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3年，有一个青年从武汉大学经济系毕业。他拒绝了俸禄优厚的中央银行的聘约，怀着研究学问的坚定意愿，进入中央研究院社会科学研究所当一名研究生。那里的薪俸菲薄，条件艰苦，没有象样的工作环境，可他却安于清贫。在四川的一个偏僻山村中，度过了漫长的岁月，潜心研究中国的经济问题。

他，就是中国经济史学家汪敬虞先生。

汪敬虞，又名汪馥荪，1917年7月20日出生于湖北圻春。1937年考入武汉大学，1943年毕业。1943年至1945年在中央研究院社会科学研究所任研究生，1946年改任助理研究员，1949年10月任中国科学院经济研究所助理研究员，1955年改任副研究员，1979年改任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研究员，直至现在。汪先生还是民盟成员，全国政协委员。他以学者的身份积极参加国家的政治活动。

汪敬虞在大学期间，就表现出了一个社会科学研究工作者的气质和素养。从1942年开始，他在认真攻读大学课程的同时，以极大的兴趣开始研究国际金融问题，在重庆的《金融知识》杂志上先后发表了《纽约金融市场之分析》、《联邦准备制度信用统制论》等文章，对美国的金融制度作出了颇有见地的分析。此外，他还写了一些介绍金融和经济学知识的文章。

在中央研究院工作逼冢?艟从葜饕?芯恐泄?ひ瞪??Ｔ谖妆θ?鞅嗟摹吨泄??袼?谩罚?933）一书中，他担任其中工业部分的研究。该书于1947年出版。在中国经济学界，这是一部有代表性的、有影响的著作。当时，关于中国国民收入和工业发展水平的研究很少，这部著作是最为完备和精细的。一直到今天，中国近代经济史研究工作者们仍然不时需要引用这一部书的研究成果。

在中央研究院时期，汪敬虞还用英文发了专著《中国的工业生产，1931-1946》（《China’s Industrial Production, 1931-1946》）和论文二十余篇，其中有在英国皇家经济学会英文杂志《经济学报》（The Economic Journal）上发表的《战前中国工业生产与就业》（《Industrial Production and Employment in Prewar China》）以及在国内发表的《战前中国工业生产中外厂生产的比重问题》和研究抗日战争时期华北等地工业生产的系列文章。

汪敬虞在半殖民地半封建中国经济的研究中，得出中国必须走社会主义道路的结论。1949年初，他在报纸上撰文指出：“中国需要社会主义”，而“社会主义和计划经济是不能分开的”，有人主张实行“自由竞争的社会主义”，这在当时的中国是行不通的。他列举了三条理由：第一，中国在当时是一个资本贫乏的国家，实行自由竞争的社会主义会“带来资本的浪费”，因此“中国经济建设的初期，绝对不需要”；第二，中国人口众多，劳动力的“周密与合理的安排”是一个很大的社会问题，这个任务不是自由竞争的社会主义所能解决的；第三，中国人民的生活水平很低，多数人只求温饱，消费需求种类简单，需求变化复杂的，只是极少数人，因而无需借自由竞争的市场来体现消费需求的变化。[1] 这个意见，是从对中国国情的具体分析中得出的结论。在当时，一个年轻的经济学家能够提出这样的意见，是难能可贵的。

如果说，汪敬虞在全国解放之前认定“中国需要社会主义”主要是他个人悉心研究中国经济所得出的结论的话，那么在全国解放之后，他通过认真学习马克思主义理论，这种认识就更为深刻了。1953年，他在《人民日报》上发表了一篇题为《旧中国为什么不能实现国家工业化》的文章。文章剖析了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对中国民族工业的压迫和阻挠。他指出：“历史的现实证明了毛主席的科学的结论，教育了中国人民，只有根本改变半封建半殖民地的中国为独立、自由、民主和统一的中国，才可能得到真正的工业化。”[2] 在这篇文章发表之前，当时在《人民日报》主持工作的邓拓同志曾亲自审阅了文稿，并提出了意见。发表以后，《中国建设》和《人民中国》以及国外一些报刊作了转载，产生了比较广泛的影响。

