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从王彬彬《汪晖的学风问题——以〈反抗绝望〉为例》一文发表以后，围绕着汪著和王文所展开的争论就成了时下学界最为关注的一个公共话题。
不可否认，汪晖的《反抗绝望》一书的确是大陆新时期鲁迅研究领域的一部重要著作，其学术成就曾得到学界同行的高度认可。如鲁迅研究专家王富仁在1999年出版的《中国鲁迅研究的历史与现状》一书中，就从学术史的角度，将汪晖称为新时期鲁迅研究中“人生哲学派的主要代表人物”，将《反抗绝望》一书视为能够体现人生哲学派鲁迅研究成就的代表作之一。张梦阳于2001年出版的《中国鲁迅学通史》一书，也从鲁迅研究史的角度对《反抗绝望》一书作了高度评价，认为书中提出的“中间物”这一概念，标志着鲁迅研究的重心从客体方面内移到主体方面，是鲁迅研究从外向内移位的转折点。虽说对于这两种评价，笔者都有所保留，认为“学派”云云似乎有些拔高，而“向内转”的说法也不太确切，但这并不妨碍我将汪晖视为新时期鲁迅研究领域的一个阶段性的代表人物。
在我的印象中，汪晖的最大特点是将鲁迅研究纳入思想史研究的范畴，着重从“文化哲学”和“文化心理结构”层面对鲁迅精神进行阐释，并力图进行体系化的建构。虽然从学术史的角度来看，汪晖的鲁迅研究并没有多大的原创性，但其注重理论思辨和体系建构的努力还是值得充分肯定的，对于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摆脱理论贫弱状态，不失为一种有益的尝试。这是我过去的一个基本看法。但王彬彬对《反抗绝望》一书涉嫌抄袭的指证，却打破了我的这种成见，促使我从一个新的角度审视汪著的成就与缺失，对学术规范与学术价值之间的关系展开进一步的探讨。
一、“参见”式注释的规范问题
无可避讳，当下讨论《反抗绝望》一书，首先需要辨别的就是该书是否涉嫌抄袭的问题。
从王彬彬一文所举例证来看，汪著涉嫌抄袭的部分似乎并不很多，有些地方似乎也比较难以定性。如他所举的第一个“《反抗绝望》剽袭《中国现代思想史论》”的例证，就“在中间部分做了一个注释，提示读者‘参见’李泽厚《中国现代思想史论》”（王彬彬语），按照王彬彬的观点，“当用‘参见’做注释时，就表明自己是独立进行了这番论述，与那本书那篇文章没有渊源关系；就表明自己的论述不是对那个作者的‘引用’，而只是‘英雄所见略同’”，所以，他认为“不加冒号、不加引号，只做一个让人“参见”某书某文的注释”的做法，也是一种抄袭，而且是“掩耳盗铃式”的剽袭，“这是汪晖在《反抗绝望》中用得最多的剽袭方法”。
但有些论者对此并不认同，如上海大学当代文化研究中心主办的当代中国文化网上发表的钟彪《学术“私律”与“莫须有”》一文，就从陈来、罗志田、陈平原的三本书中找了6个例证，用以证明如下观点：“目前‘参见’等词的习惯用法，既可以表示直接引用，也可以表示间接引用，还可以表示王彬彬所说的‘与那本书那篇文章没有渊源关系’的独立论述。”对此说法，笔者深表赞同，也觉得王彬彬对“参见”式注释的界定比较狭隘，有以偏概全之虞。
