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马克思主义发展史观是一种彻底的辩证的唯物史观，是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最好载体与充分显现，唯物史观则是马克思主义发展史观的内核与本质属性。发展史观是马克思主义在社会发展问题方面的哲学、历史学、经济学、社会学与人类学的多重思考的理论结晶，是马克思主义对世界历史发展规律的最高概括，它高度关注物的发展与人的发展之间的辩证关系，终极关怀是人的发展，但其实现却是建立在物的充分发展基础上。

关键词：人类发展问题；马克思主义发展史观；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

一、马克思主义发展史观的基本内涵

关于马克思主义发展史观的基本内涵，学术界有了诸多概括。如罗荣渠称马克思主义发展史观为“一元多线”的历史发展观。吕世荣概括为“一元多样、整体和协调”的发展观。美国学者威廉姆·肖则称为“生产力至上”或“技术决定论”的发展史观。[①]本文认为，以上概括都从不同视野反映了马克思主义发展史观的基本内容与表面轮廓，但马克思主义发展史观的根本与核心应该是人与物的互动、共进与协调，在物的发展中求人的发展，最终在物的高度发达基础上实现人的自由而全面发展。我称为“人物辩证关系的发展史观”。

马克思主义发展史观，从自然史与人类史相互制约的大视野，在物质生活的基础上，来理解发展问题，把人类历史看作是由自在自然到人化自然、从简单到复杂、从低级到高级、从旧质到新质、由人的依赖到人的独立，最终到人的自由而全面发展的曲折历程。

马克思主义发展史观充分肯定社会分工与物质力量为共产主义社会之前“历史发展的主要因素之一”，虽然这是“一种统治我们的、不受我们控制的、与我们愿望背道而驰的、并抹煞我们的打算”的力量。[②]然而在此基础上，生产方式和交往方式（即市民社会）的发展，是理解“整个历史发展的基础”。“各种不同的理论产物和意识形式”，如宗教、哲学、道德等等，都以此为出发点，并在这个基础上追溯它的产生的过程。[③]

马克思主义发展史观充分肯定经济发展（同时肯定分工、资本、市场、竞争、垄断等推进经济发展的文明性进步性一面），肯定生产力发展（肯定科学技术进步，肯定机器大工业），肯定物质生活进步（肯定物质力量），在《共产党宣言》中，马克思恩格斯强烈批评“普遍的禁欲主义”和“粗陋的平均主义”，认为那不是真正的社会主义。在《不列颠在印度统治的未来结果》中，马克思充分意识到并肯定现代资本主义最大程度地创造物质财富的历史使命。“资产阶级历史时期负有为新世界创造物质基础的使命：一方面要造成以全人类互相依赖为基础的普遍交往，以及进行这种交换的工具，另一方面要发展人的生产力，把物质生产变成对自然力的科学统治。”[④]恩格斯在《论俄国的社会问题》更是强调，要真正实现现代社会主义，“不但需要有能实现这个变革的无产阶级，而且还需要有使社会生产力发展到能够彻底消灭阶级差别的资产阶级。”[⑤]然而，马克思恩格斯强调发展生产力，只是为了探寻人的发展的历史进程，最终只是为了人的解放，人的自由，人的发展。“整个历史也无非是人类本性的不断改变而已”[⑥]。马克思看到，“只有随着生产力的普遍发展，人们之间的普遍交往才能建立起来，最后狭隘的地域性的个人为世界历史性的真正普遍的个人所代替”。[⑦]现代工业市场社会能够培育“社会的人”的一切属性，把他作为具有尽可能丰富的属性和联系的、因而具有尽可能广泛需要的人生产出来，即把他作为尽可能完整的和全面的社会产品生产出来，他要多方面享受，就必须有享受的能力，必须是具有高度文明的人。最终社会蜕变成为一个“自由人”联合体，“在那里，每个人自由发展是一切人自由发展的条件”。[⑧]

因此，马克思主义发展史观高度重视“物质生活史”的研究，“物质生产是历史唯物主义理论研究的重心”[⑨]。认为“一切历史的第一个前提”，就是：人们为了能够“创造历史”，必须能够生活。因此，“第一个历史活动”就是生产满足这些需要的资料，即生产“物质生活”本身。同时，这也是人们仅仅为了能够生活就必须每日每时都要进行的（现在也和几千年一样）一种历史活动，即“一切历史的一种基本条件”。因此，“任何历史观的第一件事，就是必须注意上述基本事实的全部意义和全部范围，并给于应有的重视。”马克思对德国人不重视物质生活史的研究风气提出严厉批评，认为德国“从来没有一个历史学家”。他倾向认同法国人和英国人的历史书写方式，认为“尽管（法国人和英国人）对这一事实同所谓的历史的联系了解得非常片面，但毕竟作了一些给历史编纂学提供唯物主义基础的初步尝试，首次写出了市民社会史、商业史、工业史”。[⑩]

二、马克思主义发展史观的全面展开

马克思主义发展史观在自然史和人类史相互制约之中全面展开。本文从以下六方面加以探讨。

（一）社会基本矛盾的辩证发展方面

马克思主义发展史观认为，人类社会的基本矛盾是生产力与生产关系之间的矛盾。其中，生产力的变化和发展制约着生产关系的变化和发展，生产关系“是随着物质生产资料、生产力的变化和发展而变化和改变的”[11]。反过来，生产关系的变化与发展也会影响生产力，加速或延缓它的变化与发展。一定的生产力需要一定的生产关系与之相适应；同时，一定的生产关系也需求一定的生产力基础。即，“人们在发展其生产力时，也发展着一定的相互关系；这些关系的性质必然随着这些生产力的改变和发展而改变”。[12]生产的变化和发展始终是从生产力的变化和发展，首先是从生产工具的变化和发展开始的。“所以生产力是生产中最活动、最革命的因素。”[13]生产力的发展，“归根到底总是来源于发挥着作用的劳动的社会性质，来源于社会内部的分工，来源于智力劳动，特别是自然科学的发展”。[14]马克思把科学“首先看成是历史的有力杠杆，看成是最高意义的革命力量”。[15]生产力“是随着科学和技术的不断进步而不断发展的”。[16]“生产力对生产关系的决定作用”构成了“马克思历史观的核心”，“人类生产力的发展提供了历史的统一，并说明了历史进化的基本轮廓。”[17]

在马克思恩格斯发展图式的基础上，斯大林对从古到今生产力与生产关系发展的一般图景作了勾勒：生产力是从粗笨的石器过渡到弓箭，与此相联系，从狩猎生活过渡到驯养动物和原始畜牧；从石器过渡到金属，与此相适应，过渡到种植植物和农业；加工材料的金属工具进一步改良，过渡到冶铁风箱和陶器生产，与此相适应，手工业得到发展，手工业脱离农业，独立手工业生产以及后来的工场手工业得到发展；从手工业生产工具过渡到机器，手工业——工场手工业生产转变为机器工业；进而过渡到机器制，出现现代大机器工业。随着生产力在历史上的变化和发展，人本身（生产经验、劳动技能以及运用生产工具的本领）、人的生产关系、人们的经济关系也相应地变化和发展。历史上先后出现五种基本类型的生产关系，构成人类史上生产关系发展的一般情景：原始公社制；奴隶占有制；封建制；资本主义；社会主义。[18]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矛盾运动使得：“资本主义社会不可能在它对自身的存在前景不造成损害的情况下扩张，因而，随着它的扩张，社会主义、继而共产主义产生的条件逐渐成熟。”[19]

（二）社会经济形态的发展方面

马克思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第一次提出了社会经济形态这个概念。社会经济形态是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结合形式，是一个现实社会的基本构造。它由生产方式和交往方式所决定，因此与之具有同构性。[20]“生产关系总合起来就构成为所谓社会关系，并且是构成为一个处于一定历史发展阶段上的社会，具有独特的特征的社会”。每一个生产关系的总和标志着人类历史发展中的一个特殊阶段。[21]

