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简介：奥利弗•马克•哈特维奇（Dr Oliver Marc Hartwich）博士，独立研究中心经济部研究员。之前，他曾经担任伦敦英国思想库政策交流的首席经济学家。他在政策交流时的著作主要关于住房和规划，都市振兴和交通政策等。此前，他曾担任英国上院议员希格罗夫湾奥克肖特爵士（Lord Oakeshott）的顾问。

幽灵故事

正如马克思和恩格斯在1848年写的《共产党宣言》中写的那样，一个幽灵在世界上游荡。不过，这次游荡的不是共产主义的幽灵而是新自由主义的幽灵。(1) 正如马克思和恩格斯报道的“为了驱除这个幽灵结成了一个神圣同盟”，这次为了把新自由主义的幽灵从世界舞台上驱除出去，又成立了一个同盟，不管它是否神圣同盟。

不管怎样，承诺打击新自由主义的同盟是让人好奇的：宗教领袖和艺术家、环境保护积极分子和全球化批评家、左右两派的政客、工会领袖、评论家和大学教授等。他们拥有共同的激情，要撕掉新自由主义的面具和非人性的、反社会的、潜在的厌恶人类的意识形态，或者揭露其受希望利用世界谋取自身利益的无名力量推动的玩世不恭的实践的本质。

这个反对新自由主义的多彩同盟的成员是在反对新自由主义的斗争中团结在一起的，但他们形形色色。这说明新自由主义不能很清楚地被定义为一个概念。相反，它是一把大伞，下面隐藏了众多不同观点的群体。任何人只要相信新自由主义挡住了他或她实现政治目标，就可以在反对新自由主义的教堂里找到容身之地。这或许也解释了反对者中不存在清晰和连贯的关于新自由主义的定义。(2)

但是新自由主义最让人好奇的特征在于这个事实：近来几乎没有人会自认为是新自由主义者。从前，意识形态争论常常是在保守派和社会主义者或者集体主义者和个人主义者之间进行的。尽管这些相对的群体之间或许没有别的共识，但至少他们都同意各自的身份认同。社会主义者不可能因为保守派称他是社会主义者而感到被冒犯了，反过来也如此。

另一方面，在当今围绕新自由主义的辩论中，被强烈指责持有“新自由主义”观点的人并不接受别人赠送的“新自由主义者”称号。他们要么坚持自己是别的派别（如自由派，古典自由派或者自由意志论者），要么简单地宣称自己被敌人误解了。不管怎样，很少有人愿意成为“新自由主义者”。比如，在安德鲁•诺顿（Andrew Norton）的博客读者进行的网上调查，在1200多名参与者中，没有一个人自称新自由主义者，回应最多的是“古典自由派”“保守派”或者“自由意志论者”(3) 这些是奇怪的辩论，与你做战的敌人宣称他根本不存在。

或许这没有什么好奇怪的。如果新自由主义的定义本身就模糊不清，如果它意味着你不赞同的任何东西，它不是来自获得理论知识的企图而是来自破坏政治对手声誉的欲望，那么，这是可以理解的。这样的话，新自由主义者的标签已经成为政治言论的组成部分，虽然不过是没有多大意义的侮辱。

其实，并非总是如此。在新自由主义的开端，在这个术语刚被创造出来时，它和我们现在指的意思正好相反。我们在用贬义的方式使用新自由主义时的浅薄和最初创造者使用这个词时的深刻形成鲜明对比。更让人吃惊的是，最初的“新自由主义者”和现在被称为“新自由主义者”的人之间几乎没有任何共同之处。

危机和新自由主义

危机时刻自然引发对于迄今为止不受挑战的概念的广泛批评。所以在经济危机时引发人们重新考察市场起作用的方式，并不令人感到吃惊。下面两段引语就说明了这一点：

有一个作家曾写到他那个时代的经济动荡：“危机让人怀疑流行的新自由主义正统思想，它们支撑了国家和全球性管理框架，这些非常醒目地没有能防止现在拜访我们的经济破坏。”他接着说“在过去的一年里，我们已经看到不受约束的市场力量把资本主义带入悬崖边，结论是“不管是政府还是它们代表的人民都对极端资本主义不受约束的体制失去信心。”

