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 诊断性研究应该成为应用伦理研究的一种新范式。它是以疾病为中心，展开社会道德疾病诊断和处方，所以它属于道德疾病诊断学和治疗方法论。诊断性研究的主题是社会道德疾病何以生成和怎样治疗。仅前者论，社会道德疾病生成于一种社会气候，即普遍道德不作为，它形成了社会道德放逐。依据道德成本边际效应原理和层累原理，社会道德放逐必然层层累积起道德成本债务，对道德成本债务者言，其最终结局是破产。仅后者论，社会一旦出现道德疾病，治疗成为其根本要务。道德疾病治疗的根本之方，是有效清偿道德成本债务，其根本的社会化方式，是依据制度和法治而实施高成本处罚的战略。
关键词：诊断性研究 道德疾病 道德不作为 道德放逐 道德成本债务
王国维先生在20世纪初曾说“学问之所以为古今、中西所崇敬者，实由于此。凡生民之先觉，政治教育之指导，利用厚生之渊源，胥由此出，非徒一国之名誉与光辉而已。世之君子可谓知有用之用，而不知无用之用者矣。”[1]（P9）每温习王氏此论，总会对自己清贫学术人生以无言慰籍，更对古往今来的真学问本身充满无限崇敬。王氏所论及是，学术乃一国之名誉与光辉。虽然，或许资质愚钝，或学问功夫不到，多年来仍没有真正觉悟王氏之论的真正奥妙与真谛。30余年来，作者从文学到哲学，发现惟有哲学方能探本求源，为人们开辟突围生存、返本开新的道路；后来，从哲学到美学再到伦理学，发现伦理学是哲学的普遍实践方式，惟有通过伦理学，哲学才可变成人间治学、治事、治生的大学智慧与大方法；再后来，也就是现在，发现伦理学的智慧和方法惟有通过应用研究，才可落实到社会政治-经济生活和职业人生生活两个领域，产生引导效果，促进时代的健康存在和发展。
1、诊断性应用伦理学研究范式
对伦理问题予以应用研究，就是应用伦理学研究。
应用伦理学(applied ethics)这个概念，产生于19世纪90年代：美国麻省普利茅兹创建一所“应用伦理学学校”，当时的慈善家琴．亚当斯(1860－1935)等人于1892年在这所新学校做过7次以“平等、博爱和消除贫困”为主题的演讲。这些演讲于第二年结集出版。20世纪70年代初，这个演讲集重新再版，是因为自60年代始所展开的消除贫困、歧视、争取平等基础上的秩序问题讨论，正好与19世纪末琴．亚当斯等人所关注的问题形成一种直接的承传关系。当然，“应用伦理学”概念得到广泛运用，并作为一门独立的学科名称得到社会性认同，却主要得力于20世纪60年代兴起的医学伦理学和70年代兴起的生命伦理学和环境伦理学（又称之为环境哲学）。概言之。应用伦理学的故乡是美国。20世纪60年代以来所兴起的应用伦理学研究，恰恰基于生命、健康、环境问题的日益社会化。
人们一般认为，应用伦理研究的兴起，是源于传统伦理学引导生活的失效，即把最一般、最根本的哲学问题作为探讨主题的传统伦理学，在新的生存境遇中已无力向人们提供可应用的原理之境况下，应用伦理学必然兴起而取代它。“传统伦理学的问题作为最根本的、最一般的哲学问题，是经过了纯粹理论的抽象，把在每个具体的生活处境中的活生生的感性内容去掉之后，才成为最普遍的问题的，而应用伦理学的问题，不经任何抽象，就是活生生的摆在我们每个人面前的最紧迫的问题，它不是最一般、最根本的，而是最现实、最紧迫的问题。”[2]（P7）其实此论并非完全正确，应用伦理学所研究的确实是最现实、最紧迫的问题，但这些最现实、最紧迫的问题也可能最一般或最根本的问题。应用伦理学研究有三个基本特征：首先，它所研究的问题，不是人的历史性生存问题，而是人的当下境遇性生存问题；其次，它所涉及的每一个问题，都不是“个体性”问题，也不是“私人”问题，而是事关人类整体和时代社会整体的生存问题，它所探讨的是普遍的现实生活伦理问题，比如生态环境问题、污染问题、克隆人问题等等。其三，它所关注的是最紧迫的现实问题，所谓紧迫的现实问题，是指这些问题已经从根本上构成了当下人类存在的巨大危机和生存的普遍风险内容，比如自然灾害和流行性疾病的社会化传播问题、道德成本债务问题，它们本身就构成了当代人类存在危机和生存风险。
应用伦理学研究的基本方式，是以问题为起点，展开伦理现象分析，进行规范构建。医学伦理学、生命伦理学、公共卫生伦理学、环境伦理学等等，都体现了这种研究方式。我们可以这种方式概括为规范性研究范式，它通过对问题和现象的分析，探讨构建规范人类和社会行为的引导性方案，这个引导性方案包括伦理理想、道德目的、价值导向、伦理原则、道德规范、操作方法等内容。