从生产方式来看，马克思大体地划分为三个或四个形态，其中，从全球来看，分为“亚细亚、古代、封建和现代资产阶级”。[22]从欧洲则为“古代社会、封建社会和资产阶级社会”。[23]从交往方式看，马克思则分为三个形态，“人的依赖关系（起初完全是自然发生的），是最初的社会形态，在这种社会形态下，人的生产能力只是在狭窄的范围和孤立的地点发展着；以物的依赖性为基础的人的独立性，是第二大形态，在这种形态下，才形成普遍的社会物质交换，全面的关系，多方面的需求以及全面的能力的体系；建立在个人全面发展和他们共同的社会生产能力成为他们的社会财富这一基础的自由个性，是第三阶段。第二阶段为第三阶段创造条件。因此，家长制的，古代的（以及封建的）状态随着商业、奢侈、货币、交换价值的发展而没落下去，现代社会则随着这些东西一道发展起来。”[24]

马克思“把经济社会形态的发展，理解为一个自然史的过程”。强调，‘无论个人主观地说可以怎样超出这各种关系，社会地说，他总归是这各种关系的产物”。[25]因此，“无论哪一个社会形态，在它所能容纳的全部生产力发挥出来以前，是决不会灭亡的；而新的更高的生产关系，在它的物质存在条件在旧社会的胎胞里成熟以前，是决不会出现的。所以人类始终只提出自己能够解决的任务”，任务本身，“只有在决定它的物质条件已经存在或者至少是在生成过程中的时候，才会产生。”[26]

（三）政治、经济、文化的发展方面

马克思主义发展史观非常注重政治、经济、文化的协调发展，或物质与精神的协调发展。认为社会的整体进步就是政治、经济、文化之间的矛盾与协调的过程，其协调的方式既可以通过社会革命，也可以通过改革。前者属于社会经济形态的过渡，后者属于同一社会经济形态的内部发展。但政治、经济、文化的相互制约性发展过程中，经济的作用更基础，更突出。“在历史中的决定性因素，归根结蒂是直接生活的生产和再生产”。即物的生产与人的生产，物的生产是生活资料即食物、衣服、住房以及为此所必需的工具的生产；人自身的生产，即种的蕃衍。“一定历史时代和一定地区内的人们生活于其下的社会制度受着两种生产的制约：一方面受劳动的发展阶段的制约，另一方面受家庭的发展阶段的制约”。[27]

马克思主义发展史观对资本主义的社会化市场化的大工业大生产大经济倾以特别的关注，予以高度的评价。“资产阶级在它的不到一百年的阶级统治中所创造的生产力，比过去一切世代创造的全部生产力还要多，还要大”。[28]因此，“资产阶级挖掉了工业脚下的民族基础，新的工业的建立已经成为一切文明民族的生命攸关的问题”。[29]资产阶级的政治民主也在不断变化和扩充，特别是其民主的形式与范围，因此，虽然资本主义民主只是资产阶级的民主游戏，具有深刻的虚假性和欺骗性，但由于其立足于巨大生产力造成的以物的依赖性为前提的人的相对独立性的基础上，因此，应该把它看作向真正民主过渡的演习。同时资本主义经济的全球扩展造成了文化的普遍交流和真正的文化大融合。资本主义文化在对各国传统进行破坏与颠覆的时候，也取得了空前的成就。各民族的精神产品成为公共产品。真正的政治民主、文化繁荣和个人的精神自由只有建立在这种经济普遍联系造成的政治、文化和人的普遍联系的基础上。

（四）家庭、社会和国家的发展方面

家庭、市民社会和国家都是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而国家是在社会分裂为阶级时产生的。阶级的存在仅仅同生产发展到一定的历史阶段相联系。阶级的划分以生产不足为基础，它的消灭以生产高度发达为前提。

马克思、恩格斯把受生产力水平制约、也影响生产力发展的人类社会的交往方式称为“市民社会”。“市民社会是直接从生产和交换中发展起来的社会组织”。“市民社会”的发展是国家演化与精神生产进步的基础。“这个市民社会是全部历史的真正发源地和舞台”，“过去那种轻视现实关系，只看到元首和国家的丰功伟绩的历史观”是“何等荒谬”。“市民社会包括各个个人在生产力发展的一定阶段上的一切物质交往。它包括该阶段上的整个商业生活和工业生活”，因此它“超出了国家和民族的范围”，“在一切时代都构成国家的基础以及任何其他的观念的上层建筑的基础”。[30]

马克思、恩格斯不仅以生产力为分析手段，描绘了市民社会的历史地位和历史发展，而且以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辩证结合为工具分析了家庭与国家的发展，恩格斯在马克思古代社会研究的基础上结合摩尔根的人类学成就对家庭、所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与发展作了精辟的分析，认为家庭、私有制和国家都只是人类社会发展到一定历史阶段的产物，都随生产力的发展不断改变的。国家是现实的、历史的、发展的、内在的。“决不是从外部强加于社会的一种力量”，也不像黑格尔断言的是“伦理观念的现实”、“理性的形象和现实”，国家仅仅是承认：“这个社会陷入了不可解决的自我矛盾，分裂为不可调和的对立面而又无力摆脱这些对立面。而为了使这些对立面，这些经济利益互相冲突的阶段，不致在无谓的斗争中把自己和社会消灭，就需要有一种表面上凌驾于社会之上的力量，这种力量应当缓和冲突，把冲突保持在‘秩序’的范围以内；这种从社会中产生但又居于社会之上并且日益同社会相异化的力量，就是国家。”[31]家庭、私有制和国家自诞生以来仍然随着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矛盾运动而不断变化发展着。

（五）民族国家关系的发展方面

真正的世界历史的出现是大工业大市场的产物。大工业与大市场是不可分割的。马克思、恩格斯认为，“各民族之间的相互关系取决于每个民族的生产力、分工和内部交往的发展程度”。[32]而各民族的生产力、分工和内部交往的发展在大工业大市场时代有了质的飞跃。“大工业到处造成了社会各阶级间大致相同的关系，从而消灭了各民族的特殊性”。[33]大工业大市场造成了全球的普遍联系，“各个相互影响的活动范围在这个发展进程中愈来愈扩大，各民族的原始闭关自守状态，则由于日益完善的交往以及因此自发地发展起来的各民族之间的分工而消灭得愈来愈彻底，历史就在愈来愈大的程度上成为全世界的历史”，[34] 因此，“世界史不是过去一直存在的；作为世界史的历史是结果”。[35]

资本驱动下的市场化推进着大工业的不断扩张和生产力的急速跃进。按照自己的这种趋势（创造世界市场的趋势），既克服民族界限和民族偏见，又克服流传下来的、在一定界限内闭关自守地满足于现有需要和重复旧生活方式的状况。破坏这一切并使之不断革命化，摧毁一切阻碍发展生产力、扩大需要、使生产多样化、利用和交换自然力量和精神力量的限制。于是，“过去那种地方的和民族的自给自足和闭关自守状态，被各民族的各方面的互相往来和各方面的互相依赖所代替了。物质生产是如此，精神的生产也是如此。各民族的精神产品成了公共的财产。民族的片面性和局限性日益成为不可能。”[36]

