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六十多年来，一直致力于现代化追求。先是提出工业化与四个现代化，改革开放以来则提出系统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理论。从目标模式看，现代化核心理念历经四次转变，即由三民主义现代化到新民主主义现代化；由新民主主义现代化到有一定中国特色的经典社会主义现代化；由有一定中国特色的经典社会主义现代化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由发展到科学发展，同时由建设小康社会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现代化核心理念及其相关理念的每次转变，都对现代化的重心、方向、结构、效度、程度、进度、广度产生了重大影响。
一、新中国现代化核心理念的第一次变迁：从三民主义现代化到新民主主义现代化
新中国现代化核心理念的第一次变迁，发生在新中国建立之时，主要是从旧中国的三民主义现代化转变到新中国的新民主主义现代化。
旧中国现代化的核心理念是三民主义，尤其是民生主义，具体体现在孙中山先生的《建国方略》中，包括心理建设、物质建设与社会建设。以振兴实业为中心，“第一工业革命”（易手工用机器）与“第二工业革命”（工业统一与国有）“同时并举”， 优先发展交通运输（特别是铁路与港口）、水利与市政建设，其次是钢铁工业、农业与矿业。发达国家资本，节制民营资本，在平等互利的基础上，大规模引进外资、先进技术与设备，实现国际合作共同发展中国实业。建设一个“为民所有、为民所治、为民所享”、“政治最修明、人民最安乐”、实业发达与民权发达的现代化社会。但在实际执行的过程中，官僚资本独大，政治腐败严重，工业化进程缓慢，现代化范围狭小，程度很低，且严重不均衡，并且对西方列强有很强的依附性。
新民主主义现代化理论是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共第一代领导集体，在新民主主义革命道路理论形成的基础上，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确立的背景下，提出与发展起来的。在《新民主主义论》、中共七大的书面、口头报告与结论、《论人民民主专政》以及《刘少奇论新中国经济建设》中有集中表述。
新民主主义现代化理论认为，在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后，进入建设新民主主义社会时期，作为进行社会主义革命之前的过渡阶段。虽然认为新民主主义的前途是社会主义，但认为新民主主义并不等于社会主义，基本上属于资本主义性质，不过是一种新资本主义，在新民主主义阶段提倡利用资本主义的积极性，甚至一度认为新民主主义时期可以广泛地发展资本主义。在这一阶段必须从农业国转变为工业国，工作重点从以农村为重点转移到以城市为重点。政治方面是各革命阶级联合的人民民主专政，经济方面是国营经济领导下的公私五种经济成分分工合作发展，文化方面是建设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文化。
其中，经济现代化道路是：先工业化（机械化）后社会化（合作化），认为私营工业国有化和农业社会化还在很远的将来。 工业化道路是：以发展农业和轻工业为重心。首先，恢复工业生产，其次，以主要力量发展农业与轻工业，同时建立必要的国防工业，再次，以更大的力量建设与发展重工业，最后，以重工业为基础，大大发展轻工业并使农业生产机械化。 朱佳木称之为欧美、德日与苏联三条发展道路之外的“第四条道路”，即“通过没收官僚资本和自力更生，巩固和壮大国有工业基础和技术力量，在国有经济主导下，重点发展私人资本主义工业（其中主要是轻工业），以此积累资金，扩充装备和技术队伍，然后着重发展重工业”。
这次现代化观念转变，是中国共产党经历了长期酝酿、反复实践，不断发展与完善之后自然形成的，充分吸收了三民主义现代化思想的合理之处，是中国共产党探索中国特色现代化道路的重要理论成果，为中国共产党深入探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道路奠定了良好的基础。但由于我国面临着较为复杂而紧张的国际与周边环境，亟需建立独立自主的工业体系与国民经济体系，并通过重工业建设迅速使国家强大起来，而新民主主义现代化并不可能采取重工业优先发展战略，也难以通过密集的国家投资来迅速实现工业化与国防现代化，以最短的时间建立独立自主的工业体系。也由于这次现代化观念转变具有策略性而非战略性，主要是利用资本主义追求利润的积极性来迅速恢复生产与实现工业化，没有充分认识到商品经济或市场经济的高度发展也是社会主义不可逾越的阶段，社会主义国有经济主导下的非公经济并不等于资本主义，即没有完成“从策略到经济学理论的转变”。 因此，这次转变刚开始不久就不得不发生第二次转变。