解放后，汪敬虞在中国近代经济史领域的研究成果是非常丰富的。1957年，他汇编的《中国近代工业史资料》（第二辑）出版了，这部近百万字的资料巨著是一部比较完备、学术价值很高、很有影响的书。出版以后，国内外都有所评论和介绍。

一、有关中国资本主义的专题研究

在掌握大量资料的基础上，汪敬虞做了许多专题研究。从1953年至1965年，他在《历史研究》、《经济研究》、《新建设》和《学术研究》等杂志上发表了多篇论文，其中研究中国资本主义的主要有：《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的中国民族工业》、《五四运动的经济背景》、《关于中国第一代产业工人斗争的资料》、《关于继昌隆丝厂的若干史料和值得研究的几个问题》、《关于资本主义萌芽问题的方法论》和《从上海织布局看洋务运动与资本主义发展关系问题》等；研究外国在华资本的主要有：《十九世纪外国银行在中国努力的扩张及其对中国通商口岸金融市场的控制》、《关于十九世纪外国在华船舶修造工业的史料》、《十九世纪外国在华的工业投资》等。这些论文提出了新的史料和新的观点，开掘既深，又每每阐述了研究中所碰到的一些新问题供大家讨论，因而使人们耳目一新。

打倒“四人帮”以后，汪敬虞研究工作进入旺盛的新时期。在1979年以后的几年中，他的专著《十九世纪西方资本主义对在中国的经济侵略》、《唐廷枢研究》和《赫德与近代中西关系》相继出版。他还在《中国社会科学》、《历史研究》和《近代史研究》等杂志上发表了论文《试论中国资产阶级的产生》、《再论中国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的产生》、《论中国资本主义两个部分的产生——兼论洋务企业和中国资本主义的关系问题》、《略论中国资本主义产生的历史条件》、《关于民族资本现代企业发生问题的讨论》等等。其中《十九世纪西方资本主义对中国的经济侵略》和《唐廷枢研究》两书受到国内学术界的好评。《再论中国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的产生》一文获得《历史研究》第一届优秀论文的奖励。

汪敬虞是中国经济史学界的知名学者，但他为人虚怀若谷，处世谦让。他工作认真，一丝不苟。对于别人向他请教的事，他急人所急，尽力相助，他抽不出时间来整理自己的一部书稿，却花了大量时间替别人看稿，哪怕是洋洋百万言的鸿篇巨著，他总是认真阅读后提出十分具体和中肯的意见。对于自己的研究生，他循循善诱，把自己的研究心得和研究方法传授给他们，处处为他们考虑，主动为他们创造各种条件。他花了很多时间和精力为别人（包括自己的学生）修改稿子，发表时却不肯署上自己的名字，他总说这是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的传统。

汪敬虞治学严谨，他宁肯在荆棘丛生的悬崖峭壁上攀登，而不愿走平坦省事的所谓“捷径”。他的大部分研究工作，是一般人看不起的所谓资料工作，他乐意为从事研究工作的人整理一些比较可用的资料。他是以协助巫宝三从事中国国民收入的估计开始自己的研究工作的，为了使自己所分担的中国工业生产部分获得得比较精确的数字，他不避烦难，从零碎的资料中，整理出比较完整的统计，而不愿图省事，采用笼统估计的办法。例如，关于抗日战争前中国工业生产的外厂部分，有人以外厂资本为华厂资本三倍为依据，估计外厂生产也相当于华厂生产的三倍左右。汪敬虞认为，这样估计虽然省事，但未必符合实际。因为，第一，当时对外厂资本和华厂资本的估计本身就不完整，而且在已有的估计中，两者的范围也不一致；第二，资本额的增加与生产额的增加并不能构成正比例的关系。[3] 他宁可一家企业一家企业地收集资料，日积月累，不断补充和修正，而不愿作过于粗疏的估计。

