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于其独特的跨学科性质，传播学的研究范围从一开始就不仅限于传播过程本身，而是经常扩展到传播在经济活动、政治活动以及其他人类社会活动中的作用。政治传播就是以传播在政治活动中的作用、传播与政治的相互影响、相互关系为研究重点的。
在某种程度上，政治本身就含有传播的意义。在现实政治中，即令是一个拥有占压倒优势的权力的人，也需要将自己的理念、计划、纲领、政策等传播出去、宣示于人，使自己的支持者知道奋斗的方向和步骤；争取更多的同情者；剥夺对手的合法性。所以政治权力在相当程度上体现为一种说服力，一种对传播过程的完美控制，一种对传播技巧的精致讲求。
由不同的社会历史、政治体制造成的政治过程的差异，也体现在政治传播的差异上，如不同的政治过程当中所体现的不同的传播方式，不同的传播方式对政治过程的不同影响等等。但从另一个角度讲，由于在原则上政治传播的研究重点不是媒介本身，而是政治过程之中的人的行为，特别是经由传播而形成的人的集体行为；而人们在认知现实、接受信息时又有相当的共性，因此，我们可以试图通过对某一具体的政治传播过程的研究，发现、总结出若干带有普遍性的规律。
对现实的符号化在政治传播中起着不可忽视的作用。事实上，人是唯一会使用符号的动物,[1] 而语言就是人所创造的最重要的一种符号体系。人们借助于语言来描述现实，也需借助于语言来理解现实或说服他人接受自己对现实的解释。因此,通过语言对现实进行描绘和解释往往是传播过程的开始。
然而语言的解释很难是完全客观准确的，解释本身就是一个带有主观色彩的行动，是对现实的一种重读和诠释。同样的事实可以被赋予不同含义而显示不同的政治现实。如果说对现实的描述和解释就是传播过程的起点，那么传播的有效与否就在于，采用什么样的语言，什么样的解释，而使何种对政治现实的定义被大家所接受，并最后形成传播者所追求的集体的信念和行动。
我们认为，一个有效的解释——传播活动应符合两条最基本的原则。第一，将形式多样的现实符号化、概念化，使之成为可以理解、可以认知、可以解释的现象。换句话讲，就是借助于符号、概念将我们的思维理性化、逻辑化、“科学化”。从一般认识论的角度看，人们很难做到对现实的完全客观、真正全面的描述。即使能够做到，这种描述也不能使他们对事物的认识上升到理性高度，不能透过现象把握本质。因此，人们需要运用若干带有普遍意义的概念来对现实加以条理化、符号化，然后通过这些符号来理解现实。而当我们希望将自己对现实的认识传播出去时，我们同样需要这些概念符号的帮助。事实上，大多数人由于教育程度、知识结构、工作性质、时间等等因素的限制，不能或无暇对所有现实进行独立的、细致的考察、思考，无法将自己的体会上升到普遍的、理论的高度，很多时候甚至并不知道存在着相互冲突的解释和评价。他们更加需要这些抽象化的、普遍化的概念符号来形成自己对某件事的判断。第二，建构一个简单而易于理解的、善恶分明即二元的价值体系，将这些概念符号充填进去。这样，所有的符号就得到了明确的分类：好的/不好的，道德的/不道德的，进步的/落后的，应当做的/不应当做的……。例如“秦香莲”就是这样一个概念符号：一个婚姻不幸的妇女，只须自称秦香莲便可望得到公众的理解、同情及对负心人的谴责，而不必陈述自己不幸的具体细节。
一是将事物符号化，二是进一步将符号化的事物纳入一个明确的价值判断体系之中。如果满足了这两条原则，传播过程就可以是简单而有效的。传播者没有必要向受众陈述事实，而只需向其发出若干概念符号；没有必要刺激他们独立的深层思考，而只需等待他们的条件反射。传播因此变得有效、确定、可以预期。在多数情况下既减轻了传播者的压力，也适应了受众的要求：他们经常需要得到明确的结论，或者可以通过符号体系形成条件反射，迅速导出自己的结论。英国著名思想家柏克（Edmund Burke）在谈到“成见”（prejudge）时曾说过：“因为它们是成见，所以我们珍视它们。……它事先就把我们的思想纳入一种智慧和道德的稳定行程之中而不让人在决定的关头犹豫不决、困惑、疑虑以及茫然失措。”[2]这种成见也就是我们所说的条件反射。