（六）个人的发展方面

马克思主义的最高社会理想是共产主义。然而，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的社会主义”，即共产主义，“是以生产力的普遍发展和与此有关的世界交往的普遍发展为前提的”。[37]“在个人的独创的和自由的发展不再是一句空话的唯一的社会（即共产主义社会）中，这种发展正是取决于个人间的联系，而这种个人间的联系则表现在下列三个方面，即经济前提，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必要的团结一致以及在现有生产力基础上的个人的共同活动方式。”[38]只有随着生产与生产力的普遍发展，人们之间的“普遍交往”[39]、“团结一致”、“共同活动方式”才能建立起来。作为推进生产与生产力发展到极致的大工业大资本与大市场，一方面固然产生出“个人同自己和同别人的普遍异化”，另一方面也产生出“个人关系和个人能力的普遍性和全面性”，人的异化与解放正是人的发展过程的两个方面，没有不断的异化与解放，就没有人的全面而自由发展。人的解放正是透过异化而获得的。全面的解放则往往是全面异化（在资本主义社会是人的深刻的“物化”——对物的空前的依赖性）的产物。“全面发展的个人——他们的社会关系作为他们自己的共同的关系，也是服从于他们自己的共同的控制的——不是自然的产物，而是历史的产物。要使这种个性成为可能，能力的发展就要达到一定的程度和全面性，这正是以建立在交换价值基础上的生产为前提的，这种生产才在产生出个人同自己和同别人的普遍异化的同时，也产生出个人关系和个人能力的普遍性和全面性。”[40]在马克思看来，“生产力依然是社会的物质再生产中人的力量，总的说来就是人的创造性。而且唯有生产力，即人的最基本的和独特的活动的产物，才能结出真正的人类自由果实的种子。”[41]资本主义社会在充分发展人对物的依赖性的基础上，也使得人的独立性得到了空前的发展，最终为人类全面而自由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只有在现代工业市场社会，“狭隘的、地域性的个人”才能逐渐地为“世界历史性的、真正普遍的个人”所代替。“人类社会的史前时期”就是以这种资产阶级社会形态而告终的。[42]所以，马克思恩格斯说，“每一个单独的个人的解放的程度是与历史完全转变为世界历史的程度一致的”，“个人的真正的精神财富完全取决于他的现实关系的财富”。[43]马克思恩格斯所说的“世界历史性的、真正普遍的个人”，是指超越了狭隘的、地域性的和对人的依附性的、具有个人关系与个人能力的普遍性与全面性的个人。

从人类历史的大视野出发，个人的发展有一个从依附，到独立，最终到自由发展的过程。马克思追溯历史，认为，历史越是向前，个人，也就是进行生产的个人越不独立，越从属于一个更大的整体：最初还是十分自然地在家庭和扩大成为氏族的家庭中；后来是在由氏族间的冲突和融合而产生的各种形式的公社中。只有到十八世纪，在“市民社会”中，社会结合的各种形式，对个人来说，才只是达到他私人目的的手段，才是外在的必然性。但是，产生这种孤立的个人的观点，正是具有迄今为止最发达的社会关系的时代。[44]虽然马克思恩格斯欣赏资本主义社会造成的物的充裕性与人的独立性，但也造成了以物的价值来衡量人的价值的社会制度以及物的价值与人的价值的严重不平衡的社会现实。“工人生产的财富越多，他的产品的力量和数量就越大，他就越贫穷。工人创造的商品越多，他就越变成廉价的商品。物的世界的增值同人的世界的贬值成正比。”[45]因此，从人的发展的角度看，“代替那存在着阶级和阶级斗争对立的资产阶级旧社会的，将是这样一个联合体，在那里，每个人自由发展是一切人自由发展的条件”。[46]在这个全面而自由发展的个人的联合体中，社会分工与阶级分立完全消失，“任何人都没有特定的活动范围，每个人都可以在任何部门内发展，指挥调节着整个生产，因而使我们有可能随我自己的心愿今天干这事，明天干那事，上午打猎，下午捕鱼，傍晚从事畜牧，晚饭后从事批判，但并不因此就成使我成为一个猎人、渔夫或批判者”。[47]

三、马克思主义发展史观的基本特征

从全貌看，马克思的发展史观有整体性和层次性的特点[48]，本文则主要从其本质属性、各方面的展开，特别是马克思关注的实际问题与主题来进行探讨。

（一）本质属性为唯物史观，发展史观是唯物史观的表现形式

马克思主义发展史观的鲜明特征和本质属性就是它的唯物性。“唯物史观是以一定历史时期的物质经济生活条件来说明一切历史事变和观念、一切政治、哲学和宗教”。[49]

社会发展史首先是生产的发展史，是许多世纪以来依次更迭的生产方式的发展史，是生产力和人的生产关系的发展史。[50]马克思恩格斯强调：“历史并不是作为‘产生于精神的精神’消融在‘自我意识’之中，历史的每一阶段都遇到有一定的物质结果、一定数量的生产力总和、人和自然以及人与人之间在历史上形成的关系，都遇到有前一代传给后一代的大量生产力、资金和环境，尽管一方面，这些生产力、资金和环境为新的一代所改变，但另一方面，它们也预先规定新的一代的生活条件，使它得到一定的发展和具有特殊的性质”。马克思、恩格斯把他们的历史观和唯心主义历史观做了根本区分，认为其发展史观“不是在每个时代中寻找某种范畴，而是始终站在现实历史的基础上，不是从观念出发来解释实践，而是从物质实践出发来解释观念的东西”。[51]

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发展史观不是机械的，而是具有普遍联系、辩证发展和内在矛盾运动的特点。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马克思分析了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社会经济结构与上层建筑及社会意识形式的关系，阐明了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的原理。他说，人们在自己生活的社会生产中发生一定的、必然的、不以他们的意志为转移的关系，即同他们的物质生产力的一定发展阶段相适应的生产关系。这些生产关系的总和构成社会的经济结构，即有法律的和政治的上层建筑竖在其上并有一定的社会意识形式与之相结合的现实基础。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制约着整个社会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的过程。因此，“不是人们的意识决定人们的存在，相反，是人们的社会存在决定人们的意识”。社会的物质生产力发展到一定阶段，更同它们一直在其中运动的现存生产关系或财产关系发生矛盾。[52]

马克思恩格斯批判过去一切历史观“完全忽视了历史的现实基础”，或者“把它仅仅看成与历史过程没有任何联系的附带因素”。结果，“历史总是遵照在它之外的某种尺度来编写的，现实的生活生产被描绘成某种史前的东西，而历史的东西则被说明成是某种脱离日常生活的东西，某种处在世界之外和超乎世界之上的东西。这种观点只能在历史上看到元首和国家的丰功伟绩，看到宗教的、一般理论的斗争，而且在每次描述某一历史时代的时候，它都不得不赞同这一时代的幻想”。[53]

（二）在经济、政治、社会、文化（科学、艺术、宗教等）之间的关系方面，经济具有基础性的地位与功能

马克思主义发展史观认为生产力的发展是人类社会发展的最终决定力量。“在人们的生产力发展的一定状况下，就会有一定的交换和消费形式。在生产、交换和消费发展的一定阶段上，就会有一定的社会制度、一定的家庭、等级或阶级组织，一句话，就会有市民社会。有一定的市民社会，就会有不过是市民社会的正式表现的一定的政治国家”。[54]因此，一切社会变迁、政治变革、法律、艺术和宗教观念的变化的终极原因在于各时代的经济。而且，经济生活本身具有“社会和道德特性”[55]。恩格斯在对马克思思想的评价中高度认同马克思的这一经济主导型的发展史观。“正像达尔文发现有机界的发展规律一样，马克思发现了人类历史的发展规律，即历来为繁芜丛杂的意识形态所掩盖着的一个简单事实：人们首先必须吃、喝、住、穿，然后才能从事政治、科学、艺术、宗教等等。所以，直接的物质的生活资料的生产，从而一个民族或一个时代的一定的经济发展阶段，便构成基础，人们的国家设施、法的观点、艺术以至宗教观念，就是从这个基础发展起来的，因而，也必须由这个基础来解释，而不是像过去那样做得相反”。[56]恩格斯进而把它提升为唯物史观的基本原理：“生产以及随生产而来的产品交换是一切社会制度的基础；在每个历史地出现的社会中，产品分配以及和他相伴随的社会之划分为阶级或等级，是由生产什么，怎样生产以及怎样交换产品来决定的。所以，一切社会变迁和政治变革的终极原因，不应当到人们的头脑中，到人们对永恒的真理和正义的日益增进的认识中去寻找，而应当到生产方式和交换方式的变更中去寻找；不应当到有关时代的哲学中去寻找，而当到有关时代的经济中去寻找”。[57]

