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来网友VIVO通过网络搜索得出了汪晖抄袭的一条“铁证”，即王彬彬文提及的汪晖《反抗绝望》中一段话，出自李龙牧《五四时期传播马克思主义思想的重要刊物——“新青年”》（载《新闻战线》1958年第1期，第56页）。2010年4月8日《南方周末》的相关文章亦将此条证据作为最为重要的一条。
《反抗绝望》这段话为（王彬彬所引河北教育2000年版第61—62页，三联书店2008年版第124-125页）：
《新青年》开始出版正是在袁世凯极力巩固其卖国统治，准备扮演帝制丑剧的时候。辛亥革命在人们心里点燃的短暂的虚妄的希望已经幻灭了，建立了四年的“中华民国”不仅没有真正走上富强之道，连“民国”的招牌都岌岌可危。于是，《新青年》的第一个结论是辛亥革命并没有在中国建立起民主政治，还需要大张旗鼓地宣传资产阶级民主思想，争取实现名副其实的民主共和国。这种政治性结论直接引导了“五四”知识者对思想文化的重视。袁世凯称帝前便已在提倡祭天祀孔，以便从思想体系上为帝制作张本；《新青年》在袁世凯称帝时发表的文章中也便开始具体地反对儒家的“三纲”和“忠、孝、节”等奴隶道德。1916年秋，保皇党康有为上书黎元洪、段其瑞，主张定孔教为“国教”，列入“宪法”，《新青年》便陆续发表了许多文章，从反对康有为扩大到对整个封建伦理道德的批判。这一方面是因为这个复古逆流确与帝制复辟的阴谋有关，而更重要的是当时进步的思想界有一种比较普遍的认识，即认为要想在中国实现民主政治，便必须有一个思想革命，或者如当时所说的“国民性”改造，从而断言“伦理之觉悟为最后之觉悟”——从“中体西用”到“托古改制”，从政治革命到文化批判，“传统”的各个层面至此被想象为一种具有必然联系的整体而遭到彻底的否定，其标志便是普遍皇权与社会文化传统的内在关联得到深刻的揭示，而“中庸”的思想模式，“折中”、“公允” 的生活态度被激烈的、否定性的、整体观的思维模式所代替。
李龙牧《五四时期传播马克思主义思想的重要刊物——“新青年”》的有关段落为：
“新青年”的开始出版正是在袁世凯极力巩固其卖国统治，准备扮演帝制丑剧，……辛亥革命在人们心里燃起的短期的虚妄的希望已经幻灭了，建立了四年的“中华民国”不仅没有真正走上富强之道，连“民国”的招牌都有岌岌不可保之势。……他们的第一个结论是辛亥革命并没有在中国建立起真正的民主政治，还需要大张旗鼓地宣传资产阶级民主主义思想，争取实现名副其实的民主共和国。
（《南方周末》编者注：此处跳过一自然段）
……袁世凯称帝前便已在提倡祭天祀孔，以便从思想体系上为帝制作张本；“新青年”在袁世凯称帝时发表的文章中也便开始具体地反对儒家的“三纲”和“忠、孝、节”等奴隶道德。1916年秋，保皇党康有为上书黎元洪、段祺瑞，主张定孔教为“国教”，列入“宪法”，“新青年”便陆续发表了许多文章，从反对康有为扩大到对整个封建伦理道德的批判。这一方面是因为这个复古逆流确与帝制复辟的阴谋有密切的关系，而更重要的是当时进步的思想界有一种比较普遍的认识，即认为要想在中国实现民主政治，便必须有一个思想革命，或者如当时所说的“国民性”改造。
VIVO的结论是，“大段大段抄，基本一字不改，也不注出处，这是一个无法抵赖的证据。”
不过，VIVO的这一结论要完全成立，还需要如下条件：供网络搜索的资料库已经穷尽了所有相关材料，而且汪晖并没有征引其中任何一种有关材料。
高科技搜索是否能够完全取代传统的阅读考索，只需简单地搜索即可“断案”？搜索结果是否足以穷尽所有资料和所有可能性？并非如此。
本来受过现代文学专业训练的人会比较容易想到汪晖写这段文字时所参考的资料，笔者以为清者自清，也懒得指出这一出处。不过遗憾的是，像肖鹰等不少学者或者媒体言论作者都把这条材料作为论述的基础，4月8日《南方周末》似乎也跟着信了这一高科技搜索的“成果”，这里也就说说这一出处。其实高科技搜索远没有达到穷尽一切的水准，《五四时期期刊介绍》（中共中央马恩列斯著作编译局研究室编，三联书店，1978年版）对《新青年》杂志的介绍也包括这些文字。