因此在政治传播中，同样的事实，由于贴上了不同的符号，便可以被赋予不同的含义。在这里，语言的力量在于它定义了现实，构成了人们行动的现实基础，尽管实际上这种定义可能根本无法被证实。那些经常提供这些定义的人常常是体制内的权力精英。他们的地位使他们能够控制对政治现实的定义，批准不同的标签，从而控制公众的立场和观点。正如格林（David Green）所说：“谁塑造了对标签的公共理解，谁就塑造了政治文本的性质。政治语言的历史就是一部为塑造对关键词汇的公认意义而战的历史。”[3]“语话权”（power of discourse）在政治中是一项不可忽视的权力。掌握了它的人可以解释政治形势；可以把自己的计划与行动纳入“正确”的符号体系，而把自己对立面的意见贴上“错误”的符号标签；可以通过对政治数据的安排、比喻式的描述、概念式定性等技巧把各个政治事件联系起来，或者赋予某些事物和事件以政治含义。在许多时候，对政治权力的掌握，首先意味着对用符号定义现实的权力的掌握。法国学者高盖尔与格罗塞曾在《法国政治》一书中描写、分析了法国第三共和国时期笼罩在政界乃至民众之中的对“左派”、“左倾”这个符号的偏爱及这个符号的魔力：因为法国大革命的影响、对国家的敌视及对“进步”概念（这也是一个符号）的推崇，所以当时法国主流的政治文化是左倾文化。谁能自我标榜为左派，为自己的纲领贴上“左翼”的标签，谁就有更大的机会受到选民的支持。于是政客及各政党便纷纷以“左派”自居：“法国19世纪政治进程的特征便是‘右翼’政权的不断失败（复辟王朝、七月王朝、第二帝国）与‘左翼’政权的节节胜利。……正如西格弗里德（André Siegfried）所言：‘在理论上讲，右派的一票与左派的一票等值，但在实践中绝非如此。即使左派处于少数地位，但由于左翼标签的特有魔力，也仍然能使自己的意见得以通过。’”[4]在这种氛围之中，一切政治辩论都成为了“左”与“右”的辩论，“左派”意见就自然能占上风，虽然很多问题其实根本不涉及意识形态。许多右翼政党也只得在自己的党名前加上“左派”、“激进”等形容词，虽然他们的纲领与左倾思想根本无关。政治现实符号化的重要性由此可见一斑。
对此我们可以将大跃进运动的理论准备作为一个典型个案加以考察。事实上，这一传播事件正是从将政治现实符号化、以及对定义政治现实的权力的斗争开始的。大跃进运动首先来自高层的“冒进”与“反冒进”之争。这种争论当然不是简单的符号之争，而是反映出党内领导人对中国社会现实的不同判定，以及由此而来的对国家发展策略的不同选择。斗争的最终结果是“跃进”派全面胜利，“反‘冒进’”派迅速瓦解并回归主流，“大跃进”成为中央集体的选择。
一、“冒进”、“反冒进”与“反‘反冒进’”
在第一个五年计划的头三年（1953-1955），我国的社会发展在各方面都取得了显著成绩。与此同时，党内逐渐滋长了一种急躁冒进的情绪，将社会主义建设的任务看得过于简单。[5]毛泽东本人也受到了这种情绪的影响。在1955年10月党的七届六中全会上，毛泽东说：“有人问，将来的趋势如何？趋势就是：大约在十年左右，即三个五年计划左右，基本上建成社会主义。还要加一点，大约五十年到七十年左右即十个到十五个五年计划左右，可以争取赶上或超过美国。……五十年以后会出现一个共产主义的中国。”[6]
他首先严厉批评了邓子恢等人在农业合作化发展速度上的所谓“小脚女人”式的“右倾机会主义错误”。随后，这种批评又扩展到对资本主义工商业和手工业的社会主义改造以及经济建设等方面。于是，农业合作化运动一马当先，资本主义工商业和手工业的所有制改造也急剧加速，3年完成了原来15年的计划。最后，对“右倾保守思想”的批判又扩展到经济建设和文化建设的各个方面。
一时间，批判“右倾保守思想”几乎成为党的文件、领导人讲话以及报刊舆论的核心内容。《人民日报》率先响应毛泽东的号召，在1956年元旦发表题为“为全面地提早完成和超额完成五年计划而奋斗”的社论，其中明确提出了又多、又快、又好、又省的号召。毛泽东还亲自编辑了三册、90多万字的《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一书，并以最快的速度于1956年1月出版。党中央还决定，“把反对右倾保守思想作为党的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的中心问题，要求全党在一切部门中展开这个斗争”。[7]