应用伦理学的规范性研究，虽然也是针对最现实、最紧迫的社会问题而展开，但它始终是趋前的，以预防为努力方向，即通过伦理的规范构建来预防或避免这类问题的扩散。与此相反的另一种应用研究方式可以治疗为方向。这种研究方式不是以社会问题为起点，而是以社会疾病为起点，以普遍异化的社会伦理现象实际所产生的违道德或反道德后果作为对象，进行诊断性探讨和分析，以找出形成这种违道德或反道德后果的最终生成之因，以为其针对性的治疗提供诊断依据和治疗方案或方法。这种应用伦理研究方式可以称为诊断性研究。
诊断性应用伦理研究，是一种综合性研究，它没有任何领域上的界限。比如，生命伦理问题、医学伦理问题、环境伦理问题、公共卫生伦理问题、行政管理伦理问题、经济伦理问题、教育伦理问题等等所有领域，都可以展开这种诊断性研究。所以，诊断性应用伦理研究，是应用伦理研究的一种新范式，它是对时代社会各个领域所表现出来的根本道德疾病予以真实处方的诊断研究，因而可以称之为社会道德疾病的诊断学和治疗方法论。
诊断性应用伦理研究的基本主题，是社会生活中的道德成本债务的生成与消解问题。道德成本债务问题是社会生存发展进程中所表现出来的最现实、最紧迫的伦理问题，它构成了当代应用伦理研究的核心问题和主导性问题。
2、社会疾病的最终表现形态
应用伦理研究以问题为中心或以疾病为中心，这是两种完全不同的方式。问题之于研究来讲，可以是现实的，也可以是拟想的；可以是思维、认知层面的，也可以是生活、实践层面的。仅生活和实践层面论，能够进入研究视域的问题，可以是即将萌生，或已经发生了但却并没有产生出任何影响的，也可能是已经普遍铺开且事实上产生了诸多结果的。也就是说，问题之于研究，存在着可能、或然、现实三个维度。疾病却不存在可能性，或然性，它是实然的，只要疾病产生了，它就实然存在，并无时无刻不产生着影响，制造着更严重的后果。因而，以问题为中心的研究，始终具有拟想性质，哪怕就是实践方面的问题研究，也存在这种性质。以疾病为中心的研究始终是现实的，是不需要任何假设和想象的研究。以疾病为中心的诊断性研究，是一种非常严肃的科学研究。
“疾病”是一个临床医学概念，它是指细菌或病毒进入肌体破坏了肌体的正常运行功能，从而导致了身体的非正常运转。疾病是身体机能在病毒侵蚀下的变异状况，它使身体丧失健康，追溯根源，疾病是身体自身的免疫功能下降和自愈能力遭受抑制的结果，但这只是疾病产生的直接的和内在的身体原因，导致疾病的最终原因，恰恰应该是导致人的免疫功能下降和自愈能力遭受抑制的那些因素。导致人的免疫功能下降和自愈能力抑制而不能发挥正常功能的因素有许多，但其中一个根本的因素，应该是人在生活中对自己的行为放纵。比如，工作狂，比如遇酒贪杯，贪杯必醉，又比如嗜烟如命，再比如见色起性、纵性不已，还比如凡有好食物就狂吃滥饮，从不节制，如此等等的自我放纵，最终必然导致疾病。
人可以身患疾病，是因为人是个体生命。由人组织起来的社会，不过是人体的放大，每个人不过是社会的细胞。人体的全部问题，都可能在社会上得到重演。疾病就是一个显著的例子。人可以因为自我行为放纵而身患疾病，由人组织起来的社会，也同样因为自我行为放纵而病症丛生。
“疾病”是一个很有重量的概念，它与身体不适、感冒等不同，身体的偶然不适或感冒，完全可以通过自我调节而促使机能很快恢复正常。疾病是指身体丧失了健康状态，必须求助于医生并进行有程序的治疗方可重新恢复健康。所以，疾病是病情严重到不能通过自我调节、调养使身体自身的免疫功能和自愈能力得到迅速的恢复，而是必须要进医院求助于医生的正确诊断，开具处方，进行有序的治疗，最后方得通过药物功效的发挥而帮助身体免疫功能和自愈能力得到恢复，最后，身体机能才可得以正常转动。
社会也与人体一样，它在始终不停息的动态运动和变化进程中，往往不断产生一些偶然不适或者轻度感冒，这完全可以通过社会本身而进行自我调节，消除这些偶然的不适或感冒。但是，如果社会在某些方面长期放纵，就可能导致真正的社会疾病。一旦出现了疾病，则必须求助医生进行理性诊断，找出病根，正确处方，然后有序治理，社会疾病方可治愈。否则，如果对疾病置之不理，任其恶化，病毒将会迅速扩散到整个社会肌体，并腐蚀社会心脏，破坏社会血液循环系统，最后，整个社会组织将变得无序、结构将坍塌。因而，社会如同人一样，一旦发生了疾病，就必须求诊断，就医治疗。
能够对社会疾病进行临床诊断的医院，就是伦理学；可以对社会疾病进行正确诊断的医生，是伦理学家，包括伦理学学者、伦理学研究者。
当我们做出这样的判断时，本身就暴露出两个问题：伦理学有什么资格成为社会疾病诊断、处方的医院？伦理伦理学家、伦理学研究者有何能力成为社会疾病的诊断者？要解决这两个问题，还必须从社会本身方入手。从根本上讲，社会是由人组织起来的。人因为什么而组成社会？人又根据什么而组成社会？社会一旦组成后它应该为人做出什么或者担当什么？此三者是我们解决如上两个问题的关键。