当然他并不排斥合理的估计。鉴于中国历史上遗留的统计资料的贫乏，可靠性又极低，他认为大力搜集整理统计之外，还应该容许用合理的估计数字对客观的经济形势，特别是宏观方面的经济进行估量。所谓合理，就是这种估计既有充分的事实根据，又有严密的逻辑推理。这也是需要切实认真花点力气去做的工作。举例而言，近代中国广大的手工纺织业的纱、布产量，现有的材料使我们没有可能一家一户进行统计。在这种情况下，合理的估计，应该是允许的。例如，从有统计可稽的全国棉花产量、棉花进出口量，纱厂用棉量以及有可能进行估计的棉花直接消费量等方面，估计手工纺纱所用的棉花数量和棉纱产量，再进而从厂纱和手工纺纱数量以及棉纱的进出口和直接消费等方面，估计手工棉织业的用纱量和棉布产量。估计的结果，往往同实际的情况，大体上吻合。因此，他认为，如果两方面努力，齐头并进，中国经济史研究中计量问题，也许会得到比较有效的解决，而中国经济史的研究，也将得到顺利和正确的开展。

汪敬虞的严谨学风还表现在他从不掩饰自己工作中的失误和不足之处。象大多数有才能有学问的人一样，在他对自己作估价时，看得更多的倒是自己的不足之处。他在五十年代初期，曾经和郭沫若、张仲实两位前辈在古史方面有过接触，一是他1951年曾为郭老查考希腊黑劳土（Helots）的身份地位，[4] 一是1952年曾为张仲实先生所译的《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一书根据英译本进行校核。这两项工作都得到两位前辈的称许，但他始终认为自己担任这两项工作并不相称，唯恐产生误差有负重托。1953年他又受严中平先生之命合作翻译马克思论中国的几篇评论。[5] 在翻译过程中，他深深感受到，要准确地翻译马克思的著作，需要博大精深的理论修养和知识结构。他不满意自己的工作。该译稿曾请北京大学向达教授校阅，向达写了一篇译后记，对有关史实作了详尽的论述[6] ，这使他亲身感觉到前辈学者的渊博恢弘，同时也感觉到自己的不足。他认为在他所编的《中国近代工业史资料》和参加编辑的《中国近代经济史统计资料选辑》中，存在一些不足和失误，他多次计划作彻底的修改补充，始终未能如愿，因而经常感到不安。

汪敬虞对自己的要求很高，他的研究成果也极为丰富。他在中国近代经济史研究中是做出了重要贡献的。在这门学科的五个方面，他做了开拓性的工作。现扼要介绍如下。

二、研究工作中的开拓性

第一是资料建设。汪敬虞为收集和整理中国近代经济史资料倾注了大量心血。他编的《中国近代工业史资料》（第二辑）勾勒出了 1895至 1914年中国资本主义工业的基本轮廓，使读者能了解外国在华工业资本、官办工业资本和中国民族私人工业资本的基本状况及相互关系。这为中国近代经济史的研究做了一件极有益的基础工作。

1959年和1962年，汪敬虞和其他一些同志为编写《中国近代经济史》（ 1840－1895年），曾两次到上海收集资料，前后工作一年以上。上海是近百年帝国主义侵华的主要基地，也是旧中国资本主义经济的中心城市。在上海藏有大量的历史文献。他们在上海期间，先后共收集到中西文资料数百万字，受到学术界的注意。对此，1962年上海《文汇报》专门作了报道。[7]

汪敬虞对资料的收集从不满足，始终孜孜以求。他常常教导他的学生说，要做好中国近代经济史的研究，一定要扎扎实实地先做资料工作，否则就没有发言权。当然，他并不主张单纯为资料而资料，而是坚持理论概括必须建立在大量资料的系统分析和综合的基础上，才更加具有雄辩的说服力。