但若撇开对“参见”式注释的学究式争论，回到是否涉嫌抄袭的问题上来，将汪著《反抗绝望》中的“参见”式注释与钟文中列举的几个例证相比较，就会发现一些实质性的区别。如钟彪文中所举的陈来一书的两个例证和罗志田一书的两个例证就都在正文中明确指出了引文的来源，文中的“学者”、“童书业”、“梁启超”、“章太炎”与注释中的“杨向时”、“童书业”、“梁启超”、“章太炎”都构成了一一对应的关系，根本不会使人产生任何知识产权归属方面的疑惑，而取自陈平原一书的两个“参阅”式注释”，则近乎钟文所说的第三类，其中有陈平原自己的发挥和他所参考的资料的出处，注释与正文之间的对应虽不如上述四例整饬，但其对应关系还是易于辨识的。那么，汪著中的参见式注释与正文究竟是一个什么样的对应关系呢？
据笔者不完全统计，河北教育出版社2000年1月版《反抗绝望》（与三联书店2008年版页码相同）第一编中标明“参见”字样的脚注共有20处，其中3处参见汪晖本人著述，属于自我引述和提示性质，当然不存在抄袭问题。另有3处，2处参见鲁迅著作，1处参见《新青年》上的文章，属于资料引用性质，也应该没有知识产权归属方面的问题。余下14处，1处参见普列汉诺夫，1处参见荣格，1处参见列文森，2处参见李泽厚，1处参见徐崇温，1处参见张汝伦，2处参见黎红雷，1处参见邱存平，2处参见钱理群，1处参见《五四前后东西文化问题论战文选》。其中第152页参见荣格一处，因其正文中即有被引者之名，且该段引文加了引号，系直接引语，通常情况无需加上“参见”字样，故可忽略不计。第155页和第156页两处参见钱理群文，第一处脚注对应的正文只有一句话——“鲁迅的这种不脱离感性经验的判断体现了一种怀疑的思维方式和‘多疑’的个人气质”，其中“多疑”一词还加了引号，按照我的理解，这是与脚注中参见的钱理群一文相对应的，第二处脚注对应正文亦已表明“正如论者所言”的字样，与钟彪一文列举的陈来一书的两个例证和罗志田一书的两个例证性质类似，也是相当规范的。此外，汪著第116页引述王富仁观点，第170页引述王晓明观点，这两处虽然都没有用参见字样，但也属于规范的参见式注释，体现了对鲁迅研究界同行观点的尊重。这表明汪晖当时是具备引证方面的学术规范意识的，在他认为有必要的时候，他是能够做到以正文和注释相互对应的方式来引述别人的学术观点的。
二、《反抗绝望》涉嫌抄袭的例证
但令人遗憾的是，《反抗绝望》一书在引述鲁迅研究界之外的一些学者的观点时，却出现了许多本可避免的错误。这既表现在一些已有参见式注释的片段上，也表现在一些未加引注的段落之中。如王彬彬一文中列举的几处引用列文森、李泽厚、张汝伦三人相关论述的片段，就有4处存在着虽有注释但正文中未标明被引者之名亦未说明引用他人论述的问题，另有三处则未加注释——这是为汪晖辩护的钟彪等人也不能否认的。此外，豆瓣网友vivo也找到了《反抗绝望》一书关于《新青年》成立背景的一段论述涉嫌抄袭李龙牧1958年发表于《新闻战线》第1期上的文章《五四时期传播马克思主义思想的重要刊物——“新青年”》一文及其尾注的确切证据，作为“汪晖《反抗绝望》剽窃的铁证”在网络上公布。在此前后，笔者也从CNKI等网络数据库中检索到了一些相关文献，发现了汪晖《反抗绝望》一书涉嫌抄袭的几个新的例证。
汪晖《反抗绝望》一书第一处参见式注释出现在该书1991年版第20页（河北教育2000年版第59页），注释为脚注形式：“①参见黎红雷：《中法启蒙哲学之比较》，《历史研究》，1987.5期。”笔者检索发现，黎红雷的确在1987年发表了这篇论文，全文约12000字，但不是发表在《历史研究》1987年第5期上，而是发表在同期的《哲学研究》上。
