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持4月8日晚上昌平校区C段阶三的讲座之后，已经有点疲倦，没有赶上回城的校车与345公交车，就留在昌平，翻开随身携带的专业资料，原以为可以抓紧把授课之余的时间集中起来，静心地为5月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建所60周年的国际研讨会赶写论文了，本月15日就要交稿，还没写一个字，却连续接到不少评论讲座的短信、电话与网上留言，还有数位学生把法大BBS上的火爆争论源源不断地转入电子信箱。看到其中那些怀疑组织者的讲座动机和随意攻击主讲三博士的帖子，感慨良多。如果他们只是伤害我个人，那倒不要紧，我已经在法大见过世面，不止一次享受过这样的待遇了。纠缠于《中华文明通论》课程考分的少数学生至今还在迁怒于曾经千方百计从整体上照顾过学生考分的我（只是我和课程组教师都谢绝个体要分），还常在网上放冷枪，我还得感谢学校给我这个课程负责人的任务，才有机会比较全面地了解一届又一届日新月异的学生——国家未来的法治中坚，我一直在修炼自己的职业宽容与耐心。这次却是部分学生将重点对准由我出面邀请的三位年轻博士，一种受伤的感觉再袭心田，初春的凉意原来也像寒风刺骨。虽然正如许多学生宽慰时所说，这样的学生并不代表绝大多数法大学子的态度与水准，但也不能无视肆意攻击教师之风的嚣张，我至少应当对受我之邀的三位青年教师负责，不能缄默。
深思再三，那就搁下案头的专业资料，想对那些误把讲座现场当吵架菜场还不够，还要借助于网络的便捷伤害师长的部分法大学子提出如下三点忠告：
第一、你究竟需要什么样的教师来陪伴你的大学四年？
本次讲座是《中华文明通论》课程组作为本课程的系列讲座之一，委托商学院学生会与准律师协会承办的。我作为课程组负责人，就在讲座的开场白中通报过敝人代表课程组发起和组织这次讲座的三点理由：
第一点理由，它由大学的使命所决定。大学是求真的职业场所，大学的所有活动都应该以培养学生为中心，培养他们独立思考的习惯与能力，练出一身分析问题与解决问题的本领，以便将来体面地走向社会，报效国家，尽量用独立的人格与过硬的能力为双翼，做一个对社会主流价值的善意的批评者，做一个受人尊敬的人。大学不是中学的继续教育学院，不是锻造只会背教材、背定论的考试机器，没有义务把中学的应试教育那一套延续下去。
第二点理由，它由大学生的使命所决定。我们的国家还很穷，教育并不发达，特别是高等教育，我们的培养质量还在滑坡，国家培养一个大学生，特别是培养一个重点大学的学生还不太容易，我们的校名还与国家的名字联在一起，法大的学生就更应当主动地承担将来引领社会，开启民智的责任，但你在开启民智之前，就得先把自己的智慧开出一点来，多接受不同学科的学术熏陶，多听听不同的声音，尽量把书本上的知识与前人的经验转化成智慧，使自己变得聪明和成熟起来。如果你还像中学生一样，只满足于一种声音，一种定论，顶多只是一只优秀的鹦鹉。如果你再去引导百姓当鹦鹉，哪怕是能够整齐地唱出同一首歌，也不可能是生动的和悦耳的，更不用说能为“创新大国”提交出你的什么贡献。
第三点理由，它由讲座主题的重要性所决定。至今为止，还没有哪一个历史人物像毛泽东那样深深地影响着现实的中国人与中国社会，对今天的大学生也是这样。再说，对毛泽东的事实评判与价值评判还存在很大的差别，在今天的大学生中也是这样。就此而言，毛泽东的影响力还大大地超过孔子，他是绕不过的历史人物。如果对这样一个历史人物进行师生互动，开展冷静的切磋和探讨，那是非常必要的，不难事半功倍。