毛泽东对于国务院在1955年夏天编制的十五年（1953-1957）远景和二五计划的轮廓非常不满意，批评领导机关的思想严重落后实际。1955年11月，他离开北京，在杭州和天津分别同14个省、自治区党委书记共同商定了发展农业生产的17条意见。[8]随后，根据毛泽东的提议，中共中央以农业十七条为基础，于1956年1月发布了《1956-1967全国农业发展纲要（草案）》。《纲要》要求加速集体化，使85%的农户在1956年内加入初级社（1955年是60%），并要求使成熟的低级社发展成高级社，以免阻碍生产力的发展。在农业生产上，《纲要》要求粮、棉产量每年分别以8%、10%以上的速度递增，从而保证到1967年粮食产量达到5亿吨（一万亿斤），超过国务院计划80%；棉花500万吨（一亿担），超过国务院计划一倍多。实际上，中国粮食产量到1993年才达到4亿5千6百万吨，棉花到1983年才达到463万吨。可见即使是所谓保守的国务院计划，当时也是相当超前的。[9]
对这种“冒进”思想，党内一些主管经济的领导人，如周恩来、刘少奇、陈云等保持了相对冷静，提出一系列的思想和举措，极力解决“冒进”所带来的国民经济发展的一系列问题。
在1956年1月中央召开的知识分子问题会议上，周恩来的讲话和毛泽东的讲话明显不同。他提出不要做那些不切实际的事情，计划必须是实事求是的，而不是盲目冒进的。[10]
1956年1月30日，周恩来在政协第二届全国委员会第二次全体会议的《政治报告》中指出：“我们应该努力去做那些客观上经过努力可以做到的事情，不这样做，就要犯右倾保守的错误；我们也应该注意避免超越现实条件所许可范围，不勉强去做那些客观上做不到的事情，否则就要犯盲目冒进的错误。”[11]
5月11日，针对经济建设急于求成所造成的严重后果，周恩来在国务院第28次全体会议上再次指出：“反保守、右倾从去年8月开始，已经反了八、九个月，不能一直反下去了！”[12]
在6月15日-30日召开的全国人大一届三次会议上，李先念在《关于1955年国家决算和1956年国家预算的报告 》中写进了反对急躁冒进的内容。报告明确指出：“生产的发展和其他一切事业的发展都必须放在稳妥可靠的基础上。在反对保守主义的时候，必须同时反对急躁冒进的倾向，而这种倾向在过去几个月中，在许多部门和许多地区，都已经发生了。急躁冒进的结果，并不能帮助社会主义事业的发展，而只能招致损失。”
为配合党中央、国务院的反冒进，刘少奇还交代参加会议的中宣部长陆定一，组织写一篇《人民日报》社论，讲一讲这个问题。经过刘少奇等人的修改，《人民日报》6月20日发表了题为《要反对保守主义，也要反对急躁情绪》的社论。李先念的报告和《人民日报》的社论引起了全党和全国人民对反冒进问题的注意和重视，从而为向党的八大提出一个合乎实际的二五计划的制订创造了有利条件。
在9月召开的党的八大上，周恩来代表党中央向大会提出的《关于发展国民经济的第二个五年计划（1958-1962）的建议》和《关于发展国民经济的第二个五年计划的建议的报告》得到了大会的通过和批准。大会坚持了党中央确定的既反保守、又反冒进，即在综合平衡中稳步发展的经济建设的正确方针。[13]
对于反“冒进”的口号，毛泽东是不赞成的。从1957年1月开始，他的态度越来越明确，对反冒进的批评也逐渐上升到政治高度。在当年1月的各省、市、自治区党委书记会议上，毛泽东第一次对反冒进进行了明确的批评。他指出：“前年反右倾，去年反‘冒进’，反‘冒进’的结果又出了个右倾。我说的这个右倾，是指在社会主义革命问题上，主要是在农村社会主义改造问题上的右倾。”[14]
