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对创建中共党史学的提法始终存有疑义。中共党史研究属于历史研究的范畴，应当运用历史学的研究方法，遵循历史学的研究规范，这已经是绝大多数研究者的共识。在今天的条件下，于历史学的门类中，再建一个“中共党史学”，有多少实际意义，让人怀疑。有人说，研究中共党史之所以能够成为一门独立的学科，一是因为中共对中国社会的影响巨大；二是因为现有的研究队伍、研究机构和研究资料、成果等等已经相当庞大系统，事实上形成了自己的一套研究体系。如果《红楼梦》研究、甚至连对钱钟锺书的研究都能称“学”，中共党史又如何不能称“学”？这里的问题在于，“红学”也好，“钱学”也好，更多的其实只是一种约定俗成的形象说法，其科学意义未必完全成立。一个独立学科的成立，根本上取决于它是否具有其他学科所不能替代的完整的科学体系，而不是看研究对象的影响如何、研究它的人多人少。毕竟，我们这里所讲的×ד学”，都是就学术范围而言的，指的只是学术上的分类或科学领域中某一科学的分支。中共党史难以成“学”，一是因为它不具有其他学科不能替代的完整的科学体系；二是因为我们其实还很难完全把它纳入到学术研究的范围里来，以致从事中共党史研究的学者队伍到今天几乎不复存在。

许多人都强调中共党史研究具有特殊性，这当然不错。但它最大的特殊点不是因为人们所强调的研究中共党史需要较多的理论素养，而恰恰是一般学术研究避之唯恐不及的，那就是它与现实政治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由于对中共党史的说明多少会涉及到执政党的形象问题，因此，自开国以来，如何讲述中共党史从来就是受到执政党高度重视，甚至直接指导的一件事。即使改革开放到今天，从学术的角度来研究中共党史多少成为可能的情况下，更侧重于从政治的角度，而非纯粹从学术的角度来研究中共党史，依旧是当前中共党史研究的主流。特别是在高校全面取消中共党史和中国革命史课，大批教师脱离中共党史研究之后，中共中央主办的中共党史机构，几乎成了中共党史研究的唯一重镇和仅有的组织力量。中共党史研究政治化的趋势，似乎更加明显。在这种情况下，把中共党史研究独立起来，简单地当成学术的一个门类，势必会混淆学术与政治的界限，或者使人误以为在中共党史研究领域也像在其他学术研究领域那样，并不存在多少禁忌；或者使人把大量服务于现实政治需要的论文论著，也都混同于一般的学术研究成果。因此，与其建立所谓中共党史学，倒不如听其自然的好。因为听其自然，学者们可以按照历史学的方法与规范去研究那些可以研究的问题；非学者也可以按照政治的需要去发表那些并不属于学术范畴的论文论著。人们用不着拿同一标准去要求它们、规范它们；也不致造成分不清政治标准与学术标准，甚至把政治标准也混同于学术标准的情况。

强调中共党史研究的学术性，并不等于不承认中共党史研究的特殊性，更不等于说政治的中共党史研究不重要。事实上，改革开放以来的历史已经证明，政治的中共党史研究也是有其重要作用的。问题是，政治的中共党史研究要真正得到社会的承认，也必须与学术的中共党史研究找到契合点。我主张不必单独设立中共党史学科，就是相信在当前情况下，唯有坚持历史学力求真实地再现历史的目的，日渐萎缩的中共党史研究才可能重现其生命力。因为，即使是政治的中共党史研究，其与学术的中共党史研究的不同之处，也不应当是研究的基本目的，而只应当是研究的范围和程度。换言之，学术的中共党史研究也好，政治的中共党史研究也好，它们在有一点上应当是一致的，那就是坚持实事求是，最大限度地寻求接近历史的真实。政治的中共党史研究固然需要强调研究结果对现实的积极影响，但如果离开了真实，不仅难以达到政治研究者们所期待的效果，甚至还可能因对读者造成严重误导而自毁前程。前苏联充满粉饰和虚假内容的《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一书的社会后果就是明显的教训。它虽能蒙蔽世人于一时，终不能蒙蔽世人于一世。真相稍一曝光，不仅斯大林个人在世人眼中顿时由神变成鬼，就连苏联共产党和整个国际共产主义运动，都不免蒙受耻辱并遭受打击。凡熟悉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者都很清楚，战后世界社会主义阵营最初的动摇和分裂，社会主义的声誉在世界范围内由如日中天而迅速下堕，很大程度上就是从苏联党被迫向自己的党员半吞半吐地讲真话那天开始的。讲真话之能够造成如此轰动和严重的后果，不正是因为过去假话讲得太多了吗？