至于我为什么要约请三位年轻的博士来给同学们谈毛泽东，当时我也说了三个理由：
1、在关于毛泽东的问题上，请其他教师来讲，总比我一人搞“单口相声”要好。另外，请三个教师同台讨论讲，也比只请一个教师要好，可以尽量避免一言堂，避免一种声音。
2、胡尚元老师、解启扬老师与邓文初老师，三位年轻的博士，分别来自中央党校的党史专业、人民大学的中国哲学史专业和浙江大学的近代史专业，不仅都来自名校，而且还出身于不同的学科与专业，他们可以提供三种不同的视角与资料信息，让全体在场同学认真参考。而且据我了解，三位年轻教师都是喜欢读书和独立思考的教师。
3、尽管我在史学界也许永远都是“青年学者”，在历史研究的某些学术研讨会上，前辈们指令我发言时，至今都是把我作为“青年学者代表”，但在这三位年轻教师面前，我就算是“老教师”了，除了邓文初老师是我的学生外，其他两位平时对我也挺客气，挺尊重，那么，我们做“老教师”的，就有培养和锻炼新教师的责任和义务，要尽快把他们推出来，做他们的人梯，让他们迅速成为法大教学与研究主体中的中坚力量。法大学子下次投票评选“最受欢迎的十位教师”时，我建议多注意他们，至少要把投给我的票转给他们。
“知我者，谓我心忧；不知我者，谓我何求？”对于上述要点，我记得当时就是这么说的，据说还有录音资料保留着。请问网上发难的同学，对于我的现场表达，你们认真听了吗？对我筹办这次讲座的动机，还有什么好怀疑和挑剔的呢？
恕我直言，我不是不知道我校网络语言的暴力倾向与校风的浮躁，不是没有预计到某些愤青似的学生可能会对这样的讲座发生激烈的争议甚至刁难，但是，如果我不是法大的教师，不是兼着校通识教育委员会副主任和《中华文明通论》课程组的负责人等名目，特别是如果不是为了关爱你们去凭借良心多尽一点为师之责，想通过更多的理性思维与声音，帮助你们尽快打破党治的强势灌输与中小学应试教育的功利主义所共建的板块——极性思维和选择性真实之下的价值体系，就不会迎难而上，至少就不会想着要挤时间给你们举办这样的讲座，还牵动三位年轻教师来支持我。如果我想“出名”，那就没有必要离开杭州与浙大的主流学科，离开由我主持的浙大中国近代史专业博士点，不顾浙大的学子、同事、校领导乃至省领导的深情挽留，自择法学帝国主义校园的边缘化，跑到昌平来“出名”，至少不会谢绝CCTV “百家讲坛”的多次邀请；如果我想“图利”，那就应该一切都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不必谢绝一些党政机关、企业、律协、文化公司的有偿讲座与庆典之邀，而且出价并不低，却跑到昌平，优先考虑本校学生的免费讲座邀请与校外的某些公益性讲座。虽然我把自己定的校内讲座指标是两年一次，旨在让法学教授多说话，自己多读书，少说话，少 “出风头”，实则不忍严拒学生的再三之请，每年都不止一次，每次都为反复商定时间、场地等事费神费力，讲座之前与之后还要答疑或答谢学生。如果我想随大流，把学术研究当作自留地，下课铃声一响就可以不管学生了，我也可以埋头于书斋，闭门著述，也不必根据学生的要求，走进人人网，经常与学生对话，几乎有问必答，花费大量的时间与精力，却将自己的研究课题一再延期，还推掉某些重要的约稿。如果我想爱惜身体，那就应该好好休息，不必在这十天之内还不顾医嘱与家嘱，除了带病上课，还带病讲座或主持讲座，奔波于两个校区之间，4月1日在昌平给国际法学院讲座之后，8日又来昌平，主持关于毛泽东的讲座，还不包括7日下午给学校组织的内蒙古司法系统培训班讲座。其他三位教师其实也是授课繁忙，还有自己的著述任务，而给学生讲座却是连教学工作量都不算的。
孩子们，你们能不能说点别的？