毛泽东的批评，迫使反冒进的主要支持者不得不在相当程度上改变了自己的态度。在1957年6月全国人大一届四次会议的《政府工作报告》中，已经完全看不到对1956年经济工作“急躁冒进”的批评，反而认为1956年的经济建设“采取了跃进的步骤”，社会主义建设有了一个跃进的发展，并批评了认为1956年国民经济发展计划是“全面冒进”的观点。周恩来说：“有人认为，我国的发展国民经济计划在一九五六年全面冒进了，在一九五七年又全面冒退了，很明显，这种意见是不正确的。”[15]周恩来在报告中这种近于180度的态度大转变成为一个明显的标志。它表明，在毛泽东的批评压力下，“反冒进派”全面退却，中央内部关于经济建设方针的意见分歧就此基本结束。1957年初以后，无人再提反冒进。八大确定的既反保守又反冒进，在综合平衡中稳步前进的经济建设方针，也只剩下了反保守的内容。[16]急于求成的思想，仍然占据主导地位。
这种“冒进”、反“冒进”、反“反冒进”之争是跃进口号提出的背景。但我们这里所关注的并不是简单的政治史，而是大跃进时期政治现实符号化过程的开端。跃进的口号虽然还未正式提出，但其铺垫如冒进、反冒进等却已进入到中国当时的政治语汇之中，并被赋予了特定的符号意义。
二、“跃进”口号的提出
“跃进”的说法第一次出现在1957年6月周恩来在全国人大一届四次会议上所作的《政府工作报告》中。其中说到：“1956年，伴随着社会主义改造高潮的到来，我国的社会主义建设有了一个跃进的发展。”“1956年的计划……争取了跃进的步骤，而且在各方面取得了如前所说的巨大成就。”在此，周恩来一反以往对1956年经济工作“急躁冒进”的批评，反而称赞其“跃进发展”，并批评了他本人曾坚持的认为1956年国民经济发展计划是“全面冒进”的观点。
此后一段时间，“跃进” 逐渐成为描述建设成就的一个基本说法。如：“第一个五年计划的辉煌成就，我国建设能力跃进一步”；[17]“工业生产大跃进：四十六种主要产品中有三十四种完成五年计划”[18]等。
1957年10月11日，八届三中全会期间，《人民日报》根据全会通过的《农村发展纲要四十条》的精神，发表头版社论“在五年内赶上和超过富裕中农的生产水平”。社论首先提出：“我们当前的问题是：能不能使农业生产发展的速度更快些？答案是肯定的。……多数地区的多数合作社在五年内赶上和超过富裕中农的生产水平，这是我国农业生产的一个大跃进，也是社会主义在农村两条道路斗争中获得最后胜利的一个标志。” 这是第一次在社论中出现大跃进的提法，并且具体提出了跃进的目标。
11月13日《人民日报》发表了经毛泽东亲自审定的社论《发动全民，讨论四十条纲要，掀起农业生产的新高潮》。社论对右倾保守和“反冒进”进行了公开的、直接的和严厉的批评。指出“有些人害了右倾保守的毛病，像蜗牛一样爬行得很慢。他们不了解农业生产合作化以后，我们就有条件也有必要在生产战线上来一个大的跃进。这是符合客观规律的。1956年的成绩充分反映了这种跃进式发展的正确性。有右倾保守思想的人，因为不懂得这个道理，不了解合作化以后农民群众的伟大的创造性，所以他们认为农业发展纲要草案是‘冒进’了。他们把正确的跃进看成了‘冒进’。他们不了解所谓‘冒进’是没有实际条件，因而是没有成功可能的盲目行动。而我们在1956年的跃进却完全不是这样，是有很多可以实现的条件，因而取得了巨大的成绩。否则，就无法说明，为什么1956年我国遭受了严重的自然灾害，而粮食产量却超过了大丰收的1955年一百多亿斤。”对反冒进的批评通过党报而彻底公开化。“跃进”一词取代了“冒进”，则意味着政治领导人对现实的定义有了一种根本性的转变。事实上，“跃进”或“冒进”描述的是同一个时代的同一个事实，但由于这两个词分属不同的符号体系，含有不同的价值判断，所以能够在受众中引起截然不同的反应。对此我们还可以借用索绪尔普通语言学的一般理论进行分析。按照他的观点，语言具有符号特征。每一个概念性的符号，就是能指（signifer）和所指（signified）的联结。[19]能指和所指的联结具有任意性，因此在特定情况下常常可以改变。改变这种联结的方法之一，就是改变能指而所指不变。任何符号都包含情感和认知两部分内容。认知是指对某一具体事物的指代，而情感则包含了个人对这一指代的情绪及其强度。这两方面都导致了个人对符号的反应以及对符号的使用。用“跃进”替代“冒进”，事实上是能指的改变而所指不变，两者在认知上是一致的，都是对同一事物的指代，但由于这两个词暗含的褒贬不同，引起的心理联想和情感反应也就不同。因此用“跃进”取代“冒进”，其中所表明的态度倾向是非常明显的。
