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源将军的新著《梦回万里，卫黄保华——漫忆父亲刘少奇与国防、军事、军队》（人民出版社2018年版），是近年来党史研究领域一部难得的佳作，除了作者独家掌握的许多珍贵史料外，尤其是在大历史观上提出了不少独到深邃的新见解，宛如沉厚的历史高原上吹来一阵清风，读后让人耳目一新，掩卷深思。作者在前言中亦多次点题，“阐述些独见而非共识，或许可对史实提出个新视角”，“作点新试、破点规矩，或许可对史实激发些新感悟”，“或许可为史实增添点新内容”，实为克罗齐名言“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之注脚。那么，作者论述史实的新意，究竟新在哪里呢？
作为党史研究的爱好者，我个人认为，本书最大的新意在于：作者利用自己掌握的丰富史料（亲历者自述），弥补了诸多历史空白及裂缝，完整地描绘出了大革命时代父亲刘少奇真实的历史肖像，此类逸史漫忆，对正史也起到了补遗纠误、画龙点睛之妙用。作者在书中有一段回忆：1967年春和夏，父亲被隔离监禁，16岁的他被特许去照顾父亲的生活，在独处交谈时，平时极少言谈自己经历的父亲，主动跟他讲述了许多亲历往事，“他很想知道社会上的质疑，也愿回答询问”，这也算是父亲留给他、亦期留给后世的政治交待。这段特殊的文革经历，在少年刘源心中或许留下了不可磨灭的烙印，经半个世纪，“仅凭少年强记，不舍经年捉摸，按图索骥、补学旧史、寻求新解”，终于在父亲刘少奇诞辰120周年之际，出版了这部立传史论性的著作，对父亲是一种告慰，对历史也是一个交待。
1945年6月，中共七大选举产生了毛泽东、朱德、刘少奇、周恩来、任弼时五位中央书记处书记，史称“五大书记”，这是中共第一代领导集体的核心，之后刘少奇就成为党内实际上的“二把手”。在战争年代，枪杆子里出政权，军事斗争是最重要的事情，带兵打仗的将帅就成为当时最耀眼的明星，相对而言，长期负责工运、白区工作的刘少奇就要低调太多，其历史形象也有点模糊不清，他究竟为党、为革命做过哪些伟大贡献，并未充分彰显出来，尤其在军队和军事上的重要贡献被严重低估了。刘源这本新书的主题似乎就是为了纠正这种历史偏见。
书中给读者印象最深的是，刘源讲述了两段不被史家所注意、也并未见于正史结论的历史事实，但这两件事情对人民军队的建立和发展，都是极为重要的历史贡献。
第一件事，1922-1925年，刘少奇在安源路矿领导工人运动时，组织起了工人纠察队，这是“中国共产党武装工农最早的实践”，比叶挺独立团还要早几年，“这为人民军队的建立和发展，作出了极为可贵的、能生长接续的积极探索”。后来，他把组织工人纠察队这套做法带到上海“五卅运动”和广州“省港大罢工”中，使之成为当时全党工作之重点。工人纠察队是党领导下的第一支武装力量，为后来的南昌起义、秋收起义和广州起义培养了大批党员骨干，“血脉延续至今，称其为人民军队最早的雏形前身，当之无愧！”
第二件事，1936初，红军长征达到延安后，仅剩不到3万人，红区损失90％，白区损失100％，如果固守陕北一隅，发展空间极为狭隘，红军是绝不可能壮大起来的。此时，恰好爆发了“一二·九运动”，中央任命刘少奇为北方局书记，去重建华北党组织。当时平津地区仅有党员30多名，党组织几近涣散，但在刘少奇出色的领导下，一年后北方局就发展党员5000多人，再一年就超过17万人。有了强大的党组织，才会有强大的军队，这是党指挥枪的基本道理。刘少奇把扩充军队、建立敌后抗日根据地作为北方局的中心任务，他早在1928年就明确指出：“争取广大士兵群众参加革命是最主要的军事工作”。不到一年时间，北方局就在山西“扩红”10万人，拉起了数十万人枪的民兵游击队，再后来，光晋察冀正规部队就发展到30万人，使得整个华北成为敌后抗战的咽喉。华北根据地稳固后，刘少奇又被中央陆续任命为中原局书记、华中局书记和新四军政委，负责华中和整个华东地区的军队组建和根据地建设工作，扩充部队逾20万人，“与华北八路军和解放区紧贴相连，形成了持久抗战的战略格局”。皖南事变后，在新四军军部重建大会上，代军长陈毅如此郑重地介绍政委刘少奇：“抗战后，他到华北，华北抗日运动就有了大的发展；到皖东，同样展开了大的局面；到苏北，也一样是如此。他是代表中央中央到这里来直接指导我们的。新四军直接在中央和刘少奇同志领导下”。这是实事求是的评价。1936-1942年这六年时间，刘源称之为父亲刘少奇的“长征”，华北和华中敌后抗日根据地的创建，“空前发展了党和人民军队”，打出来百万军队、几百万民兵游击队、一亿多人的解放区，这是人民军队发展壮大的关键时期，为抗战和革命的最终胜利奠定了坚实基础。