首先，人是因为自己的生存需要而组成社会。因为，人是个体生命存在者，并且是资源需要的个体生命存在者，是消耗资源的个体生命存在者。但人所需要消耗的资源却没有现成，他必须向自然界索取，但这个过程对人来讲却异常艰难，许多时候单凭个人的力量根本不能保证其生存消耗的最低资源需要。比如，要有饭吃，就必须去种地，要种地得解决耕地的工具，因而须先去打制犁、锄、耜、耙等耕地工具；要打制犁、锄、耜、耙等耕地工具，须先去开矿．．．．．．．如果单凭个人的力量，可能还没有解决种地的劳动工具，人就已经饿死了。所以，人要能够活下去，必须相互团结起来，互助合作、分工劳动，以劳换物，这样才能共同生存。
人就是因为如此生存处境而本能地组织起来，组建社会。人组建社会是按照平等的方式，以共同需要、共同意志、共同意愿为准则。并且社会一旦组建起来，它本身就成为人人共同生存、共谋发展的平台。在这个平台上，社会还必须创造条件促进人人享有平等的存在人权、生存权利，享有起点平等、机会平等、劳动分配平等。如果社会不能为缔造它的个体提供这样平等的平台，不能维护和保障每个个体的如上平等权利，它就会不正常，就会产生疾病；如果社会纵容不平等，忽视个体的平等权利，剥夺个体的合法利益，它就会疾病丛生。
从整体上讲，任何时代或者任何制度规范下的社会，一旦出现疾病，无论哪个方面的疾病，其最终根源是不平等，由不平等所造成的分配不公，利益掠夺或利益剥夺、利益压迫，是腐蚀社会肌体、消解社会免疫力和自疫力的癌细胞。不平等、分配不公、利益掠夺、利益剥夺、利益压迫，是任何一个时代社会疾病产生的直接根源和现实推动力量。
利益问题，当然是经济学问题、政治学问题、社会学问题，但它却首先且最终是一个伦理学问题，它是社会伦理构建的支点，是社会平等、公正与否的真正测量仪，是国家共同体中公民存在人权和生存权利是否得到平等维护与保障的晴雨表。因为，社会的政治框架、社会秩序以及经济秩序和生活秩序，都是建立在权利-责任和利害-爱恨双重框架基础上的：权利所对应的是责任，利生爱、害生恨，因而，利害对应爱恨；权利-责任又对应利害-爱恨。权利与责任对等，必然形成杜绝损害、伤害而合法利益得到维护和保障，人间自然恨少而爱多。反之，权利与责任不对等，必然会造成不应该发生的损害、伤害，合法利益遭受剥夺，自然多生恨意恨情，从而使人与人或人与社会之间缺乏关爱。如上图所示，权利-责任和利害-爱恨双重框架是建立在利益基础上的，利益构成了权利-责任和利害爱恨双重框架的真正支撑点。并且，利益以普遍的和共同的人性为土壤，最后在组建社会的过程中，凝聚为共同的社会伦理信念。共同的社会伦理信念，才是社会的伦理凝聚力，也是社会的精神凝聚力，这种伦理凝聚力或者说社会凝聚力，才构建起柔性的社会秩序。由政体、制度、国家机器等因素所构成的社会秩序，始终是刚性的社会秩序，这种刚性的社会秩序必须融入以伦理信念为凝聚力的柔性社会秩序中，它才产生张力与活力。并且，以政体、制度、国家机器等因素构成的社会秩序，不仅呈刚性，而且还是静态的，它要获得动态性质，则需要另一种力量，这种力量就是伦理行为。客观地看，真实的伦理行为恰恰是从共同的伦理信念中生发出来的。以伦理信念为动力的伦理行为，不仅使静态的社会秩序获得了动态生成的功能，而且也构成直接的推动力而推动社会个体追求道德作为，正是每个人在其生存行动中追求道德作为，才维护着社会秩序。
反之，一旦社会不平等，权利与责任不对等，就会在个体的生存行为中得到真实的呈示。权利与责任一旦丧失对等性，个体的合法利益必然受到损害、伤害，这样，社会自然会恨多于爱，人们就会因此而追逐利益而放弃道德作为。一旦人们放弃道德作为，既意味着维系社会秩序的精神力量----伦理信念----自我弱化消解或崩溃，也意味着权利-责任对等和利害-爱恨平衡的双重框架遭受破坏。社会就仅剩下制度、国家机器这些刚性因素在维护，其应有的秩序被削弱、被消解。偷盗、抢劫、贪污、贿赂、凶杀、暴力、掠夺、压迫、垄断、谎言等等，必然蔚然成风，这样一来，各种社会疾病必然丛生。然而，这一切社会疾病最终都归结为社会道德疾病。
3、道德疾病的生成
健康的社会总在消除疾病隐患，不健康的社会始终疾病泛滥。一个患有疾病的社会，不管这种疾病是在全社会领域泛滥，或者是在某些或某个领域流行，它的最终表现形态却始终是道德疾病。如前所述，道德疾病的生成之因，是不平等、分配不公，利益侵犯、利益剥夺、利益掠夺，它导致共同的伦理信念这一社会秩序的柔性力量丧失，导致社会的权利-责任对等和利害-爱恨平衡之双重结构框架消散，维系社会秩序的只是制度、法律、国家机器这些刚性力量。但这只是一种整体观，具体地看，任何整体都是由部分组构起来的，社会这个整体始终是由一个又一个个体的人组织起来的，所以，作为制度、法律、国家机器这些整体的力量是重要的，但作为国家共同体的个体公民，才是根本的。从根本上讲，社会道德疾病的产生和蔓延，是因为人们放逐道德，从而使社会充斥着道德放逐。