（三）在自然、社会和个人的关系方面，注重自然、社会和个人三者的统一与协调，在这种统一与协调中求个人的发展

马克思恩格斯强调自然、社会和个人的统一。一方面，在人类活动作用下自在的自然转化为人化的自然，自然进入人的活动空间，另一方面人又是自然的一部分，自然是人类社会存在和发展的基础，人类史表现为自然史的延伸。因此，整体上，自然史和人类史相互制约。马克思主义发展史观既反对自然中心主义，也反对人类中心主义。

当然，马克思恩格斯关注的重点是社会与个人的关系，把个人定位于社会交往之中，认为，任何个人只是社会集体中的个人，而个人也只有在集体交往中才有创造性的自由。“一个人的发展取决于和他直接或间接进行交往的其他一切人的发展；彼此发生关系的个人的世世代代是相互联系的，后代的肉体的存在是由他们的前代决定的，后代继承着前代积累起来的生产力和交往形式，这就决定了他们这一代的相互关系。总之，我们可以看到，发展不断地进行着，单个人的历史决不能脱离他以前的或同时代的个人的历史，而是由这种历史决定的。”[58]因此，马克思恩格斯特别看重人类交往的组织形式——“市民社会”，视之为“全部历史的真正发源地和舞台”。“关于个人与社会的两个基本命题构成了马克思哲学人类学的基础。第一，他认为人类必须劳动，或者说支配自然，以便能够生存下去。第二，他主张他们必须通过交往，或者说是合作来做到这点，因为这对他们的生存同样重要。这两个命题构成了创造性的人的思想，正是在这一基础上，马克思开始了他对现代资本主义社会的批判性分析。”[59]马克思恩格斯认为，现代资本主义发展出了社会化大生产，个人交往的集体组织——“市民社会”由此空前发达。个人的独立性与自由度也在“市民社会”中得到培育和扩展。“只有在集体中，个人才能获得全面发展其才能的手段，也就是说，只有在集体中，才可能有个人自由。”但马克思恩格斯认为，共产主义实现以前的集体都不过是冒充的、虚幻的集体，不是真正的集体。资本主义集体中的个人似乎比先前更自由些，但事实上他们更加受到物的力量的统治。只有“在真实的集体（自由而全面发展的个人的联合体）条件下，各个个人在自己的联合中并通过这种联合来获得自由。”[60]

虽然马克思把个人自由的获得定位于社会交往之中，但马克思同样认为，社会交往的根本目的还是求得人的个体的发展。“人们的社会历史始终只是他的个体发展的历史，而不管他们是否意识到这一点。他们的物质关系形成他们的一切关系的基础。这些物质关系不过是他们的物质和个体活动所借以实现的必然形式罢了”。[61]

（四）在发展的动力与目标方面，除了认为社会基本矛盾是社会发展的根本动力，也承认阶级斗争或革命是历史发展的直接动力，但发展的终极关怀则是人的自由而全面发展。

马克思主义发展史观虽然强调“全部历史都是阶级斗争的历史”、“革命是历史的火车头”，但是，这并不是没有条件的，而且“革命”与“阶级斗争”这种概念有着特定的内涵，不是任何斗争都可以算的。过去我们长期对这两个概念进行泛化，脱离具体的生产力条件、经济现实以及立足于这种现实基础上的社会结构实际，光在政治与精神领域进行所谓的“革命”与“斗争”，结果，几乎社会上的任何矛盾和斗争都被冠以“革命”和“阶级斗争”，而实际上只不过是个人仇怨、违法乱纪和社会动乱的大集结。从而严重误解《共产党宣言》的关于历史发展的基本论述。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序言里先后两次揭破“革命”和“阶级斗争”的根本经济含义，而且一次比一次更直接，也更深入。1883年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德文版序言中认为，贯穿宣言的基本思想是：“每一历史时代的经济生产以及必然由此产生的社会结构，是该时代政治的和精神的历史的基础，因此（从原始土地公有制解体以来）全部历史都是阶级斗争的历史，即社会发展各个阶段上被剥削阶级和剥削阶级之间、被统治阶级和统治阶级之间斗争的历史”。[62]1888年英文版序言中，恩格斯在“每一历史时代的经济生产以及必然由此产生的社会结构，是该时代政治的和精神的历史的基础”之后，又加上了“并且只有从这一基础出发，这一历史才能得到说明”。[63]马克思恩格斯仅仅是把革命和阶级斗争视为推进人类发展和个人解放的工具，而且这种工具主要还是通过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以及在此基础上的社会交往中的个人的独立性、自由性的增强来实现。革命的方向是朝着建立自由个人的联合体社会前进，在那个社会里，不再有任何阶级差别，社会占有生产资料，不再有任何对个人生活资料的忧虑，个人第一次能够获得真正的人的自由，人们完全自觉地创造历史，人类从必然王国进入自由王国。[64]

（五）对发展大工业的充分肯定，认为“大工业首次开创了世界历史”

马克思主义发展史观肯定大工业为现代社会的基本特征与显著外像，而“小农必然灭亡”，农民“唯一得救的途径”，就是“为了他们自己的共同利益自己进行大规模经营”。[65]大工业为发展中国家的必由之路。“工业比较发达的国家，不过为那些比较不发展的国家，显示出它们自己未来的形象。”[66]

马克思恩格斯对大工业的优点有深刻的认识。作为社会化大生产的载体，大工业能够最大彻底地推进生产力发展，最大程度地消灭工农、城乡、男女三大差别，普遍增进个人、社会、民族、国家间的联系，开创世界历史。首先，以市场化为基础的大工业能够最大程度地发展生产。“蒸汽和新的工具把工场手工业变成了现代的大工业，从而把资产阶级社会的整个基础革命化了。工场手工业的时代的迟缓的发展进程变成了生产中的真正的狂飙时期”。[67]其中，现代工厂体系使劳动手段的革命成为现实，而且获得最大程度的发展。“大工业的出发点是劳动手段的革命；已经变革的劳动手段，在工厂的有组织的机器体系内，取得了它的最发展的形式。”[68]其次，大工业使城乡二元化格局、农民市民二元化格局完全消失。“大工业在农业领域中引起的最有革命性的一件事，是剿灭旧社会的堡垒——‘农民’——而用工资雇佣劳动者去代替他们。”“大工业使劳动者‘过剩’的作用在农业上可是更为强烈，更无抵抗”。[69]再次，大工业使竞争普遍化。迫使所有人的全部精力极度紧张起来。大工业首次开创了世界历史，它使得每个文明国家以及这些国家中的每一个人的需要的满足都依赖于整个世界，它消灭了以往自然形成的各国的孤立状态。它使自然科学从属于资本，并使分工丧失了自然性质的最后的痕迹。它把自然形成的关系一概消灭掉；它把这些关系变成金钱的关系。它建立了现代化大工业城市来代替从前自然成长起来的城市。凡是它所渗入的地方，它就破坏了手工业和工业的一切旧阶段。它使商业城市最终战胜了乡村。[它的第一个前提]是自动化体系。[它的发展]造成了大量的生产力，对于这些生产力来说，私人[所有制]成了它的发展的桎梏。大工业到处造成了社会各阶级间大致相同的关系，从而消灭了各民族的特殊性。[70]当然，马克思也看到大工业的缺点，即个人的被分割和深刻的异化，“机器的采用加剧了社会内部的分工，简化了作坊内部工人的职能，集结成了资本，使人进一步被分割。”[71]

