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端美次贷危机的全球金融经济危机范围与规模百年一遇，构成冷战后市场经济全球化背景下世界政治经济发展的分水岭。其国际政治影响广泛、深刻而持久。

一、 危机后国际格局多极化进程加快

历史地看，重大国际政治经济事变往往引发或加速国际力量对比变化或权力转移的进程。此番经济金融危机从美国迅速蔓延西方发达国家并波及全球，导致世界经济经历自上世纪三十年代大萧条以来最严重的经济衰退。受其影响，主要战略力量对比发生显著变化，国际战略格局多极化进程进入加速发展的新阶段。

首先，欧美等主要发达国家普遍遭遇金融经济危机重创，相对实力地位明显下滑。经济衰退使相关国家经济总量锐减，财富大幅缩水，大量金融机构破产，财政系统瘫痪。为应对危机与缓解经济衰退，主要发达国家政府不得不推出前所未有的救市和经济刺激计划，又导致国家财政赤字猛增，通胀隐患聚积。长期财政高赤字势必催生通胀与贬值预期及对政府融资能力的怀疑，而提高利率等紧缩措施有利于抑制通胀，但也容易抑制投资活动与经济增长。从中长期看，主要发达国家也呈现相对下滑趋势。日本上世纪70-80年代曾在汽车与半导体产业独领风骚。美国90年代曾在IT领域拥有独一无二的垄断优势。眼下，美欧日三方都试图在发展新能源、新材料和生物医药等领域下大赌注，但任何一方都没有前述日本和美国曾经拥有的技术优势。它们都不同程度地面临“三高一低”（高赤字、高失业、高成本与低增速）问题的困扰。据统计，发达国家主权债务已经高达36万亿美元，点GDP的比重已达113%。发达国家总体相对缓慢增长和实力地位相对下滑趋势似乎是其难以避免的命运。

其次，新兴大国在抵御金融经济危机过程中普遍展现出巨大的经济活力与发展潜力。固然，这些国家都不同程度遭遇金融经济危机的冲击。但这些国家摆脱危机较快,2010年经济复苏势头也比发达国家强劲得多。据高盛公司报告，2009和2010年，“金砖四国”（中国、印度、俄罗斯与巴西）对世界GDP增长的贡献率都超过美欧日，均高达50%。从中长期看，危机加快全球产业转移，多数新兴大国无论在科技教育还是产业基础等方面虽与发达国家相比仍有较大差距，但它们在相当长时期内仍将拥有巨大低成本优势，发展潜力可观。它们努力克服金融危机，加强金融衍生工具监管，可望确保经济稳定健康发展。至少在未来10年，新兴经济将继续呈现强劲上升的发展势头，其综合实力地位将有新跃升。

最后，与发达国家和新兴大国力量对比变化同步，世界地缘经济与地缘政治格局演变也明显加快，美欧亚三足鼎立的格局更加清晰。2009年，中国、印度和印度尼西亚分别实现8.5%（实际为8.7%）、5.4%和4%的高增长。如果算上日本，亚洲地缘经济板块对世界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已不止“三分天下有其一”。2010年4月IMF发表《地区经济展望》指出，“亚洲正在引领世界经济复苏”，这是亚洲首次对全球复苏做出巨大贡献，且此次亚洲本身复苏是靠内需驱动而不是像过去那样靠出口拉动，并吸引国际资本返流亚洲激增。如果说第一次工业革命确立起欧洲中心时代，第二次工业革命、三十年代大萧条和两次世界大战催生欧美中心时代，那么金融经济危机就强化了中印两国与亚洲在全球化加速发展背景下同时崛起的势头，亚洲日益与欧美两大地缘经济政治板块齐肩，在很大程度上宣告欧美中心时代的终结和多中心时代的来临。或许正是在这个意义上，美国前副财长罗杰•奥尔特曼在《外交》双月刊2009年第一期撰文指出，“金融经济危机是美国和欧洲遭遇的重大地缘政治挫折，世界重心加速偏离美国，全世界正脱离单极体系”。美国外交学会高级研究员查尔斯•库普钱也认为，“仅凭少数富有的自由民主国家集团推动世界发展的时代已经结束，世界秩序将朝着多极化体制发展。”

最后，区域化发展可能多彩纷呈。原因是发达国家影响力仍然不可忽视，新兴大国地位与作用上升，在区域合作中的影响力扩大。

二、 和平、发展、合作与改革成为时代主题

首先，危机凸显全球化时代各国高度相互依赖和大国合作共同应对全球挑战的紧迫性。大国间战争的危险虽然没有完全消除，大国间的战略竞争甚至更加激烈，但大国战争已经日益成为不可思议的事情。

其次，确保世界经济稳定、平衡和可持续发展发展成为各国关注的焦点。综合国力的竞争日益转向如何保持经济的健康可持续发展，加快发展、促进就业成为各国政府首要施政目标和决定政治竞争胜负的主要因素。各类国家情况不同，但都不同程度地面临发展的新问题。再次，国际合作的动力进一步增强。共同应对危机与衰退的经历强化各国的合作意识，合作成为确保和平与实现发展的根本途径。国际竞争日益表现为合作的竞争，也可以称“交友”竞争或“伙伴”竞争。无论哪个国家和地区，国际合作开展的好，朋友与伙伴就多，在促进自身发展方面可能就更有效。

最后，通过改革实现稳定与可持续发展的路径更加清晰。不仅各国经济发展面临结构与政策领域的改革调整，国际经济与货币体系也面临进一步改革的艰巨任务。反危机，反衰退期间，IMF和WB都已经启动相应的改革进程，G20成为促进国际经济合作与实现全球经济治理的主平台。金融稳定委员会成立则标志着对国际金融秩序的监督与管理达到一个新的高度。当前的改革仅仅是个初步，未来的道路漫长，难免充满艰难搏弃。涉及重大权力结构调整，尤其充满不确定性。比如，美国在国际金融机构中的否决权要不要解决，能不能解决，如何解决，短期内难有结果与答案。

三、 国际政治权力真空的隐忧

主要发达国家日益自顾不暇，期待新兴大国承担更多国际责任与义务，却轻易不愿意向新兴大国出让其业已享有的部分权利。

新兴大国力量渐长，有兴趣参与世界事务与全球治理，但在多数国际组织和机制中却缺乏相应的权力和影响力。责任与义务意识可能低于发达国家预期与实际需求。这可能导致某些热点难点问题无人问津无人负责的局面。

此种情况可能有利文明对话与交流，但也可能不利各类全球问题的应对和区域安全、稳定与发展。（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副院长 王在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