客观地看，当代社会生活各个领域确实充斥了对道德的放逐。道德放逐几乎构成了当前生活的一个特征。并且，由于普遍的道德放逐，我们所生存于其中的这个当代社会，几乎每天都在忙碌于开据支付道德成本债务的支票，偿还因道德放逐而造成的各种道德成本债务，几乎已经成为政府及其所属办事机构的日常性工作内容。比如频频爆发、首尾相连的自然灾害和流行性疾病的社会化传播，日益社会化的暴力，不公正所形成的各种形式的剥夺，垄断，新技术武装的公民权利侵犯等等道德放逐行为，层层累积成庞大的道德成本债务。道德成本研究，就是诊断道德放逐这一最现实、最紧迫的生存问题，为社会如何更有效地清偿层层累积的道德成本债务，提供治疗方案和实施方法。
在这里，有必须定位什么叫道德放逐？道德放逐是指流放道德。“流放”这个概念来自于人类古代社会的一个刑罚概念，它是指当一个人触犯了王法而依法将其驱逐到边远的、无人烟的地方，让其终身忍受穷山恶水的荒恋与贫穷之苦的生活。因而，流放虽然是比杀头要轻得多的一种刑罚处罚，但却也是最残忍的一种刑罚处罚，因为它强迫人远离文明，每日并且终身忍受肉体和灵魂的双重折磨。用放逐来指涉社会道德，意在于表明道德沦丧的性质和道德沦丧的程度。
道德放逐就是道德沦丧。道德沦丧更多的指个别现象，当这种个别现象变成一种整体景观时，就成了道德放逐。所以，道德放逐是一种整体性的社会行为，道德放逐更是一种普遍性的社会行为。比如诚信，是维系市场的基本道德原则和道德要求，但当市场普遍缺少诚信时，就表现出对诚信的道德放逐了。再比如产品质量保证、符合卫生标准，在一个良序的和有道德作为的社会里，各行各业都必须遵守的基本要求，但是，当越来越多的行业为了利润而不顾及人的生命和健康，而生产、制作和销售假冒伪劣产品时，道德就放逐了。比如，大米中掺石蜡，火腿里发现敌敌畏，在咸鸭蛋、辣椒酱中拌和苏丹红，火锅里面添加福尔马林，银耳、蜜枣里面掺有硫磺，木耳中含硫酸铜等等，就体现出道德放逐。再比如，奶粉、牛奶是最普遍最日常的食品，自2005年浙江雀巢奶粉含有烛光碘这种化学物质被发现后，虽然社会反响很大，但几乎对乳制品行业没有任何触动。2008年，三鹿企业牛奶爆光三聚氰胺，以此排查，伊犁、镓牛、光明等等几乎所有国家品牌牛奶企业、免检产品，都存在有毒物质超标，都没有过卫生质量关。三鹿牛奶事件虽然引来举国哗然，当然也包括政府重视，但乳制品行业并未因此而得到完全彻底的整治，有关于牛奶超标的事件间或被披露，比如2009年蒙牛公司特仑苏牛奶中含违法添加致癌物质OMP，多美滋奶粉中含违法添加致癌物质IGF-1。更让人感到人性沦丧的是2009年地沟油事件被披露，每年全国有200万到3000万吨地沟油流回餐桌。如此等等，由此可见当今社会道德放逐的普遍性。
道德放逐不仅指社会道德沦丧的普遍性，更指这种普遍的和具有整体景观的道德沦丧，不是无意生成的，而是有意的，是社会导向造成的。仅食品行业为例，上面所列举的这些危害人体健康和生命的有毒食品，为何能畅通无阻于市场，并在市场上恃无恐地制作、生产、销售？要知道，中国有一个庞大而且多层次的食品卫生质量检查监管系统，为什么在这样一个庞大而多层次的食品卫生质量检查监管系统控制下，食品却遍地毒害呢？比如，河北的三鹿企业，它由小到大到强，不仅是企业本身的努力，更多的是地方政府特别扶持的成果；三鹿奶粉从问题发现到最后爆光到迅速破产倒闭，这同样不单纯是企业本身的问题，这中间渗进了地方政府、食品卫生监管部门等等的层层利益保护，导致了它最终走向了自我灭亡。三鹿企业是一个悲惨的例子，但并不是一个典型的例子，因为它被暴露了，然而在我们的市场里，与三鹿企业相类似的或者本质上相同的、但还在接受各种形式保护----比如地方工业垄断保护、行业垄断保护、国家垄断保护----而又没有暴露的企业，却何止万千？透过三鹿企业，或者说透过食品行业，我们可以窥视到道德放逐之于我们的社会来讲，更多的与市场导向、与国家的发家战略相关，或者更确切地讲，与所确定的现代化方向与进程相关。
自上个世纪80年代初开始，我们启动了现代化建设的进程。但我们的现代化建设的目标，是相对单纯的经济现代化和物质生活水平的现代化，具体地讲，就是实现小康水平。因而，我们的现代化建设是“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它所表现出来的实际任务指标，就是每年的经济增长必须达到百分之多少，并且无论在什么情况和境遇下，都要想方设法达到或保住这个经济增长的指标，为此甚至不惜挖东墙补西墙。而且我们的现代化进程，在起步阶段采取的是走一步看一步的方法，这即是“摸着石头过河”。这种实践出真知的战略方法，有其根本的缺陷，那就是短视主义。