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中国危机外交的解读，也是对改革开放30年中国外交的认知
今天，中国外交面对的已经不完全是传统危机的挑战了。过去，传统的挑战是军事冲突和“擦枪走火”事件，台海危机和中美撞机事件就是最典型的。现在，危机外交概念的外延大大扩展了，它不仅仅指国家关系之间的危机，涉及国计民生的重大国内危机也被纳入外交范畴。
王逸舟：过去，中国不太愿意说“危机”这个词。斯大林曾经说，只有资本主义有危机；我们过去也讲，社会主义只有人民内部矛盾，内心里不太愿意承认在一个具有巨大优越性的制度下也存在发生危机的可能。上世纪90年代中期以后，出现了台海危机；1997年亚洲的金融危机给中国人结结实实地上了一课。它告诉人们，危机并不是很遥远的事情，我们这里也可能发生危机或被卷入危机，应对得好，我们可以增长本领，否则就会被危机击垮，或者遇到很多麻烦。最近几年，有关应对危机，特别是外交应对危机的讨论在逐渐增加，而今年又是非常突出的。
我作为一名研究者，意识到危机、听到危机这个词，是上世纪90年代中期。我感觉，中国学界真正意识到“危机”的概念并加以研究，也就是上世纪90年代中期以后的事情。这些年来，中国应对危机的能力、对危机的思考，都在一步步加深，危机现象已成为中国学界的一个研究领域。我还要强调，我们现在实践做得不错，例如，前段时间俄罗斯格鲁吉亚冲突危机中，中国对分寸把握得很好、平衡得很好，但又是有距离的，对北约有批评，对俄罗斯有同情。
出现重大危机是比较少的。碰到危机的时候，学界有时会比较极端，但外交部门的处理总的来说是比较平稳的。例如，1999年美国轰炸了中国驻南斯拉夫使馆，学界有一些比较激进的判断，认为这可能是美国军工企业的阴谋、美国的火力试探等，这些判断现在看来是有失公允的。而当时外交部门很冷静，没有将危机引入两国关系全面破裂的阶段，而是使之最终走到比较平和的状态。我认为这与改革开放总的精神是相符相承的。
今天，中国外交面对的已经不完全是传统危机的挑战了。过去传统的挑战是军事冲突和“擦枪走火”事件，台海危机和中美撞机事件就是最典型的。这种事情一旦发生，会使两国关系特别紧张，处理不好就会影响两国关系的大局。现在的危机不仅仅是传统危机，今年的冰雪灾害、地震灾害、奥运前遇到的某些干扰和抵制以及目前的金融危机，都属于非传统安全范畴的危机。今后，这些危机可能会更多、更频繁，这也是全球化发展的必然后果之一。
王在邦：危机外交，我们过去也是一直在研究的，只是大家没有把它概念化。今年的危机比较多、比较严重，所以危机外交再次引起人们关注。总起来看，我们在外交领域的危机处理能力已经达到了一个比较成熟的阶段，操作起来已经得心应手。
从概念化、理论化的角度看，危机外交的逻辑与历史起点深远。各个国家外交关系的建立，实际上就包含着应对国家关系危机的考虑。早期国际关系史上互派大使的任务之一就是要处理危机。在很长的历史时期内，危机外交是外交的一部分，更多侧重于国家关系中双边或多边的危机。例如，欧洲在历史上长期处于战争状态，当时的外交更侧重于预防和处理国家关系危机。早期，君主代表国家，外交官服务的对象是君主。随着民族国家的兴起、发展和成熟，外交官就代表民族、代表国家，但实际上处理的危机也还是国家关系的危机。现在，危机外交概念的外延大大扩展了。它已不仅仅指国家关系的危机，国内的重大突发事件和涉及国计民生的重大国内危机，也被纳入了外交范畴。这一变化的根本原因是时代变了。这个时代最大的特点就是全球化，很多问题超越了国界，国家利益边界大幅度外延，近年我们的海外人员遭遇绑架、暗杀或者抢劫等也被纳入危机外交的范畴。过去安全问题是一个国内问题，不涉及公民在海外的安全，而现在随着形势的变化，外交关注和应对外部利益危机是顺理成章的事情。
