动型生态威胁由生产成本的外部化导致，而在贫困驱动型的生态破坏的情形下，正是穷人摧毁着他们自己，而这种行为给富人带来了副作用。换句话说，财富驱动型环境破坏是在全球范围内平均分布的，而贫困驱动型环境破坏则只打击特定地区，它只有通过媒介术语表现出来的副作用形式才会成为国际性的。”[2]（P44）确实，财富驱动型的生态威胁更多的是由生产成本外部化导致的，比如，20世纪后期，发达国家将高污染、高成本的企业都源源不断地转移到那些渴望发展的贫困国家，而发达国家的那些过时的技术、核工业、化学工业等等，也转移到了渴望发展的贫困国家。再比如，财富驱动型国家向海洋开发、向宇宙开发所制造出来的种种污染和环境破坏，都变成了全球范围内的平均分布。然而，对于贫困驱动型的国家而言，他们为摆脱贫困而不顾一切地砍森林，放牧草原，开垦荒野和湿地，高浪费开发地下资源和地面资源而掏空大地、荡平地面，在每一条江河上修筑密密麻麻的大小电站，重复建设粗放型、物理资源耗费型的生产线，大量购买过时的技术、设备，全面开放国门，采取各种鼓励政策和优惠条件吸引发达国家和地区一切愿意涌进来的有毒企业、高污染企业、过时产品，甚至是有毒废弃物，无所顾及地浪费和废置有限耕地，等等。最后，这些贫穷国家经济发展了，物质生活水平有所改变了，但整个社会却成了垃圾场，整个环境生态遭到了最严重的破坏。并且，这种环境破坏所造成的恶果、污染、损失，只能内敛性的，由破坏者自己来承受和消化，根本不可能向外扩散或消解。这就是贫困驱动型环境破坏与财富驱动型环境破坏的根本区别。
韩非子在《五蠹》篇中讲一个“守株待兔”的故事，用以来阐发一个国家治理发展在道理：时代不同，生存的境遇和困境不同，国家治理与发展的方略也应该随之而变，是以“不期修古，不法常可，论世之事，因为之备。”[6]（P339）才是治理国家发展社会富强人民的正确路子与根本方法。以此来看，过去的成就并不意味着未来的成功；过去成功的经验并不能成为获取未来胜利的方法。因为，当代社会既是一个全球生态的社会，也是一个全球风险的社会，社会秩序，小康生活，持续发展，都必须建立在生态安全这块基石上。中国，直到今天，仍然是一个发展中国家。从30年前的起步到今天，其发展的主题是为了摆脱贫困，其目标是实现物质层面的小康生活。回顾30年发展历程，我们国家所走的道路，恰恰是贫困驱动型环境破坏的道路。在这条贫困驱动型环境破坏的道路上，我们已经走得太远太远，对自然生态环境和社会生态环境所欠下的债务太多太沉太重。如果再沿着这条道路走下去，新世纪10年频频爆发、首尾相连、破坏性和毁灭性愈烈的自然灾害与瘟疫所展示的各种危机，将在下一个十年会产生怎样的边际风险效应？我们还有多少能力、财力来化解各种环境破坏所层层累积起来的生态灾难的龙卷风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