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特的《S／Z》系他1968年与1969年两个学年研讨班上实验记录（“工作印记”）。此书为已经转向后结构主义的巴特解读巴尔扎克短篇小说《萨拉辛》的阅读性文本。文内第1－9节（共93节）中，巴特专门言说了此时他眼中的（后现代）阅读。

要言及阅读，必先涉及阅读的对象——文本、文本的生产者——作者、最后是阅读主体——读者。我们知道，不同于古典阅读（神学诠释学），上帝不再同时在场于经文的每一个字句中，文本解释结果也不再是一种声音，在当时法国学界如日中天的阿尔都塞一类现代性阅读理论中，阅读理论向前推进了。当然，置换到后学的语境中，现代性阅读还内含着一种第一哲学式的基本逻辑：即你要读书，谁写的为最重要，作者当然是生产文本的第一发言人，他虽然不是上帝，却是文本诠释逻辑上的大佬；其次，作者写就了文本，文本则成了脱离作者的客观对象，阅读，就是通过解读文本探究出作者的写作真谛，由此，文本自然为客观的作者居权的至上本体；最后，读者再聪慧，他的任务只是在文本中找出愈来愈真、愈来愈接近本相的意义。已经异质于古典阅读理论，作者从神性中解放出来，成了个人主体；文本的解释也可以有多种结果，但这种结果之间还是有秩序的、有向量的，即从肤浅的表象逐步递进到深刻的本质的等级逻辑。显而易见，阿尔都塞的症候阅读，无非将这一现代性的阅读理论更加精制化了。

巴特的后现代阅读，情形就大不一样了。我们来看他的诗性感觉中的阅读。“读书之际，不时中辍，非因兴味索然，恰恰相反，乃由于思绪、兴奋、联想翩然而至，此景未曾降临您身吗？一句话，您不曾抬头而读吗[1]？好一个“抬头而读”！巴特读书不是为着诠释作者写下的文本之真而来的。为了自己，为读者的兴奋和联想。这是阅读理论的一个哥白尼式的革命大转折。因为，过去的“数世纪以来，我们对作者感兴趣太甚，对读者则一点儿也不注意”，“作者被视为其作品的永久主人，余下我们这些人，他的读者，则纯粹被看作是只拥有用益权的人”[2]。开始作者是神，我们这些无关紧要的空心人急于在经文中找到福音；然后是作为第一主体的文本写作者，他是主人，读者则是文本的无关紧要的使用者（消费者）。在这种作者－文本中心的逻辑秩序中：

作者具有某种君临读者之上的权利，他强迫读者接受作品内某种特定的意义，这当然是正确、真实的意义：由此产生了一种权利意义的批评伦理（其瑕疵处，则是产生了一种“误解”、“反意义”的批评人伦理）：人们力求确立作者所意谓者，毫不顾及读者所理解者[3]。

即使是在阿尔都塞的症候阅读中，文本中由隐性问题式布展的本真意义还是我们的唯一阅读旨趣。巴特是想告诉我们，此种阅读中包含着无意识的奴役和强权。读者正是这一阅读中的奴隶，他仰视着作者，将文本看作第一性的本体，在被赐予的一根吸管中吸吮着文本流淌下来的意义残汁。在这里，阅读就是为了同一于作者的意志和文本的意境，我们这些低一等的读者、读者的兴趣和思想是被根本忽视的。我们在不断地排除自我的在文本中求真、求实。在这种情境下，“读者因而陷入一种闲置的境地，他不与对象交合，总之，一副守身如玉的正经样（serieux）：不把自身的功能施展出来，不能完全地体味到能指（signifiant）的狂喜，无法领略及写作的快感，所有者，只是要么接受文本要么拒绝文本这一可怜的自由罢了”[4]。

巴特要反抗这种现代性的阅读。他要读者抬起头来以做主人的心态来阅读。阅读只是为了读者自己，为了我们的快乐和积极的思。于是，他的“《S/Z》是什么呢？简单地说，是一篇文本，我们抬头之际，此文我们写在自己的头上”。真的有趣了。

现代性阅读中居上位的作者之主体性被揭穿了，“主体性是一种完全的想象”[5]。这个观点倒与阿尔都塞相近。下面我们将看到，这是拉康的观点。作者过去在写作中那种主观意图中的叙事话语的神话也被否定了。原来人们总是假定作者的主体万能性，他有目的地独白式地写作和编造文本，“从每个故事中，抽离出它特有的模型，然后经由众模型，导引出一个包纳万有的大叙事结构，（为了检核），再反转来，把这大结构施用于随便哪个叙事”[6]。由此，文本是一出被操控的情景剧，一旦文本脱离作者的牵引线，它就立即硬化为一种封闭的客体性。面对读者，文本是一个外部的客观性物品，它有自成一体的叙事结构和刚性逻辑，它是一个自足的同一性总体。可是，“客体性是一种相同类型的装填”[7]。