信息化时代，危机外交更具紧迫性
首先，媒体舆论信息的传播超越了传统外交领域的套路。其次，全球公民社会更加成熟。最后，是记者平民化。在这样一个时代背景下，危机外交就体现了最新的外交转型。汶川地震后政府的举措之所以赢得好评，原因之一是我们果断地接受了外援，允许军机降落，而且像日本这样的敏感国家的援助我们也都接受。
王在邦：我们处在信息化时代，危机外交比任何时代都更具紧迫性。
首先，媒体舆论信息的传播超越了传统外交领域的套路。某地出了事，也许国家的外交部门还未得到消息，网上就已经迅速传播。传统的外交套路反应不过来、滞后，从而使危机外交比任何时候都更具紧迫性。
其次，是全球公民社会的成熟。全球公民社会有内在利益的互动，一个地方出现危机，可能在别的地方得到同情，这些同情者会通过自身的行动对本国政府的政策施加影响。因此，普通的社会问题、民生问题，也可能上升到国家关系领域，这也使得危机外交的联动性与压力大大增强。
最后，是记者平民化。报道危机事件的发生和发展不再是职业记者的专利。事情发生后，现场目击人利用现代科技手段很快将消息、照片和视频在网上公布出来。记者平民化，评论随之社会化，什么人都可以参与评论，都可以通过不同的方式对国家事务的管理发表意见。信息化时代的这些特点，不仅对外交工作，对国家决策、对国家领导人的压力和挑战也都是前所未有的。这种背景下，危机外交面临的压力就越来越大。
一句话概括就是，危机外交体现了我们时代外交最新的特点。战争和大的冲突越来越少，国家战略的重点已经不是战争与和平问题，当然，局部冲突也有，但不至于像世界大战那样重大，因此，一些本来属于局部的问题就被放大，原来不成为问题的，现在已经成为引人关注的问题。所以，危机外交反映了这个时代的特点，体现了最新的外交转型。
以前，外交是为君主或者为国家服务的，现在的外交强调以人为本，为老百姓服务。汶川地震后政府的举措之所以赢得好评，原因之一是我们果断地接受了外援，允许军机降落，而且像日本这样的敏感国家的援助我们也都接受。过去，我们是从来不接受外援的，军用飞机入境手续就更加繁杂。现在，政府执政以人为本，一切以老百姓的生命安全为重心。为了救灾，所有外交程序都是一路绿灯，这是几十年来中国外交的最大转变之一，是一个新突破。另外，我们的手机都是全球通，不管到哪个国家，短信随时显示驻在国使馆的领事电话，这就是我们外交为民的反映。所以，今年危机外交的鲜明特点就是体现了以人为本的理念。危机外交的转型，也促进了危机的解决。
理性和自信，是开展危机外交的重要心理支撑
中国的发展不仅仅体现在GDP，更体现在国家能力。国家能力就包括外交领域。政治家们不再是过去那种好像觉得心里满满的、认为对一切都了如指掌、一切党的文件都有指导方针的态度，他们认识到这个世界比他们想象的复杂，比各种各样的文件、指南和方针政策都复杂得多。
王在邦：回顾中国改革开放30年的发展，外交是一个需要认真总结的领域。中国的发展不仅体现在GDP，更体现在国家能力。国家能力就包括外交领域。一般我们所说的国家的综合国力，还不能体现出国家能力这层含义。比如说危机反应能力，综合国力指标里面是没有这个内容的。美国的综合国力很强大，但面对卡特里娜飓风时，国家能力就表现得较弱。所以，国家能力是比综合国力更大的一个概念。
王逸舟：现在国际上普遍承认，中国的政府、中国的外交是干得不错的。虽说跟国外一些同行相比，我们的理论还不够丰富、有所欠缺，但是中国的实践，中国外交部门和最高层在应对大事、危机和不确定性的时候，是表现得很好的。政治家们不再是过去那种好像觉得心里满满的、认为对一切都了如指掌、一切党的文件都是指导方针的态度，他们认识到这个世界比他们想象的复杂，比各种各样的文件、指南和方针政策都复杂得多。现在领导人有这个意识，外交部门和军方也有这个忧患意识和对不确定性的意识，所以，在面对各种危情的时候能够临危不惧，虽然有风浪和麻烦，但最终还是挺过来了。好的思想准备和精神状态是前提之一。