本来不想谈这些，完全是你们逼出来的。此生我从来没有想过也没有当过什么“优秀教师”，也不知道数十年来我们国家更换频繁的“主旋律”同教师的职业之间究竟有何实质性的关联，只想尽点职责做点事情而已，我既不需要表扬，也不需要误解。我想问问这些稚嫩的网络战士与孩子们，你们攻击教师讲座动机的依据与目的究竟是什么？你们究竟需要什么样的教师来陪伴你们的大学四年？既然你们对教师的善意是如此横蛮无理，仅凭自己的主观好恶与想象力，还那么强势和肆无忌惮，那么，请你注意，牺牲个人的利益去关爱你们的教师就不会越来越多，只会越来越少，你们还有资格去抱怨和指责如今的教授不关心学生吗？
我还想提醒这样的学生，现在毕竟不是“与人奋斗，其乐无穷”的毛泽东时代了，年纪轻轻，何必带着阴暗的心态，总喜欢把好事往坏的方面去想，善恶不分呢？如果你不能善解人意，将来怎能为劳苦大众代言，替他们撑起一片蓝天？如果你是法科学生，谁能指望你为维护程序的公正与实质的正义而为法大争光呢？
至于所谓三位教师都在“否定”毛泽东，好像就是“一个声音”，你们就开始用结果来推导过程，还以为这就是我事先策划的结果，其实，你们错了，我并没有什么与学术无关的预谋。我一直想找一个既能秉持学理，言之有物，又能与三位博士唱“对台戏”的学者来，可惜我的师友圈还比较单一，一时还找不出那样的高手。我诚心邀请过清华那个研讨班上像红卫兵一样责难我的讲座的留美女士，她却没来。为了办好这次讲座，我能做的就是：一、把清华讲座札记《震惊与忧虑》放在校内日志，供同学们预先讨论；二、把清华讲座札记发给海内外相关师友，征求他们对毛泽东的看法，再把他们反馈的49份意见原原本本地转录在校内日志，供你们参考。三、讲座之前，我还一再提示三位年轻的博士，切忌一种声音，一个论点，在他们之间还要互相切磋，甚至互相争辩，否则就会失去三人同场的意义。
只要不是以你的个人好恶来衡量一切，就不难发现，三位博士大致也是这样做的。谈到某些具体问题，或涉及某些资料时，他们彼此之间就有互相把话打断和互相商榷的时候，我有几次也在插话中简要地表达过不同的意见，以便引导现场同学一起作进一步思考。况且，他们都没有从整体上谈毛泽东，没有从整体上评论毛泽东，这应该说是本次讲座的不足之一，却也谈不上“绝对否定”之一说。
另外，如果三位不同学科的年轻教师从不同的专业与视角出发，通过自己的研究和表述，在事实评判与价值评判的层面上对某些社会大众与大学生至今还供奉着的中国现代革命领袖毛泽东真的得出某些大致趋同的结论，难道就不能对你们的板块思维撞开一点裂缝，引发你们的重新思考，就只能引发你们原教旨主义似的抵制和网络暴力吗？
勿庸讳言，任何讲座都并非无懈可击，年轻的教师需要总结，需要进一步提升，何况还在讲座之前，有的校外学者就已对我们这样的讲座形式与内容很感兴趣，邀请我们到校外讲座，包括北京西单的著名书店“三味书屋”。讲座刚结束，有位年轻博士送我离校时，我就直言不讳地指出讲座中的某些论点实有偏颇之处。还有，正如有的同学在网上指出的，三博士的主讲对评价方法问题谈得不够。今天下午，我们还在继续讨论讲座中说得不够充分的地方，特别是评价方法的部分，这也是我在讲座结束时即兴补充的部分，试图悄悄地来一点补救，只是当时我没有张扬，没有明说而已，因为我只想重点突出三位年轻的博士，不要喧宾夺主，这是作为“长者”的一种表达方式与技巧，正如有的学生已经注意到的，我作为主持人的最后发言已经在为三博士的讲座作补充，也可以看作讲座的一部分。