第二是关于外资侵华的研究。汪敬虞在这方面的研究成果有《十九世纪西方资本主义对中国的经济侵略》、《赫德与近代中西关系》两部专著和上面提到的一些论文。《十九世纪西方资本主义对中国的经济侵略》是一部着重分析历史过程的专著，涉及到外资侵华的每一个方面。这部四十三万六千字的著作由十七个相对独立的专题组成，是迄今我们所能见到的关于研究十九世纪外资侵华过程的最为完整和详尽的著作。

中国近代经济史研究中，甲午战争是一个分期点，因为马关条约第一次规定了外国在华的设厂权。甲午前，外资侵华是处于商品输出的阶段，甲午后则跨进了资本输出的阶段。但是历史过程是不能用简单的分期标志来取代的。他的研究从两个方面充分展示了历史过程的复杂性和丰富性。第一是关于暴力掠夺。鸦片战争以后，西方侵略者获得了他们所要求的条约口岸，获得了有利于推销外国工业制品的协定关税，还获得了保护外国在华商人身家财产的治外法权。若从抽象的概念出发，逻辑的结论应是贸易的扩大和外国商品的占领中国市场，应是外国商人按条约的规定从事正常的贸易，因为条约已经提供了他们所要求的一切。但事实却并不如此简单。中国的市场并没有一下子完全打开，外国商人的活动并没有受条约的限制。非法的、破坏中国主权和采用暴力的掠夺，这是鸦片战争以后一个相当长的时期以内外国资本主义入侵中国的一个特点。它出现在十九世纪四十年代以后的中国，却带有十六至十八世纪早期殖民主义对殖民地的暴力掠夺的色彩，它同资本主义世界以所谓合法贸易的方式打开中国市场，有着明显的区别，但它同时又是资本主义打开中国市场的所谓正常贸易的补充。没有鸦片走私，正常的合法贸易，在一个时期以内，就无法开展。又是正常贸易，又不是正常贸易，不看到这一点，就不可能对西方资本主义通过商品输出侵入中国的特点，有一个合乎实际的分析；就不可能对鸦片战争以后西方资本主义对中国的入侵，得出一个合乎逻辑和历史过程的结论。第二是关于资本输出。外国对中国的资本输出是马关条约签订以后才大量出现的事实，但在这之前，外国在中国已有企业投资和借款活动。单是工厂一项，就有一百九十一个单位，资本累计合银元将近两千万元。各西方国家对中国的财政和实业放款，初步统计，前后共有四十三笔，累计合库平银四千六百万两。这里出现了资本在百万元以上的香港黄浦船坞公司和中华火车糖局，出现了曾经垄断中国内河和沿海船运的怆和、太古轮船公司，出现了以海关洋税、地方藩库收入乃至各种产权作为抵押的借款。这就说明：在马关条约签订前，西方国家对中国已有资本输出。但马关条约前的借款和企业活动，同条约签订后的资本输出有很大的不同。借款期限短，而且数额也有限，属于临时周转的性质。采矿是为了适应航运的需要，也就是贸易的需要。工厂企业，就几个重点部门而言。他们的主要目的，也都是为了扩大贸易的掠夺，而不是为了输出过剩的资本。这个时候，外国在华工业的两大部门——船舶修造和出口加工，一个是为了便利轮船的运输，一个是为了加速原料的掠夺。可见工业投资的步伐，也是紧紧跟着贸易的步伐的。所以，甲午前外国在华企业活动和借款，既是资本输出，又不是资本输出，这也是合乎逻辑和历史过程的结论。[8]