（六）对资本、市场、竞争、垄断、分工的负面后果进行了深刻批判，但对其文明性也充分认同

马克思恩格斯对现代社会或资本主义社会的批判是辩证的，既严厉批判其仍然不文明的一面，又高度赞扬其文明的一面。认识到资本、市场、竞争、垄断、分工的双重属性与双重后果。关于资本，既批判其野蛮性血腥性——压迫剥削性与使人工具化片面化物化，也肯定其文明性进步性——无限提高生产力与造成人的独立性。马克思尖锐地着重指出资本主义生产的各个坏的方面，“资本来到世间，从头到脚，每个毛孔，都滴着血和肮脏的东西。”[72]一极是财富的积累，另一极，即在把自己的产品作为资本来生产的阶级方面，“是贫困、劳动折磨、受奴役、无知、粗野和道德堕落的积累”。但同时也明白地证明“这一社会形式是使社会生产力发展到这样高度的水平所必需的；在这个水平上，社会全体成员的平等的、合乎人的尊严的发展，才有可能。要达到这一点，以前的一切社会形式都太薄弱了。资本主义生产才第一次创造出为达到这一点所必需的财富和生产力”[73]。因为资本的生产一方面力图发展和提高生产力的强度。为了增加相对剩余价值，必然把生产力提高到极限。提高劳动生产率和最大限度否定必要劳动，是资本的必然趋势。资本不断地驱使劳动生产力向前发展，来为发展丰富的个性创造出物质要素。另一方面资本又追求劳动部门的无限多样化，也就是追求生产的全面性，使自然界的一切领域都服从于生产。只有资本才能创造出社会成员对自然界和社会联系本身的普遍占有。以前的一切社会阶段与资本社会相比较，都只表现为人类的地方性发展和对自然的崇拜。资本榨取剩余劳动的方式和条件，同以前的奴隶制、农奴制等形式相比，都更有利于生产力的发展，有利于社会关系的发展，有利于更高级的新形态的各种要素的创造。“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统治下社会的财富，表现为‘一个惊人庞大的商品堆积’”。[74]落后国家不充分利用大工业大市场环境造成的先进的物质与精神的生产与管理制度，不能真正实现物质充裕而又有个人的自由发展的社会主义。马克思恩格斯不认同农村公社式的社会主义，马克思指出农村公社具有“自给自足的惰性”，“农村公社最坏的一个特点”，就是“社会分解为许多固定不变、互不联系的原子的现象”。[75]恩格斯严厉批评俄罗斯的农业共产主义发展观（试图通过农村公社直接跳跃到共产主义），认为农村公社“除了本身的解体以外，都没有从自己身上生长出任何别的东西”，经济的市场化以及在此基础上的社会化改造是不可跨越的，“只有当资本主义经济在自己的故乡和在它兴盛的国家里被克服的时候，只有当落后的国家从这个榜样上看到‘这是怎么回事’，看到怎样把现代工业的生产力作为社会财产来为整个社会服务的时候——只有到那个时候，这些落后的国家才能开始这种缩短的发展过程。然而那时它们的成功也是有保证的。这不仅适用于俄国，而且适用于处在资本主义以前的阶段的一切国家。”[76]

关于竞争、垄断、分工，马克思恩格斯同样是从两面去认识的。一般来说，竞争是资本贯彻自己的生产方式的手段，在一定的民族社会内部，资本通过竞争把任何劳动都变成雇佣劳动；在国际市场方面，资本通过国际竞争来强行传播自己的生产方式。只要生产力还没有发展到足以使竞争成为多余的东西，因而还这样或那样地不断产生竞争，那么，尽管被统治阶级有消灭竞争、消灭国家和法律的“意志”，然而他们所想的毕竟是一种不可能的事。马克思批判蒲鲁东关于竞争本质上属于“工业竞赛”的观点，指出，“竞争不是工业竞赛而是商业竞赛”。在资本主义这个时代，“工业竞赛只是为了商业而存在。在现代各民族的经济生活中，甚至还有一些阶段，所有的人都患了一种不从事生产来谋求利润的狂热病，这种周期性的投机狂热，暴露出竞争竭力逃避工业竞赛的必然性的真正性质。”[77]马克思还认为在对抗并消解封建垄断基础上通过市场竞争而发展起来的现代垄断是“纯粹的、正常的、合理的”垄断，封建垄断——现代竞争——现代垄断是“真正的合题”，不是简单的重复。反对蒲鲁东把现代垄断看作“粗野的、简陋的、矛盾的、痉挛状态的”垄断。马克思也辩证地看待现代社会分工的利弊，不像蒲鲁东那样极端反对分工，主张全能，而是主张通过加速自动化、为工人赢得更多的业余生活时间来消解分工之弊。马克思指出，现代社会内部分工的特点，“在于它产生了特长和专业，同时也产生了职业的痴呆”，但“自动工厂消除着专业和职业的痴呆”。因为“自动工厂中分工的特点，是劳动在这里已完全丧失专业的性质。但是，当一切专业发展一旦停止，个人对普遍性的要求以及全面发展的趋势就开始显露出来。”[78]

（七）强调在发展过程中要协调好短期效益与长期效益、经济效益与环境效益、社会效益的关系

马克思恩格斯对自然与人类社会的关系持辩证协调发展的观点。在《德意志意识形态》和《自然辩证法》里进行了充分的探讨。强调人类在发展过程中要协调好短期效益与长期效益、经济效益与环境效益、社会效益之间的关系。批评：“到目前为止的一切生产方式，都仅仅以取得劳动的最近的、最直接的效益为目的。那些只是在晚些时候才显现出来的，通过逐渐的重复和积累才产生的效应的较远结果，则完全被忽视了”。特别是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过分追求短期的经济效益进行了深刻反省和尖锐批评。指出，“在今天的生产方式中，面对自然界以及社会，人们注意的主要只是最初的最明显的成果，可是后来，人们又感到惊讶的是：人们为取得上述成果而作出的行为所产生的较远的影响，竟完全是另外一回事，在大多数情况下，甚至是完全相反的”。恩格斯列举了两例加以说明，一例是西班牙种植场主为取得增加咖啡树的肥料，对古巴森林进行焚烧，没有想到大雨冲走了所谓肥沃的泥土，只留下裸露的岩石。另一例是资本家在市场上力求需求与供给之间的和谐，结果却存在严重的经济与社会不和谐。[79]只有在摆脱了必然王国的自由王国里——共产主义制度下，人们才能获得“真正的人的自由”，过着“同已被认识的自然规律相协调的生活”。[80]

四、马克思主义发展史观在今日中国的意义

虽然后工业主义、信息社会和消费主义理论批评马克思主义发展史观过分强调了生产，而忽视了交换；把资本主义社会当作一个整体而低估了金融系统（相对独立性）；把个体当作工人而不是消费者。因此，认为马克思发展史观的生产范式“不能再为考察当代社会经济生活提供一个可靠的基础”。[81]但也有学者指出，“马克思的历史学说和社会学说起着启发式的作用，提供了一种关于人类存在和进化的大胆而无所不包的总的前景。”[82]不管后人如何评说，马克思主义的发展史观既提出了全球发展进程模式，也对落后国家发展道路倾注关怀，因此，至今无人可以忽视。在当下仍然处在生产力不发达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中国，马克思主义发展史观尤其值得重新审视。中国要完成传统小农社会向现代工业市场社会的转型，要自觉走世界历史的必由之路，少走弯路。马克思主义的发展史观对我们今天的改革与发展仍然有着现实的意义。