讲座也罢，论著也罢，重要的并不是它们提供了哪些你最喜欢的论点，而是提供了多少你不知道的资料与论据（可靠的有代表性的资料），还有相关学术信息与研究方法。如果人家讲的你都知道，甚至你完全同意，那你还有必要来听吗？任何教师都并不需要把自己的论点强加给你们，却有责任提供可靠的资料、学术信息与研究方法，引导你们去独立思考，这是他们的职责所在，也是衡量教师讲授质量的一个重要指标。你们喜欢搞价值评判，教师就应当淡化价值评判，先把事实搞清楚，然后说清楚。如果把事实搞清楚了，你怎么去评价一个人物，其实就并不那么重要了。在我看来，事实评判比价值评判更重要，论据比论点更重要，方法比知识更重要，心态比学力更重要，还有，做人也比做学问、做事更重要。如果在重点大学待完4年，你还那么坚守中学应试课本与中国特色的宣传机器所提供的某些定论，还不能容忍不同的声音，你自己不独立思考，还不懂得欣赏甚至不准教师去独立思考，那只能是你的失败，而不是成功。姑且不说毕业之后你将怎样向社会展示你的学养、善心、能力与境界，何以成为具有创新资质的法大人，你将怎样同寝室、班级与社团同学乃至你的恋人商讨问题，怎么和睦相处，恐怕都是问题了。
第二、请不要把辩论赛的功利目的与抢白之风带进讲座现场，更不要张扬在讲座之后。
法大以法学为主体，肩负着国家赋予的培养法学研究与法治实务人才的双重使命，法律人需要具备出庭雄辩的技巧与能力，校园的辩论赛当不失为培养雄辩之才的孵化器，理当予以支持，我本人就曾受校团委与徐显明校长之托，于2007年暑假率领校辩论队参加全国大赛，进入四强。但是，辩论不是大学四年生活的全部，辩论赛场就不过是大学校园的一部分，应当防止用辩论的功利思维取代学术求真，干扰课堂与学术讲座。不要把以争胜负为首要目的的功利主义与强词夺理的抢白之风带到学术讲堂。即便是高水准的辩论赛，也应当尊重对方，通过坚实的论据、快速的反应、严密的逻辑、儒雅得体的语词、语速、语气、语态去取得胜利，而不是靠口水战，搞计划型辩论，尽量躲避对方的追问，不敢来真辩，总喜欢把话扯开，自我演绎，搞花架子。更何况，学术讲座与辩论赛还是两回事，
历史认知主体之于历史的解释固然有其主观上的局限，但历史学科对资料的真实性、代表性与事实层面的清理已有许多职业性的要求与方法设定，一般来说，历史真实本身是很难讨价还价的。历史是现实的凝固，现实不过是历史的延伸，历史与现实的真实性就构成了人类存在的基础。关于世界的真实性，不妨听听Larry T. Rhyu的声音：
How and Why do we live in this world?
Because here is the truth.
We know the truth in many ways.
But we do not know it all.
Truth is simple but deeper than sea.
Truth is perfect but higher than heaven.——
任何高校的大学生都应当尽快养成对学术的敬畏之心，还有求真务实的学术品性，尽可能在专业教师的指导下，通过广泛的阅读与冷静的观察，追寻真相或真实，提炼论据。阅读与观察是思考的前提，思考之后再判断，判断之后再说话。否则，你能说什么呢？不是说教师不能超越，教师为你服务，做你的人梯，你站在他们的肩膀上，理当争取超越，这也不难超越，但并不是只要说超越就能超越，也不是乱超越，更不是骂人就等于超越。