在3.14西藏拉萨打砸抢烧事件发生前后，国际社会有许多抵制北京奥运的声音，现在回过头来看，当时说不来中国参加奥运会、残奥会开幕式或闭幕式的人，在他们各自国内就招致了批评，于是很多人想法弥补。他们态度的转变，虽然有各种各样的原因，但是不能否认，中国自身的实力、中国外交的有效工作起了重要作用。而30年前，我们没有这个实力。此外，还有外交官的辛勤工作，例如中国驻英国大使傅莹。网民对傅莹大使的好评不是今天才有的，前段时间也一直有很多好评，我们有很多外交官都在做类似的工作。中国外交一步步走到今天这样有弹性、更能够面对各种危机和不确定因素，是值得很好总结的。
王在邦：我们有很多优秀外交官。中国驻美大使周文重就曾深入到美国各个州，甚至社区，与商界朋友和普通美国人接触。王毅在日本，也是这样。
王逸舟：王毅出使日本期间正值小泉当政，中日关系处于低谷，王毅与日本商界、民间很多普通百姓交朋友，与一些有残疾、特别困难的人群及老人也进行广泛接触，为他们提供帮助，这无形中减缓了小泉造成的两国关系的尖锐性、对抗性，对中日关系起了很好的润滑作用。中美之间的几任大使也都是这样的。杨洁篪任驻美大使时，布什总统父子都很欣赏他。重大危机的时候，他表面上不张扬，但下面忙碌得很。他跟美国几任总统的私人关系都很好，其中原因就包括在重大危机时与他们建立起来的个人友谊。
王在邦：李肇星任驻美大使期间，在美轰炸我驻南斯拉夫使馆引发中美两国关系危机时直接与美国名嘴交锋，也是很有影响的。
王逸舟：关于今年5.12汶川地震的危机处理，外界评论将中国的处理方式与美国面对卡特里娜飓风时的作为进行了对比。虽然美国后来也投入了很大力量，证明了美国的实力，但是在灾害初始阶段，美国的处理受到许多诟病，人们指责灾难发生后布什总统还在休假、州政府与联邦政府协调不力等。另外，也有评论将中国的这次救灾行动与缅甸洪灾后的情况进行对比。中国政府的作为、胡锦涛主席和温家宝总理对灾区的视察与慰问，令老百姓很感动，也带动了原来比较官僚的一些部门，促使它们以更加高效、更加以人为本的方式采取行动。
王在邦：另外值得关注的是，面对一系列危机，我们的媒体本着以人为本的精神进行了客观报道，这虽然不是外交问题，但是在处理危机的过程中，发挥了非常重要的作用。真实就是力量，真实才有力量。
西藏3.14事件前后，中华民族经历了从1989年六·四政治风波以来最为严峻的洗礼，这是一次民族灵魂和民族精神的洗礼。在处理这个棘手的问题时，我们的做法总体来说是冷静的、沉得住气的，因为在西藏问题上，我们本身是做得够好的。外部的干扰对于我们老百姓的心理伤害很大，民众的反弹很厉害，民族情绪也很强烈。通过处理这次危机，我们在争夺话语权方面有了成功的经验。
奥运会是隆重的体育盛事，奥运非政治化是大家共同接受的概念。我们抓住了这一点，扭转了不利的局势。我们没有跟着西方舆论的步子起舞，没有他们怎么说我们就怎么说，一些领导人、外交部发言人及胡锦涛主席的特使访问法国时的表态都体现了这一点。
我们能够看到，在处理危机过程中，中国的外交更有自信了，这不仅仅是我们具备了处理这些危机的能力。理性和自信，是我们能够开展好危机外交的重要心理支撑。果断接受外部援助，这就是自信的表现。
外交机制有弹性了
20年前人们出国时，会感到中国的外交部门比较官僚气，一些外交官给人养尊处优的印象。例如一些中国使馆根本不会在意到该国去的普通百姓，他们只为到访的领导服务。现在这种情况有了根本改变，而这一变化的指导思想之一是外交为民、以人为本。
