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0年6月11日，山东大学经济学院副教授陈强应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邀请，发表了题为“李约瑟之谜再思考：工商产权保护说”的演讲。演讲主要内容如下：
一、非制度经济学解释的不足，“科举制寻租说”无法成立
“科学决定论”假定科学革命是工业革命的前提。科学与技术的结合发生在1850年之后，比工业革命晚了一百年。科学革命使工业革命得以持续的论断只能说明科学革命是第二次工业革命的前提，无法解释为何第一次工业革命没有在中国发生。“高水平陷阱说”指出中国人均耕地比西欧低，从而劳动力过剩。1644-1831年，年均通货膨胀率为0.53%，实际地价基本不变，土地只起到保值而非增值的作用，而土地投资的回报也只是正常的地租。由于劳动力的稀缺程度与对节省劳动力技术的发明的多少之间没有相关关系；从战国到南宋，中国的城市化水平高达16%-22%，有充足的农业剩余支持非农人口；土地稀缺会导致土地价格高，但是这并不意味着投资土地回报率高，因此，“高水平陷阱说”的各种机制均难成立。与“高水平陷阱说”几乎相反的“经济地理说”观点，即中国人口密度不够高，从而没有发生工业革命。根据这种理论，宋朝疆域小、人口多导致的较快速的城市化与工业化进程在明清时期被中断。然而，高人口密度既不是城市化与工业化的充分条件，也非必要条件。非制度经济学的各种假说难以充分的解释“李约瑟之谜”。
“科举制寻租说”认为，中国的科举制使得杰出的人才选择文科，成为寻租的政府官员，而不从事创造性的发明活动，导致经济增长缓慢。但是这一观点无法成立。首先，该理论成立的一个重要前提是，某方面的人才（如文学）也是另一方面的人才（如工程）。其次，“科举制寻租说”与历史事件的时间顺序不一致。“科举制寻租说”无法解释“李约瑟之谜”。
二、发明者选择模型与工商产权保护
许多经济学家和史学家认为西方世界的兴起主要由于产权保护的增强。该命题应用于中国，则意味着中国是由于缺乏产权保护而陷于农本社会。黄仁宇（1997）认为，“中国工商业发展所遭遇的最大阻碍乃私人财产缺乏司法保障”。然而，已在中国存在两千多年的私有制是否真的不能有效保护产权？有多少证据证明这一点？弱产权在多大程度上能够解释中国的经济停滞？如何检验？为何加强产权制度变迁难以在中国发生？
工业革命的实质是持续的技术进步，西欧正是通过持续的研发投资走上工业化的道路。因此，首先应该从技术创新的机制探寻工业化的直接原因。近代发明创造的主要模式与古代有着根本性的区别。与古代低成本的偶然发明不同，工业革命期间的发明成本很高。面对风险巨大的研发的投资，发明者对未来收益的稳定的高预期至关重要，而后者依赖于有效的产权保护。以一个简单的发明者选择模型为框架，我们不难看出：利息率越高，最优研发投入的资本和劳动力越低；发明的价格越低，最优研发投入越低。就中国的情况而言，一方面，古代借贷利率高居不下，约为20%-30%或更高。金融市场的发育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对工商者产权的保护，较好的产权保护可以降低借贷成本。而中国古代对工商产权保护却非常薄弱。另一方面，发明价格是税后利润期望值的贴现。税后利润取决于税前利润和税率。税前利润取决于对工业品的需求、新发明易被模仿的程度、知识产权保护等。对工业品的需求有赖于农业剩余，而中国城市化水平表明农业剩余并不缺乏。工业革命期间的发明多为模仿的机械性发明，因此，专利法对知识产权的保护可以避免新技术被廉价地模仿，有利于保证税前利润，促进创新。此外，税率高和税率的不不确定性都会降低税后利润。税率的不确定性包括实际税率的不可预测性、随意性和累进性。这里，将工商产权的薄弱定义为高的实际税率及其不可预测性、随意性和累进性。工商产权薄弱的主要后果是工商业者不愿进行高风险的研发创新，不愿扩大经营。中国商人致富后，财产多用于购买不易被剥夺的地产，或奢侈消费品。由此可见，工商产权保护的薄弱是农本社会向工商业社会演进的根本障碍。下面以“实际税率”作为工商产权保护的衡量指标，通过历史实证分析，证实历史上中国工商产权保护薄弱。
三、中国工商产权保护薄弱
与制度经济学中，常用的“行政长官约束”来衡量产权保护不同，这里用实际税率作为产权保护的度量。毕竟，“行政长官约束”只是决定产权保护的因素之一。例如，东亚一些国家，虽为独裁体制，却能保护产权，并创造经济奇迹。实际税率包括中央税率、地方税率和治安税率。从中央税的角度，中国私有制虽有两千多年历史，但是对皇权约束少，王朝寿命短，每次王朝的更替都会破坏对私有产权的保护。地方税率方面，由于地方行政权、司法权和征税权三权合一，因此，有很多机会可以寻租，这就形成了对工商产权的巨大威胁。同时，官僚体系内部的制约与监督也是决定产权保护强弱的重要因素。治安保护费也能严重威胁工商产权的形成。除此以外，中国古代每年实际税率都是不确定的。
从公元前221年秦朝建立到晚清1840年的2061年间，除以侵犯产权著称的秦朝、元朝以及战乱频繁的朝代外，主要朝代为汉、唐、宋、明、清，共1506年。下面先考察汉唐的工商产权保护，再对比宋朝和明清的工商产权保护。
