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污染”的一种流毒甚广的糊涂观念：怎能以“人均污染”为中国碳排放立场辩护？

经济学的财货分类：“goods”和“bads”，直译，前者指一切“好的”财货，后者指一切“坏的”财货。好的财货在市场经济里就是“商品”，因为有需求就说明至少存在一个人，对他而言是“好的”。坏的财货在市场经济里价格是负的——负价格意味着你必须付费才可卖出你的财货。艾智仁（张五常的老师）写的教科书，《大学经济学》或《交换与生产》（我希望薛兆丰的中译本尽快出版），这些基本常识交代得比现代教科书清晰得多，可惜，现在很少学生知道那本书。

污染的价格是负的，不仅如此，污染通常是外部负效应——也即在既定的产权格局之内，污染者不承担全部污染费用。试想如果每辆汽车的设计，因重新界定空气产权而不得不将尾气排放到车内，那么，你还愿意像多数中国人这样买车和开车吗？所以，现在不开车的中国人，少占了便宜，因为他们污染空气比别人少一些。但我们难道需要比拼着污染吗？

可惜，同样的逻辑错误，出现在我们的国家领导人及其官僚化的脑残随员们在哥本哈根的言论里。作为旁观者，我常常嘲讽这些表演者：假如新闻是自由的，这些官僚老爷还敢在他们完全没有想清楚的议题上胡言乱语吗？恐怕不敢，因为第二天或第二小时，国内百姓就拿他们的发言开涮了。这样的事情，着实丢面子而中国人都很在乎自己的面子。逻辑地，假如新闻自由，那么，最高领导人就必须选拔那些有能力想清楚重要议题的助手，而且那些助手就必须选拔那些有能力帮助他们想清楚重要议题的助手，如此链接下来，直至官僚科层的最低层次。当然，这里有经济学的权衡问题，假如选拔上述助手的过程需要支付的代价足够高，那么，这一过程就在边际成本等于边际效用（面子问题）的环节停止。于是，我的遐想就转换为这样的问题：谁，在官僚层级里的那些朋友们，谁更在乎面子？是否有这样的可能，即那些最不在乎面子的人最不需要选拔想清楚重要议题的助手，于是他们倾向于与官僚科层的某些层级匹配？诸如此类的匹配问题，我还是留给我们北大的学生们去研究吧。

我的意思大致很清楚了：当一位学者或领导人敢于在大庭广众之下使用“人均污染”这样的指标来为自己的污染行为辩护时，他必定承受着“官僚脑残症”的迫害。因为，直译“人均污染”就相当于在叫嚣：你不是最坏的，至少你没有权力（权利）让我不变得比你还坏或一样地坏！这样如坏孩子一样宣泄了之后，还要说我们是“负责任的大国”？

但是我还应心平气和地解释一些学术常识，虽然我很难忍受平庸之辈的言论。顺便说一下，当我从社会理论转向公共政策时，我发现几乎处处是难以忍受的言论，或令人难堪的沉默。例如，不甘于经济学家的沉默，我最近写了这样五篇“评论版”文章：（1）“中国劳动工资问题”《南方都市报》12月中旬，（2）“再谈中国的劳动工资问题”《第一财经日报》12月下旬，（3）“劳动，劳动力与劳动力市场”《南风窗》1月下旬或待定，（4）“资本，资本市场与人力资本”《21世纪经济报道》1月上旬，（5）“劳动与资本”《21世纪经济报道》1月下旬或待定。阅读顺序很重要，我不会重复讲述同一套命题。第六篇，“以超常工资增长弥补人口政策的负效应”《南方周末》审查待定。其余的文章，讨论相关或不相关的议题，我统统交给《IT经理世界》分期发表。我念旧，那份刊物创刊，我就写专栏，写到现在，主编换了不知道多少，好歹坚持着吧。