如果说，《十九世纪西方资本主义对中国的经济侵略》是从面上来把握当时的历史过程的话，那么《赫德与近代中西关系》则是以一个典型人物为中心，作辐射状的研究，以此来深刻地展现外国侵华的历史过程。赫德是中国近代史上一个举足轻重的人物。他从1863年起，正式担任海关总税务司，1908年离职以后，依然保留这个头衔，一直到他死去之日。在西方有关中国近代史的著作中，有所谓“赫德中心论”这样一种说法。他们美化赫德，歪曲历史。这是对中国人民历史的挑战。《赫德与近代中西关系》就是为了接受这个挑战而撰写的。全书以丰富的史实，揭示了赫德在中国海关的罪恶活动，揭示了他插手西方国家对中国的贸易掠夺，插手西方国家对中国的投资掠夺，还参预了他们在中国的非法的暴力掠夺的罪行。该书还揭示了赫德插手这一切活动时所表现出来的特点。他参领了同样的活动，却往往表现出各种不同的形式。他采取了比较隐蔽的手段，容易迷惑人们的视线。他把许多非法活动加以所谓合法化（如鸦片走私、苦力掠夺）。他把许多侵犯中国主权的活动打扮成维护中国主权的行为（如港口引水）。他把他的所有活动都说成是“为中国多办好事”。《赫德与近代中西关系》对赫德活动的特点进行透视，揭示了这个历史人物的本来面目。[9] 可以说，《十九世纪西方资本主义对中国的经济侵略》和《赫德与近代中西关系》是姊妹篇，前者从各个侧面来研究，后者则以一个人物为中心来研究，两者互为呼应，相得益彰。

三、关于买办的研究

第三是关于买办的研究。汪敬虞在这方面的代表作是专著《唐廷枢研究》，此外在一些文章中也涉及买办问题。

在《唐廷枢研究》中，他研究了唐廷枢的生平。他不同意以往有关研究中的扬郑（观应）抑唐（廷枢）之论。有人认为唐是地地道道的“洋务派集团中的人物”，“属于买办性的大资产阶级”，而郑则代表新兴的民族资产阶级。作者认为，唐廷枢和郑观应有许多相同的地方。主要的一点就是他们都是由买办而投身于洋务企业。至于两人的不同之处，在思想理论方面，郑观应固然比唐廷枢看得深远，他的著作写了唐“看不到也说不出的东西”，但在社会实践和实际效果方面，唐是高郑一筹的。[10]

作者以唐廷枢的生平为中心线索，生发开去，精辟地阐述了买办研究中的几个重要理论。作者科学地论证了买办的双重身份。书中指出：“洋行要求买办，首先必须是一名商人。”买办不仅是洋行的雇佣者，同时又是有自营生意的商人；不仅是货物的经纪人，同时又是货主。买办不仅兼有商人身份，他还是一个特殊的商人。他和他的主子做同样的生意，但是这里却不存在真正的竞争。相反，从总的方面看，他却受到主子给予的保护和便利。他有自己的一套完整的商业机构，却往往利用他的主子的名义，打着他的主子的招牌。他是洋行控制中国市场的忠实助手，同时又和通商口岸的钱庄银号、内地的行商坐贾结成巧妙的联盟。他做的是无本生意，但同时又有最充足的资金。他和其他商人一样，害怕封建王朝的勒索，却又从这种勒索中取得其他商人所不能获得的好处。总之，他是半殖民地上特有的商人，他有着一般商人所没有的特殊地位和身份。[11] 这是作者在买办研究中的新建树。

从双重身份的研究，作者得出了买办财富主要来自其自营商业的重要论断。这同过去一般所认为的买办收入主要来自佣金的说法是不一样的。作者指出：十九世纪六十年代中期以前，洋行与买办之间，佣金制度还没有正式建立。当时有许多洋行宁愿支付固定的工资，而不愿买办在生意中抽取佣金。六十年代中期以后，佣金制度逐渐建立起来。最初买办的佣金，一般为2％，其后由于竞争，佣金趋于下降。到了六十年代后期，有的仍能维持2％，有的则已下降到1％。从七十年代开始，一直到八十年代终了，1％的佣金率已成为普遍的现象。到九十年代初，则进一步下降为0.5％以至0.25％。从 1865至 1894年的三十年中，贸易总额累计为四十九亿海关两。三十年间，佣金的数额按最高的比例计算，即使全部进出口贸易都经买办之手，并且都抽取佣金，也不到一亿两；如按最低的比例计算，则不过一千二百万多两。这个数目，显然不足以构成数以千百计的买办的暴发财富的主要部分。[12] 作者认为，买办以其特殊身份所从事的自营商业是他暴富的主要途径。