据笔者比对，汪著使用黎文的情况大体上可以分为两类：一类是正文大段引用而不作说明，只在脚注中“参见”黎文，另一类则是直截了当地抄用而不作任何提示说明。
第一类例证见于汪著1991年版第19-21页（河北教育2000年版第59-61页），这里前面部分关于怀疑精神的一大段论述都是从黎文中抄来的，只作了少量文字上的改动，后面引用的严复、梁启超等人关于怀疑论哲学的论述也是从黎文中转引过来的，共约1100多字，但汪晖只在第20页中间一句——“这样一种深刻的怀疑主义必然会引起从事近代启蒙和反对封建专制的政治斗争中的中国资产阶级的共鸣。”——后头加了上述那个参见式的脚注，似乎前面一大段对怀疑精神的论述和后面更长一段对严复和梁启超论述的引用都是由汪晖自己独立完成的。这如果不属于王彬彬文中所说的那种“掩耳盗铃式的抄袭”，那又是什么性质的问题呢？
事实上，除了这一处以外，该书1991年版第72-76页整整一大段（自“其次”始，至“所代替”终，2000年版第121-125页作了分段，内容无异）长达2800多字的论述，就是著者将其“参见”的李泽厚、黎红雷、李龙牧、邱存平等人的论述拼凑揉合在一起而形成的，其中涉及的对谭嗣同、严复、梁启超、魏源、冯桂芬、龚自珍、王韬、马建忠、薛福成、郑观应、邹容、孙中山、蔡元培等诸多近代思想人物的论述，都不是汪晖本人从这些近人著作中解读出来的，而是从他人的研究性论著中摘抄出来的。在从这些研究性论著中转引近人言论时，汪晖既没有说明转引，也没有顺着原作者提供的线索做一些起码的查证工作，以致于抄错了转引的材料而并不自知。如该书1991年版第74页（2000版第123-124页）所引梁启超、孙中山、蔡元培“中庸”言论，均转引自黎红雷一文。但黎文中注明梁启超该段言论出自《新民说·释新民之义》，汪晖却误“之”为“主”，将其写作《新民说·释新民主义》。这虽然只是抄录中的一字之误，却足以表明汪晖对梁启超“新民说”的无知，也难怪他将列文森评论梁启超直接套用到鲁迅头上而不觉得有何不妥。
更有甚者，汪晖还将黎文中的一段论述和一处引文凑合在一起，直接当作自己的论述写在该书的第一编第一章第一节第二段中（1991年版第16页，在河北教育版中略有改动，详见下面的说明）：
近代哲学之父笛卡儿的唯理论哲学是法国启蒙哲学的重要来源，卢梭则是启蒙哲学的最具影响的人物。启蒙学者把他们的“天赋”观念和“理性”原则直接运用于社会历史领域，认为人类社会受到天赋的理性原则——“公平”、“正义”、“平等”、“自由”等所主宰，社会发展的历史就是理性原则展现的历史，一切违反这些原则的现象，最终将被历史抛弃。从康有为、梁启超，到邹容、孙中山，这种“天赋人权”观念构成了他们社会哲学的理论基础。“欧洲专制大行之世，人人苦之，厌之，而为旧宗教旧思想旧学说所束缚，奄奄而不敢一逞。卢君（卢梭）以天仙化人之笔舌，冲亘古之罗网，惊人生之睡梦，于是天下之人，手舞足蹈，起而为十九周轰轰烈烈之大事业。”【按：此处下有脚注①汤尔和：《欧洲大哲学家卢氏斯宾氏之界说》，载《新世界学报》1号。】康有为的“大同”理想是这一理性原则的实现，邹容的《革命军》回荡着“各人不可夺之权利皆由天授”、“男女一律平等，无上下贵贱之分”的铿锵之声；法国大革命及其自由平等原则，美国革命及其民主制度，为中国资产阶级提供了政治上和文化上的依据。与这样一种动荡而又充满幻想的时代相应，“中国近代先进哲学思想的主要的或基本的总趋势和特点，却是辩证观念的丰富，是对科学和理性的尊重和信任，是对自然和社会的客观规律的努力地寻求和解说，是对以程朱理学为核心的封建主义正统的唯心主义的对抗和斗争，是对黑暗现实要求改变的进步精神和乐观态度……”【脚注②李泽厚：《中国近代思想史论》，人民出版社，1979年，第126页。】