另一个评论家的观点同样清晰。他诊断出“多元主义者的混乱、经济的贪婪、经济自由主义的失败。他坚持我们所需要的是“一个强大的国家、一个超越利益集团的羁绊，凌驾于经济之上的国家。”

虽然两个评论家的视角似乎类似，但他们观点的差别实在太大了。两人不仅有70年的时间间隔，而且政治倾向、专业背景和国籍都不同。而且，前者是新自由主义的激烈批评家，后者则是新自由主义这个词的首创者。

为了解开这个迷，让我们首先掀开帘子暴露这两人的身份。第一位是澳大利亚总理陆克文（Kevin Rudd），他2009年初发表在《大西洋月刊》上的文章“全球金融危机”可以被看作对新自由主义的全面攻击。(4)

第二个评论家是德国社会学家和经济学家亚历山大•吕斯托夫（Alexander Rüstow）,引语来自他1932年在德国经济学家协会“社会政策协会”（Verein für Socialpolitik）发表的演讲(5) 而且作为他1945年出版的著作之一的标题。(6) 正是同一个亚历山大•吕斯托夫在1938年创造了新自由主义这个词。

如果陆和吕斯托夫听起来这么熟悉，其中一个拒绝新自由主义的概念，而另一个创造了这个概念，那么，中间一定存在一些误解，或者这个术语在过去几十年已经发生了重大改变。

在一定程度上，人们可能认为几乎一百年前在一个偏远的小国（20世纪初德国）发生的事对当今澳大利亚政治不应该有什么重要性。世界在前进，今天的辩论已经和1930年代的辩论不同了。另一方面，当我们在处理新自由主义的起源时，它不仅是思想考古学的徒劳练习。我们能够看到早期新自由主义认识到市场的力量及其局限性。今天的“新自由主义”批评家可能没有意识到早期新自由主义概念的确定性特征，就是给没有上脚镣的市场和市场力量以制约。这或许给当今的政策制订者一些启示，仅仅因为新自由主义者在国家能够和应该干预的领域和国家不该干预的其他地方都非常突出。

新自由主义的创立

新自由主义项目成立于1932年。德国的经济学家协会“社会政策协会”邀请年轻的经济学家亚历山大•吕斯托夫出席在德莱斯顿召开的年会。社会政策协会的长期主席维尔纳•桑巴特（Werner Sombart）是所谓的“教会社会主义者”（Kathedersozialisten )派的领袖,不同于经济学的历史学派。作为国家社会主义公开支持者的桑巴特对自由主义没有任何同情。他本来打算让德莱斯顿会议成为推动其事业发展的集结号。但是让他吃惊的是，相对来说，默默无闻的吕斯托夫在会议上发表了最受注目的演讲，此文后来被发表并多次转载。直到今天，它仍然被广泛认为是新自由主义的纲领性文件。(7)

演讲的题目是“自由的经济，强大的国家”（Freie Wirtschaft, starker Staat）在这四个词里我们已经能看到吕斯托夫的基本经济主张。和支持桑巴特的国家社会主义理想完全不同，吕斯托夫把经济危机归咎于过多地干涉。他还警告不要让国家承担矫正所有经济问题的重担。他的演说是对参与经济过程的国家的明确拒绝。取而代之的是，吕斯托夫想看到确定经济行为准则并确保经济行为在这些规则内运行的国家。这是国家有限的角色，但它要求国家要强大。除此之外，国家应该克制自己不要参与市场活动。这意味着对保护主义、补贴、和卡特尔的明确“拒绝”，也就是我们今天所说的“裙带资本主义”、“ 规制俘虏”、“公司福利”等。但是吕斯托夫也看到限制性干预主义的作用，只要它在“朝着市场法则的方向”前进。