新民主主义现代化实施得非常短暂，到1953年大规模的社会主义改造正式实施之前，仅三年时间，即使算上不断加快结束新民主主义进程的社会主义改造时期，也不过7年时间，但是，还是取得了巨大的成绩，奠定了社会主义工业化的初步基础。1949-1952年，现代工业产值占工农业总产值比重由17%升为26.6%，工业总产值占工农业总产值比重由30%升为41.5%，工业总产值增长145.1%，工农业总产值增长77.5%，好于此前最高历史水平的20%。但是，轻工业优先增长在实际上并没有得到完全落实，实际上，重工业产值占工业总产值的比重由26.4%升为35.5%。同样，非公经济也没有在国有经济领导下得到广泛发展，非公工业在全国工业总产值中由63%降为39%，国营工业由34.7%升为56%，国家合营工业由2%升为5%。随后的第一个五年计划（1953-1957），则完全是以重工业为中心，而且建立了单一公有制与高度集中与集权的计划体制。
二、新中国现代化核心理念的第二次变迁：从新民主主义现代化到经典社会主义现代化
新中国现代化核心理念的第二次变迁，主要发生在1952-1956年，在1956年基本完成，此后不断巩固与强化，是从新民主主义现代化，转变为具有一定中国特色的、主要仿效苏联模式的经典社会主义现代化，完整表述为过渡时期总路线。虽然过渡时期总路线把1949-1956年都统称为从新民主主义向社会主义的过渡时期，但是，实际过渡时期的却主要发生在1953-1956年，当然此前也为过渡作了不少准备，如“互助合作”、“合理调整工商业”、“五反”运动分别为社会主义改造作了准备了基础。
这次现代化核心理念转变，一开始完全学习苏联，后来提出“以苏为鉴”，开始试图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理论，探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道路，取得了一定的理论成果与实际进展，如中共八大的理论成就与毛泽东的《论十大关系》、《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等，但总体上并没有摆脱经典社会主义现代化，主要是苏联社会主义现代化的理念与模式，在以群众运动推进现代化等方面超越了苏联理念。
相对此前的新民主主义现代化而言，这次转变的主要方面是：第一，现代化属性方面，从积极利用资本主义，甚至广泛发展资本主义，转到提倡经典社会主义，强调单一公有制，特别是全民所有制的领导与主导地位。
第二，在现代化结构方面，从一般性地提工业化与现代化，转为系统地提四个现代化，核心是工业化，关键是科技现代化。“四化”理论从形成到蜕变历经近40年，经历四个阶段，即萌发期(1949-1954)、形成期(1955-1963)、完善期(1964-1978)与蜕变期(1979-1990)。1949-1954年，已经牢固地形成了以工业化为中心的现代化战略，“四个现代化”的提法已经正式出现，但其内涵与提法还没有完全固定下来。1955-1963年，工业化、两个现代化、三个现代化、四个现代化的提法并存，四个现代化的正式提法完全形成。自此后一直到1980年代后期，四个现代化的提法一直沿用，四个现代化理论得到了深入发展。从1964年到改革开放以前，“四个现代化”及其“两步走”发展道路构想已经形成，并得到反复强调，但是，由于“文革”的干扰，四个现代化战略的实施受到严重影响。
第三，在现代化发展阶段方面，新民主主义现代化理论主张，要在新民主主义社会时期用15-20年左右实现工业化，在此基础上再一举实现社会主义。具有一定中国特色的经典社会主义现代化理论则提出中国现代化的两步走战略，即到1980年实现工业化，到2000年全面实现四个现代化。当然，也有一段时间，主要是大跃进时期，提倡15年赶英20年超美、并不断缩短赶超时间。但后来一直强调的主要是两步走战略，在1964年三届人大一次会议与1975年四届人大一次会议的政府工作报告中有明确表述。
第四，在工业化战略方面，从轻工业优先转变为重工业优先，特别是钢铁工业优先。一五计划与二五计划都是根据这个战略来安排的。三五计划的设计处于大跃进以后的经济困难与大调整时期，原计划为以农业轻工业优先发展的“吃穿用计划”，但由于我国周边环境的高度紧张，最终变成了一个主题为“备战、备荒、为人民”、以国防建设为中心的“三线建设”计划。
第五，在现代化实现手段方面，由注重发挥商品货币符号与价值规律的作用，到过于强调单一的计划经济体制，甚至要消除被称为体现“资产阶级法权”的按劳分配制度。
这次现代化观念转变，充分认识到公有经济，特别是国有经济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的领导地位，充分认识到发展现代工业在现代化中的核心地位，特别是发展重工业在工业化中的基础性地位以及对于建立独立自主的工业体系与国民经济体系的紧要性，充分认识到计划经济体制的后发赶超优势与理性配置资源的效应，充分认识到赶超型现代化的可能性、必要性与紧迫性。