王逸舟：20年前人们出国时，会感到中国的外交部门比较官僚气，一些外交官给人养尊处优的印象。例如一些中国使馆根本不会在意到该国去的普通百姓，他们只为到访的领导服务。现在这种情况有了根本改变，而这一变化的指导思想之一是外交为民、以人为本。党和国家领导人亲自过问指导很多应急事件的处理，外交部门感觉有压力。过去领导人只管国际大格局，而现在领导人切实关心老百姓的安危，老百姓的小事也是大事，老百姓的事也是外交部的事。这些都反映出外交很深刻的转变。
我们的外交机制变得有弹性了，增加了很多新的设置，外交部门本身变得丰富了。例如，领事保护是外交工作的一个重要方面，短短几年间，从事领事保护的部门从一个处发展到现在的领事保护中心，原因之一是中国的海外利益日益上升，保护老百姓的境外安全日益受到重视。中国人过去出境很少，而现在，一年有八九千万人出境，其中一半是到港澳台，另外一半是出国到100多个国家留学、打工、经商等。全世界1/7的留学生是中国人。为了适应形势的变化，外交部门的内部职能也必须高效，从过去仅仅保障领导人的出访来访，保障安全大事，到现在的既要保障大局，保障国家领导人出访和外国领导人来访，也要处理普通中国公民在境外遇到的许多小事。可以说，领事保护中心是外交工作最繁忙的部门之一。戴秉国曾说，现在有时一天接到的海外遇险事件报告比过去一年的都多。外交部网站上，领事保护的各种公告、提示，小到护照遗失后的补办事项提醒，大到海外遇险、生命财产受到威胁时如何处理，都非常详尽。也许目前我们在制度上、人员上对开展工作有一些制约因素，但在心理上有了应对危机的更多准备。
王在邦：今年以来，我们对危机事件的处理和应对体现了危机外交的反应机制已经比较成熟。外交团队、外交机制超越了一般情况下按部就班的运作模式，做出了快速而有效的反应，达到了一个新高度。以前我们多少会听到一些有关外交部门行动延宕、拖拉的评论，但在今年的抗震救灾过程中，外界没有这种评论。另外，在地震救援中，从高层决策到外交部发言人的表态，以及组织外国人到现场去视察、军方协调处理外部军机降落等一系列行动都体现出非常高的专业化水平和非常强的协调性。
创造性地介入：解决国际危机的中国方式
不树敌是我们外交一个很大的心得，一个重要的成功因素。即便与一些国家有矛盾，比如日本，但我们从来不说日本是我们的敌人，或者说俄罗斯、美国将成为我们的潜在对手。国际上有一种说法称，有一种处理问题的方式叫做亚洲方式，或者中国方式，这种方式就是协调式的、协商式的，将问题放在法律程序之前解决。这是中国的特点。
王逸舟：改革开放30年间，中国应对外交的能力、政策、机制、人员素质确实有较大提高。有几点特别重要的经验或者成就值得关注。
一点是我们面对如此复杂的世界和层出不穷的外交危机，需要有一些特有的策略和有效的应对方式。跟美国和俄罗斯相比，中国外交更具有柔性与韧性。美国之所以在重大危机的时候总是碰壁，可以说源于布什主义树立国家敌人的哲学。而中国外交恰好是一种不树敌的外交。改革开放30年来，不管我们跟别国有什么矛盾、摩擦或历史纠葛，总的来说，我们的国家关系大局都保持着互利共赢的方式。不树敌是我们外交一个很大的心得，一个重要的成功因素。即便与一些国家有矛盾，比如日本，但我们从来不说日本就是我们的敌人，或者说俄罗斯、美国将成为我们的潜在对手。这种不树敌的策略是外交工作取得进展，包括面对危机时能够更好地加以处理的原因之一。在具体策略上，中国不采取硬抗衡的办法，而是采取柔性的、软着陆的方式，赢得了更多的朋友或潜在的同盟者。
另外，我们的外交官在处理危机时，在正式的会场之外开展了频繁而有效的斡旋和准备工作。比如我们在安理会的代表在事前做的工作通常比在会议上做的工作多得多，会上我们不去叫嚷，不是牵头的，也很少采取硬抗衡的策略，例如轻易动用否决权，但是在会场外，会去找相关代表斡旋和增信释疑，进行频繁的活动。除非涉及最根本的国家利益，比如台湾问题，中国才动用否决权。因此，国际上有一种说法称，有一种处理问题的方式叫亚洲方式或中国方式，这种方式就是协调式的、协商式的，将问题放在法律程序之前解决。这是中国的特点，与美国“树敌”的外交方式不同，与俄罗斯的富有攻击性的威胁方式也不同，中国坚持的是比较温和、低调和柔性的方式。