这种战略方法在起步阶段确实能够收到很好的效果，起步之后如果不及时调整，它的根本缺陷就会很快暴露出来，产生巨大的负面作用，这种负面作用的集中表现，就是实利主义，即为了眼前的利益，可以不顾一切。与“摸着石头过河”相配套的另一个具有激励作用的战略方法，就是成绩就是一切。成绩就是一切的战略方法的标准表述就是“黄猫黑猫，捉住老鼠就是好猫”。这种成绩就是一切的战略方法，在现代化进程的启动之初，在人们还处于过去那种以阶级斗争、路线斗争为纲的生存模式中对改革开放存有许多疑虑和担心的情况下，它起到了意想不到的鼓动和激励作用，把整个社会的创造激情、实干精神调动了起来，发挥了出来。但这种战略方法仍然不是国家理性有序发展的最好战略方法，因为这种战略方法也存在着一个致使的缺陷，那就是容易刺激人为了出成绩而可以不顾一切，这就是只讲目的不讲手段，或者为达目的不择手段。事实上，从20世纪80年初的改革开放到90年代的市场经济，现代化进程开始向纵深领域挺进，其走一步看一步和成绩就是一切的经济发展战略方法，也应该做出相应的调整而使之更大程度地符合市场规则、市场规律、市场道德。但是，却并没有很好地完成这一调整，由此本来具有积极推动功能的这两种战略方法，却越越多地释放出它的缺陷性。因而，短视主义、实利主义、只讲不目的不讲手段和为达目的不择手段，实质上构成了市场的潜规则或者说经济发展的潜导向。这种市场潜规则和经济发展的潜导向又返过来推动、促进单纯的经济增长模式更加坚挺。为保经济增长百分比这个硬指标，各级地方政府、各个行业领域，以及各个国有企业，不得不为了完成当年的经济增长指数而不顾一切，当然包括人的生命和健康，也包括市场的规律、道德，甚至国家的法律法规，在许多时候都可以不顾。
4、道德不作为
从上面的简要分析可以看出，一个国家在一个特定的时期一旦产生道德放逐现象，决不是孤立的，它的背后一定有一种社会气候。这种社会气候不是某个人、某些人或某些企业组织所能做到的，它往往是全社会共同作为形成的。这里所讲的“全社会”，当然包括个人、社会组织、政府三个层次。个人，是指国家共同体公民人人；社会组织，包括国家范围内的企事业单位；政府包括国家各级政府及各个行政公务系统，比如立法系统、行政系统、司法系统。也就是说，只有当个人、社会组织、政府三者形成合力时，才可能产生出一种社会气候来，不管这种合力的形成是主动的还是被动的。
道德放逐源一种特定的社会气候，这种社会气候就是道德不作为。
道德不作为是相对道德作为而论的。因而，要理解道德不作为，首先得理解道德作为。所谓道德作为，就是指行为讲道德、有道德意识和规范，有道德追求。从根本上讲，道德是建立在一种实际的关系框架上的，这种实际的关系框架的构建是以我为出发点，它具体表述为“我→你”关系、“我→他”关系和“我→它”关系。前一种关系是社会构成的原初关系，后两种关系由其原初关系派生出来的派生关系。在人类世界，无论是个人，还是群体，比如企业、组织、机构或是政府，都是在这种关系框架中才得以展开。在这种关系框架中，道德具体表征为利害的动态平衡。如果从“我”（这个“我”既可能是个人，也可能是具体的社会组织，比如企业，还可能是政府）出发来看，道德就是利己不损他和利己也益他。追求自我利益而不损害他者（包括他人、群体、社会、国家或者人类、自然）的利益，这是起码的道德要求，也是起码的道德体现；追求自我利益同时也考虑其行为相关者（比如他人、单位、社区、地区等等）的利益，这是基本的道德要求，也是基本的道德体现。因而，无论对个人而论，还是对群体组织或者政府而言，道德作为就是指其行为利己不损他或利己也益他。
利己不损他或利己也益他的道德作为行为，是完全符合社会共同体创建的基本要求，也体现了人性之利己与利他、自生与生他、自爱与爱他的统一，并且这种统一是良序社会所需要的。所以，道德作为是好的，是善的，也是美的。与此相反，道德不作为却是坏的、恶的，也是丑的。道德不作为是指其行为缺乏道德意识，不讲道德，放弃道德追求。这种没有道德规范意识，不讲道德、放弃道德追求的行为，其直接表现是利己损他或损他利己。比如前面所列举的食品领域中众多食品被掺进各种有毒化学物质的利益追求行为，就都体现了这种利己损他和损他利己追求。在实际的生存领域，一旦行为放弃道德追求，就必然追求损他利己或利己损他。所以从本质上讲，道德不作为行为，就是利己损他行为，或损他利己行为。
概括地讲，道德不作为就是对道德作为的反动。
这里就出现了一个问题，既然道德作为是好的、善的、美的，道德不作为是坏的、恶的、丑的，为什么还会有道德不作为对道德作为的反动呢？为什么道德不作为现象还会在一些特定的时期或国家里形成一种社会气候呢？要破解这个问题，必须从道德作为入手。