西汉初年，文景之治“藏富于民”，而汉武帝为了开疆扩土，利用破坏产权的方式将财富集中到中央。到了“王莽改新”，甚至废除土地私有，并派官员直接干预市场物价。光武帝期间，外戚、宦官交替专权，极尽搜刮之能事。同样，唐朝初年，比较注重吏治，减轻徭役，创造了“贞观之治”和“开元盛世”。而安史之乱后，中央对地方官员的约束力下降，使得地方官员有更多的寻租机会，其实际收入远远高于史籍记载的法定收入。总之，军事强大的汉唐王朝缺乏对工商产权的制度性保障。实际税率开始较低，但无法持久，其不可预测性、随意性与累进性表现十分明显。
汉唐时期中国的工商产权保护虽然薄弱，但是经济绩效好于西欧。这主要是因为，一方面这一时期的创新主要依赖于工匠的随机试错，人口规模远高于西欧的中国，具有更多的试错机会；另一方面，古代中国产权保护可能与西欧相近。到了近代，这种随机发明的潜力已经到达极限，必须通过对产权的保护，导致研发的大量投入，才能使绩效进一步持续提高。
宋朝比其后的明清具有更高的工商科技成就。南宋的城市化水平是历代最高的，约为清朝时的三倍。明清时铁、铜、铅、锡的人均产量与宋朝相比，有大幅下降。中国的许多重要的发明也诞生于宋朝，如火药、罗盘、活字印刷术、胆铜法、火柴。为何宋朝的“早期工业革命”未能在明清延续？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明清对工商产权的保护比宋朝差很多。
宋朝的官僚体系以“冗官、冗兵、冗费”著称，明显带有“高薪养廉”的特征。宋朝吏治良好，是中国古代唯一没有发生全国性大规模农民起义的朝代。宋朝科举制设立“新科明法”（司法科），其司法体系也是中国其他朝代无法比拟的。在对外贸易方面，宋朝持开放政策，根据需要增设通商口岸。良好的吏治、司法、免劳役与鼓励外贸，都充分表明宋朝对工商产权的保护较强。
明清时期的官僚体系极其注重节俭，“低薪少员”。中央税率过低，官员人手奇缺，法定报酬过低，导致腐败盛行，直接损害城市工商产权。通过发放营业许可、征收“门摊税”、高价强卖官衔，甚至以诬告的方式掠夺财富，地方官员有更多的寻租机会。明清的司法体系大大削弱。明清的科举考试已退化为以儒学“八股文”为主要内容，不再考试司法内容。明清开国时制定的低中央税率并不能真正约束以后的皇帝。明清商人的极强地域性，中央政府很容易直接压榨商人帮或商人。明清的工商产权常处于不安全的状态，妨碍了工商业的发展。
史料表明，明清的实际税率并不比宋朝低，其实际税率的不可预测性、随意性与累进性则明显高于宋朝。宋朝的工商产权保护大大优于明清，奠定了宋朝“早期工业革命”的制度基础。
四、“工商产权保护说”检验
如果工商产权保护对中国经济发展至关重要，则体现在产业布局上，产权较安全的地区经济发展会更好。这为检验“工商产权保护说”提供了思路。一般而言，乡村产权被剥夺的危险小于城镇，而城镇小于大城市。这与明清产业布局奇特的“去城市化”趋势相一致，即部分城市工商业从大城市向小城镇、乡村转移。清朝的金融中心在山西的三个偏僻的小县城（平遥、祁县、太谷），不在太原，更不在北京。从事远距离贸易的徽商也大多不定居在大城市。而明末清初的“天下四大镇”——广东佛山镇、江西景德镇、湖北汉口镇、河南朱仙镇——都不是县治所在地，没有政府的常设机构，恰恰是明清官僚社会“体制外”的“漏网之鱼”。
与南宋1200年左右22%的城市化程度相比，清朝1820年时仅为6.9%，1893年仅为7.7%。这种反常的“去城市化”趋势无法用人均耕地的上升来解释。梁方仲（1980）、Chao（1986）的估计显示，明朝与清朝后期人均耕地并不比宋朝高。合理的解释是，明清的城市工商产权变得更加没有保障，导致部分城市产业被转移到小城镇或农村。总之，“工商产权保护说”可以很好的解释明清产业布局奇特的“去城市化”趋势。
五、为何加强产权制度变迁没有发生在中国？
对比中世纪英国与中国的政治结构，不难发现，英国社会是三角制衡关系。封建领主从国王那里获得领地，并承担战时出征义务。由于领地的世袭制，国王的权力并不是绝对的。由封建领主组成的伯爵会议实力很大。乡村农奴和城市市民构成英国社会的另外两个阶层。乡村农奴有封建主控制。国王与封建关注之间的制衡关系使城市逐渐获得自治。随着工商业的发展，市民日益富裕，逐渐有权派代表出席会议，并与小贵族组成下议院。这种三角制衡关系使城市工商阶层势力日益强大。
与英国社会的三角制衡关系不同，中国传统社会是自上而下的直线结构。地方官员完全处于被动地位，缺乏制衡关系。直线型政治结构下，中国司法体系缺乏独立性与客观性。
最后，工业革命的发生是一个很复杂的长期社会现象，其影响因素很多，“工商产权保护说”似有“一元论”之嫌。但是该解释并不排斥“李约瑟之谜”的其他次要因素，只是认为“工商产权保护”是解释中国与西欧在近代经济大分岔的最重要因素。同时，中国的直线型政治结构具有很强的延续性。中国改革开放三十年来经济快速增长，一定程度上由于中央对地方官员以GDP增长率为主要考核指标，但这种锦标赛式的制度也带来不少弊端。根本的解决办法就是向制衡型政治结构演化，加强司法独立，促进中国经济长期增长。
（王雪珂 整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