巴特当然不会赞同这样的现代性的文本观。他眼中认可的新文本是复数的。这个复数很关键，核心的意思首先是拒绝承认文本是一个作者的独白式造物。这种观念后来直接生成了后结构主义那个著名的互文性文本。巴特呼吁：“必须把文本同时从其外部性和总体性中救出来。就复数的文本而言，不可能有叙事结构，叙事语法，或者说叙事逻辑”[8]。总体性的叙事结构是一个想象的神话。这样，也就“不在确定文本的真实性（文本的深层结构，对全局有重要意义的结构），而在其复数性（不管它节省到何种地步）；意义单元（含蓄意指），按每一阅读单位逐粒摘落，疏疏离离散布开来，将不复重聚，不复获致一种元的终极构造”[9]。文本的本真性，“对全局有重要意义的结构”，正是阿尔都塞很痛苦地挖掘的那个文本中的理论结构（问题式），可是，巴特这里将它抛弃了。文本之中，根本不存在由主体作者独白式制造出来的终极意义结构，意义的构成恰恰在于它的复数性。“不存在文本的构造：一切皆意指不已，皆意指复意指，然而并没有把代表权移转给一最后的大整体（ensemble）、一最终的结构”[10]。同时，作者的原创话语权也是虚假的，文本从来就是互文性的编织物。不可能存在一种绝对由一个作者自己独创的东西（思想、话语或文本）。也是在这个意义上，巴特喊出了那个震撼时代的口号：“作者死亡了”！这当然是那个虚假的独白式的主体作者。这倒是与阿尔都塞相一致。作者之死，并不是说化为虚无，作者融化在文本之中了，“主体隐没在这织物——这文理内，自消融了，一如蜘蛛叠化于蛛网这极富创造性的分泌物内”[11]。

所以，巴特眼中的文本不是死去的客体，而是一个打开的渴望着和呼唤新生成的语境。在这一点上，屠友祥先生的解释是可信的。他说，巴特所谓的“文本”大多不是指已然织就的产品，而为强调其生成、编织的延展不已。文本就是不停地编织，也就是不停地引入[12]。这也是德里达的一种共识。[13]与传统文本理论不同，文本不是我们透视绝对、上帝和真理总模式的门径，它不是用过即弃的思想之尸体，文本就是活的思想之境。

独特之文本不是通向（归导入）总模式（un Modele）的径途，而是门道处处的网状系统的入口；取用此类入口，其瞄准的位于远处的目标，不在于合乎常规与偏离常规兼具的确证性结构（une structure legale），不在于叙事或诗歌的律则，乃在于（源自其他文本、其他符码的碎片、声音的）透视远景（perspective），然其会聚点（没影点）推回不已，玄秘地呈现着：每一篇（独特的）文本皆是此会聚、此差异的理论本身（而不惟是实例），此差异无定无限地重现、再生（revient），然各有其面，不具成形[14]。

与阿尔都塞不同，巴特面对文本不再是走向问题式之类“确定性的结构”和“律则”，不是为了寻求一种固定的“成形”的目标，它就是活着的生成和再生。这是一种能产性。巴特说，这种文本是“能引人写作之文本，其模型属生产式，而非再现式”[15]。反对再现式，主张生产式，看起来似乎同质于阿尔都塞，仔细想又不一样，阿尔都塞是说认识的生产性，而巴特是说文本即是生产的。再深一些说，阿尔都塞是在承认作者－文本的既定意义结构的前提下，肯定文本诠释的生产性；而巴特根本不承认文本的既定意义。他无视那种想象中的作者。所谓文本是“能引人写作之文本，就是正写作着的我们”[16]。文本就是我们！这是一个颠覆性的逻辑。作者和文本居上位的等级一古脑被打破了，我们——读者不再是奴隶。我们眼中的文本，不过是我们思想活动的一种场所。于是：