道德作为是指行为讲道德和追求道德，这个过程却需要支付成本，这个成本是行为追求利益实现所必须支付的。从道德角度看，行为追求利益实现所必须支付的成本，就是道德成本。何以会把行为追求利益实现过程中所必须支付的成本称之为道德成本呢？因为行为追求利益，也可以不支付成本，行为追求利益实现的过程中支付成本，是考虑他人利益不受损害或考虑自己利益追求的同时也给其行为相关者带来一定程度的利益，而这种考虑恰恰是道德考虑。概括地讲，行为追求利益实现所支付的成本是因为道德考虑而带来的，所以把这种成本称之为道德成本。
道德作为必须支付相应的道德成本。与此相反，道德不作为就是逃避道德成本，就是拒绝支付道德成本。这里又存在着两个问题：
第一，行为为何要追求道德不作为？答案很简单，在社会活动中，任何行为都要涉及到支付道德成本，而一旦支付道德成本，就意味着其行为所追求的利益收益相应减少。所以，在行为中逃避或拒绝支付道德成本，这是实现利益、利润最大化的便捷方式和途径。这是人们在可能的情况都要本能地追逐道德不作为的根本利益考虑：追逐利益、利润最大化，是一切形态的道德不作为行为的最终原动力。
第二，道德不作为为什么可以拒绝支付或者逃避支付道德成本呢？要解答这个问题，需要先了解人的社会生存本性。从根本上讲，人的行为是趋利避害的。由于群体、社会组织机构等等都是由人组成的，因而，群体行为、社会组织行为以及政府行为，同样体现其趋利避害。惟一改变人（包括群体、社会组织以及政府）的趋利避害之行为本性的，就是国家共同体或人类共同体所制定出来的共守游戏规则，即制度和法律。因为一般地讲，一个制度和法治健全的社会，其所制定出来的制度和法律一定会贯彻到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规训和制约任何一个领域的任何个体-----无论是个人，还是组织机构，或是政府----的行为，使他们在利益追求行为过程中必须支付当付的道德成本，否则，就将依照制度和法律本身制定的游戏规则而给予更加严厉的处罚，这种由制度和法律处罚所形成的成本要远远高于行为本当支付的成本。因而，在一个制度和法治健全的社会，无论是个人、组织机构或政府，宁愿支付行为所要求支付的道德成本，也不意愿接受非道德作为而来的制度和法律的处罚，因为这是比道德成本最高的成本。这样做同样符合人的趋利避害之本性。
在现实生活中，道德作为遭受道德不作为的反动，只有一种情况，这就是制度和法治不健全。制度和法治不健全，当然可能涉及到制度和法律建设不完善，这种情况可能存在，并且也可能导致道德不作为对道德作为的反动。但这不是根本的方面，根本的方面是制度和法律在实施过程中出现不力或出现放任自流。本文讲的制度和法治不健全主要是指此种情况。制度和法治不健全，往往不能及时地、严厉地、并且是普遍同一地处罚偶尔出现的个别道德不作为现象，让这些偶尔的、个别的道德不作为现象既逃避了制度和法治处罚所需要支付的高额成本，也逃脱了行为本应该支付的道德成本。由于制度和法治不健全，即使对那些偶尔的个别道德不作为行为予以制度和法律的处罚，其处罚成本也远远低于或大大少于该一行为本该支付的道德成本，由此激发起人们乐于道德不作为而逃避道德作为。简言之，道德不作为对道德作为的反动，其根本的激励力量，是制度和法治不健全。制度和法治不健全具体表现为：道德不作为可以逃避制度和法治的处罚，即使不幸遭受制度和法律的处罚，其处罚所形成的成本也大大低于道德作为所该支付的成本。所以，道德不作为这种社会气候形成的最终根源，是制度和法治的不健全，具体地讲，制度和法治缺乏普遍的、严谨的、一仁同仁的高成本处罚机制。
5、道德成本债务
道德不作为既是对道德作为的反动，也是对社会道德的反动。道德不作为反动社会道德的具体方式，就是行为或逃避其该支付的道德成本，或拒绝其必须支付的道德成本。在实际的社会生存运动中，无论是谁，其行为逃避或拒绝支付本该支付的道德成本，其直接结果虽然获得了利益、利润的最大化，但所逃避和拒绝支付的道德成本，却并没有因其利益追求行为的结束而消失，而是潜伏在行为者的下一个行为或未来行为过程中，并遵循道德成本边际效应原理和层累原理而层层累积，从而生成道德成本债务。在《从自然景气看惟经济增长模式的道德成本债务》一文中，我曾对“道德成本债务”概念做了如下描述性定义：所谓“道德成本债务是指人的利益谋求行为拒理不付道德成本而获得的负成本，即行为边际道德成本。行为边际道德成本是一种道德成本债务，它是指行为结果获得了应该依理支付的道德成本之外的附加道德成本。这种附加的道德成本是由行为的非道德作为所产生的，它遵循的是非道德作为行为之道德边际成本递增规律，即道德成本债务是由人的道德不作为行为而产生，并以潜在的方式而存在着，以层累的方式而积聚起来。”[3]（P ）在此有必要对此一描述性概念做简要释义。