熟悉李泽厚文风的读者自然不难发现，这个段落中有关康有为、邹容的论述与李泽厚的手笔是多么的接近，以李泽厚论著在八十年代的流行程度，以李泽厚为抄袭对象而不被发现的可能性是相当小的，所以，当王彬彬一文举证指责汪晖抄袭李泽厚的时候，汪晖的许多辩护者都不以为然，觉得是小瞧了汪晖的智力。对此，笔者也不持异议——至少在这一段中，汪晖是注明了出自李泽厚论著的引文出处的。但遗憾的是，对于不如李泽厚那样知名的作者，汪晖的抄袭就显得有些不留情面了。请看黎文中的两个片段：
17世纪法国哲学家笛卡儿的唯理论哲学，是法国启蒙哲学的重要来源之一。启蒙学者把他们的“天赋”观念和“理性”原则直接运用于社会历史领域，他们认为：人类社会受到天赋的理性原则——“公平”、“正义”、“平等”、“自由”等所主宰，社会发展的历史就是理性原则展现的历史，一切违反这些原则的现象，都终将被历史所抛弃——这可以称之为“天赋史观”。
……中国启蒙思想家则从“天赋说”与“进化说”二者结合的角度，来探讨建立新的历史哲学(符合“后进国家”启蒙特点的历史哲学)的时代课题。
首先，他们分析了“天赋说”的历史功绩和时代缺陷。他们指出：“欧洲专制大行之世，人人苦之，厌之，而为旧宗教旧思想旧学说所束缚，奄奄而不敢一逞。卢君(按即卢梭）以天仙化人之笔舌，冲亘古之网罗，惊人生之睡梦，于是天下之人，手舞足蹈，起而为十九周轰轰烈烈之大事业。”“天赋历史观”对于打破基督教“唯神史观”的迷梦，粉碎封建统治者"君权神授"的神话，促进新兴资产阶级的觉醒，曾经发挥了巨大的作用。但是，“吾意卢君之言自由，为自由之婴儿，非自由之实地，吾非谓自由之不可终致也，奈今非其时何。”这种理想主义的“天赋史观”，并不能使人们获得现实的自由；特别是在“新知识日长进,新魄力日沉雄”的当今世界，更加难以说明和把握历史的真谛，因此，它理所当然地受到“进化史观”的冲击〈汤尔和：《欧洲大哲学家卢氏斯宾氏之界说》，载《新世界学报》1号〉。
两相对照，汪著与黎文的相似度显而易见，汪著因抄袭而拼凑的痕迹也触目可及：为了把从黎文中转引而来的汤尔和谈卢梭的那段话插到文中，汪晖在开头抄袭的一段文字中自己写了“卢梭则是启蒙哲学的最具影响的人物”一语作为铺垫，但这样做并未消除该处引文与前后脱节的突兀之感——引文前后说的是康有为、梁启超和邹容、孙中山，中间硬生生插入一段汤尔和的话，这种行文方式给人的感觉是很莫明其妙的。或许正是意识到了这一点，汪晖在《反抗绝望》一书重版时，将引文前的一句话改为“这种‘天赋人权’观念构成了康有为、梁启超、邹容等人的社会哲学的理论基础”，并加上了“例如汤尔和就说”的字样。(2000版第54页)但换汤不换药，给人的感觉还是一处天外飞来之笔。很显然，从别人书中抄来的语句，无论是名言警句还是清词丽句，如果没有经过自己的理解，理清它的思想脉络，就放到自己的书中作为点缀，那无论如何是不会妥帖的。以汪晖的聪明才智，居然不能把几段抄来的文字天衣无缝地拼接在一起，纵然使出雄狮扑兔的功夫，也驯服不了一段转抄过来的引文，这并不足为怪。