作者还论证了在中国资本主义的发生时期，买办资本大量向民族资本转化的史实。作者以丰富的史实说明：中国最早的一批资本主义现代企业的资本，有相当大一部分是由买办资本转化而来。接着，作者分析了为什么买办比甚至积累了更多财富的官僚、地主和旧式商人更愿意投资于资本主义新式企业的原因。作者指出：买办之所以最先投资新式企业，最主要的原因，是他最先接触了资本主义的剥削方式，是他的资本最先享受了这种剥削方式的“果实”。他的资本运动和他的主人——外国资本家的资本运动，保持亦步亦趋的关系。追求最大利润的原则，在作为外国掠夺者的工具的买办资本的身上，同样起着支配的作用。作为外国侵略者的贸易掠夺的工具，买办在分取佣金之外，还建立了自己的商业机构，从中分取更多的商业利润。当外国侵略者从流通领域扩大到生产领域，从贸易活动扩大到投资活动的时候，买办也自然而然地在附股外国企业之外，又建立起自己的企业，从而取得更多的企业利润。买办资本从流通领域向生产领域的转化，从附着手外国企业到自办企业的转化，这并不是出于什么买办的爱国心和民族感，但是它代表着买办资本向民族资本的转化，是历史的进步。同时，它又使新生的中国资本主义企业和外国资本势力不能不发生先天的依存关系。[13]

对于买办投资或经营官督商办企业的评价，作者也坚持了实事求是的分析态度。书中指出：官督商办的企业，不只限于发展官僚资本一个前途。这里存在着化官督商办企业为官僚私产的力量，又存在着反对把它化为官僚私产的力量。在这个不断反复的斗争中，人们可以清楚地看出：对官督商办企业寄托发展民族资本的希望的人，也包括投资于这些企业的买办人物在内。[14]

第四是关于中国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发生的研究。汪敬虞在这方面的作品有《试论中国资产阶级的产生》、《论中国资本主义两个部分的产生——兼论洋务企业和中国资本主义的关系问题》、《关于民族资本现代企业发生问题的讨论》、《略论中国资本主义产生的历史条件》、《中国资本主义现代企业的产生过程》、《中国近代手工业及其在中国资本主义产生中的地位》等文章。经济史学界有许多人的意见认为：由于官僚资本与民族资本的性质不同，因此，两者的产生也必然沿着截然不同的途径。从早期的洋务派企业到北洋军阀官僚资本以至四大家族的形成，这是官僚资本主义发生和发展的一条途径。而早期的民间近代企业，则是继承封建社会中的资本主义萌芽来的，由此而发展为民族资本主义。对此，他做出了不同结论。他以煤矿、纱厂、云南铜矿、四川盐井等行业的情况为例，论证了在中国现代工业产生的十九世纪七十年代，许多部门中原有的手工业，并没有发展成为使用机器生产的现代工业。中国手工工场向大机器工厂过渡，不是发生在大机器工业出现之前，而是发生在大机器工业出现之后，这是中国资本主义产生的一个重要特点。这个特点的产生是由于中国小农业和家庭手工业的结合特别坚韧。十九世纪七十年代前后，在为外资掠夺原料、推销成品服务的行业（如广东的统一缫丝业、上海的船舶修造业等）中，出现手工业向机器“过渡”的可能性、但深入的研究表明，从经营者、资金、机器、技术等诸方面看，新式的机器工业都不是资本主义萌芽的进一步发展。因而，从资本主义萌芽到早期民间近代企业不可能是大量的，更不可能是主要途径。也就是说，两者之间并无直接继承性。至于洋务派企业，也不能简单地把它们看作官僚资本主义的起点，因为官督商办企业中始终存在着两种力量和两个前途的矛盾斗争，有些官督商办企业后来演化为商办企业。[15] 他认为，为了证明一脉相承，而把洋务派的企业说成是国家垄断资本主义的企业，这是来自一种没有根据的简单类比的结论。