但是，这次现代化观念转变的基本局限也是很明显的：第一，对社会主义经济增长方式与工业化的认识主要是以苏联为参照系，把苏联的经验提升为社会主义国家工业化必须遵循的普遍规律。如当时认为，与资本主义工业化比较，社会主义工业化的特点是：在性质方面，扩大全民所有制，资本主义则是扩大剥削制度；在工业化的方法上，优先发展重工业，资本主义则是优先发展轻工业；在工业化的速度上，是不断增长和极为迅速的，理由有二：为了克服资本主义势力的威胁，必须尽快完成工业化；社会主义经济是全民所有，不是保证最大限度的利润，而是有计划的和为广大人民积极支持的，而资本主义工业化则是缓慢的；在资金来源方面，是依靠劳动人民增产生节约，而资本主义工业化则是通过剥削与对外侵略。 苏联的经济学家也强调优先发展重工业，是社会主义工业发展的一般规律。但这种主要依靠资源与资本投入的经济增长实际上属于早期的经济增长模式，并非真正意义的现代经济增长，而且是无法长期持续的，要维持高速经济增长必须依靠提高资源配置效率和各类创新活动。
第二，对现代化的认识仍然没有超越把现代化简化为工业化或经济现代化的取向。无论是从集中提工业化，还是着力提四个现代化，其基本指向都是工业化。对政治现代化、文化现代化、社会现代化、生态现代化等方面没有予以应有的重视。
第三，单一公有制与单一计划体制的“大同”式社会主义现代化有着浓厚的空想性，不能从根本上调动体力与智力千差万别的各种社会力量的发展积极性，也不能合理地配置各种社会资源，更不能灵活地利用与驾驭国际市场及其资源。没有估计到产权不明晰的公有制所造成对实际经营者激励不足的可能性，也没有意识到计划经济对信息要求的充分性、对称性、准确性与实际运作所可能造成的盲目性、滞后性、风险性。虽然想通过“一大二公”的人民公社体制去实现“农村工厂化、农业工业化、农民工人化”，但从现代化的角度看，这种体制“实际上是建立在半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基础上的，注重的是上下关系，而这不利于加强跨公社的各生产队的横向经济联系，不利于实行跨地区、跨行业、跨所有制之间的协作和联合，也不利于农业向专业化、社会化方向发展”。 从根本上说，是与现代化所要求的人的解放与市场经济相违背的。
第四，过分追求赶超式现代化的高数量与高速度，没有充分认识到质量、效益、协调性与可持续性对现代化的更基础性的作用，更没有科学预计到不同的增长方式、发展方式对现代化品质的战略性影响。
第五，长期坚持优先发展重工业战略，使得轻工业与农业发展严重滞后，不利于广泛扩大就业渠道，大量转移农村剩余劳动力，提高人民消费水平，最终制约重工业水平的不断提高与可持续发展。
第六，推行城乡各自独立发展、缺乏普遍联系，特别是缺乏充足的市场联系的二元体制，抑制了农民流动对经济发展的活力以及对城市更美好生活的追求，从根本上不利于城市对农村的整合发展，农村的城镇化与城市本身的发展，固化了传统的经济社会结构，不利于现代化的整体推进，使得现代化容易遭到来自农村的抗拒力量，而非支持力量。到1978年工业产值已占工农业总产值的72.2%，而农业人口仍然高居84.2%，保持在1952年的水平。一亿多农民没有解决温饱问题，全国贫困人口高达2.5亿。
这次现代化理念转变，适应了我们对社会主义的不懈追求，也迎合了我们对工业化与现代化建设的殷切期待，在一定程度上的确实现了工业化的高速增长，基本上建立了独立自主的工业体系与国民经济体系。但工业化的品质较低，工业内部不均衡发展严重，整个工业结构与国民经济结构处于畸形状态，人民生活水平长期得不到改善，而且并没有在理论上完全搞清楚什么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在实践中如何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经典社会主义现代化观念挥之不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难以深入探索，因此，贻误了中国现代化更高层次腾飞的机会，延误了中国现代化的进度与深度。但是，由于其理论宣传之广，执行时间之长，因此，对中国现代化影响极为深刻，其路径依赖也造成了改革开放之曲折艰难。
三、新中国现代化核心理念的第三次变迁：从经典社会主义现代化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
新中国现代化核心理念的第三次变迁发生在1978-2002年，是具有一定中国特色的经典社会主义现代化，转变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
相对此前的现代化而言，这次转变主要体现在：第一，在现代化主题方面，从革命与斗争为中心转变为发展与和谐为中心；从弱化发展转变到把发展看做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
第二，在现代化目标方面，从迅速实现工业化的“赶英超美”、快速进入共产主义的“大同”，转变到脚踏实地建设中国式现代化的“小康”；从以工业化为中心的四个现代化转变到以发展为中心的基本现代化。