第一，对我们处理好改革与发展的关系而言，制度改革是为了更快更好地解放生产力与发展生产力，更好地促进经济社会发展以及在此基础上人的全面发展。日本发展经济学家速水佑次郎从制度主义解读马克思恩格斯的发展史观。认为马克思恩格斯发展理论的核心是制度变迁，特别是产权制度。技术与制度具有互动并要求共进的特点，“在他们的体系中，上层建筑的核心是生产资料的产权关系（所谓的‘生产关系’）的统治（管理），而经济基础是决定物质生产能力的所需的技术。一方面制度被认为是决定技术的生产潜力能否实现的因素，另一方面技术也被认为是制度建设的基本力量；制度在被构造的时候就要以最大限度地利用物质生产的潜力为目标”。但制度变迁与技术变迁并不同步，实际上，制度发展往往滞后于技术发展，“制度起初是为了最好地开发社会生产潜力设计的，但当它随着技术进步和资本积累而与变化中的物质生产条件不一致时，往往倾向于存在下去。换言之，曾经是经济发展的载体的制度会在新的技术下变成阻碍进一步发展的‘桎梏’”。[83]因此，制度改革需要坚持不懈，没有一个一劳永逸的良善制度能够保证技术无限进步的要求。今天，我国经济发展和科技发展进入一个新的历史阶段,向我们提出了一系列新的改革与发展命题。特别是经济增长方式转变与经济发展的速度效益的关系。妥善处理技术创新与制度创新、经济效率与社会公平的关系是我们亟需解决的课题。[84]尽管许多政治哲学、人权理论、世界主要宗教的核心教义都包括对社会公平的关注，但都不如马克思主义把社会公平奠基在物的发展与人的发展的辩证关系基础上。发展是硬道理。“人类自身的发展仍然可以视为终极目的，但是经济进化也可以是达到这种目的的主要手段之一。”[85]没有持续的经济发展，人的全面发展只是空话，必须始终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一心一意谋发展，抓住一切机遇加快发展，始终用发展的办法解决前进中的问题。我国正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在国际综合国力竞争日益激烈的形式下，以经济发展为中心，对中国这样的发展中大国具有重大的战略意义。要增进发展的紧迫感。但同时也必须关注社会公平，使社会公平度随着经济发展不断获得拓宽和提升，这样的社会才能和谐稳定，从而得以维持发展的连续性和高速性，“从长期看，增加公平是提高经济增长速度的根本。”[86]

第二，对我们处理好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关系而言，我们必须借鉴现代资本主义一切反映现代社会化生产规律的先进经营方式、管理方法，借鉴现代资本主义创造的一切文明成果，包括一切可以成为公共产品的物质财富与精神财富。资本主义并不可怕，马克思理性地批判资本主义，并不是全盘否定资本主义，恰恰相反，“马克思的伟大魄力在于把释放巨大生产力的资本主义作为经济发展辩证法过程中不可避免的过渡阶段。”[87]建设社会主义完全应该利用资本主义，1945年3月31日毛泽东在对《论联合政府》的说明中认识到，“资本主义在中国需要广大发展”，“资本主义的广大发展在新民主主义政权下是无害有益的”。[88]1945年4月24日毛泽东在中共七大上的口头政治报告更是疾呼，“我们不要怕发展资本主义”。“我们这样肯定要广泛地发展资本主义，是只有好处，没有坏处的”。对于这个问题，“在我们党内有些人相当长的时间里搞不清楚”。想要直接由封建经济发展到社会主义经济，中间不经过发展资本主义阶段。“这种思想，在农民出身的党员占多数的党内是会长期存在的”。[89]1945年5月31日毛泽东在中共七大上做了结论性发言：“我们提倡新民主主义的资本主义，这种资本主义有它的生命力，还有革命性，将来还有用”。特别是“在中国及欧洲、南美的一些农业国家中还有用，它的性质是帮助社会主义的，它是革命的，有用的，有利于社会主义发展的”。[90]邓小平则把发展生产力看作社会主义的根本任务和本质特征，要求社会主义能够比资本主义更快地发展生产力。贫穷不是社会主义，社会主义要消灭贫穷。“马克思主义最注重发展生产力”，“社会主义阶段最根本的任务就是发展生产力，社会主义的优越性归根到底要体现在它的生产力比资本主义发展得更快一些、更高一些，并且在发展生产的基础上不断改善人民的物质文化生活水平。”[91]因此，“社会主义要赢得与资本主义相比较的优势，就必须大胆吸收和借鉴人类社会创造的一切文明成果，吸收和借鉴当今世界各国包括资本主义发达国家的一切反映现代社会化生产规律的先进经营方式、管理方法。”[92]

第三，对我们处理好物的发展与人的发展关系而言，一切政治发展，经济发展，文化发展，社会发展，最终都是为了人的自由而全面的发展。人的发展是目的，物的发展只是人的发展的前提、基础和手段。这就要求我们在追求物的发展过程中不要迷失了人的发展的方向。我们提倡的科学发展观就是建立在这个基础上的。“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是马克思恩格斯在理论探索和在实践上为之奋斗终生的主题,也是他们对未来新时代精神的高度概括,体现了共产主义的最高目标和终极价值。以“以人为本”为核心的科学发展观的提出,深刻地体现和发展了《共产党宣言》关于未来社会的核心思想。[93]1992年联合国发展计划署提出“使发展以人为中心，而不是以发展为中心”[94]的倡议，就是针对一些国家片面强调经济发展、国家强盛，而忽视社会之中个人的物质与精神的发展。“要努力促进人的全面发展。这是马克思主义关于建设社会主义新社会的本质要求。”推进人的全面发展，同推进经济、文化的发展和改善人民物质文化生活，是互为前提和基础的。“人越全面发展，社会的物质文化财富就会创造得越多，人民的生活就能得到改善，而物质文化条件越充分，又能推进人的全面发展。”[95]每个人的自由而全面发展是当代中国社会主义价值系统的最高价值目标，也是全人类的发展宪章。“经济与社会的发展最终都是更大目的的手段，这个目的就是保护人类的发展”。[96]因此要注意处理好发展的手段与目的的辩证关系，不要以过度损害人的发展而追求经济的片面发展，应该协调各方面发展之间的关系，以促进社会全面进步、和谐与人的自由发展。以每个人的自由而全面发展为核心，需要全方位重构物质生产活动及精神生产的价值取向，重构政治价值和人生价值取向。这一重构，要落实在制度建设上，落实在法律、法规、章程、公约的建设上，落实在人们自觉的自律及有效的公众自我约束自我管理上。[97]另外，在推进经济发展的同时，还要注意经济发展与人口、资源、环境相协调，充分考虑资源、环境与人口的承受力，统筹考虑当前发展与未来发展的需要，以维持经济的可持续发展。从人的发展的角度看，经济的可持续发展是持续保障人的自由而全面发展的根本条件。我们必须为后来人的发展留足发展的空间。

第四，对我们走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发展道路而言，我们既要自觉遵循马克思主义发展史观指引的世界历史必由之路，也需要结合自己的国情和发展实际，不盲从任何发展模式。马克思反对到处套用发展经验与发展模式。他深刻地认识到，“极为相似的事情，但在不同的历史环境下出现就引起完全不同的结果。”针对俄国的米海洛夫斯基把他总结的“关于西欧资本主义起源的历史概述彻底变成一般发展道路的历史哲学理论”，认为“一切民族不管他们所处的历史环境如何，都注定要走这条路”，“以便最后都达到在保证社会劳动生产力极高度发展的同时又保证人类最全面的发展的这样一种经济形态”。马克思指出，“他这样做，会给我过多的荣誉，同时也会给我过多的侮辱。”[98]马克思关于亚细亚生产方式和俄国社会主义发展道路的探索，就鲜明地体现了马克思的这一思想。恩格斯也强调革命者在把“马克思的历史理论”作为“任何坚定不移和始终一贯的革命策略的基本条件”外，需要“把这一理论应用欲本国的经济条件和政治条件”，以找到适合本国国情的发展策略。[99]同样，“中国革命的成功，是毛泽东同志把马克思列宁主义同中国的实际相结合，走自己的路。现在中国搞建设，也要把马克思列宁主义同中国的实际相结合，走自己的路。”[100]因此，我们既应看到马克思所批评的亚细亚生产方式的落后性——毕竟属于农业生产方式，与当代工业市场文明存在本质区别。当今倾力于改革开放，文明进步，建立与时俱进的“现代性”，势必克服旧生产方式“孤立性”、“封闭性”与“停滞性”，势必对中国本有的封闭旧习、宗法制度、自然经济给予必要批判。另一方面，我们也应尊重亚洲的历史特点，关切中国的现实国情，理性地认识“亚细亚生产方式”作为亚洲社会“基因潜质”的客观与历史的存在，深切理解亚细亚生产方式与当今中国发展模式的关系，走中国式社会主义的社会经济发展之路。[101]