以上所述，只是笔者在《反抗绝望》一书中找到的几个比较明显的涉嫌抄袭的例证。此外，在关于存在主义哲学的一些论述中，笔者也发现了一些问题。如该书1991年版第27页中（2000年版第68页）有关日本思想界介绍尼采和基尔凯廓尔的文字，就是从王家柏的《存在主义在日本》一文中抄录过来的，该文以“摘要”的形式发表在《延边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1982年第S1期（第S1期的表述方式，系期刊网原文如此，疑有误）上。汪晖不了解日本思想界对存在主义的绍介情况，需要通过他人转述来了解，倒也未尝不可，但按理应以“转引自”的方式在注释中作出说明，不该在书中不作任何交待就将王家柏文中的介绍连同尾注一并搬到自己的书中，以正文中的介绍和脚注中的“长谷川天溪：《尼采的哲学》，见《早稻田学报》，明治32年8-11月号”之类文字，造成自己博学多识、能够直接从日文原始资料中了解存在主义在日本传播状况的假象。
三、与时俱进的学术包装与变本加厉的规范缺失
《反抗绝望》这部著作，是1980年代文化热的一个产物。当时文学理论界比较注重观念更新和方法论的创新，对文献解读和资料功夫则不太在意，整个学界对引证方面的形式规范也不如现在这么强调。所以，许多论者也从大环境方面给汪晖辩护，如钱理群在接受《京华时报》的采访时就这样表示：以今天的学术标准来看，这些文字在引用他人观点时，注释做得可能确实不够严格，但这需要考虑到当年的学术规范远不如现在严格，“在当时看来，只要大致标注出你引用了哪些资料就可以，不像现在，每引用一句话都得加引号。”这里引述的后半句的确道出了当时一些学者写文章引用资料的实际情况，如钱理群这样的学者，笔端常带情感，在资料方面相对不太注重，这也无可厚非。但与此同时，也有一些比较注意引证方面的学术规范的学者，如与钱、汪两人关系均极为密切的陈平原，其代表作《中国小说叙事模式的转变》就是1987年通过答辩的一篇中国现代文学专业的博士学位论文，且同样作为《文化：中国与世界》丛书的一种由上海人民出版社于1988年出版，该书与汪著的影响正在伯仲之间，如果拿来比较，想必也不算唐突吧？
当然，各人著述自有各人的风格，陈著更重学术性，汪著则在思想理论的系统建构方面有更多的追求，尺有所短，寸有所长，不能强求一律。但在《反抗绝望》一书出版后不到三个月，汪晖就和陈平原、王守常一道创办《学人》丛刊，率先倡导学术规范，对于这样一个试图为学界垂范的学者，在学术规范方面提出最基本的要求，想来并不为过。更何况，《反抗绝望》一书其后还经过多次再版，完全可以拿2000年和2008年的规范尺度来进行衡量。
在2000年版中，汪晖对《反抗绝望》一书的副标题和第一编各章节标题作了相当大的更改，如将第一编的标题由“鲁迅的精神结构：文化哲学、文化心理结构及其与文学的关系”改为“思想的悖论：个人与民族、进化与轮回”，将引言副标题“关于鲁迅的精神结构”改为“思想的悖论”，基本上抹去了八十年代文化热熏染在本书目录上的痕迹，给还加上了一篇早已在多处发表的《死火重温》一文作为引言，但这种装修门面的功夫并没有给本书带来脱胎换骨式的转换。在第一编正文部分，除了大量的分节编排、少量的文字改动和几处删改之外，可以说是一仍其旧，对于上述1991年版中引证注释极不规范，甚至涉嫌抄袭的段落，并未采取任何修订和补救措施。