第三，在现代化阶段方面，从建立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与国民经济体系（到1980年）-全面实现四个现代化（到2000年）的两阶段论，转变为经过温饱（到1990年）-小康（到2000年）-基本现代化（到2050年）的三阶段论。
第四，在现代化手段方面，从高度集权的计划经济转变为计划与市场结合，进而演化为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从主要依靠思想政治教育与群众运动转变到更注重发挥基础组织积极性、群众首创性，并积极培育市场主体，激发市场主体的企业家精神与现代性活力。
第五，在政治现代化方面，从过于强调专政与集中转变到较为注重法治与民主，社会活力被充分调动，民主的制度化建设受到重视，法治国家建设被提上日程，党内民主、基层民主、选举民主深入开展；从党、政、资、社、企五合一体制转变为党、政、资、社、企相对分离体制。
第六，在社会现代化方面，从过于强调社会组织体制的一元化转变到注意培育与发挥各种民间或中介社会组织的作用；从强调“贫穷革命”（依靠贫下中农）转变到提倡“致富光荣”（扩大中等收入阶层）；从过分关注社会矛盾、阶级分化与阶级斗争转变到更注重社会发展、社会建设与社会和谐。
第七，经济现代化方面，从优先发展重工业转变到比较注意工业结构与整个经济结构的协调发展；从过于关注工业化转变到注意发展第三产业；从完全忽视市场化转变到大力提倡市场化；从经济的大起大落转变到注重可持续发展；从相对封闭搞建设转变到全方位对外开放；从主要利用本国资源转变到注意利用国际市场与全球资源。
第八，思想文化现代化方面，从百家争鸣与百花齐放的虚化转变到逐渐实化；从提倡科学文化与科学技术的现代化转变到大力提倡发展先进文化、科技是第一生产力与科教兴国；从学习苏联转变到向世界优秀的思想文化与科技管理经验广泛学习。
这次现代化理念转变，是在充分吸取改革开放以前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探索的经验教训的基础上展开的，进一步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结合本国国情与发展实际，广泛地吸取先进现代化国家的现代化经验，不断探索，及时总结探索中的可行经验，进一步理论化与再实践化，不断解放思想，因此，这次现代化观念转变是开放的、符合我国发展实际的，引领了有史以来一场涉及人口最多、现代化范围最密集、持续增长时间最长的现代化进程，同时，形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理论体系，找到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就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立足基本国情，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改革开放，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巩固和完善社会主义制度，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设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
不可否认的是，这次现代化观念转变，在实际操作中也存在着“重国际市场、轻国内需求，重低成本优势、轻自主创新能力，重物质投入、轻资源环境，重财富增长、轻社会福利水平提高”等问题。
四、新中国现代化核心理念的第四次变迁：从发展到科学发展，从小康到全面小康
新中国现代化核心理念的第四次变迁，发生在进入21世纪以来，特别是2002年中共十六大提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2007年中共十七大提出“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以后。主要表现是：从强调“发展是硬道理”到大力提倡“科学发展”，学界称之为从“黑色发展”或“黑色现代化”到“绿色发展”或“绿色现代化”， 同时由提出“建设小康社会”（达到小康水平或总体小康）到提倡“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对“科学发展”的基本认识是，第一要义是发展、核心是以人为本、基本要求是全面协调可持续、根本方法是统筹兼顾。核心是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对“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基本认识是，继承了邓小平关于分阶段实现现代化的战略构想，具有中国特色，易于为广大人民理解，符合中国国情与现代化建设实际，同实现社会全面发展与共同富裕的目标吻合。
