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官”和“僚”二字溯源可知，中国的官僚体制从始至终就有的特征是以远近亲疏来确定职权尊卑，这是中国官僚体制与西方官僚体制的本质差异，有助于我们更深刻地理解中国式腐败。

西方社会的官僚体制，尤其是近代启蒙理性之后的官僚体制，格外强调的是“去人情化”，典范如普鲁士的文官制，它从始至终就有的特征是理性和法律，被韦伯称为“法理型权威”，以区分于“卡里奇马”权威。这一区分，对理解韦伯政治社会学框架内的“权威结构”概念十分关键。在韦伯的社会史形态学考察中，由具有强烈感召力的领袖人物（基于卡里奇马权威）发动的集体行动，或迟或早必须转型为由职业官僚（基于法理型权威）维持的日常生活。官僚化进程日益扼杀创造性，引发新的卡里奇马权威基础上的集体行动。如此循环往复，历史，其实就在这两种权威结构之间徘徊。

不论中国的与西方的官僚体制有怎样巨大的差异，它们的基本倾向是压抑创造精神。韦伯很悲观，他认为法理型权威基础上的官僚化及由此而生的“理性铁牢”是西方不能避免的命运。哈耶克的老师米塞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时写了名篇《官僚体制》，其中第六章“官僚化的心理学后果”有这样一段：“......在官僚化潮流中，情况完全不同。政府职务不给个人才华和天赋提供施展机会。管制宣告了开拓精神的厄运。年轻人对自己的未来不再抱幻想。他知道为他做出的安排是什么。他将在林立的官僚衙门中谋得一份工作，他将成为一架庞大机器上的小齿轮......官僚技术的日程表将摧残他的头脑，束缚他的双手。他将享有安全，但这种安全是铁牢囚徒享有的安全......他将永远是一个由别人照管的人。他绝不会成为一个依靠自己力量的真正男子汉。他战战兢兢地仰望巍峨官府，在那里面耗尽自己的生命。”

那么，何时会发生基于卡里奇马权威的集体行动呢？韦伯曾描述过这样的局面：此时，我们周围充斥着斤斤计较于日常细节的猥琐小人。他们将毕生努力和人生意义完全寄托于下一次晋升的可能性之中，并为了这一意义而策划自己和家人的日常生活，如果有必要，他们也会毫不犹豫地牺牲亲友和同事的利益。联合考察西方和中国的社会现象，我推测，如果我们周围有越来越多越快地出现着以尔虞我诈和欺上瞒下为生活习惯和思维习惯的人，那么，一场新的社会革命（集体行动）就不会太遥远了。因为若不如此，则社会整体将被窒息于没有创造精神的氛围之内。人口基数越大，或官僚化的时期越持久，具有卡里奇马魅力的领袖人物就越可能出现。

官僚化就其本质而言是一个自掘坟墓的过程。因为，官僚体制不可能自动消除的内在冲动是：⑴自我扩张的冲动，通过引入更多的规则并尽可能使这些规则相互之间保持一致性以及更大的预算，因为更多的规则意味着更大的办公室和更多的分支机构及其官僚......直到引发财政预算的危机；⑵自我复制的冲动，通过在体制内部发现和晋升那些最适合执行既有规则并且最有利于办公室扩张的工作人员......到引发生活意义的危机。

但是，从中国社会的腐败现象中凸显出重要性的，是韦伯政治社会学的另一概念——传统权威，它泛指那些尚未被启蒙理性攫入牢笼的传统社会日常生活的权威。例如在中国，维系这一社会长达数千年的官方与民间的行为规范及其解释，仍是有效的。中国传统社会，梁漱溟和费孝通先后指出，是伦理本位的。在这样的传统内，“情”远比“理”更重要。这是一种深层的心理结构，它的表达就是“情理”二字联合而来的观念。郭店楚简，有“道始于情”片断，可引出“情理”观念的字源学解释。问题发生在现代，一方面，由工业化和计划经济的现代传统，我们有了类似西方社会的那种官僚体制。另一方面，由深层心理结构，我们仍然讲求“情理”而不是“法理”。于是，我们的官僚特别容易徇私情从而滑入腐败的泥沼。

对治的办法似乎只有以下三种：⑴引入竞争机制，这是西方社会缓解官僚化进程的办法。米塞斯谓之“利润”对“官僚”的斗争。计划与官僚是内在结盟的，竞争与利润是内在结盟的。市场是经济竞争的机制，民主是政治竞争的机制；⑵模仿汉代吏治，这是中国社会缓解官僚化进程的办法。举贤良，察孝廉，科举制，微服私访，下情上达，如林语堂《中国舆论史》所举诸实例；⑶寄希望于官僚体制内部出现由卡里奇马人物领导的激烈变革，这是演化变异的办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