历史真实的社会效用究竟能有多大，是一个见仁见智的事情。但同为共产党的领导人，同样以马列主义为指南，毛泽东当年坚持“政治挂帅”和“以阶级斗争为纲”，而邓小平后来却坚持生产力标准，把经济建设摆在一切工作的首位，他们之间的这种区别就或多或少与他们对历史的认知不同有关。毛泽东积二三十年阶级斗争之经验，包括依据《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提供的例证，始终坚信一切社会矛盾（乃至党内矛盾）归根结底也还是阶级矛盾，即使在社会主义条件下，一切社会问题也只能靠阶级斗争和路线斗争来解决。邓小平却从亲身经历的“文革”悲剧中，发现过去的观念和作法存在很大问题。在进一步联系到历次政治运动和整个共产主义运动的历史之后，他最终认识到阶级斗争和政治运动不是解决当今社会矛盾的好办法，社会发展完善的最主要动力还在于生产力，许多问题都只有通过发展经济、发展生产力才有逐渐解决的条件与可能。邓小平能够得出这种认识，千千万万与邓小平有着相同经历和体验的干部群众都得出这种认识，中国前进的道路就发生了根本性的转折。对历史的感受与认知不同，会影响到中国政治社会发展的前途不同，在此一望即知。如果邓小平没有亲眼看到“文革”，没有几上几下的亲身体验，没有举一反三地联系到建国以来历次运动的负作用，他大概同样不会怀疑“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正确性，更不可能有大胆推动改革开放的历史性作为了。

其实，历史研究的意义很大程度上就在于，它能够让人们通过真实的历史图像，正确地总结出历史的经验教训。我们毕竟不可能要求所有后来者都像邓小平那样通过亲身体验历史来得出正确的认识，何况这种体验的社会代价也过于沉重。而通过对历史的研究所得出的认识，事实上也比依据个人体验所得出的认识会更全面、更深刻一些。这里面的原因很简单，由于每个人所处环境、地位或立场不同，价值判断及感受不同，即使都是亲身经历，他们所得出的看法也未必完全相同。更何况处于特定环境与条件下的个人，不论地位高低，其视野和知情的程度都注定是有相当局限的，这就更会影响其判断和结论的准确程度。毛泽东和邓小平都经历了文化大革命，就因为他们所处地位不同，看问题的角度各异，两人对历史真事的看法就大相径庭，结论更是完全相反。用历史研究的方法来研究中共党史，其最大的好处就在于它能够不受当事人的情感因素和意识形态倾向的困扰，真正站在毛泽东所说的“客观”的立场上，于事后利用已经可以看到的大量丰富的、多层面的各种文献及口述史料，从不同的角度深入到历史的场景和内幕之中，提供出一个远比个人感受更全面、更真实的历史图像来。用毛泽东的话来说，就是要“用整个党的发展过程做我们研究的对象，进行客观的研究，不是只研究哪一步，而是研究全部；不是研究个别细节，而是研究路线和政策”。“要研究哪些是过去的成功和胜利，哪些是失败，前车之覆，后车之鉴。” 没有真实、准确和全面，只知其一，不知其二，不仅做不到正确的总结经验教训，而且还可以因错误的总结经验教训而重蹈历史的覆辙。这也就是为什么毛泽东坚持认为：“不把党的历史搞清楚，不把党在历史上所走的路搞清楚，便不能把事情办得更好。”政治的中共党史研究，其意义多半于此。