由此可见，在人民军队发展史上，刘少奇的开创壮大和组织领导之历史贡献，是厥功至伟、无人可替代的，这也是他能成为党内“二把手”的最重要资历。大革命时代，党内英雄辈出，群星璀璨，一个人历史地位的形成都是自己打出来的，名副其实，众望所归。七大选出的党中央第一代领导核心，就是以毛泽东为代表的“红区”正确路线和以刘少奇为代表的“白区”正确路线，作为全党路线之统帅，这是全党之公认，历史之定论。中共第一代领导人都是个人魅力型的政治领袖，可以这么说，毛泽东的战略能力，刘少奇的组织能力，周恩来的外交（情报）能力，构成其政治领导力的核心。这应是一种公允的历史评价。习近平总书记在纪念刘少奇同志诞辰120周年座谈会上的讲话中，高度评价他“在我们党的历史上、在中华民族走向伟大复兴的历史上占有重要地位”，称赞他“无论过去、现在、将来都是中国共产党人和中国人民学习的光辉榜样”，这就是对刘少奇一生奋斗最好的历史总结。
但对上述两个史实，尤其是后者，不知为什么，竟被史家所忽视，刘源在书中也指出，“这一段，在军史上算是半空白吧，正史很少，研究更缺，评价几无”。究其原因，战争年代，人们关注的往往只是战争本身，而并不关注战争背后真正起决定性的东西。战争不仅仅只是带兵打仗，更重要的是支撑战争的整个经济与政治体系，譬如，怎么组织兵源，怎么给部队提供军饷、装备、物资，军民关系、战争中的人心向背等，这些才是最终决定战争胜败的关键因素。只有注意到历史的细节，看清楚历史的全貌，我们才能真正地认识历史，认识到历史的规律性。
本书还有一大新意就是，对一些有争议的历史问题，作者也并未回避，而是正向面对，力图给出一种合情合理的解释。对党史研究来说，这是最有价值的看点，能解开诸多历史疑团。
近两年，网上流传一种观点，“说刘少奇一直整彭德怀”，包括1959年庐山会议上打倒彭总,这种说法甚嚣尘上，风传甚广。刘源在书中用了很大的篇幅，就自己了解的实际情况，详细讲述了刘彭两人的历史关系，“以却尘嚣，以正视听”。恰好我也研究过这段历史，比较清楚其来龙去脉，现将有关史实综述概论如下。
1942年,刘少奇从华中返回延安,奉毛泽东指示“对华北工作加以考察”,途经太行山八路军总部时,他当众严厉批评了彭总,重军事而轻地方党政,根据地建设尚欠扎实完善。据杨尚昆回忆，当时刘彭两人都“拍了桌子”。彭总脾气大是出了名的，但他对刘少奇的批评还是服气的，后来他在七大上总结经验教训时说过：“由城市转入农村，由运动战转为游击战，是件不容易的事。在这里证明了刘少奇同志，不仅有白区城市工作的经验，他也懂得农村的敌后战场。”1953年，彭总对中央处理“高饶事件”的决议是反对的，甚至毛主席让人传话警告他不要表态，当时刘少奇代理主持中央工作（毛去杭州主持起草首部宪法），刘彭两人对此事件的看法有分歧，但这实属正常。1959年，中央召开庐山会议的初衷是“纠左”，把过高的经济指标压下来，彭总上万言书后，“毛主席还当面肯定了他的发言”,但后来形势突变，彭总的直言得罪了许多地方大员(他们是大跃进的主要支持者,打个比方说,大跃进比现在房地产还热,地方获益最大),结果“批彭一边倒,群起而攻,群情激昂”,特别是,有些人在毛主席跟前添油加醋、造谣污蔑、挑拨离间、佞谗陷害，“纠葛积怨旧账，上纲到趁机发难篡权，彭百口莫辩”。形势所迫，刘少奇也作了发言批彭，但他讲话是最简短含蓄的。在当时政治环境下，刘彭之间的争论争吵，尚属工作中的正常分歧、组织上的正常批评，谈不上谁整谁，更谈不上“阴谋论”。
刘源在谈及毛泽东、刘少奇、彭德怀三人关系时，亦感慨万千：“仨湖南老伯老爹，已居天际间，千唤不一回。”湖南人具有一种蛮霸坚毅的性格，为自己坚持的原则和信念，敢于斗争到底，绝不妥协,甚至不惜杀身成仁，毛刘彭三位伟人更是如此。性格不仅决定了个人命运，有时也能决定历史走向。
毋庸讳言,文革中党内的分歧和斗争,是异常激烈和残酷的,最终导致一场民族浩劫。父亲刘少奇被打倒，是文革最大的冤假错案，也让刘源全家人都付出了惨重代价,但他在书中完全抛下了个人恩怨，主动承担起历史责任，试图去探究反思历史真相。作为晚辈，他不便评论父辈们的对错是非，这是尽自己的本分，但他在书中反复呼吁，“谨与读者学者共同探讨”，“请专家探究，导后人真知”。他大力倡议，“终归必须澄清史实”，“求真务实、公允提出问题，直言正史、严肃举证评说”，“公开史、明探讨，定会赢得信赖”。这种大历史观，或许更值得我们去重视，并深入地去研究。
尊重历史，以史为鉴。历史绝不会被遗忘，它将永远活在人们的心灵深处。但对一个历史事件，如果读者从不同的视角，使用不同的方法，或站在不同的立场上，都会得出不同的解释和结论。所以，历史真相究竟是什么？事实并不是历史真相，事实之间的逻辑必然性才是历史真相。科林伍德的名言“一切历史都是思想史”，就说明历史绝非事实的简单堆积，它是一种复杂的思想体。不管怎么说，党史是中国现当代史的核心，是近百年来追求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结晶，如何准确、正确、合情、合理、完整地认识党史，使之成为全民族共同永恒的精神财富，这是新时代党史研究应有的抱负和使命。“光辉史、新发掘，为党增辉添彩！”或许就是刘源将军这部新著蕴含的深意所在。
作者简介：吕陈君，湖南长沙人，中美塞尔研究中心研究员。曾任聂荣臻教育促进会副秘书长。业余时间研究党史，发表过《历史背影中的姚依林》、《文革历史渊源和心理动机之探讨》等多篇文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