近年来，随着国家实力的增强，中国一方面把主要精力用在处理国内问题上，像今年面对的这么多的危机；同时另一方面，也在慢慢地、静悄悄地介入中国以外的全球性或者地区性的危机，最典型的就是朝核问题。现在我们有中东问题特使，有非洲达尔富尔问题特别代表，有气候问题特别代表，在处理这些重大和热点问题上中国已经不知不觉地走上了世界舞台，甚至走到了中心位置，并用自己的方式、根据自己的理念发挥着作用。
有观点认为，中国外交在新时期有一种创造，是不同于西方那种干涉方式的创造性介入，或者说是在新时期对不干涉原则的新发展。首先，我们强调与当事国政府合作的对话方式；第二，我们希望采取得到国际上多数国家认同的，或者是联合国授权的、具有合法性的行动。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再去调停，扮演一定角色。这种创造性地介入也使中国人在国际舞台上解决危机时发挥了比过去更大的作用。我预测，中国在未来一定会在全球危机处理以及重大问题的全球治理中发挥更加主动、更加有建设性的调节作用。
对时代的新认识，让中国人在解决麻烦时更有信心和耐性。过去我们也曾面对危机，比如抗美援朝、越战，但现在与过去最大的不同，就是对时代的认知使得我们更有自信、更加从容、更加坦然。过去老觉得会爆发世界大战，要发生全面中突，因此遇到危机就憋着劲对抗到底，表现出一种革命者的性急。但现在不一样了，我们是全球化的受益者，是新兴大国，处于不断发展进步的态势，可以应对处理危机和麻烦。姚明就可以说是新时期中国人的代表，他很强大、很从容、很自信，但在球场上处理与其他球员的冲突时仍然表现得宽容、大度，而且善于协调。地震之后，姚明率先在NBA球星中募捐赈灾，很有影响力。在大牌云集的NBA里，一个中国人有这么大的影响力，过去是很少见的。将来，在我们不熟悉的舞台上，在西方国家曾经很活跃的领域，中国也会以自己的方式有所作为。有30年改革开放的经验和历练，中国人对世界形势的认知已经从过去革命战争的认知到现在和平发展的认知，在这种认知下，我们可以更从容、更沉稳有序，可以不用暴力方式、不以革命方式，而是通过经济的、社会的合作和相互交流来解决问题、应对矛盾、化解危机。
危机外交是新时期的特点，必须果断推动外交转型
我们要学会面对一个除政府、国家机构之外还有各种各样的NGO的国际社会。我们过去跟国家能够谈得很好，但对非国家的行为体不够重视，认为有的是反政府的，根本不愿意跟他们上对话桌。对这些人，我们一定要防止夸大阴谋，不能武断地认为他们对中国的阴谋大于误解。
王在邦：今年我们虽然取得了很好的成绩，但仍然任重道远。下一步需要认真总结经验教训，特别是外交部，应当坚定外交转型的决心，要认识到危机外交是新时期外交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在队伍素质、人员素质、机制建设方面都应该再上新台阶。我们应当看到，虽然今年危机外交很有起色，但这只是一个好的起点。如果说危机外交是新时期的特点，那我们就必须要果断推动外交转型。
王逸舟：我想特别强调，中国外交虽然取得了成就，但仍然有很多需要改进和提升的地方，还有很多缺失和问题，我归纳了几点。
第一点，我们要学会面对一个除政府、国家机构之外还有各种各样的NGO(非政府组织)的国际社会。这是我们过去不太熟悉的。我们过去跟国家能够谈得很好，但对非国家的行为体不够重视，认为有的是反政府的，根本不愿意跟他们上对话桌。