首先，道德成本存在着两种必须的形态，即正道德成本和负道德成本。正道德成本是行为依理而支付的成本，即行为依照生存之理考虑其行为相关者的利益，从而使行为及其所达及的最终结果，不损害他者（他人、群体、社会、或他物、他种生命、自然）的利益，或事实上增进了他者的利益。行为者在行为时，一旦要进行这样的道德考虑，而使自身行为生发出照顾、顾全的价值诉求，必然要支付成本，这个成本就是道德成本。这种性质的道德成本，是正价值的，因为它实现了两全其美，是好的，是善。这里的所讲的“依理”的“理”，具体地讲，就是平等框架下的权利与责任的对等之理，抽象地讲，就是普适的人性之理和自然之理。行为者在行为中依理支付的正道德成本，就简称为道德成本。反之，行为者在行为中只考虑自己的利益或者利害，而全无对行为相关者的照顾之心和顾全之意，其行为结果必然要损害行为相关者的利益，这种有意违背其理并拒理不支付该付的道德成本所获得的负成本，就是道德成本债务。
其次，为什么行为拒理不支付该付的道德成本，会变成道德债务呢？因为行为者一旦在行为中拒理不支付应该支付的道德成本，其所产生的行为结果，必然给行为相关者带来利益的损害，这种被损害的利益，可能是物质的，也可能是精神，更可能是生命或健康方面的。这种损害一旦产生，它不可能伴随着其行为者的此一利益行为活动的结束而终止而消解，而是继续伴随着被损害者而存在。比如，张三和李四共同去完成一件商务活动，他们事先商定了各自的责任、权益、履行方式及其详细的条件要求和操作规程。结果，两人均按商定的所有条款通力合作，如期很好地完成了这次商务，赢得了预期的收益30万元。按事前商定的办法，此次活动的收益应该对等分成。但负责结账收款的张三却心生贪婪，采用不正当的手段，巧立名目，却只给了李四10万。张三的行为，是违背了平等框架下的权利与责任对等分配原理，这是他作为一个合作者不遵循合作道德规范，不履行合作道德要求的自私。他的自私行为忘记了应该的照顾、顾全，放逐了道德作为，进行了道德不作为。张三的这一道德不作为行为虽然以李四的默默承受而结束了，但李四因此而受到的利益损害却并没有因为这次合作行为的结束而结束，而是始终存留在李四的记忆中和生活中，构成了张三欠下他的一债务，这笔债务也是道德成本债务。在未来的某个时候，一个很好的创富机会来了，张三想抓住这个千载难逢的致富机会，又来找李四，因为只有李四拥有抓住这次致富机会的关键条件，但被李四却坚决地拒绝了。张三最终因为李四的拒绝而丧失了一次难得的人生观致富机会。现在回过头来看，张三本可以很好地把握这次人生致富机会的，但由于在先前与李四的合作中，他见财贪心，变着法儿吞食了憨厚的李四的一部分合法所得，由此导致了他只得了小利而丧失了这次致富的大好机会。从事物的连续性与动态生成性角度看，张三此次的失败，实际是为他上次合作所欠下的道德成本支付债务。
其三，道德成本债务实际上涉及两笔账，一是行为本身应该支付却未付的道德成本，比如，上例中张三本该依约向李四支付15万劳动收益，但却他只付了10万，从中贪下了5万，这五万就是张三在此次合作行为中该付而未付出的道德成本。二是该付而未付的道德成本根据其边际效应原理而产生的边际成本，这个边际成本是行为者的行为该依理支付道德成本而不支付所获得的道德惩罚，这种惩罚往往远远大于其原本该支付的道德成本。比如张三丧失一次绝好的人生致富机会，这个致富机会如果把握住了，所带来的财富远远不止5万，可能是500万或5000万。所以，道德成本债务是其行为本应支付的道德成本和本应支付而拒理不支付其道德成本所带来的附加成本的总和。
其四，概括地讲，道德成本债务就是其行为应该进行道德作为时所支付的成本和在其行为中进行道德不作为所种下的边际成本，这种边际成本构成了道德成本债务的主体部分。根据其边际效应原理，行为的边际道德成本效应是伴随着行为的惯性敞开而不断生成，因而，行为的边际道德成本效应始终是以扩张性的、滚雪球式的方式生成的。其惯性化的行为越是往下敞开，其边际道德成本效应雪球就越滚越大，最后大到行为者无法偿还其债务宣布破产为止，比如，或者企业的破产，或者政府的破产，或者人的破产，或者生命的破产等等。
道德成本债务，是遵循行为者的惯性行为遵循边际成本效应原理而生成，但却又遵循层累原理而聚集。道德成本债务的层累原理，就是滚雪球原理。
道德成本债务的滚雪球原理，体现了行为的惯性规律，或者行为的重复规律。这就是说，对任何一个行为者来讲，比如个人、组织机构、政府等等，一次道德不作为，所欠下的道德成本债务是相当有限的，是可数的，也是很容易偿还的。如果根据其行为的惯性而在其生存行为进程中不断地重复道德不作为，其所欠下的道德成本债务，就变成了雪球。这个雪球是由两笔账加起来的，一笔账是每次道德不作为所欠下的实际该支付而拒理不支付的道德成本，这笔账是按照加法方式累积起来的。第二笔账是每次道德不作为所产生的边际道德成本，这笔账往往是按乘法方法或几何方法累积起来的。所以，道德成本债务雪球能够压死人、压垮企业、甚至压倒政府的真正可怕之处，就在于其乘法运算方式或几何运算方式形成的道德边际成本雪球。