与此相反的倒有一例：在1991年版第38页脚注②中，著者写下了“《基尔凯廓尔全集》，普林斯顿大学出版社，1951年版，第304页”的字样，表明正文中引述的基尔凯廓尔言论出自该书，随后，在合并在一起的脚注③④⑤⑥⑦中，著者又在类似上述文字之后加上了“译文参见《存在主义哲学》（社科版）”的字样，表明正文中几乎将近一页的译文并非自己独立从原版译出，起码“参见”了国内学者徐崇温介绍存在主义哲学的论著。虽说汪晖参见徐崇温后译出的基尔凯廓尔，与徐崇温译出的基尔凯廓尔言论究竟有何不同，不与徐氏原著相比照，犹不得其详，但能作出提示总比没有提示好。没想到在与其对应的2000年新版第81-82页中，除了将《基尔凯廓尔全集》及相关信息化为英文标注之外，著者还将原脚注中“译文参见《存在主义哲学》（社科版）”的字样一并删除，而正文中的译文并未有任何更改。这种抹去“参见”痕迹的做法，若不作抄袭论，说是有意掠人之美，应该不算言重吧？
行文至此，看到豆瓣网网友欧文贴出的《汪晖〈反抗绝望〉一书抄袭证据补遗》一文。其中涉及“正文和引文注释抄袭之结合”的第一个例证，正巧与上述事例相同。另外几条例证，则是笔者没有发现的，可见《反抗绝望》一书涉嫌抄袭已是一个相当明显的事实。
从目前发现的例证来看，汪著涉嫌抄袭的范围主要集中于两个领域：一是中国近现代思想史，二是西方近现代哲学史。汪晖既然要从思想史角度研究鲁迅，这两个领域的理论准备无疑是必不可少的，但仅从上述一些涉嫌抄袭的例证就可以发现，他不但理论准备相当不足，而且专业基础也比较薄弱。一个中国现代文学专业鲁迅研究方向的博士生，在撰写《新青年》成立的背景材料时，居然需要抄袭三十年前发表的一篇从马克思主义传播史角度谈论《新青年》的文章，对于文中一些不确切的提法和材料，居然没有任何辨别能力，这只能说明他对《新青年》等专业基础文献缺乏最基本的了解，其专业基础自然可想而知。一个借助勒文森分析梁启超的模式解读鲁迅思想的研究者，居然只会从他人的研究性著作中转引梁启超的言论，甚至会把“新民之义”误抄为“新民主义”，这只能说明他对梁启超的新民说没有最基本的了解，更谈不上形成自己独特的见解。
事实上，除了《新青年》和梁启超的《新民说》之外，对于中国近现代思想史上的其他名家名刊，《反抗绝望》一书的著者也缺乏真切的了解，尤其缺乏从大量原始资料阅读中积累起来的知识和见解，因而，在梳理中国近现代思想发展的历史脉络时，他只能剿袭成说，一味照搬照抄他人的现成结论和引证资料，在他人的框架里用他人的材料做自己的文章。虽然在引述名家成说时，他往往采用倒装句式和笔法，在后头加上但书，但是，如果一个人可以把列文森对梁启超的判断套用到鲁迅头上，正如王彬彬所说的那样，“将对一头熊的认识用于对一只虎的判断”，他对熊与虎所作的比较研究究竟又有什么意义呢？
四、学术失范与自我反思
在谈到《反抗绝望》一书是否涉嫌抄袭的问题时，许多为汪晖辩护的学者都提出，要将学术规范不严谨与学术道德问题区别开来，不能因该书在学术规范方面的疏失而否定该书在学术方面的成就。但问题是：《反抗绝望》一书涉嫌抄袭的事实已经涉及到学术道德层面，并不能仅仅以规范方面的疏失来进行解释；纵然是规范方面的缺失，对于学术的影响也是负面的。