当然，中共党史研究的特殊性，还在于它特有的思维方式和理论支持。要推动中共党史研究发生积极的社会效果，仅仅立足于揭示历史真实的愿望还是不够的。邓小平为什么能够从毛泽东的阶级斗争观念中摆脱出来？除了他从亲身实践中逐渐发现许多敌情认识其实是过度反应之外，一个极其重要的原因，就在于他发现毛泽东过分夸大了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的作用，在相当程度上脱离了马克思主义有关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的基本原理。同样依据马克思主义，如果邓小平不能找到这样一种新的思维、新的角度，即使他能够意识到历史上的许多真实，感觉到现实中的许多问题，他也还是难以否定毛泽东所坚持的阶级斗争的既定思维模式，无法根据实践的结果来改变前进的方向。由此不难看出，重视理论思维对于中共党史研究仍旧具有相当重要的意义。在今天，无论学术的还是政治的中共党史研究，之所以会陷于一种比较不受社会重视的尴尬境地，在相当程度上其实也是与研究者对理论问题的思考不够解放和深入有关。在理论观点上不解放、不深入，仅仅满足于按照传统的观点去解释历史，或者把精力放在引进西方的某些研究方法上面，都难以回答现实生活提出的种种重大历史问题，这样的中共党史研究自然不会引起人们的兴趣和重视。

实际上，我们今天的社会主义，已经与过去马克思、列宁所谈论的社会主义，包括与毛泽东所追求的社会主义，在许多方面发生了改变。这种改变不仅仅是一个实现方法的问题，比如是用阶级斗争的方式，还是用发展经济的方式之类。这种改变早已遍及生产关系、社会关系乃至上层建筑的各个方面。甚至过去长期被认为是社会主义三大特征的公有制、按劳分配和计划经济，如今或者解释全然两样，或者地位大大降低，或者干脆不复存在。过去许多长期被斥为资产阶级的东西，如今也都堂堂正正地列为我们现实的政策。像人权问题、依法治国问题、允许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的问题，以及知识分子地位问题，等等，今昔之变，俨然是一个天上，一个地下。这许许多多的改变如果不能从理论上和历史上得到充分合理的解释，今天的改革就难以真正确立自己的合法性基础，社会上任何风吹草动都可能造成一些人在政治上的摇摆与动摇。

坦率地说，从学术研究的角度，我们完全没有必要功利主义地强调中共党史研究的社会效用。因为急功近利，对学术研究来说通常都是可怕的陷阱。但是，中共党史研究的现实就是两种形式的研究并存的局面，我们希望也罢，不希望也罢，研究中共党史在今天客观上总是会主动或被动地与现实政治发生这样或那样的联系。既然如此，无论是从学术的角度，还是从政治的角度，积极地推动中共党史研究，使它有助于我们今天的社会进步，对于中共党史研究者来说，也还是有意义的。尤其是在改革开放已经20多年的今天，在社会的大踏步前进早已大大突破了我们过去的许多传统观念之后，人们看到中共党史研究读本依旧不能清晰地解释中国为什么不能照毛泽东的方式继续革命，而必须另辟新路，改革开放之前的中国和改革开放后的中国究竟有着怎样的区别，我们从中有哪些经验教训值得记取？因此，深入开展中共党史研究，以便能够深入、系统、全面和准确地回答这些问题，更显得格外必要。毕竟，我们进行了20多年的改革开放，关于改革开放的历史合法性问题却至今未能真正解决，以至今天依旧有一些人能够堂而皇之地拿过去的观点来批评甚至是否定现在，这或多或少应当看成是中共党史研究的一种悲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