回来谈“人均污染”问题。我打算在思想史课程里详细讨论这类与指标和数据有关的经济学方法论问题。人均，于是有人口因素的考量，于是有给定环境之内的人口和代群的考量，于是有人口密度的考量。哪些指标比哪些指标更根本？更根本的指标的意义决定或决定性地影响着不那么根本的指标的意义。人口密度是先在地给定的，而人均收入和人均污染则是后在的指标。理由呢？因为我们通常问为什么不能排放更多的污染物而不问为什么要生孩子。虽然，这两件事情都是由物质的、社会的和精神的这三方面因素联合决定的。不论如何，中国人口密度远远高于美国（约几十倍），也远高于欧洲（约几倍）。在这样的人口密度的前提之下，污染，也就是需要付费才有人买的财货，为什么不能以“人均”来计量？因为恰恰相反，人口密度越高，污染就越不能以“人均”来计量。假如我们大家都拥挤在一间铁牢里，排泄物也在铁牢里，那么，我们首先想到的是排泄“总量”的最高限额，一旦超过限额，我们都会悲惨地死去。谁愿意如此丢面子地宣布：只有我以往的排泄低于牢内的人均水平所以我要求更多排泄？

幸福感或幸福程度，如果可能的话，是应以“人均”来计量的。因为，如康德所言，每一个人都是目的而不是他人的手段。污染，因为是一种外部负效应——即损害他人幸福而增加自己幸福的行为，不应以“人均”来计量。因为，如夫子所言，己所不欲勿施于人。

这篇随感，今晨可以停笔。但我又想起一篇脑残文章，居然发表在舒立主编的《中国改革》“中国2010”专号里，作者居然是清华大学“低碳经济研究中心”主任。比那篇文章的标题更显著位置上，画了一张各国人均污染图，中国排在倒数第二名，后面是印度。以此，作者要论证我们中国人在铁牢里有权排泄比现在多得多的污染——免费地，因为要比西方人更坏或至少是一样地坏。我奇怪，这样想不清楚自己领域里最重要议题的人怎么会是“低碳经济”而不是“高碳经济”的主任呢？我请读者关注我们北大的资源经济学家徐晋涛教授的言论，他对中国政府在哥本哈根的表现，有极中肯且基于科学研究结论的批评。而且，清华大学的领导，怎么会容忍这样没有想清楚就做的事情发生呢？无非是支持了我上述关于“官僚脑残症”的遐想？我希望澄清：我是北大教授而且我认为北大在官僚脑残症方面比清华毫不逊色。

写完了，又有随感要发表，是关于网络文章和报刊文章哪一种影响更大的问题。就我自己的文章而言，在网络上写，更随意，但更有情境感，而我又特别看重情境感和情境理性这类情境方面的因素。发表在报刊上，我的文章有多少读者？我认为很少，不会超过一万人。发表在这里，我的言论有多少人知道？可能很多，可能很少，依赖于言论与情境对网络公众的重要性。另一个因素是稿费，对年轻作者，报刊可以付一些稿费，例如，每千字数百元或每字一元。对大学教授，这样低的稿费已微不足道。所以，我的惯例：要么分文不取，要么字索万金。还有一个因素是读者群的差异。或许，报刊读者的年龄比网络读者更大一些，体制内的多一些，退休人员多一些，国内的多一些，……。总之，技术进步倾向于扩大网络市场而压缩报刊市场。我的感受，也如此。但是，网络市场似乎有一种“赢者通吃”的规律。那么，可能有言论的网络垄断吗？我注意到“搜狐博客”我的文章，点击率可有数千倍的差异，主要取决于是否被“推荐”。而推荐的权力，不在作者，在网络的编辑和主编。后者的品味，于是成为关键因素。这一点，与杂志和报纸是一样的。所以，王烁和舒立不应担心技术进步的威胁，因为，远比他们更脆弱的是那些缺乏品味的编辑和主编们。当然，作为悲观论者，我必须指出，社会可能被“群体之恶”垄断，从而，我们先死去，然后，社会才消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