6、道德成本债务清偿
道德成本始终是伴随行为者的社会行为而运行，并且往往以隐性的方式而伴随着行为者的社会行为而发挥功能作用。因而，它往往在日常生活中不引起人们的注意，尤其是当社会单纯地追逐实利而忽视道德规训、放逐道德作为的境遇下，道德成本更是被人们忘记得一干二净。然而，人们虽然可以在意识的层面上忘记它，在行为中排斥它，它却并不因此而自我消失，而是以道德成本债务的方式而进入人们的生活和视野。
道德成本债务，是行为者在行为中放弃道德作为，拒理支付道德成本后所欠下的双重债务。从上面对“道德成本债务”概念的释义可以发现：道德成本债务是绝对可怕的，不要为了追逐眼前实利而放弃道德作为，拒理不支付行为当须支付的道德成本，否则，一旦为了眼前实利而欠下道德成本债务，就将面临被它压死的危险。但同时也告诉了我们：无论是谁，一旦发生了道德成本债务，只要能够有足够的理性自省能力，愿意去清偿自己所欠下的道德成本债务，道德成本债务也是可以彻底清偿的。
如前所述，道德成本债务雪球，主要来源于道德成本边际效应所产生的道德边际成本。行为者的道德边际成本雪球滚动的真正动力，是行为者自己的惯性行为，比如一个人一次不诚实得到了自己所想要的好处，尝到了甜头，比如物质方面的利益好处，或者别人的信任，或者赢得某种所需要的情感等等，下一次又重演其不诚实，以至于每当可以用不诚实方式而获得好处的时候，都本能地实施不诚实的行为。最后，此人绝对要为他自己不诚实的惯性行为支付巨大的道德成本债务。因而，对于任何行为者来讲，清偿道德成本债务的治本之法，就是立即行动，从当下做起，彻底改变自己道德不作为的惯性行为。
道德成本债务者清偿自己的道德成本债务的治本之法，就是改变自己的惯性行为。改变自己的惯性行为，就是改变道德不作为行为，凡事进行道德作为。
道德成本债务者要在行为中改变自己道德不作为之行为惯性，凡事追求道德作为，说起来容易，但做起来却相当难。因为如前所述，人的社会行为本性就是趋利避害。在实际的生存运动中，人们最容易看到的是眼前利益，是当下利益，是活生生的经济性的实利，是个体的实利，对于长远利益、精神利益、生态利益以及整体利益，往往并不关心，也不热心。因而，人的趋利避害的社会本性，往往实实在在地落实在了对眼前利益、当下利益、经济性的实利和个体利益的追逐上。正是基于这种趋利避害的社会本性和趋利避害的社会特性，对许多人来讲，要主动改变其惯性化的利益追逐行为方向，变道德不作为为道德作为，靠自己的主动和自律是相当困难的，即或有一时之勇，也难做到持之以恒。所以，要想通过改变自己的惯性行动来清偿道德成本债务，却更多地需要外力推动。这个外力，大而言之，就是普遍道德作为的社会气候；具体地讲，就是制度和法治健全到能够普遍地、及时地和平等地实施道德不作为制裁，并且这种制度和法治制裁所形成的惩罚，应该远远大于和高于道德作为所支付的成本。
由此不难看出，制度和法治实施不健全，是道德不作为之社会气候形成的最终推动力；反之，制度和法治实施健全，是道德作为之社会气候生成的最终引导力量。客观地讲，制度和法治实施健全，本身就担任了社会道德治理的功能。健全的制度和法治实施，对社会道德的治理功能主要从两个方面展开，一是健全的制度和法治本身所体现的符合人性和自然生态法则的价值系统，最为实际地构成了对全社会的价值导向，或者说价值引导；二是健全的制度和法治实施所形成的那种普遍的、及时的、平等的对道德不作为行为予以严厉惩罚的方法，本身构就成了对社会行为的道德规训。
要使制度和法治实施健全，真正全面担负起道德治理的社会功能，其前提是必须立足于现实，面对问题，不回避道德不作为的社会气候和道德放逐的普遍现象，进行实践理性的社会诊断，把准其社会道德疾病的脉搏，找出道德放逐和道德不作为的社会气候生成的复杂多变的原因和最终根源，然后对症处方，进行治疗。要做到这一步，做好这一步，应该充分发挥伦理学的社会功能，充分展开道德成本探讨，以此进行有针对的时代社会道德启蒙。
（2010、4、19-21）
参考文献：
[1]王国维．观堂别集［Ｍ］．卷4．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
[2]奥特弗利德．赫费．作为现代化之代价的道德［Ｍ］．邓安庆等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5．
[3]唐代兴．从自然景气看惟经济增长模式的道德成本债务［J］．玉溪师范学院学报，201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