毛泽东非常欣赏以“跃进”一词代替“冒进”。认为自从“跃进”的口号提出后，反冒进论者就闭口无言了。“冒进”可反（冒进即左倾机会主义的代名词），“跃进”则不好反，一反就立刻把自己抛到一个很不光彩的地位上去了。他称赞说“其功不在禹下”。“建议第一号博士赠与发明这个伟大口号（即“跃进”）的那一位（或者几位）科学家。”[20]
这样，大跃进的口号正式提出，得到了中央主要领导的认同，并通过新闻媒介广泛深入的宣传，形成舆论气候，成为了当时中国政治活动和生产活动的主要内容。
三、大跃进口号的全面推行
从1958年1月开始，大跃进的口号开始迅速扩展到工业生产及其他方面。《人民日报》元旦社论以“乘风破浪”为题，极其乐观地论述了国际国内的有利形势，再次提出用10到15年的时间赶超英国，然后再用20到30年的时间赶超美国的目标。
《人民日报》不断报道工业生产上制订新的跃进指标的“先进经验”，并且明确指出：“当前，工业生产上能不能跃进，敢不敢跃进？关键在于企业的领导人员有没有促进的思想，在制订1958年生产计划的时候，是不是充分发动群众，鼓起革命干劲，把生产计划制订在先进的基础上。”[21]在同日另一篇文章中则提出“在经济战线上社会主义革命基本完成以后，对新解放的生产力的雷霆万钧之势，人们往往摸不清底细。对生产工具的潜力，人们还比较容易掌握；但是，对于人的劳动热情和创造性，就常常难以估计清楚。有人会问：新解放了的生产力以及受到整风运动的鼓舞的群众劳动热情，究竟有多大威力？我们的回答是：原子核分裂有多大威力，它们就有多大威力！所有企业的领导人员，都需要有这样一种自觉：自己的思想时时都可能落后于实际，因此，必须时时警惕落后，时时记着往前赶，把计划、措施制定得先进更先进。”[22]
2月1日开幕的第一届全国人大第五次会议，成为了“一次争取大跃进的大会”。[23]会议期间，《人民日报》社论提出：“我们国家现在正面临着一个全国大跃进的新形势，工业建设和工业生产要大跃进，农业生产要大跃进，文教、卫生事业也要大跃进。”[24]国家经委主任薄一波在会上所做的《关于1958年度国民经济计划草案的报告》的第二部分题为“争取1958年国民经济的新跃进”，其中讲到：“有没有可能使1958年的国民经济有一个跃进的发展呢？我们的回答是肯定的。整风运动和反右派斗争的伟大胜利给了我们这种条件，我国第一个五年计划的巨大成就又给了我们这种有利条件，国家行政管理体制和各项工作的改进也给了我们这种有利条件。”[25]在会上，各界代表都纷纷提出了本行业大跃进的口号。
《人民日报》2月3日社论再次指出：“跃进和冒进有原则的不同。跃进是一种有实际可能性的前进，它不同于通常的前进，它是在有利的革命形势下，在群众运动的高潮中，千方百计，打破常规，采取新的方法或者新的技术，以比通常快得多的速度，迈大步的前进。……我们的事业是革命的事业，而革命——这就是跃进。……全国各省都应当考虑在五年、或者六年、或者七年、或者八年内实现纲要所规定的十年实现的指标。十年决于三年，全国大部分应争取在三年内使当地区的面貌基本改变。我们的口号是苦战三年，方法是放手发动群众，一切经过试验。”
人代会的闭幕，意味着“大进军的号角响了”[26]《人民日报》以“六亿人民在跃进”为题发表全国人大五次会议旁听记。[27]在配发的社论中指出：“这是1958年国民经济新跃进的序幕。”“为了争取国民经济的新跃进，1958年各项经济指标订得是比较积极的。工业生产总值计划比1957年增长14.6%，生产资料生产增长18.8%，消费资料生产增长9.7%；而在1957年，工业生产总值的增长速度是6.9%，生产资料的增长速度是12.0%，消费资料的增长速度是3.0%。农业生产总值计划比1957年增长6.1%，粮食生产增长5.9%，而在1957年，农业总产值的增长速度是3.5%，粮食生产的增长速度是1.7%。在工农业生产增长的基础上，国家用于基本建设的投资，计划比1957年增长17.8%，而1957年的基本建设投资同1956年相比，则没有什么增长。”