事实上，除了涉嫌抄袭的问题之外，《反抗绝望》一书在遵循学术规范方面也存在着相当明显的缺失。据张梦阳最近发表的《不可简单断“抄袭”——兼论汪晖〈反抗绝望〉的价值与意义》（载于《中华读书报》2010年3月31日）一文分析，“汪晖从竹内好那里主要接受了悖论的思维方式，由此出发也就必然汲取了‘反抗绝望’的命题”。这就是说，《反抗绝望》一书所运用的分析方法和核心命题都不是著者本人的原创，而是他从日本学者竹内好那里借用过来的。按惯例，对于这样重要的思想来源和理论依据，著者应该在全书的引论部分就加以说明，但在《反抗绝望》一书中，对竹内好的引证却是到第二章才出现的。其中第一处涉及鲁迅与孙中山的比较，第二处涉及《野草》与《呐喊》、《彷徨》的关联，第三处涉及对《狂人日记》的分析：
竹内好先生在分析鲁迅与政治的关系时，曾特别注意鲁迅关于“革命无止境”②和孙中山“是一个全体，永远的革命者”③ 的思想，他认为《战士和苍蝇》、《中山先生逝世后一周年》、《黄花节的杂感》等文贯注着的思想，即“真正的革命是‘永远革命’”， “只有自觉到‘永远革命’的人才是真正的革命者。反之，叫喊‘我的革命成功了’的人就不是真正的革命者，而是纠缠在战士尸体上的苍蝇之类的人"【脚注④竹内好：《鲁迅》，李心峰译，浙江文艺出版社1986年版，第117页】。我要强调的倒是另一面，即只有“永远革命”才能摆脱历史的无穷无尽的重复，而始终保持“革命”态度的人必然会成为自己昔日同伴的批判者，因为当他们满足于“成功”之时，便陷入了那种历史的循环——而这种“循环”正是真正的革命者的终极革命对象。（见《反抗绝望》1991年版第117页，2000年版第173页。）
竹内好曾说，《野草》的二十四篇短文与《呐喊》、《彷徨》中的每个系统多少有点联系。不论这种联系是否可以确证，《野草》都构成了对小说的解释或缩图。【脚注②竹内好：《鲁迅》，第96页。】竹内实际上是把《野草》具体篇章作为小说原型来看待的，而我则试图从总体上把握两者的精神联系，即《野草》的“反抗绝望”的形上经验论如何与小说的生活画面获得一种“隐秘的融合”。（见《反抗绝望》1991年版第239页，2000年版第257-258页。）
鲁迅小说在表现“绝望”的真实性的同时，对颓丧的精神状态予以根本性的否定，正是这种思维逻辑的必然体现。对“希望”的否定体现了对什么都不信赖的意识，而对“绝望”的反抗则表明“绝望”与“希望”同样是“虚妄”的。“由于对什么都不信赖，什么也不能作为自己的支柱，就必须把一切都作为我自己的东西”。【脚注①竹内好：《鲁迅》，浙江文艺出版社1986年版，第160页。】（见《反抗绝望》1991年版第281页，2000年版第305页。）
很显然，这三处引证中的前两处显示的只是汪晖与竹内好在观点与方法上的区别，后一处则是拿后面引述的竹内好言论来为汪晖的前述观点作注脚，本质上都是一种以我为主、以他人为辅的引述方式，并没有揭出本书的核心命题与基本方法与竹内好的鲁迅观在思想上的承袭关系。而事实上，这种关系的确是存在的。孰谓不然，请看竹内好《作为思想家的鲁迅》一文的这一段话：
如果直视中国的后进性，而且否定了一切对解放的幻想，那就只能剩下绝望了。象孙文那样的实际家，不屈服于任何失败，每次失败都能使他更新联结现实与理想的桥梁。但是，艺术家鲁迅却不能那样。然而，由于还是个艺术家，而且是经常寻求含有全人类的内容的生活方式的根本意义上的文学家，他不能够以绝望为目的、创造出谛视人生的哲学。对一切都不相信的他，甚至觉得，连自己的绝望也不能相信了。他看着黑暗，并且只看到了黑暗；但是，他所看到的自己与对象的黑暗并没有分化；只是他在把痛苦给予自己的实际感受中，才意识到了自己。为了生存，他不得不把那种痛苦喊出来。这种反抗的呐喊，是鲁迅文学的根源。而且，这种原理贯串于他的一生。当然，鲁迅由于分析那种痛苦，不是以抽象为媒介，而是在个别事物本身中逐渐接近普遍的真理；如果客观地来看，这件事表现着他的不断成长；但是，尽管如此，他现在的意识却不能脱离自己对自己不满这样一种与黑暗进行绝望性抵抗的感觉。（见竹内好著：《鲁迅》,李心峰译，浙江文艺出版社1986年版，第160页。）