我认为现在这个世界是由三界构成的。第一界是政府界，或者叫政治界。大国协调、大国外交、军事安全，我们很熟悉，交往得也不错。第二界是经济界，企业、跨国公司、贸易谈判代表，中国现在也干得不错，特别是最近这些年。但还有第三界，就是社会界，它所包括的内容有方方面面，包括不同的利益团体、不同的NGO。与国内社会一样，国际社会也是复杂分层的。和谐世界恰恰是指不同社会制度、不同意识形态的人和谐共处的哲学。我们要推广和谐世界的理念，期待人类在不同文化、不同政治、不同意识形态和社会制度背景下，能够有一个好的相处方式。这就要求我们学会在面对复杂的社会界的时候，要像过去处理政治界、经济界那样，学会从容应对、成为主导者。我注意到，现在很多危机与社会界的活动有关系，例如今年3.14事件后西方国家阻挠火炬传递的人，多数不是政治领导人，而是一些社会组织成员，例如少数主义保护团体、宗教人士。他们多数人是正直善良的，初衷也是好的，惟一的问题是对中国不了解，对我国实际复杂的情况、对西藏的历史、现状及日新月异的变化没有实际的感知，只凭想象认为西藏遭到侵略和破坏，因此出于义愤、人道主义和对所谓的文化灭绝的忧患，挺身而出。对这批人，一定要有转化的准备，防止夸大阴谋集团的比重，不能武断地认为他们的阴谋大于误解。阴谋肯定是有的，但那部分人只是少数，多数参与者是对中国不了解。随着将来他们对中国有更多的理解，与中国有更多的合作，及中国本身政策的调整，他们能够成为中国的朋友，能够成为中国建设和谐世界的重要伙伴。因此，我们的外交工作还需要更好地面对政治界、经济界之外的挑战。
第二点，就是要承认一个现实，目前我们外交资源的有限和层出不穷的危机是相互矛盾的。改革开放前的30年中国人出境的很少，现在一年出国的人数就超过8000万，再过几年就会是一亿。想想看，哪怕很小一个比例的人出事，危机就像蜂拥而至一般。即使外交官、情报部门、军方全力以赴，也还是会有处理不完的事情。这些事情处理不好就会引起民众对政府的不满。我们研究危机处理时要看到这个矛盾。
第三点，我们不仅需要实践中的应对，还要研究前瞻性的问题、难题。新时期我们的外交创新、外交转型，除了以实践的方式去探索外，还要加强对新知识的学习，包括外交的发展、外交危机处理应对机制的发展，要懂得为什么说“南美洲的一只蝴蝶扇动翅膀就可能引起西太平洋某处的风暴”这类混沌学说法。
最后一点，中国外交人才的培养尚有一些缺陷，很多外交人力资源来自外交学院、外国语大学等大专院校的外语人才，相对比较单一。上世纪90年代以后，虽然开始有一些商务干部和中等城市的官员等其他领域的人才担任外交官，但总体来说，这种做法现在还没有制度化。有人曾经提出，美国“旋转门”式的人才流动方式值得我们借鉴，这样中国的外交人才才会有比较广泛的来源、比较丰富的能力和想象，比较多元的构成。
要提倡和重视预警及危机外交的专业化
虽然今年我们面对的外交危机一部分是国内危机，但今后国际关系危机仍然存在，而且要给予更多的关注。今年我们的危机外交更多的是危机处置，是被动反应。今后要提倡和重视危机预警，而且要有专业人士的意见。
王在邦：今年发生了3.14西藏拉萨打砸抢烧事件及5.12汶川大地震等国内危机，同时，我们也应看到，目前国际社会进入到一个新阶段，国家关系在某些方面的紧张状态可能会更多，今后国际关系危机管理仍然存在，而且要给予更多的关注。中国日益强大，国家关系会非常敏感，敏感就会有摩擦，摩擦就会产生误解，所以国家关系的管理仍然是危机管理的重要内容。
危机管理是个大概念，包括危机预警、危机预防、危机处置。今年我们的危机外交更多的是危机处置，是被动反应。但从危机管理大的层面上来说，要提倡和重视危机预警，要早做准备，要有预案。