这样，大跃进的口号终于响遍了神州大地，成为此后几年间中国政治、经济、社会生活中最常见的词汇。
四、小结
如前所述，在人类的社会、政治生活中，语言的功能不仅仅在于描述现实的一些方面，而且常常被特定的人们所运用，以建构一种新的政治现实。在借助于语言进行的现实的符号化过程中，一部分人获得了新的权力，同时另一部分人则被剥夺了某种权力和能力。在政治符号的熏染下，个人获得了对集体行动的逻辑和政治行为的动力的认识。符号把个人同更大的政治秩序联系起来，使不同人的不同动机同步化，使集体行动成为可能。从“冒进”、“反‘冒进’”到“大跃进”的符号演进过程，便是这样一个例子。
在发动大跃进的过程中，毛泽东很精妙地运用了一些我们认为属于传播学的策略。首先，他通过挖掘反冒进政策的意识形态的、政治的意义来对其进行批判。将一般事物政治化是这个时代最常用的说服策略之一，也是一种典型的政治现实符号化的过程。其一般技巧是，将一些非政治性的问题与政治价值观、意识形态联系起来，使其政治化；将背景不同、内容不同的具体事物同普遍原则、概念联系起来，使其符号化，从而说明问题的严重性或重要性，使对方不得不接受自己的判断、自己的意见。一旦做到了政治现实的符号化，争论便被引进了事先设定的价值体系之中。在这里，一切符号、一切概念都带有明确的意义，都被分为善恶分明、不容混淆的两部分，都有了确定的高下之分。如果我们与对方纠缠某一个具体的技术问题，比如年增长率是定在7%还是8%，那么这场争论可能永远不会有结果，对方也不会心服口服。但我们可以将他的意见与一个普遍概念、一个符号挂钩，如“促退”。这样争论就进入了特定的符号体系之中，在这里“反冒进”与“促退”、“保守”、“右倾”等符号概念便产生了连带关系，他的意见便会自然而然地被归谬。这种说服策略，这个符号化过程经常通过亚里士多德所说的“演说式三段论”的形式来完成。亚里士多德曾经观察到，许多人的思维理性化是通过一种他称之为三段论的逻辑形式来进行的。然而，演说式三段论并不同于论辩术三段论，就像修辞术（rhetoric）不同于论辩术（dialectic）一样。这两者的区别，就是论辩术推出“科学的证明”，而演说式推论推出“或然式证明”。[28]演说式三段论首先建立在可能性而不是确定性的基础上；其次是要求受众的完成。比如“我的对手是一个政客，这就是我反对他的充分理由”这一判断要求受众填补一个大前提，即政客都是狡猾的。这一三段论就使提出命题的人和受众共同进入了一个理性化过程中。而有相似的动机，相似的符号系统和优先偏好的人，则比那些体系外的人更容易相互完成对方的逻辑证明。
在南宁会议上，当毛泽东提出“反冒进”是一个政治问题时，需要听众补充的大前提是：政治就是阶级斗争，阶级斗争又不可调和。而现阶段的阶级斗争是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的斗争，是社会主义道路与资本主义道路的斗争。这是在当时的政治环境下，所有的人都不敢公开甚至私下否认的大前提。而在当时的政治词典中，“跃进”即进步代表着无产阶级的利益、“保守”即倒退是资产阶级的专利，因此他批评“反‘冒进’”、提倡大跃进的主张便顺理成章地成为了社会主义、人民意愿、进步等的代名词，令对方无法置疑。
本文的重点当然不在于判断大跃进运动的是非、得失（对此，中央在《关于建国以来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中已有定评），而是对政治传播的技巧和有效性问题进行一种技术层面的探讨。事实上，理想、方针、纲领等都只是问题的一个方面：它固然重要，但其落实、或曰为大家接受还需有有效的传播策略、技巧的支持。而这一点却常常为我们的研究所忽视：人们经常更加关注事情应该怎样去做，而不去考察这件事情是如何做的，其技术手段是否成功、为何成功。这便是本文写作的主旨。
[注释]
[1]Kenneth Burke，Language as Symbolic Action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66), p.2.