如果你们是法学专业的学生，由于学科的特性所致，就更应当静心体认和明白原则与论据优先，多少受一点是非分明，重人权，讲规矩，懂自律，护大局的法治精神的熏陶，提升未来法律人的职业伦理与道德水准，为国家未来的法治展示法大人的存在价值，而不是自搞一套，目空一切。法大学生还应当向“中国律师第一人”张思之先生学习，不仅要学习他坚持向权力说真话的独立人格与智慧，还要像这位年过八旬的佩特拉•凯莉人权奖获得者一样，多读多听，笔记不离身，活到老，学到老，多积累一点真本事，何况你还这么年轻，还谈不上你有多少真本事。你光临讲座现场是值得欢迎的，你可以现场提问，也可以质疑，但请注意你的用词与语气，你要学会先尊重别人，不要在你虽然也熟悉却并无专业训练的领域拒绝不同的声音，固执己见，发起争吵。大学既不是群殴的街道，也不是骂架的菜场，而是扩大阅读、深化思考的学术领地，它需要宁静，需要兼听博收。请那些乐于搅局的同学先搞清楚一个问题，你来讲座现场的目的究竟为了什么？如果你是带着显摆知识与赢得争论的心态而来，那你走错了地方。无论你对自身资料与知识拥有量的估计有多膨胀，无论你对自己的论点有多么自信和自以为是，也无论主讲教师有多年轻，你都没有必要在教师面前炫耀你的知识和论点，请不要为了博得现场的关注与掌声，去搞话不夸张死不休，求知求真路漫漫，只有无知者无畏。人生不能自拔的，除了牙齿和爱情，难道还有你的争辩？如果你的观点已经凝固，不想改变也不能改变，那也不要紧，就请自便，你可以缺席，也可以退场，却不必强迫别人接受你的论点，浪费自己的时间你不心疼，还把别人的时间也不加商量地赔进去，有这个必要吗？要知道，经过为期30年的改革与开放，国人早已告别“马克思主义加秦始皇”时代的半军事化，民众的生活方式与价值体系已经趋向多元，社会的发展不可阻挡，谁也无法从头收拾旧山河，即使你是毛主席语录，也不是每一个人都有时间和兴趣把你当一回事；即使你是人民币，也无法保证人人都能喜欢你。
法科学生应该考虑如何成为懂规矩，顾全局的表率，却没有特权破坏大学生的基本操守，还败坏法律人的职业伦理，使法学与法大蒙羞。讲座现场与课堂一样，不是自家卧室或菜园，而是公共场地，那就一定要有全局观念，不得随心所欲，旁若无人。既然举手申请提问的同学还那么多，你作为提问者，就应该珍惜时间，简明扼要，尽快拿出真问题，不要只顾自己的表演，夸夸其谈。珍惜发言的实质就是珍惜时间，少说废话，而不是紧握话筒，抓紧啰嗦，自来一套。如果你说了半天，主讲人和听众都不知道你在说什么，你的问题究竟在哪，那又何苦呢？法科学生更应该懂得讲座程序与纪律的不可商约性，服从现场规则与主持人劝告的，提问的数量在一次之内一般就不要超过两个，不要不顾劝告，坚持念出自恋式的“5个问题”。你不妨学一点换位思考：如果前面的提问者都像你一样来5个问题，又会怎样？如果你是主讲者，你能记住人家提的那一连串的5个问题吗？还有，你提的5个问题同前面问题有没有重复和交叉，有没有代表性可言？有的学生虽说只是提一两个问题，却在搞捆绑式的提问，衍生出几个子题，有必要在学术提问上也来玩小聪明吗？要知道，这些做法都是既不尊重主持人也不尊重现场听众的表现，你已经成为不受现场欢迎的人，最好的办法就是赶快打住，就是人们常说的“闭嘴”。
说到这里，我已开始犯愁了：既然我们的法科学生在校内的讲座现场都是如此不懂规矩，而且还觉得不过瘾，讲座之后再搞泼妇骂街那一套，目无师长与同学，太把自己当一回事，却不把别人当一回事，那么，你们将成为何种类型的法大人？面对你们，我实有理由茫然于党治之下的大学生人文素养与法学职业伦理教育的贫乏，倍觉国家法治之艰难。
第三、任何学生都无权对主讲教员进行人身攻击。
人文素养的缺失实乃当代青年学生中存在的一个日趋普遍的现象，它有悖于中华文明古国与大学生的整体形象，已经危及大学生整体素质的提升，值得家长、学校、社会、国家与大学生群体自身的高度关注。判断一个人的人文素养如何，从他（她）如何对待自己、他人、社会与自然的言行中明眼人一看便知。衡量一个学生的心态是否健康，是否有涵养或者教养，单凭讲座提问的方式与网络话语的表达，就能略知一二。请不要处处都以自我为中心，一个浮躁的社会并不需要浮躁的学府去点缀和强化，法大学子尽量不要做只有文凭却没有文化的大学生。如果你把历史上个别独裁者的征服心态移植到你的身上，对本校的教师都显得那么无礼，那么霸气，那么，一旦走向社会，你将寸步难行，不管你的后台有多硬，铺垫有多厚，你毕竟还得与同类打交道，人类从猴子演化至今，已经成为讲感情、讲规矩，还讲变化与创造的生物群体。