第五，对我们理解历史发展与编撰历史教科书而言，我们既应该把历史看成不依赖于任何个人的主观性的客观自然过程，也应该充分发挥人的主体性，自觉把握世界历史进程[102]；我们既应该看到历史发展的必然性和一般进程，也应该看到历史发展的偶然性、曲折性、特殊性与复杂性；既应该看到物质生产活动在历史发展中的基础作用，更应该看到人在物质生产活动基础上的所获得的种种发展；既应该看到欧洲民族在现代化进程中的特殊地位，也应该反对历史叙述学与历史编撰学中除欧洲以外其他民族缺场的欧洲中心论[103]；既应该看到革命和阶级斗争在历史中有声有色的活动，更应该看到作为活动支持的生产力、经济和市民社会的发展。关于当前“中国近现代史”教材的编撰，需要走出革命史、文明史、现代化史的范型争执[104]，以马克思主义发展史观指导建材的建设，以发展史范型规划教材的框架体系。革命史范型虽然突出了“革命是历史的火车头”的观点，但忽视了“全部历史的真正发源地和舞台——市民社会”的发展，也忽视了唯物史观是以“一定历史时期的物质经济条件”来说明一切历史事变、制度、文化与观念的。文明史范型虽然全面地反映了历史发展过程，但失之于轻重不分，主次不明；现代化范型虽然较好地体现了现代社会的特殊性，但受欧洲中心论的影响较深。马克思主义的发展史范型则融革命史、文明史、现代化史于一体，以人的发展为终极关怀，以经济发展、政治发展、社会发展、文化发展、人的发展为叙述主题，而经济发展为其它各种发展提供解释基础，人的发展则为各方面发展的最高判准。发展史范型能够较好地再现历史的本来面目，比较客观地恢复历史原貌，又能够为我们今日的发展提供有意义的历史镜鉴。

马克思主义发展史观是一种彻底的辩证的唯物史观，是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最好载体与充分显现，唯物史观则是马克思主义发展史观的内核与本质属性。发展史观是马克思主义在社会发展问题方面的哲学、历史学、经济学、社会学与人类学的多重思考的理论结晶，是马克思主义对世界历史发展规律的最高概括，它高度关注物的发展与人的发展之间的辩证关系，终极关怀是人的发展，但其实现却是建立在物的充分发展基础上。马克思主义对资本主义的批判也始终建立在这种认识基础上。因此，马克思主义对分工、资本、市场、工业、机器、竞争、垄断等方面的批判都具有双重性。特别是马克思恩格斯对资本、市场、竞争的文明性的认识是我们过去没有予以重视的。马克思恩格斯描绘的人的依赖、独立和自由而全面的发展过程，是分别建立在前工业市场经济（小农小工经济）、大工业市场经济（或资本主义经济）和后工业市场经济（共产主义经济）的基础之上的。根据马克思主义发展史观，我们必须始终坚持以经济发展为中心，一切改革围绕这个中心，在此基础上协调各方面发展，充分尊重人的自由选择，创造人的全面发展的各种契机和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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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参阅罗荣渠：《现代化新论》，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3年，52—80页；吕世荣：《马克思社会发展理论研究》，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1年，32—39页；[美]威廉姆·肖：《马克思的历史理论》，阮仁慧等译，重庆：重庆出版社，1989年，50—79、152—171页。

[②] 马克思、恩格斯：《德意志意识形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60年，37页。

[③] 马克思、恩格斯：《德意志意识形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42——43页。

[④] 马克思：《不列颠在印度统治的未来结果》，《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2版，773页。

[⑤] 恩格斯：《论俄国的社会问题》，《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8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64年，610页。

[⑥] 马克思：《哲学的贫困》，《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172页。

[⑦] 马克思：《〈1857年——1858年经济学手稿〉导言》，《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60年，734页。

[⑧] 马克思、恩格斯：《共产党宣言》，《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294页。

[⑨] 中共中央党校本书课题组：《唯物史观新视野》，北京：东方出版社，1999年，31页。

[⑩] 马克思、恩格斯：《德意志意识形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31——32页。

[11] 马克思：《雇佣劳动与资本》，《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345页。

[12] 马克思：《致帕·瓦·安年科夫》，《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2版，536页。

[13] 斯大林：《论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黎澍主编：《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论历史科学》，北京：人民出版社，1980年，7、67页。

[14] 马克思：《资本论》（第3卷），《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论历史科学》，61页。

[15] 恩格斯：《在马克思墓前悼词草稿》，《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论历史科学》，64页。

[16] 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论历史科学》，64页。

[17] [美]威廉姆·肖：《马克思的历史理论》，阮仁慧等译，重庆：重庆出版社，1989年，154、165页。

[18] 斯大林：《论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论历史科学》，68——69页。

[19] [英]尼格尔·多德：《社会理论与现代性》，陶传进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2年，10页。

[20] 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2版，33页。

[21] 马克思：《雇佣劳动与资本》，《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345页。

[22] 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33页。

[23] 马克思：《雇佣劳动与资本》，《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345页。

[24] 马克思：《资本论》，《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上册），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年，104页。

[25] 马克思：《初版的序》，载《资本论》（第一卷），郭大力、王亚南译，北京：人民出版社，1963年第2版，XII。

[26] 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33页。

[27] 恩格斯：《〈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1884年第一版序言》，《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2页。

[28] 马克思、恩格斯：《共产党宣言》，《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277页。

[29] 马克思、恩格斯：《共产党宣言》，《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276页。

[30] 马克思、恩格斯：《德意志意识形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40——41页。

[31] 恩格斯：《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60年，170页。

[32] 马克思、恩格斯：《德意志意识形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26页。

[33] 马克思、恩格斯：《德意志意识形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67——68页。

[34] 马克思、恩格斯：《德意志意识形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51页。

[35] 马克思：《〈1857年——1858年经济学手稿〉导言》，《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760页。

[36] 恩格斯：《〈共产党宣言〉1888年英文版序言》，《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255页。

[37] 马克思、恩格斯：《德意志意识形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39页。

[38] 马克思、恩格斯：《德意志意识形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第516 页。

[39] 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多处运用交往范畴。如，世界交往、个人之间交往、普通交往、民族内部的交往和外部交往，物质交往和精神交往等等。其语意背景是十分清楚的。其一，用交往来说明历史变更的必然性。其二，用交往来说明生产方式推动历史变革的更深层的原因——历史是人类自身交往的历史，历史变革正是通过人类的生产方式，以及人们相互之间的交往方式来实现的。其三，人类正是通过交往在历史变革中实现着自身种的历史进化。其四，把生产力发展和社会交往形式的成熟性作为社会进步的标尺。参阅张雄：《“交往”与历史转折》，《新华文摘》1996年第7期。

