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台铭过去习惯于一切尽在掌握。几年前，鸿海(Hon Hai)开年会时遇到地震，投资者吓得大声尖叫，打断了他的讲话，身为公司创始人和董事长，郭台铭只是板着脸，寥寥几语就让会场安静了下来。他说：“不过是一场地震！”

这种作风贯穿鸿海上下——作为全球最大的电子代工厂商，鸿海也以其商标名富士康(Foxconn)闻名。二十年来，鸿海在运营上一直遵循三条原则：权威、控制、纪律。

而现在，并非一切都在控制之中。一连串的自杀事件动摇了郭台铭制造业王国的根基——位于中国南方城市深圳、拥有30万员工的厂区。年初以来，12名员工先后从跳楼自杀；其中10人身亡——过去一周就死了3人。

这些死亡事件令富士康的工作条件饱受抨击。人们还推而广之，将矛头指向整个中国南部地区。在工厂遍布的华南地区，富士康是中国这个“世界工厂”的象征。“世界工厂”同时体现了中国制造业奇迹最好和最糟的一面，还代表着铸就这一奇迹的广大农民工。

对于中国南方的工作条件，国际上早有争议。一些西方服装品牌，如Timberland和耐克(Nike)，以及从该地区低廉生产成本中获益的跨国零售商，如沃尔玛(WalMart)，都在海外受到了批评。但富士康的死亡事件在中国国内引发了一场更广泛的争论。富士康和当地政府均表示，每一起死亡事件的背后都存在个人原因。但批评人士指出，压力大和孤立的工作环境加大了自杀风险。全国各地的学者、劳工维权人士和年青人，都把自己的国家比作工业革命时代不重人性、只追求进步和利润的社会。

“富士康让我想起卓别林(Charlie Chaplin)的《摩登时代》(Modern Times)。”某网络论坛的一封匿名帖子称，“它揭示了一个人类沦为庞大机器齿轮的世界。眼下这里正在发生的，不正是这种情形吗？”另一篇帖子写道：“这不仅仅是富士康的危机，也是我们的危机、我们的悲剧。”

富士康的客户们越来越坐立不安。上周拒绝就自杀事件置评的索尼(Sony)，如今加入了惠普(HP)、戴尔(Dell)和苹果(Apple)的行列。5月28日，索尼宣布，将重新评估其生产伙伴的工作环境。不过，分析师表示，作为全球电子产品生产链的支柱，富士康不太可能因此丢失订单。

在北京中国人民大学的杨立雄看来，富士康自杀事件从侧面体现出一个更大的社会经济问题。他指出，虽然中国从全球化中受益，但中国工人并没有受益。他表示：“我们国家在和别人拼最低价，因为我们唯一的优势就是廉价劳动力。因此，我们的发展建立在众多血汗工厂的基础之上。”

这种论点并不新颖。事实上，北京和广东省（富士康总部所在地）政府的高级官员均曾表示，中国必须改变发展模式，转向更高端、更可持续的经济活动。

但杨立雄教授表示，这样的改变很难落到实处，因为中国衡量官员绩效主要看经济增长状况。他表示：“这意味着，地方政府具有压榨工人、扶持盈利企业的动机。要想改变，唯一的办法是把政策着眼点放在底层人民的需求、而不是上层人士的需求上。”

这种情况短期内不太可能出现，因为中共当局毫无推行民主的意向。不过，政府目前正紧张关注着富士康的事态发展，力求避免发生骚动。5月28日，中国媒体得到指示：不准大肆报道此事。

5月28日，富士康宣布，计划将员工工资上调20%，以平息事态。目前富士康工人的月基本工资为950元人民币（合139美元），算上加班工资，多数工人每月可挣到2000元左右。富士康的全球业务模式，是基于遍布中国各地并延伸到海外的巨大制造基地，其全球员工多达80万人——这个体系必须如时运转，不容许出现故障或传出负面消息。

诺基亚(Nokia)手机、iPod、惠普电脑、索尼的PlayStations游戏机和数码相机——这些产品大部分由代工厂商生产，而去年营收1.959万亿元新台币（合610亿美元）的富士康，则是其中最大的一家。