有话好好说，不要动不动就生气，不要以质问的语气去对待主讲人，甚至还嘲笑某个年轻教师主讲时“结结巴巴”，“连一首诗都背不好”，此风实不可长。至于网上那些用“苍蝇”等词辱骂三位年轻教师，更是不堪入目，有失师道与学府的尊严，不成体统。要知道，有理不在声高，也不在人多。学术的问题只能从学术本身来回答，任何别的手段都是徒劳的，包括骂人。无论是来自寒微之家，还是出身官宦人家，无论是来自多子多女的加油，还是宠得像太阳与皇帝的独子独女，任何学生都无权对教师进行人身攻击。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党同伐异，请不要效法小人所为，沾染不良习气，给国家重点学府与90后蒙羞。当我目睹围绕毛泽东的历史评价所发生的法大讲座现场的吵闹与网络的攻伐，就不禁想起法国先哲孟德斯鸠说过的一句话：“那种历史记录读来乏味的国家才是幸福的。”不惟如此，那里的国民翻阅起乏味的历史记录来，也是幸福的，至少不会像我们可爱的法大与中国这样痛苦和混乱。
衡量一个讲座是否成功，其实并不在于哪个讲座者讲了多少能够与你的观点与情感完全一致的话，也不在于你的提问是否赢得现场的喝彩，而是讲座者能否提供你并不知道的信息量，又能提供多少？是否回答了你或别的听众一直感到困惑的某些真问题，回答了多少？是否还提供了某些新的视角和举一反三的思维方法。你可以死守自己的某个论点，也可以不读书，不思考，或者只读你喜欢读的某类书，你却无权轻蔑自由讨论的大学精神，无权破坏自由讨论的学术环境。否则，你还不如那些只“打酱油”看热闹的人，甚至不如那些整天逃课睡觉，忙于玩牌、网络偷菜的人，他们还不至于妨碍他人，也不会伤害他人。
人生苦短，大学四年更是弹指之间，不妨做一个多看书，少说话的“经济适应男”，不要做一个君临校园的领袖模仿秀，还兼山寨版的学术导师。即便是哪个教授或校长想这样干，也会劳而无获的，即便是确信“数风流人物，还看今朝”的毛泽东在世，他也该改一改以往那种意志决定论的征服者姿态了。因为任何一个历史人物或现实人物要想超越他的时代与群体很多，都不太容易，即便是超越了时代，世界也只按照维特根斯坦所估计的去做：“如果某人仅仅超越了他的时代，那么，时代总有一天会追上他。”
早在1955年，工于知识分子研究的法国学者雷蒙•阿隆就抱怨过：“知识分子对民主国家的缺失毫不留情，却对那些以冠冕堂皇的理论的名义所犯的滔天大罪予以宽容。”此言不啻给某些迷恋毛泽东历史功绩和喜欢争吵的法大学子一个睿智的提醒，请不要对你个人不喜欢的资料与见解纠缠不休，去拼凑选择性的真实图景，攻击师长。近年来，固然有个别学生常藉网络来挖苦我，还搞人身攻击，我都可以不屑一顾，但你们对我邀请的三位主讲教师也这样如法炮制，这是对教师基本权利的进一步轻蔑和挑衅，是对学术、师道与法治精神的公然侵犯，对不起，我就只能站起来说“不”，请你们好自为之。
孩子们，读书就像过日子，既不需要喜悲交加，也不需要大起大落。如今的校园已经够热闹了，你就别添乱了，省点时间好好读书，好好修炼心境吧。
2010年4月10日深夜于海淀区牡丹园寓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