如果说，竹内好是鲁迅“与黑暗进行绝望性抵抗”一说的发明者，那么，这段话显然是他的核心论述。如果汪晖如张梦阳所说的那样，能够“坦然承认”竹内好“对自己的研究思路产生过重要的启悟”，他就不应该在具体问题上显示与竹内好的区别的同时，却对“反抗绝望”这个核心命题与竹内好上述论述的关系不作任何说明，以至于另一个日本鲁迅研究专家伊藤虎丸认为汪晖的大著《反抗绝望》“书名上就藏不住竹内的影响”。对于伊藤的这句话，张梦阳的解读是这样的：“日本鲁迅学界是带着几分喜悦指出了竹内好对汪晖的影响，并没有指责他‘剽窃’，因为影响与‘剽窃’是两个完全不同的概念。”但是，在笔者看来，伊藤所用的“藏不住”一词却正与张梦阳所说的“坦然承认”一词构成了一种饶有意味的对比。作为一个中国的学者，笔者从伊藤这句话里读出的并不是“日本鲁迅学界的几分喜悦”，而是大陆鲁迅研究学界的某种苦涩——但愿这只是我的误读而已。
平心而论，汪晖在鲁迅研究领域并非没有自己的独特贡献，如他早年对鲁迅与个人无政府主义关系的分析、对大陆鲁迅研究的历史批判，都曾对学界产生过积极的影响。他在《反抗绝望》一书及相关论文中提出的“历史中间物”这一概念，对于把握鲁迅从进化论角度所作的自我定位，也不无裨益。但是，由于他在研究和写作中，未能对自己的观点、方法与前人的承袭关系作出明确的交代，不注意以规范的形式将他人的论述与自己的论述明确地区分开来，甚至有意将他人的观点和材料化为己有，这就使得读者很难对其论述的原创性作出明确的判定，以致在评价中出现过分拔高或过分贬低的两极倾向。对此，汪晖本人是难以自辞其咎的。如今，随着讨论的深入，《反抗绝望》一书在学术规范上的缺失已广为人知，其涉嫌抄袭的事证也日益明确，在这种情况下，作为学界同行，如果还是不顾事实对汪晖采取曲意维护的态度，甚至扭曲事实以迁就己见，那受损害的将不仅仅是汪晖本人，而是他所属的那个“学术界自己”。而对汪晖的批评者来说，如果只是攻其一端而不及其余，单凭《反抗绝望》一书所暴露出来的问题就否定汪晖在学术上取得的成就，而不能秉着多维平衡的观点作理性探讨，那论争就将会流于意气之争。当前，在各方意见分歧的情况下，如何将问题纳入学术的轨道，从外在的道德批判转换到内在的自我反思，以此促进学术的发展和学术共同体的成长，对于任何一方，都是值得深思的。
作为一个在1980年代后期开始崭露头角的新锐学者，20多年来，汪晖在学术和思想文化领域有了许多新的进展，在知识界和舆论界的影响力也与日俱增，其“批判知识分子”的思想立场也广为人知，但其自我批判和反思能力似乎并未有相应的提高。按理说，面对学界同行在学术道德方面对自己的强力质疑，负责任的态度应该是由自己出面作出解释，但汪晖的第一反应却是“由学术界自己来澄清”，这是很让人不解的。要知道，在涉及到道德责任的问题上，惟有个体的自我承当才是可靠的。纵使有一个“批判的知识界”可以作为依托，“批判的知识分子”也依然必须面对属于自己的问题，扛起自己的十字架，承担自己理应承担的一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