郭台铭走到这一步，经历了漫长的过程。1950年，郭台铭出生于一个从大陆逃到台湾的人家。他毕业于一家海事专科学校。1974年，他向母亲借了一笔钱，开办了一家塑料加工厂，生产电视机用的零件，后来业务扩大到个人电脑领域。其后，郭台铭与戴尔等外国企业签署了产品组装合同。1988年，当台湾劳动力成本开始节节攀升时，郭台铭把此项业务转移到了大陆。

在数十年的扩张和多样化过程中，有一点一直没变：郭台铭始终严密掌控着企业的方方面面。

这在一定程度上得到了商业逻辑的支撑。构成富士康客户基础的知名电子产品企业，对保密性的要求很高。由于相互竞争品牌的产品很可能出自同一条生产线，只有确保任何设计或技术细节都不会泄漏到工厂之外、或为其他品牌所知，富士康才能赢得客户的信任。因此，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富士康一直拒绝外部人员进入工厂。现在这条规定已经有所放松，但来访者仍然要遵守严格的限制规定。“可以说我们在一个高度安全的环境下运转”，富士康一位高管表示。“或许这就是为什么郭董成了一个控制狂。”

郭台铭成功打造出了全世界最精密的制造机器之一，因此他相信，没有谁比自己更懂得如何运营一家工厂。对于所有的批评声音——无论是来自车间工人、董事会同僚还是投资者——他都置若罔闻。他会在鸿海总部简陋的员工餐厅里搭设的讲台上，向分析师或记者发表演讲，这些演讲让人对他感到敬畏。鸿海总部位于台北郊区沉闷枯燥的土城。而在管理层会议上，如果他认为高管提出的问题很愚蠢，就会让他们罚站。

在公司等级阶梯的更底层，生活都受到非常严格的管制。富士康的工人们每天可免费享用三餐——由亚洲最大的厨房准备——但必须在特定时间、去特定的一家餐厅就餐（厂区内有好几家餐厅）。“否则，后勤部门根本无法同时为这么多人提供食物，”富士康的发言人刘坤解释道。

近90%的工人都住在公司提供的宿舍里，宿舍的门必须时刻保持关闭。在部分生产线上，连工人什么时候能上厕所都有限制。

尽管富士康的工作条件显然十分苛刻，但人们对这里的工作还是趋之若鹜。“在富士康工作不是特别糟糕，”现年28岁的前富士康员工青桐表示，她刚刚出版了一本讲述自身经历的书。“条件比其它多数工厂都好。”青桐现在正在休息，专心照料孩子，她希望以后再工作，但想当一名作家。她没有文凭，但表示自己系统学习过很多科目——在公司的图书馆和网上。

然而，尽管深圳招工中心外每天仍然有成千上万的农民工排队，观察人士表示，严苛的管理制度将日渐丧失其吸引力。“我们这代人的眼界更加宽广，与我们的父母相比，获取信息的渠道也更多，”青桐表示。“对我们来说，最重要的是实现自己的人生价值，而不再只是忍受。”

1985年至1995年中国独生子女政策鼎盛时期出生的截然不同的一代人，正在步入劳动力市场。“这些独生子女从来没有干过农活，因此与自己在农村的老家并没有强烈的情感纽带，”杨立雄教授表示。“与第一代农民工相比，他们承受压力的能力更低，因此一旦情绪遭遇挫折，就更容易受到伤害。”有些分析师指出，这一点让他们更容易选择自杀的方式。

富士康并不是唯一遭受连环自杀案困扰的大公司。在法国电信(France Telecom)，也连续有员工自杀，今年以来就有11起。上海交通大学精神卫生中心心理危机干预中心研究室主任费立鹏(Michael Phillips)表示，有自杀倾向的人会模仿自己听到或看到的行为，因此世界各地都有类似的群体自杀现象发生。富士康也以类似的论点回应对其工作条件的指责。

上周，郭台铭亲赴深圳处理危机。他陪同数十名媒体记者参观了工厂，并主持了一个由心理学家和社会学专家参与的小组座谈。他在厂区内四处走访，试图与员工打成一片，他甚至下令在建筑物四周安装约150万平方米的安全网。

但就在这位富士康老板离开后数小时，又有一名年轻男性员工跳楼身亡。富士康的管理人员表示，他们已束手无策。

“最新的这一案例，我们甚至已经知道他会跳楼，”一位经理表示。“我们派了另外两个工人睡到他旁边，而且他的同事也试图拦住他。但他使劲挣脱了他们的手，还是跳了下去。我们到底能做些什么？”

译者/何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