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1年，德军悍然轰炸贝尔格莱德，一群“地下工作者”潜入地下，坚持抵抗运动。二战结束后，地上的朋友守口如瓶，声称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须努力。于是，地下工作者继续潜伏，一边传宗接代，一边生产武器；地上的朋友成为革命元勋，一边受人爱戴，一边贩卖武器。直至有一天，地下工作者误打误撞，重见天日，以为还是“二战”时期，大开杀戒。

这是电影《地下》的情节，不是历史、胜似历史。与电影里那些不明真相的地下工作者不同，景凯旋先生编译的《地下：东欧萨米亚特随笔》聚集了一群“别有用心”的地下写作者，他们来自当时的东欧、现在的中欧——南斯拉夫、波兰、匈牙利、捷克和斯洛伐克。

“萨米亚特”是音译，可以意译为非法出版物、地下出版物。把出版物分成合法和非法、地下和地上，无法说明作家们从事非法活动，只能证明这个政府在违宪。众所周知，不论何种政体，几乎所有国家的宪法都会有出版自由的条款。绝大多数政府会遵守这一条款，只有极少数政府把宪法当做摆设，对出版物进行事先审查，没有通过的就是非法的、地下的——已经烟消云散的几个东欧国家，就曾属于这极少数。一些作家既不愿意接受外在的审查，也不愿意自我审查，他们自己印刷出版物，以“非法”的方式争取公民权利，这就是在东欧和苏联风靡一时的萨米亚特现象。

在中国，这个词并非首次登场。在捷克作家克里玛《布拉格精神》里，崔卫平女士把它译为“桑米兹德”。沈志华先生主编的《一个大国的崛起与崩溃》，详细介绍了苏联的“萨米兹达特”，即私下出版物或独立出版物。

近十年，东欧文学越来越多地被译成中文。除了此前一枝独秀的昆德拉，哈维尔、克里玛、赫拉巴尔、马内阿都开始被中文世界的读者所知。但是，了解依然有限。在《地下：东欧萨米亚特随笔》里，除了克里玛，其余作家的作品大都是初次相逢。南斯拉夫作家丹尼洛·契斯的《死亡百科全书》和《红木柄小刀》已在台湾出版多年，在大陆却迄今未曾出版。桑塔格、布罗茨基都对他称赞有加，可惜大陆读者只能捕风捉影，无缘一睹真身。此次《地下：东欧萨米亚特随笔》收录了契斯的六篇文章，可以让大陆读者对他有近距离接触。

扬·帕托切克，胡塞尔的弟子，“七七宪章”发言人，在一次漫长的审讯后“被自杀”。哈维尔的名篇《无权者的权力》就是为了纪念他而作，《地下：东欧萨米亚特随笔》收录了帕托切克的《何谓“七七宪章”》，他指出所谓“习惯成自然”并不成立，宪章的签署是为了表明一个原则：“政治须听从法律；而法律无须听从政治。”

在东欧，人们习惯于顺从，并且把责任归咎于制度。制度制造了一个天鹅绒监狱。不去思考、不去反抗，按部就班，你的生命能幸福得像花儿一样；开始思考，但打死也不说出思考的秘密，你会和柔软的牢笼相安无事，代价是精神分裂；如果你不仅思考，还要公开自己的想法，并且与朋友进行交流，就会被视为“别有用心”。但是，思考是不可逆转的。一个人从未独立思考过，他会视思考为畏途；一旦他独立思考过，并且体验过分享思想的快乐，再让他回到与世隔绝的状态，就比时光倒流还要困难了。

《地下：东欧萨米亚特随笔》的作者们就是那些残存的独立思想者，他们的思考不是为了注解典籍，而是和他们身处的现实经验息息相关。东欧的地下写作者，首先要面对的问题就是，为什么在这么一个国家里，写作者只能以地下的方式存在才能保持他们的独立性？

从局外人的角度来看，东欧模式的难以为继是毋庸置疑的，作为一个写作者，与东欧的主旋律保持距离是一个基本的职业道德。但是身处其中，坚守职业道德的写作者反而会遭到种种质疑：一方面，他们处在道德劣势，会有强大的声音质问他们为什么总是写一些孤芳自赏的小圈子文字；另一方面，他们又无法获得利益回报，写作不但没法获得承认，甚至会带来囹圄之灾。只有极少数人，在那时那刻就清晰地认识到，恰恰是一个保持独立品质的“小圈子”使得他们可以互相取暖，坚持自己的思考和写作，这种精神探险带来的回报不是世俗的满足感，而是充满风险的幸福感。

萨米亚特是进行精神探险的木筏，随时可能触礁，却让写作者们在一个必然垄断一切的世界里拥有了无数可能性。东欧已经成为一个历史名词，那些地上的、合法的、与时俱进的写作者正被彻底遗忘，而那些地下的、非法的、不识时务的写作者们，至今还在一个又一个国度与读者相遇。■

《地下：东欧萨米亚特随笔》，（捷克）伊凡·克里玛等著，景凯旋编译，花城出版社2010年5月

作者为同济大学文化批评所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