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古以来，中国的知识分子就有一种智囊情结，即希望自己的建议能被当局者所采纳，施行天下。中国最大的社会科学研究机构——中国社会科学院就公开把成为中央的智囊团作为自己的角色定位。我相信，如果能够戴上“高层智囊”这顶帽子，许多知识分子都会引以为荣、甚至引以为傲，至少不会引以为耻。

这种情结可能源于中国知识分子传统中的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理念，但也反映出他们的一种尴尬处境：没有自己的独立身份，很多人也不追求这种独立身份。这倒并不是因为知识分子没有自己的精神追求与政治理念，而是往往将其实现寄托在他人身上。君子生非异也，善假于物也。智囊们一心一意要把帝王或者总统作为自己实现政治抱负的工具，而无形当中丧失或者忘记了自己应有的独立身份。

历朝历代的统治者，也是不愿意看到知识分子有自己的独立身份的。唐太宗看到士子们都来参加科考，就高兴地说：天下英雄尽入吾彀中矣！毛泽东在谈到知识分子问题时，则曾多次引用“皮之不存，毛将焉附”的成语。其大意是，资产阶级是一阵营，无产阶级是一阵营，知识分子不能站在中间状态成为独立的一个阵营，不是附在资产阶级的皮上，就得附在无产阶级的皮上。文革结束后，知识分子被宣布仍然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不少刚刚摆脱臭老九地位的知识分子因此感激涕零。

统治者与知识分子的关系构成了理解中国历史中的一个独特线索。统治者对知识分子既用且防，用的是其才干，防的是这种才干被别人特别是对手所用。知识分子对统治者既爱又恨，爱的是想借助统治者的力量来施行自己的理想，恨的是统治者不给自己舞台来推行这种理想。秀才们朝思暮想的就是“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知识分子再才大气粗，望的也是封侯列相，为此不惜把终生的精力放在科举场中。

对双方来说，这不失为一种奇怪但理想的组合。统治者通过对知识分子的笼络与利用，事实上也消弥了那些有可能削弱自己统治基础的力量。而知识分子选择统治者的庙堂来做为理想的舞台，也是机会算计下的不错选择。封侯列相博取的不只功名，还有丰厚的利润。

但中国却因此而失去了一种进步的力量。人类之所以不断进步，不但需要有新的知识与生产力的持续产生，还要有对真理与文明世界的不断感悟与追求。试想，如果只有原子弹的出现，而没有人权意识的萌生，纯粹的科技进步只会把人类带进地狱。追求真理与文明当然不是知识分子的专利，但知识分子作为专司创造知识、探究真理、传承文明的一个阶层，对此负有不应推卸的义务。要做到这一点，知识分子就必须独立于任何一个阶层，以对整个社会和人类负责的高度进行思考，为此不惜得罪包括统治者在内的权贵阶层。近代欧洲之所以能够摆脱中世纪的野蛮，向着文明的迈进，实有赖于文艺复兴和启蒙运动的先后推动，各类知识分子在其中居功至伟。

然而中国就不可能有这样的运动，因为知识分子大都仍然生活在君王或总统们的“庇护”底下，很大程度上已失去从全社会、全人类进行思考的视角与能力。那些不能适应这种生活的少数被当作异类，或是远遁山林，或是被排斥打击，“苟全性命于乱世”。先秦时期的中国就创造了辉煌的中国文化，但此后数千年一直陷入历朝历代的兴衰循环，思想文化进步甚微，与先秦之后统治者与知识分子形成有序、持久的结合有着脱不开的关系。

当然，笔者的意思不是要知识分子都真正避开庙堂、远处江湖。具体的位置并不重要，重要的是知识分子是有独立身份意识，不是把自己当成必须依附于某一种“皮”的“毛”，而是一张具有自己独立地位与意识的“皮”，独立思考、独立判断、独立发声。在此前提下，如有统治者乐意于听从自己的建议，当然也就乐意建议之。如果统治者不愿采纳自己的建议，也不必惶惶然如丧家犬，终日盼望着庙堂里能丢出一根骨头。

社会进步的最大推动力，或许还不在于庙堂里的领导决策，而是广大社会阶层的日常意识与行为。中国的知识分子如果能够变眼光朝上为眼光朝下，为大众言，向大众言，致力于公民与社会启蒙，其意义或许比做一个智囊还要大得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