[40] 马克思、恩格斯：《德意志意识形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 42页。

[41] [美]威廉姆·肖：《马克思的历史理论》，阮仁慧等译，重庆：重庆出版社，1989年，154页。

[42] 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33页。

[43] 马克思、恩格斯：《德意志意识形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42页。

[44] 马克思：《〈1857年——1858年经济学手稿〉导言》，《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734页。

[45] 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40页。

[46] 马克思、恩格斯：《共产党宣言》，《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294页。

[47] 马克思、恩格斯：《德意志意识形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37页。

[48] 参阅吕世荣：《马克思社会发展理论研究》，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1年，39——40页。

[49] 恩格斯：《论住宅问题》，《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论历史科学》，55页。

[50] 斯大林：《论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论历史科学》，7页。

[51] 马克思、恩格斯：《德意志意识形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43页。

[52] 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32页。

[53] 马克思、恩格斯：《德意志意识形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44 页。

[54] 马克思：《致帕·瓦·安年科夫》，《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532页。

[55] [英]尼格尔·多德：《社会理论与现代性》，陶传进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2年，9页。

[56] 恩格斯：《在马克思墓前的讲话》，《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2版，776页。

[57] 恩格斯：《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740——741页。

[58] 马克思、恩格斯：《德意志意识形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 515页。

[59] [英]尼格尔·多德：《社会理论与现代性》，陶传进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2年，7页。

[60] 马克思、恩格斯：《德意志意识形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84、86页。

[61] 马克思：《致帕·瓦·安年科夫》，《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532页。

[62] 恩格斯：《〈共产党宣言〉1883年德文版序言》，《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252页。

[63] 恩格斯：《〈共产党宣言〉1888年英文版序言》，《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257页。

[64] 恩格斯：《反杜林论》，《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论历史科学》，4页。

[65] 恩格斯：《法德农民问题》，《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65年，580、582页。

[66] 马克思：《初版的序》，载《资本论》（第一卷），郭大力、王亚南译，北京：人民出版社，1963年第2版，X-XI。

[67] 恩格斯：《反杜林论》，《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论历史科学》，64页。

[68] 马克思：《资本论》（第一卷），420页。

[69] 马克思：《资本论》（第一卷），544页。

[70] 马克思、恩格斯：《德意志意识形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67——68页。

[71] 马克思：《哲学的贫困》，《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167页。

[72] 马克思：《资本论》（第一卷），《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266页。

[73] 恩格斯：《卡·马克思〈资本论〉第一卷书评》，《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596页。

[74] 马克思：《资本论》（第一卷），5页。

[75] 马克思：《不列颠在印度统治的未来结果》，《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770页。

[76] 恩格斯：《〈论俄国的社会问题〉跋》，《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441、443页。

[77] 马克思：《哲学的贫困》，《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171页。

[78] 马克思：《哲学的贫困》，《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169页。

[79] 恩格斯：《自然辩证法》，《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385、386页。

[80] 恩格斯：《反杜林论》，《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论历史科学》，4页。

[81] [英]尼格尔·多德：《社会理论与现代性》，陶传进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2年，18页。

[82] [美]威廉姆·肖：《马克思的历史理论》，阮仁慧等译，重庆：重庆出版社，1989年，165页。

[83] [日] 速水佑次郎：《发展经济学》，李周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3年，7—8页。

[84] 参阅刘伟：《经济发展和改革的历史性变化与增长方式的根本转变》，《经济研究》2006年第1期。

[85] Frederick Harbison and Charles A. Myers，Education，Manpower，and Economic Growth，New York：McGraw-Hill，1964，p.13.

[86] 世界银行：《2006年世界发展报告：公平与发展》，中国社会科学院——清华大学国情研究中心译，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06年，17页。

[87] [澳]海因茨·沃而夫冈·阿恩特：《经济发展思想史》，唐宇华等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7年，6页。

[88] 毛泽东：《对〈论联合政府〉的说明》，《毛泽东文集》（第三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6年，272页。

[89] 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口头政治报告》，《毛泽东文集》（第三卷），323页。

[90] 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结论》，《毛泽东文集》（第三卷），385页。

[91] 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邓小平文选》（第三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年，63页。

[92] 邓小平：《在武昌、深圳、珠海、上海等地的谈话要点》，《邓小平文选》（第三卷），373页。

[93] 参阅叶汝贤：《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共产党宣言〉关于未来社会的核心命题》，《中国社会科学》2006年第3期。

[94] United Nations Development Programme，Human Development Report 1992，New York：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92，p.2.

[95] 江泽民：《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八十周年大会上的讲话》，北京：人民出版社，2001年，43、44页。

[96] [美]德尼·古莱：《发展伦理学》，高銛等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3年，169页。

[97] 参阅姜义华：《论“人的全面发展”与当代价值体系及制度体系的重构》，《学术月刊》2003年第3期；《论“每个人自由而全面发展”与当代价值重构——《德意志意识形态》学习札记 》，《文汇报》2002年5月24日。

[98] 马克思：《给“祖国纪事”杂志编辑部的信》，《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9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63年，131、130页。

[99] 恩格斯：《恩格斯致维·伊·查苏利奇》，《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669页。

[100] 邓小平：《革命和建设都要走自己的路》，《邓小平文选》（第三卷），95页。

[101] 参阅盛邦和：《马克思的亚细亚生产方式理论与中国》，《中州学刊》2006年第2期。

[102] 参阅张雄：《自觉把握世界历史发展进程》，《人民日报》1998年4月9日。

[103] 参阅何芳川、钱乘旦、余伟民、王玮、徐蓝：《世界史与世界史体系》，《史学理论研究》2005年第3期；马克垚：《困境与反思：“欧洲中心论”的破除与世界史的创立》，《历史研究》2006年第3期。

[104] 参阅冯钢：《关于中国近代史研究的“现代化范式”》，《天津社会科学》2000年第5期；罗志田：《见之于行事：中国近代史研究的可能走向——兼及史料、理论与表述》，《历史研究》2002年第1期；吴剑杰：《关于近代史研究“新范式”的若干思考》，《近代史研究》2001年第2期；周东华：《中国近现代史研究的“现代化范式”——对两种批评意见的反批评》，《学术界》2002年第5期；董正华：《多种“范式”并存有益于史学的繁荣》，《史学理论研究》2003年第3期；马敏：《商会史研究与新史学的范式转换》，《华中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3年第5期；董正华：《从历史发展多线性到史学范式多样化——围绕“以一元多线论为基础的现代化范式”的讨论》，《史学月刊》2004年第5期；张海鹏：《20世纪中国近代史学科体系问题的探索》，《近代史研究》2005年第1期；井建斌：《正确评价中国近代史研究的现代化取向——与李文海、张海鹏、龚书铎等教授商榷》，《社会科学论坛》2005年第5期；周东华：《正确对待中国近代史研究的“现代化范式”和“革命范式”——与吴剑杰、龚书铎等先生商榷》，《社会科学论坛》2005年第5期；袁伟时：《现代化与历史教科书》，《中国青年报》2006年1月11日；龚书铎：《评〈现代化与历史教科书〉》，《中华魂》2006年第3期；郑清坡：《评〈现代化与历史教科书〉》，《高校理论战线》2006年第10期；《上海新版历史教科书弱化革命和战争引发激辩》，光明网2006年9月18日，http://guancha.gmw.cn/show.aspx?id=784；朱学勤：《上海历史教科书是个进步》，中国历史课程网2006年10月15日，http://hist.cersp.com/jcyj/jcll/200610/4075_4.html；《历史学者朱学勤的奇谈怪论令人费解》，新华网2006年10月19日，http://news.xinhuanet.com/comments/2006-10/19/content_5222153.htm；《淡化毛泽东? 上海历史教科书主编：美媒体歪曲报道》，人民网2006年9月28日，http://media.people.com.cn/GB/40606/4867929.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