汪敬虞认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中产生的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有大的和中小的不同，也就是有官僚、买办资本和民族资本的区别。但是，承认这两种截然不同的资本的同时存在，并不一定意味着它们的产生，也沿着截然不同的途径。也就是说：要看到过程的复杂性，不能简单化，一刀切。中国民族资本企业的产生，经历了三个不同的途径，也可以说三种不同的类型。他以缫丝工业为例，说明在中国民族缫丝工业的发生过程中，既有纯粹商办缫丝厂的设立，也有洋行买办附股外商丝厂和洋务派官办丝厂的转化。这三种途径带有普遍性。也就是说，在事物的过程中，分化和转化带有普遍性。[16]

汪敬虞认为，在现有的中国近代经济史的专著中，谈到现代企业产生的历史条件，几乎无一例外地从商品市场、劳动力市场和货币财富的积累三个方面进行分析。这是需要的。但这种分析不能从概念出发，不能像分析西方国家那样来分析中国，因为中国的社会条件不同，一定要从半殖民地半封建中国的特殊的社会历史条件出发来进行研究。另外一个重要问题，则几乎成为所有的研究者所忽略的一片空白，这就是从生产力的变革方面去研究中国资本主义现代企业的产生。生产力的研究，也就是用什么生产工具进行生产的研究。这是区别各种经济时代的最后根据。在这方面，他研究了外国技术的引进同中国资本主义发生的关系。[17]

汪敬虞对中国资产阶级的产生的研究，主要考察的是形成的过程。他认为，中国封建社会中的工商行业，在外国资本主义入侵的条件下，面临着两种不同的变化。一是受到外资的排挤和打击，从而走向衰落，甚至遭到淘汰；一是转而适应入侵的资本主义的需要，从而得到保存，甚至还有所发展。前者如海运，后者如钱庄。从入侵者这方面而言，它对入侵道路上的障碍固然要加以打击和扫除，但对能为它所用、受其操纵指使、以收更大的掠夺实效的，也不排斥对它的扶植和利用。而无论打击、排挤，还是扶植、利用，它的目的都是要使中国经济结构的变动适应它的侵略需要。在中国经济结构的变动中，一般地说，受外国资本主义入侵的排挤打击的中国商人，对入侵的资本主义来取抵制禁拒的态度；而适应外国资本主义入侵需要的，则采取迎合效力的态度。这是总的趋势，当然具体情况是复杂的。这样，进入七十年代以后，中国原有的工商行业和集团，在对待新生的资本主义企业的态度上，自然而然地出现明显差异。中国第一代工、矿、航运企业的资本家，正是从对新生的资本主义持积极态度的社会集团中产生的，而买办和新式商人则比其他社会集团具有更明显的投资倾向。[18]

第五是关于旧中国工业资本发展水平的研究。在巫宝三主编的《中国国民所得，1933》一书中，汪敬虞承担制造业部分的研究。当时的经济统计研究所有一个关于1933年中国工厂生产的统计。但这个统计有三个主要遗漏的地方：未包括外厂、未包括东北和一些边远省份的工厂，未包括发电、货币制造、影片制造等工厂。汪敬虞的统计则补充了这些遗漏，并作了其它一些修正和补充。做出了一个比较完整和准确的统计。在英国皇家经济学会主办的英文杂志《经济学报》上发表的《战前中国的工业生产和雇工状况》一文中，作者把1933年中国工业发展水平周西方国家作了比较。他还对抗日战争时期华北的工业生产发展水平作过很深入的研究，主要论文有：《战争华北工业资本与生产估计》、《战时华北工业生产指数》、《战时华北工业资本、就业与生产》等。这些工作在当时都是具有开拓性的。