将能引人写作之文本重写，只在于分离它，打散它，就在永不终止的（infinie）差异的区域内进行。能引人写作之文本，是无休无止的现在，所有表示结果的。……能引人写作之文本，是无虚构的小说，无韵的韵文，无论述的论文，无风格的写作，无产品的生产，无结构体式的构造活动。……在这理想之文本内，网络系统触目皆是，且交互作用，每一系统，均无等级；这类文本乃是能指的银河系，而非所指的结构；无始；可逆；门道纵模，随处可入，无一能昂然而言：此处大门；流通的种种符码（codes）蔓衍繁生，幽远惚恍，无以确定（既定法则从来不曾支配过意义，掷骰子的偶然倒是可以）；诸意义系统可接收此类绝对复数的文本，然其数目，永无结算之时，这是因为它所依据的群体语言无穷尽的缘故[17]。

文本，不再是我们无法进入作者那专制、古怪的思路的痛苦之源，它成了我们自由思想的天空。“怎样都行”了。且慢，巴特还一个极重要的观念，他并不打算让“我们”、“我”真的居唯我论的上位：

文本愈多复数性，在我阅读它之前便愈少被写定；我没有对它施以谓语性手术，因文本之存在而生的名为阅读（lecture）的手术，况且我（je）亦并非单纯的主语（主体），并非先于此文而存在，并非把文本当作待拆之体、待占之位，继而来处置它。这个探究文本的“我”，本身就已经成为其他诸文本的复数性（pluralite），成为永不终止的（infinis）符码的复数性[18]。

其实，与作者的主体性一样，读者也不居有理想化的自足主体性。“我（们）”同样是一个复数。这真是彻底的革命了。

在这一情形下，我们再看巴特的阅读。这是一种已经能猜得出来的亚犬儒主义了。这种阅读理论的标题是：“我阅读文本”[19]。这是纠正过的逻辑。复数的非主体的读者面对互文性的文本。在此，“阅读对文本亦不尊重，因为它将其切割，亦迷恋，因为它将其恢复，并从中汲取滋养，我尽力写下来，恰是此番阅读” [20]。此种阅读中已经没有了传统式的尊重，它会任意由我们切割成如意的碎片，我要我所要的。阅读这种“评注工作一旦与所有总体性（totalite）的意识形态分离，则显然在于重创文本，切断文本”[21]。

打开篇文本，将它置于阅读的系统内，因而就不仅仅是需要和显示它能被自由地理解：还特别地、更为彻底地导致了这种确认：不存在阅读的客观和主观的真理，而只有游戏的真理：又，游戏在此不能理解为消遣，必须看作一桩工作——但那儿劳作的艰辛烟消云散了：阅读，就是使我们的身体积极活动起来（自精神分析处，我们明白这身体大大超越了我们的记忆和意识），处于文本之符号、一切语言的招引之下，语言来回穿越身体，形成句子之类的波光粼粼的深渊[22]。

阅读不再是一种暗含着专制的辛苦劳作。它成了真正获得快乐的游戏，就像鱼儿跃动在波光粼粼的水面。

巴特明确认为，“对一切文本的根本性的评估，不可能出自科学，因为科学不作估测。也不可能源于意识形态，因为一篇文本的意识形态价值，如道德、审美、政治、真理之类，乃是一种再现（representation）的价值，而非生产（production）的价值（意识形态“反映”，它不创造）[23]。阅读不是科学性的实验或价值性的评判。有时，阅读会像是色情式迷恋。

我们拟使文本呈星形裂开，有若轻微地动，将意指性作用（sifnification）的整体块料，（阅读仅理解其光滑的表面，此由句子的连贯动作极细微地接合起来而致），叙述过程的流动的话语，日常语言的强烈的自然性，均离散开来。……文本于其巨大的规模上，犹若苍苍天穹，浅平，然又渊深，光滑如砥，无端涯，无标识；预言家以棍杖顶端勾划出一想象的长方形，于此焉，循某一法则，追睹鸟的飞翔，评注者亦犹如此，沿着文本勾勒出阅读的区域，以探察其中意义的徙动，符码的露出，引用的白驹过隙。阅读单位只不过是语义卷轴的包覆，复数之文本的脊线，有若安设于话语之湛湛流下面潜在意义的护堤（然而系统化的阅读控制并坐实了潜在的意义）：阅读单位及其接合，遂形成了某类多面体，于其诸面上浇覆着词，词群，句子，段节，或者说，语言（语言是它的“自然”赋形剂） [24]。