[2]柏克：《法国革命论》（Reflections on the Revolution in France），北京：商务印书馆，1998年，第116-117页。
[3]David Green, Shaping Political Consciousness: The Language of Politics in America from McKinley to Reagan (Ithaca, NY: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1987), p. ix.
[4]【法】高盖尔/格罗塞（F. Goguel/ A. Grosser）：《法国政治》La Politique en France，法国Armond Colin出版社，1984年，第23-24页。
[5]胡惠强：《从批反冒进到大跃进》，《党史研究资料》，1982年第9期，第26页。
[6]转引自《毛泽东思想万岁》，（哈佛）第1册，第24页。《毛泽东选集》第五卷中类似的表述如下：“有人问，将来的趋势如何？趋势就是：大约在三个五年计划的时期内，基本上完成社会主义工业化和对农业、手工业、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不过还可以加一点，在上一次党的代表会议上也讲过了，大约在五十年到七十五年的时间内，就是十个五年计划到十五个五年计划的时间内，可能建成一个强大的社会主义国家。” 《毛泽东选集》第五卷，第216页。
[7]周恩来：《关于知识分子问题的报告》，《周恩来选集》下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80年，第159页。
[8]谢春涛：《大跃进狂澜》，郑州：河南人民出版社，1994年，第3页。
[9]《中国统计年鉴1994》，国家统计出版社，1994年，第345-346页。
[10]李锐：《大跃进亲历记》上卷，海口：南方出版社，1999年，第38页。
[11]《在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二届全国委员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上政治报告》，转引自谢春涛：《大跃进狂澜》，第6页。
[12]《党的文献》，1988年第2期，转引自谢春涛：《大跃进狂澜》，河南人民出版社，第7页。
[13]谢春涛：《大跃进狂澜》，第9页。
[14]毛泽东：《在省市自治区党委书记会议上的讲话》，《毛泽东选集》第五卷，第331页。
[15]转引自《中共党史教学参考资料》第二十二册，第208、210页。
[16]谢春涛：《大跃进狂澜》，第13页。
[17]《人民日报》，1957年9月28日，头版。
[18]《人民日报》，1957年10月1日，头版。
[19]【瑞士】费尔迪南•德•索绪尔：《普通语言学教程》，高名凯译，商务印书馆，1982年，第102页。
[20]《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七册，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2年，第254页。
[21]《人民日报》，1958年1月5日，头版。
[22]同上。
[23]《人民日报》，2月12日，头版。
[24]《人民日报》，2月2日，头版。
[25]《1959人民手册》，大公报社1959年，第236页。
[26]《人民日报》，1958年2月12日，头版。
[27]《人民日报》，1958年2月11日，头版。
[28]龚文庠：《说服学——攻心的学问》，北京：东方出版社，1994年10月，第27页，另见该书第139-143页“逻辑论证与实际说服的差异”一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