第六是关于中国近代经济史中心线索的探讨。这方面的代表作是《中国资本主义的发展和不发展》[19] 。过去流行的中国近代史的中心线索是所谓“三次革命高潮”，即太平天国起义、义和团运动和辛亥革命。近年来许多学者提出异议，认为应该把中国资本主义的发展看作是中国近代史的中心线索。汪先生则在此基础上更深入一步，认为不仅要研究中国资本主义的发展，而且要研究它的不能充分发展及其原因。这种不能充分发展，不仅表现在资本主义的总体水平上，而且表现为点与面的不协调，表现为点上的发展与面上的不发展并存的局面，先进的工业与传统的农业长期并存，机器大工业与手工业长期并存。汪先生认为，研究中国近代资本主义的发展与不发展，不仅能更为准确地认识中国近代史，也能启迪我们对当前现实的反思，因为这是认识中国国情的基础。

汪敬虞在中国近代经济史领域取得了丰硕的研究成果，但他的研究热情并未稍减。他现在正主编《中国近代经济史》（1895－ 1927年），今后还准备对自己过去所编的一部有关外国在华银行的未刊稿重新进行整理，并编写一部关于中国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发生问题的论集。从发表第一篇学术论文到现在已经有四十多年。他在从事研究工作三十周年时，曾经写过两句诗，叫做：“头白谁堪老，书陈纸尚新。”他经常以此自勉。现在汪敬虞每日仍伏案工作，兢兢业业、孜孜不倦地在中国近代经济史研究的百花园中辛勤耕耘着。

注释：

[1] 汪馥荪：《论自由竞争的社会主义》，上海《大公报》1949年1月16日和17日。

[2] 汪敬虞：《旧中国为什么不能实现工业化》，《人民日报》1953年5月21日。

[3] 汪馥荪：《战前中国工业生产中外厂生产的比重问题》，《中央银行月报》新2卷3期，1947年。

[4] 见郭沫若《奴隶制时代》第111—112页，人民出版社，1954年版。

[5] 见《新建设》1953年第5—6期。

[6] 见《光明日报》1953年11月28日《史学》。

[7] 《文汇报》1962年7月5日第3版《学术之窗》。

{8} 汪敬虞：《十九世纪西方资本主义对中国的经济侵略》序，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

[9] 汪敬虞：《赫德与近代中西关系》引言，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

[10] 详见汪敬虞《唐廷枢研究》“结束语”，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3年版。

[11] 汪敬虞：《唐廷枢研究》“几个值得研究的问题”之（五），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3年版。

[12] 汪敬虞：《唐廷枢研究》第116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3年版。

[13] 汪敬虞：《唐廷枢研究》“几个值得研究的问题”之（六），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3年版。

[14] 汪敬虞：《唐廷枢研究》第146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3年版。

[15] 汪敬虞：《论中国资本主义两部分的产生——兼论洋务企业与中国资本主义的关系》，《近代史研究》1983年第3期；《再论中国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的产生》，《历史研究》1983年第5期。

[16] 汪敬虞：《关于继昌隆丝厂的若干史料和值得研究的几个问题》，《学术研究》1962年第6期；《关于民族资本现代企业发生问题的讨论》，《近代史研究》1982年第1期。

[17] 汪敬虞：《略论中国资本主义产生的历史条件》，《历史研究》1984年第2期。

[18] 汪敬虞：《试论中国资产阶级的产生》，《中国社会科学》1981年第5期。

[19] 《历史研究》1988年第5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