在他作为大学教授的后半生，吕斯托夫进一步发展了新自由主义思想，正如他自己称这个观点为“新自由主义”，出版了很多书，发表了很多文章，详细阐明了在法治和限制性政府领导下的市场经济体制。其中很多是在流亡期间撰写的，在希特勒的秘密警察盖世太保1933年搜查了吕斯托夫的家后，他决定离开德国接受伊斯坦布尔的教授岗位。他一直呆在土耳其，直到194年返回西德在海德堡大学任教。

在他的文章“在资本主义和共产主义之间”， 吕斯托夫明确指出两种意识形态之外的第三条道路。(8) 他承认市场一般来说在完全竞争下才能运行良好。但是，他指责亚当•斯密坚持一种反对国家的争吵和怨恨，这使他忽略了必要的国家决定的市场机制。吕斯托夫宣称这造成了市场经济堕落为难以维持的资本主义体制。在长长的脚注里，他接着解释需要坚持区分“完全竞争的真正自由的市场经济和“补贴的、垄断的、多元主义的堕落”，他认为这是真正市场竞争的“病理学堕落变体”，他建议用“资本主义”称呼它。

如果自由放任和亚当•斯密式自由主义在吕斯托夫看来这么糟糕，他可能倾向于支持计划经济体制吗？他的答案是引起回音的不。他用谴责资本主义的同样言论和热情，拒绝了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诺言。宣称它们不是可靠的经济体制，与民主、自由和人的尊严格格不入。

所有这些导致他呼吁自由放任和社会主义之外的中间道路“第三条道路”。 吕斯托夫写到“我们应该高兴，我们不需要在资本主义和共产主义之间做出选择，但是存在一个“第三条道路”。 (9)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这个同样的逻辑让今天的新自由主义批评家宣称人们不再需要在哈耶克与勃烈日涅夫之间选择，正如陆克文总理2008年在独立研究中心发表的演讲中说的那样。(10)

虽然“第三条道路”的当代支持者宣称反对新自由主义，但是在吕斯托夫看来，这个“第三条道路”正是新自由主义。他称之为新自由主义就是要与早期自由主义区别开来，因为吕斯托夫常常使用贬义词如“庸俗自由主义”“曼彻斯特自由主义”或者“古老自由主义”指早期自由主义。他想和早期自由传统脱离关系，用新自由主义取而代之，因而加上了前缀“新”。

重新发现新自由主义

我们应该在这个宏大的历史背景下看待当今人们对新自由主义的攻击。

把市场中的问题归咎于市场问题似乎是本能反应。仔细考察后，人们会发现一些所谓的市场失败实际上是经济政策的失败。比如在吕斯托夫和德国新自由主义者认为经济卡特尔化或者垄断化是市场经济堕落结果的地方，历史分析显示它们是保护主义和干预主义的直接后果，这正是吕斯托夫及其同事激烈批评的东西。

同样的，当我们在辨认当今危机的起源时，我们应该非常小心。再次有很好的理由看待政府和市场这两个让人怀疑的对象。虽然有很好的理由假定确实存在一些市场失败导致了现在的危机，至少有同样多的理由认为危机前存在政府决策失败。不过，即使在市场失败的时间和地点，并没有给予政府空白支票来纠正市场的结果。首先，需要证明纠正措施实际上能否改善经济状况。

国家和经济之间需要找到微妙的平衡点。虽然有很好的理由来批评德国新自由主义者最初的历史分析，但他们的政策药方仍然具有宝贵的讨论价值。吕斯托夫在国家作为经济秩序的保护神和国家作为超越经济过程的规则制订者之间的区分，国家卷入经济过程很容易成为特殊利益集团的俘虏等失败的国家干预政策等仍然是可靠的结论。尤其是在今天重新发现它们的价值是非常有意义的。

不幸的是，关于全球金融危机的适当政治反应的讨论不够深刻和细致。比如，当我们阅读陆克文“反新自由主义”文章时，我们从第一段就发现一些强烈的言辞，他把我们的经济问题归咎于“自由市场极端主义”、“极端资本主义”、“过分贪婪”等。