要加大开展公众外交的力度，它包括驻外使馆人员对所在国公众的工作。现在是公民社会，老百姓对于政府的影响力非常大，通过公众外交，促进民族之间、普通民众之间的理解，这样在关键时期、敏感时期就会使国家政府在处理外交问题上面临的压力小一些。外交部门要负起推介的责任，要通过跟普通民众打交道，增进各国人民的相互了解。今年的重大事件中中国老百姓的作用不可忽视。中国网民的舆论虽然对中国外交构成了压力，但同时对外国的言论和反华媒体也产生了很大影响，民众的力量在外交危机的解决过程中非常重要。
另外一点意见是，对那些双边关系以外的、与我们自身关系不太大的危机，要有一定的重视和研究。随着中国影响力的提高、综合国力的增强，我们能多出点力就应该多出点力，能多尽责就应该多尽责。长期以来，我们对与我们利益不太相关的事能少管就少管，现在看来，提升国家的软实力，这种多一事不如少一事的态度是不行的，要在国际事务中积极负责。
王逸舟：加强对于复杂性、混沌性的研究，广义上讲就是对全球发展趋势的了解。例如，金融衍生危机过去是没有的，因为没有这么多金融衍生工具。另外，其他非传统威胁也很多，通过学习和了解，我们就能知道未来的冲突可能来自于各个方向，来自于比过去复杂得多得多的领域。
此外，需要加强部门间和部际协调制度。最近这些年我们看到，部际协调有所增加，例如在对非援助方面，商务部、中央银行、外交部等有关部门加强了协调；在海外安全方面，安全部门、军方、外交部加强了协调。有的问题还涉及地方部门和一些其他国家的部门，比如湄公河流域涉及水资源争端，就需要西南各省地方政府的合作及相关邻国地方政府的合作，要有更多层次的协调机制。
王在邦：我还想说的一点就是危机外交的专业化问题。危机发生后，外交官不一定懂得危机本身是怎么回事，这时候就需要专业人士、专业部门站出来说话。
王逸舟：对，提高专业性是非常需要的。现代化实际上有两个方面，一个是专业细化，另一个就是宏观统筹，应该加强通气、加强协调。对于各大部门，如军方、外交部门、商务部门、银行部门、地方的利益团体等之间的协调，我总是有隐忧，我担心未来各部门之间的差别、利害关系或者各部门的局限性都可能妨碍我们处理危机的有效性。我的建议一是加强专业化程度，培养专业技能，另一方面要加强统筹，以面对层出不穷的各种不同类型的危机。
我还有一个不成熟的考虑。过去，我们走的是一个顺风顺水的、平稳的发展轨迹，而未来也许不会这么一帆风顺。比如30年后，我们可能不会再有10％的年均增长，有些矛盾可能会以过去想不到的方式出现，如果我们还继续依赖矿产资源、石油、大豆等原材料维持高增长，我担心这个世界没有足够的能力来承受。所以，中国未来的发展可能是一种波段式的，或者是螺旋式的上升曲线，这个螺旋上升就意味着增长的高速期和矛盾的多发期相伴相生。因此中央强调要转变增长方式，提高科技含量，否则难以为继。外交也是一样。中国外交的转型是必须的，外交的学习和适应是我们每一个外交研究者、外交工作者都要加强的。我们要有紧迫感和危机意识，这样才能面对新时期中国作为一个全球性大国、一个负责任大国可能面对的挑战。
王在邦：我们还要加强外交中的危机意识、忧患意识，有这种意识，才有动力去进行预警研究，才有预案，也才会有制度上、体制上的预置。外交是内政的延续，如果内政搞好了，外交压力就小了。危机外交是否成功取决于内政的基础。
王逸舟：我很赞同这一观点。外交的成功，说到底不单靠外交人，不光靠我们对外的博弈、对外的努力，国内的因素起主导作用。换句话说，中国的成功主要不是靠外交，还是靠我们自身体制的好坏，靠内部自身的能力塑造，靠我们政治、经济和社会体制的合理化。国家自身发展好了，危机就会减少一大半。中国改变自身，再来影响世界。
原文来源：《世界知识》(京)2008年第23期 第14-23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