这次现代化理念转变，主要体现在：第一，在发展模式方面，从过分强调GDP转变到强调以人为本；从主要强调发展转变到主要强调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其中，在工业化模式方面，从经典工业化转变到新工业化，从黑色工业化到绿色工业化；在城乡发展模式方面，从城乡二元分立发展转变到城乡一体联动发展；在城市化模式方面，从黑色城市化转变到绿色城市化，从工业城市转变到生态城市；在资源利用模式方面，从过于强调向自然索取与挑战转变到重视环境保护，从黑色能源转变到绿色能源；在消费模式方面，从黑色消费转变到绿色消费。
第二，在发展内涵方面，不仅强调数量性、速度性、基础性、物质性、外延性发展，更强调广泛性、均衡性、深度性、人本性、精神性发展；不仅关注经济增长与经济效益，更关注社会公平与生活质量；不仅关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民主政治、法治国家、服务政府建设，更强调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生态文明与全面小康建设，认识到社会和谐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本质属性，要求在全社会树立生态文明观念。
第三，在经济发展方面，从注重发挥资源比较优势转变到注重提升自主创新能力，提高科技进步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从主要注重发展生产与投资以推动经济增长转变到更加注重消费来拉动经济发展；从更注重小城镇发展转变到较注重城市化；从相对忽视农村建设转变到大力提倡城乡一体化体系下的新农村建设；从低效农业、糊口农业、自然农业、灌溉农业、土地农业转变到高效农业、精细农业、设施农业、节水农业、观光农业、海洋农业、生态农业、有机农业；从污染工业、黑色工业、夕阳工业转变到生态工业、清洁工业、绿色工业、朝阳工业、信息工业；从物质经济、黑色经济、高碳经济转变到非物质经济、绿色经济、低碳经济。
第四，在政治发展方面，从关注党政分离与政企分开转变到更加注重公民政治参与、法治政府建设、廉洁政府建设、执政能力建设、公共服务能力建设。
第五，在文化发展方面，从注重文化的引进交流与多元发展转变到更加关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建设，从过分偏重强调意识形态建设转变到注重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文化软实力建设与文化产业化。
第六，在社会发展方面，从关注效率优先转变到要求效率与公平并重，更关注充分就业、消除贫困与扩大社保覆盖范围。
第七，在生态发展方面，从忽视环境保护与资源节约转变到更加强调产业结构、增长方式、消费模式的转变，提倡建设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
这次现代化理念转变，早在1990年代中期以后就已经在酝酿形成之中，到新世纪开始以后相继展开。主要应对以下三个问题：第一，在基本小康目标已经实现的前提下，中国经济社会发展向何处去？为了解答这一问题，中共十六大提出了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奋斗目标、时间表与基本任务。中共十七大在此基础上提出了新的更高的要求。
第二，在拼自然资源、拼土地资源、拼廉价劳动力、拼大量投资与出口、拼环境承载容量已经难以为继的情况下，中国经济增长向何处去？为了解答这一难题，中共十七大提出了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转变发展方式，提高自主创新能力，提高城镇化水平，形成消费、投资、出口协调拉动的增长格局，建设生态文明。
第三，在中国社会分工日益复杂、社会阶层日益分化、社会利益冲突加剧、社会结构日益差异化与多元化、城乡、区域、经济社会发展很不平衡、就业、社保、分配、教育、医疗、住房、治安等方面关系群众切身利益的问题比较突出的新形势下，社会建设将如何开展？为了解答这一难题，2004年中共十六届四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的决定》中提出了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命题。2006年中共十六届六中全会正式通过了《关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
这次现代化理念转变，虽然还在进行之中，但是，可以预期的是，必将对中国现代化产生极为深远的影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