但是，如果我们阅读这些耸人听闻言论背后的潜台词，我们能读到陆文章中承认“开放的竞争性市场的力量”。实际上，陆明确警告不要“在泼洗澡水的时候连同婴儿一起泼掉”，因为“退回到政府提供一切的模式的压力在增加，彻底放弃国内外的开放的竞争竟市场的事业的压力在增加。”

总体上看，对自由放任的批评加上对市场力量的承认、对国家力量的怀疑是新自由主义工程的核心，正如在成立之初时一样。这几乎让陆总理成为这个词最初意义上的新自由主义者，虽然如果他发现了这一点，可能会非常吃惊。不过，陆的政策说明他对政府局限性的认识不如他对市场局限性的认识那样清晰。

如果我们能从处理新自由主义早期历史中吸取为当今政治辩论的教训的话，它应该是：新自由主义是比当今普遍认为的更丰富、思想更深刻的概念。首先和最重要的是，它强调了可靠机构的重要性，比如财产权、合同自由、市场开放、债务规则、货币稳定性等作为市场繁荣和发展的前提条件。全球金融危机似乎再次证明了新自由主义的一些核心思想。

对那些当今批评新自由主义的人来说，答案或许就是如此：我们需要更多这种新自由主义而不是更少。我们不需要的是为了政治目的对新自由主义的大肆攻击。

【本文选自《新自由主义：政治咒骂语的诞生》（Neoliberalism: The Genesis of a Political Swearword）全文请参阅：www.cis.org.au/temp/OP114_Neoliberalism.pdf】

【注释】

(1) See Michael Wohlgemuth, ‘Das Gespenst des Neoliberalismus,’ posted on Wirtschaftliche Freiheit—Ordnungspolitischer Blog (Economic Freedom—The Order Policy Blog), 2 September 2007, http://wirtschaftlichefreiheit.de/wordpress/?p=69.

(2) Taylor C Boas and Jordan Gans-More, ‘Neoliberalism: From new liberal philosophy to anti-liberal slogan,’ Studies in Comparative International Development (forthcoming).

(3) http://andrewnorton.info/2009/04/non-existent-neoliberals-and-neoconservatives/.

(4) Kevin Rudd, ‘The global financial crisis,’ The Monthly, February 2009, 20–29.

(5) Alexander Rüstow, ‘Freie Wirtschaft—starker Staat. Die staatspolitischen Voraussetzungen des wirtschaftlichen Liberalismus,’ in Franz Boese (ed.), Deutschland und die Weltkrise (Dresden: Schriften des Vereins für Sozialpolitik, vol. 187), 62–69.

(6) Alexander Rüstow, Das Versagen des Wirtschaftsliberalismus 2nd ed. (Düsseldorf and Munich, 1950) 1st ed. 1945.

(7) Michael von Prollius, ‘Menschenfreundlicher Neoliberalismus,’ Frankfurter Allgemeine Sonntagszeitung (10 November 2007), 13; Marc Beise, ‘Das große Missverständnis,’ Süddeutsche Zeitung (24 November 2008); Bert Losse, ‘Chaos der Beutewirtschaft,’ WirtschaftsWoche (9 March 2009), 42; Romanus Otte, ‘Herzlichen Glückwunsch, Neoliberalismus!,’ Die Welt (23 August 2008), 9.

(8) Alexander Rüstow, ‘Zwischen Kapitalismus und Kommunismus,’ in Nils Goldschmidt and Michael Wohlgemuth (ed.), Grundtexte zur Freiburger Tradition der Ordnungsökonomik (Tübingen, 2008), 423–448.

(9) Alexander Rüstow, as above, 430.

(10) Kevin Rudd, ‘Moving beyond Brezhnev or Hayek,’ The Australian, 4 August 2008; see also Oliver Marc Hartwich, ‘Clueless road to serfdom,’ The Australian, 14 August 2008.

（译自：Neoliberalism’s early history, Oliver Marc Hartwich）