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策的缺失和机构数量的减少使八亿中国农村人口几乎得不到有效的金融支持

　　一年来中国实施了很多刺激农村消费的措施，比如“汽车下乡”和“家电下乡”，然而从根本上提振农村的消费需要的是增加农民的收入。作为农村经济发展的重要驱动力，农村金融的改革势在必行。

　　中国并不需要实施太多复杂的政策，如果能恢复到上世纪80年代农村金融的状况，已经算是前进了一大步—通过对家庭调查数据的分析，实际情况是中国上世纪90年代农村金融有明显的萎缩。

　　80年代，中国的农村金融政策使农户获得信贷方面比较自由，并且进行了农村金融机构改革，默许非正式农村金融的运作。1986-1991以及1995-2002年两波的农村家庭调查显示，80年代农村家庭能够获得相当数量的正式和非正式贷款，支持他们从事非土地型创业。 另外统计研究表明农村家庭的政治身份对他们获得贷款没有影响。而在1990年代，流向农村的贷款下降。从统计研究上看，农户的政治地位开始影响贷款决策。

　　农村金融机构从1990年代开始大幅减少，中国农业银行逐渐撤出了农村市场，农村信用合作社1985年约有40万家，而目前只有4万家。80年代农村信贷的家庭覆盖率是90年代的两到三倍。

　　并非因为农村市场不具商业价值。实际上在很多国家，农村市场的贷款回报率是很高的。很多人认为中国农村金融难以发展的主要原因是农民缺少贷款抵押品。这并不是根本的问题，可以通过改革给农民抵押品，比如实施农村土地流转制度改革甚至实施土地交易民营化。实际上，中国的农村金融机构在改革初期发展的也不错。他们的撤出或者关闭不全是出于商业上的考虑，可能是一种产业政策选择：支持城市的发展。

　　金融机构从农村撤出或者关停本身并无对错之分，他们可能有自身商业的考虑，问题的关键在于应该开放农村金融市场，允许有人撤出，就要允许别人进入。而实际情况是，农村金融市场准入并没有放开，这就造成了国有商业银行撤出及农信社数量剧减后农村金融市场的真空。最近十几年，邮政储蓄在农村发展很快，但是只是储蓄，没有贷款，所以就造成了农村资金的净流出，没有流入。

　　农村金融的缺失造成了很多问题，首先是影响了农民收入增长的速度；其次，影响简单的农村创业。缺少创业融资渠道的一个结果就是很多农民外出打工。九十年代有大量的农民工，在一定程度上是因为城市和农村收入的差别，但是更重要的是他们在农村无法获得资金，无法创业。

　　没有证据表明农村金融机构的坏账率在政府加强管制后有大幅下降，可能还有上升。主要原因是农信社后来变成了地方政府的出纳机构。1990年代的信贷供给减少了一半，肯定会产生寻租行为。而且1990年代乡镇政府办了很多企业，这些企业后来很多都破产了。

　　在政策上重视城市忽视农村，这和任何一个东亚国家的成功模式都是相反的。孟加拉国有很多的小额贷款机构，尤努斯所做的创新尤其出名。而在印度，银行们也是拼命地想往农村发展，因为回报率高，但是他们没有那么多的人力和投入，因此他们通过IT技术把计算机终端设在农村。

　　2003年之后，中国农村金融的情况开始有所改观。2006年开始，农村金融开始局部改革，但是改革步子远不如八十年代。现在农信社在进行股份制改革，为的是吸引外面的投资者，走的路子和商业银行改革一样。但是，商业银行的信息比较完备，而小型的农信社是本地化的，外面的投资者不一定懂本地业务。农信社应该是本地人所有，而不是外面的投资者，特别是机构投资者。

　　相对于这些改革，放开市场准入是最简单的。实际上一直都有人在做农村金融，只要把他们合法化就行了。农村金融市场不开放纯粹是意识形态的问题。今后两三年，经济方面的压力会越来越大，靠发展出口拉动经济几乎是不可能的，四万亿又产生了大量的产能过剩。意识形态在面临巨大的经济压力的环境下，其重要性会减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