李龙牧的文章《五四时期传播马克思主义思想的重要刊物——“新青年”》实际上就是《五四时期期刊介绍》（中共中央马恩列斯著作编译局研究室编，三联书店，1978年版）第一集上册中关于《新青年》刊物的说明部分。（附《新青年》说明部分前4页的照片，可与vivo发的李龙牧文章相对照。）这种“集体创作”（或者说无名的）的资料汇编在当年比较多见。虽然《五四时期期刊介绍》的编者说明中指出，“本集论述和介绍‘新青年’的文章是复旦大学新闻系李龙牧同志写的，曾发表在‘新闻战线’上，现经作者同意收入本书”，但这类资料汇编为集体创作的整体面貌，使得这类细微的提醒并不为人所注意，它仍然被看作集体智慧的结晶。
前段时间笔者查了汪晖的博士论文，他在“参考文献”中给出了《五四时期期刊介绍》这一现代文学专业学生的必读资料。这应该是被指抄袭李龙牧的一段文字的真正出处。
由于上海人民出版社1991年出版《反抗绝望》的时候，要求删掉全部参考书目，后来再版时参考文献的编排已经发生很大的变化，因此这一出处不容易为外专业的人士了解。关于参考文献编排的变化，汪晖在河北教育出版社2000年重印该书时“主要参考书目”的“注”中已指出：“本书初版时，应出版社要求，删去了全部参考书目。现在这份书目是重新编定的。”如钟彪的文章所言，“在今天，出版社提出这样的要求是难以想象的，但在八十年代和九十年代初期，这却是常态。”
从汪晖的原始博士论文后所附的参考文献已经标明此书来看，他征引的并不是《新闻战线》1958年第1期所刊的李龙牧文章，而是这本《五四时期期刊介绍》中的文章。（附汪晖博士论文“参考文献”的照片）
汪晖在这一段没有直接给出引自《五四时期期刊介绍》的脚注。但这是否就等于现在的规范所说的“抄袭”？恐怕得考虑有普遍共识的（背景性的）历史叙述的征引问题。
严家炎先生在接受《中国青年报》记者采访时曾专门分析过这段话是否如王彬彬所认为是“偷意”：
说实话，我读王彬彬先生文章时，心里还曾有过一点疑惑：就是汪晖会抄袭林毓生“全盘反传统”的说法？我也觉得很奇怪。《新青年》发刊词《敬告青年》中就号召青年们要学孔子、墨子那种人生态度，这样的刊物会全盘否定本民族的传统文化吗？后来康有为的孔教会写了《致总统总理书》，要求将孔教列入民国时代的《宪法》以配合君主制度的复辟，《新青年》才批判“三纲”，批判孔教，这也叫全盘反传统吗？汪晖阅读辛亥革命以后的历史，可以自己得出结论，未必完全脱胎于林毓生的《中国意识的危机》。
严家炎认为汪晖阅读辛亥革命以后的历史，可以自己得出结论，也就是说，在严家炎看来，得出这些结论并不难。这一看法提示我们，这种历史论述（特别是作为背景陈述的历史论述）其实是当时的一种共识，大家对这些事件的看法趋同。由于阅读《五四时期期刊介绍》之类的资料丛编至今仍是现代文学专业学生的基础训练功课，其中所述内容更容易成为读者的历史共识。
在1980年代，使用这类有共识的历史资料或者介绍性文字作为论文的背景性论述，并无大错。当这些历史资料来自于“集体创作”（或者说无名的）资料汇编的时候，出处的引注也很容易被忽略或遗忘。
当然也可以反驳说，为什么2000年版和2008年版没按照现在的规范改过来？这种情况其实容易理解，因为它是基本历史训练所提供的常识和共识，实在过于普通和常见，在事隔多年之后，同样容易被忽略和忘记。不过在此次“免费”模式的对《反抗绝望》的网络编辑运动之后，汪晖或者出版社不妨欣然接纳，加以补注。
从这一出处问题的考索来看，虽然今天的网络搜索提供了很多便利，但阅读原始文献和不同版本、了解现代文学专业的基本训练要求还是有必要的，否则容易造成“冤假错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