这那里是阅读，这是写诗。这是巴特的特点：“我们阅读，也是在文本上铭写某种姿势，就因这个缘故，它才生机郁勃”[25]。阅读是一种美的舞姿，这才会是思想自由的真谛。

严肃一些说，“阅读不是寄生行为，不是对某种写作我们认为此类写作具有创造和先在（anteriorite）的一切魅力的反应性补足。阅读是一种工作（以此，称之为阅读功能学lexeologique行为，乃至阅读书写功能学lexeographique行为，会更好些。因为我写作我的阅读），且此工作的方式，具拓扑学特性：我不隐于文本之内，我仅仅是游移不定地居于其中：我的任务是移动、变换种种体系，体系的观看点，则既不止于文本，亦不终于‘我’：从效用来看，我发现的意义，并非由‘我’或他物确定，乃由其成系统的标记确定：阅读的标志（preuve），惟有其运转而已”[26]。阅读是一种拓朴学意义上的创造行为，它在不断的移动和变换中生成新的思想。这已经离阿尔都塞很远很远了，固然他也讲阅读的能产性。

确保古典之文本内或许蕴含着的能产性（productif）；盖步步渐进（pas a pas），以其纯粹的缓慢与碎散，避免了戳破、倾覆导引之文本，躲开了替其强注内蕴意象；它仅仅是阅读工作的分解（ decomposition）（采电影摄影术之义）而已：可说是个慢镜头，非通体完整的影象呈现，亦非通体完整的画面分析；在评注（commentaire）这一写作自身之内，讲到底，它是旁逸之闲墨（digression）（一种难以融入知识话语的形式）的系统运用，且由此观察诸结构的可逆性，文本以诸结构纺织而成[27]。

巴特说，“阅读即发现意义，发现意义即命名意义；然而此已命名之意义绵延至彼命名；诸命名互相呼唤，重新聚合，且其群集要求进一步命名：我命名，我消除命名，我再命名：如此，文本便向前伸展：它是一种处于生成过程中的命名，是孜孜不倦的逼近，换喻的劳作”[28]。这又很不一样，同是发现意义，阿尔都塞式的传统阅读理论是想发现终极意义，而巴特则是强调文本意义的不断生成，不断地重新被命名，而不是神学式的永久性命名。“阅读在于钩连诸体系，此钩连不是按照体系的有限数量，而是依据其复数性（复数性是一种有生命的东西，不是一本明细帐）：我递送，我穿引，我接合，我起动，我不结帐”[29]。永不结账！

所以，巴特一定会跟海德格尔唱个反调，他说：“恰是因为我遗忘，故我阅读”[30]。阅读就要否弃一切基础、一切本质、一切家园。拨云见日啊！

最后，阅读一定是重读（relecture）。巴特这里所说的重读，与我们社会的商业和意识形态的阅读习惯反其道而行，在那里，故事（作品）一经消费（“狼吞虎咽地吃光”）就被“弃之一旁”，另觅故事，另买书籍。巴特说，“仅边缘型读者（幼童，老人，教授）可耐受重读”。巴特认为，“重读排整了文本的内在顺序（此前或后于彼发生），又复现了想象的（mythipue）时间（无前或后）；重主导质疑如下声言：初次阅读具原形、素朴、现象诸性，此后，则必得施‘引申’（expliquer）、理性化诸功（仿佛有阅读之始，仿佛一切皆不曾被阅读过”[31]。

重读不再是消费，而是游戏。这当然不是阿尔都塞的科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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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巴特：《S／Z》，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50页。

[2] 巴特：《S／Z》，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51页。

[3] 巴特：《S／Z》，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51页。

[4] 巴特：《S／Z》，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56页。

[5] 巴特：《S／Z》，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69页。

[6] 巴特：《S／Z》，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55页。

[7] 巴特：《S／Z》，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69页。

[8] 巴特：《S／Z》，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63页。

[9] 巴特：《S／Z》，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75页。

[10] 巴特：《S／Z》，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72页。

[11] 巴特：《文之悦》，转引自《S／Z》，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58页注。

[12] 参见《S／Z》，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58页注。

[13] 德里达：《书写与差异》，三联书店2001年版，第537页。

[14] 巴特：《S／Z》，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72－73页。

[15] 巴特：《S／Z》，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61页。

[16] 巴特：《S／Z》，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62页。

[17] 巴特：《S／Z》，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61－62页。

[18] 巴特：《S／Z》，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69页。

[19] 巴特：《S／Z》，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69页。

[20] 巴特：《S／Z》，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50页。

[21] 巴特：《S／Z》，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76页。

[22] 巴特：《S／Z》，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53页。

[23] 巴特：《S／Z》，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56页。

[24] 巴特：《S／Z》，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74－75页。

[25] 巴特：《S／Z》，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53页。

[26] 巴特：《S／Z》，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70页。

[27] 巴特：《S／Z》，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73页。

[28] 巴特：《S／Z》，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70页。

[29] 巴特：《S／Z》，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71页。

[30] 巴特：《S／Z》，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70页。

[31] 巴特：《S／Z》，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77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