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正在试点对流动人口较多的村庄建立碉堡。具体做法是，由当地警方联合政府部门为这些村落建围墙、安街门、设岗亭，并封闭一些不常用的路口。这样，原本开放的自然村将被封闭起来。完成封闭后，村庄将实行军事化管理：平时陌生人进入，必须查验证件；村庄也将在早晨6点开放，晚11点后关门，此间无特殊情况不得出入(4月26日《新京报》)。

看完这样的报道，让人倒吸一口凉气：在开放的口号喊得震天响、世界已经是平的时候，中国社会内部却在走向相互封闭与分割。城市大机关高筑围墙，新建居住小区用一道道铁栅栏相互分割，已经令人触目惊心。如今，分割的趋势又蔓延到乡村，而这些地方向来是自然地处于开放状态的。

政府当然为自己的做法提出了若干理由，最重要的理由是，这些位于郊区的村庄的治安趋于恶化。而据说，导致这一现象的原因是，在这些村庄，外来人口已经大大超过当地人口，出入村庄的人员鱼龙混杂，多为从事低端服务业的人员，其中不乏无业者、失业者，其犯罪可能性较大。据此，封闭村庄，查验可疑人员的证件，在容易发生犯罪的夜晚封闭村庄，似乎就是最简捷的应对办法。甚至有民众也觉得，这样做确有好处。

也许封闭村庄确实可以带来一些好处，但是，这种措施在伦理上、法律上、政治上不具有任何正当性。首先，它预设了外来人口，尤其是那些从事低端服务业的外来人口具有较高的犯罪可能性，这样的预设构成政府对这个群体的身份歧视。其次，随意设立关口，要求一个公民出示证件证明自己的身份，乃是违法行为，并不是随便一个人都可以要求他人出示证件的。第三，禁止没有证件的人员进入村庄，侵害该公民的人身自由。第四，封闭村庄，对村庄实行军事化管理，侵犯所有村民的人身自由。哪怕大多数村民同意这样做，它也侵犯了少数不同意者的人身自由，而法律在这样的情形无疑是站在少数人一边的。

事实上，任何人，只要了解现代社会、现代政府的基本理念，就不可能支持通过封闭、分割管理社区的做法。现代社会本质上是一个开放社会(opensociety)。这种开放既指制度上的开放，也指地理上的开放。每个国民至少可以在国境之内迁徙到自己喜欢的任何地方，从农村到城市，或者从城市到农村，或者从一个城镇到另一个城镇。当然，每个国民也可以不受阻拦地到任何社区去办理他的私人或公共事务。这是现代社会的最低要求，也是国民的基本权利。

上世纪50-70年代，国民被禁止在地理上流动，农民要进城是需要集体开介绍信的。过去30年中，人们已可以在地理上流动了，但制度给他的身份却绝无改变的可能。此次准备封闭的村庄中有几十万人口被标以“外来人口”身份，虽然他们中相当数量的人已经在这里生活、工作了若干年。

由制度插在这群人身上的身份标记，让他们在城镇政府、在当地居民眼里变成了一个棘手的问题。事实上，一群人一旦被标上一个特殊记号，当然也必然成为问题——— 预言是可以自我实现的。政府不准备让他们本地化，不鼓励他们融入当地社会，那么，他们当然就生活在自己的亚文化群体植被，而不是生活在当地的一般社会秩序之中，他们当然就是以他者的心态对待当地社会及其秩序。由此，他们当然不可能被当地居民平等对待，一种互不信任的紧张气氛必然在外来人口与本地居民之间生成，发酵，这些地方的治安也就好不了。

碉堡村是治理失败的产物，也是进一步失败的象征。要求所谓可疑人员进村出示证件，更进一步强化外来人口的身份标记，让他们每天更为强烈地感受被歧视的滋味。或许，在短期内，封闭村庄可以改善治安，但不同人群间的相互猜疑、怨恨，恐怕会强化、深化。

因此，对社区进行封闭管理，不是改善治安的正确办法。但当然，要让基层政府变革户籍制度，似乎又不大可能。那么，这些外来人口聚集村庄的治安问题，怎么解决？对政府来说，可取的办法是，鼓励村民通过自治的办法，寻找适合本村庄的合理解决方案。有些村庄如果通过民主方式决定，采取封闭村庄的办法，也未尝不可。这与警方、政府统一封闭村庄，性质完全不同。

有些村庄也许想不出好办法，那就让社会治安维持原状吧。开放社会必然存在某些在封闭社会看不到的风险，保持开放的那些也许看不见的收益，足以弥补这些风险可能产生的代价。准备享受开放的好处的民众，是会容忍无法避免的风险的。能否在这两者间作出正确抉择，乃是民众心智是否成熟的标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