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破山河在”，这“山河”是社会
若干年前的一个冬天，我路过巴黎。顺着圣·米歇尔大道，鬼使神差地，我走进了巴黎大学，天突然飘起雪来。一个月后，在一封申请就读巴黎大学的信件中，我对未来的导师有了这样一段表白：那个雪天，我走进索邦，站在楼内的小广场上，望着纷纷扬扬的雪花，激动不已。我想俯下身去，亲吻地上每一块石头。因为这所有着七八百年历史的大学，古老得让我心醉;因为它承载了现在及最初的文明，未曾断绝。
这样的措辞，对许多中国人来说，也许是过于浪漫了。不过，到过巴黎的人，多半都会惊叹这座城市的古老。东张西望、停停走走，那些古旧的道路、屋舍、桥梁甚至城中墓园，都会给你一种穿越千年的时间感。这座城市，虽然也发生过法国大革命，虽然也拆掉了巴士底狱，但从整体上说，任凭国王、总统走马灯似的更换，你方唱罢我登场，其历史文化依旧保存完好。
社会比国家古老，也更令人敬畏。国家破碎了，政府倒台了，但是社会还在。甚至在希特勒入侵法国的时候，为了使巴黎这“文明的现场”免于战火，巴黎人选择了妥协，使之成为一座“不设防的城市”。这种不与敌人同归于尽的做法多少有些“政治不正确”了，然而你又无法将之简单归类于“投降主义”。时至今日，也很少有人会苛责当年“弃城”的巴黎人。背后的逻辑是，在国家与社会之间，即使国家破碎，只要社会还在，历史还在，终有起死回生之日。
杜甫曾经感慨唐朝的衰败，“国破山河在，城春草木深。”如果这“山河”是社会，事情恐怕还不至于让人彻底绝望，毕竟任何国家都是建立于“山河”(社会)之上的。最可怕的情形，是“国破山河破”和“国在山河破”。
前者主要体现在异族入侵之时，最惨烈者莫过于两军交战时的屠城之祸。而在宋朝末年，更有十余万人随末代皇帝在广东投海，仓皇之间上演了一场“社会为国家殉葬”的历史大悲剧。在前现代国家，由于国家与社会捆在一起，纠缠不清，又无合法更换政府的途径，社会像一窝鸟蛋一样装在一个鸟巢里。所谓“覆巢无完卵”，当国家分崩离析，社会难免随之彻底破碎。
至于后者，则主要发生在大革命年代。革命政权初立之时，乌托邦理想还在，为了开辟新生活，革命者往往会重新计算时间，笼统地将此前的社会定义为“旧社会”，并加以彻底否定。也就是说，革命者不但要建立一个新国家，而且要建立一个与传统割裂的“新社会”。这种激进主义在法国大革命时期表露无遗。激进的革命党人肆无忌惮地否定自己的传统，以至于爱德蒙?柏克忍不住奋笔疾书，写出《法国革命论》一书，责备同时代的法国人是在“做没有本钱的生意”--既然你否定历史上的一切，你这个民族就只好从此白手起家了。
显然，柏克的上述批评同样适用于20世纪的中国革命。1949年，新政权不仅赶走了旧政权，而且定义出“旧社会”，长期的宣传灌输更使人们不自觉地在前面加上“万恶”二字。直到上世纪80年代，我还经常在中学教科书上读到“一穷二白”这个词。这种“一穷二白”在很大程度上是建立在新政权对过去历史与传统的全盘否定之上的。
全盘否定的背后，是一个政治全盘设计社会的时代的到来。国家压倒社会，或将社会藏于政治的皮袍之下，个中忧虑，早在上世纪30年代，西班牙学者奥尔特加?加塞特便已在《大众的反叛》一书中发出警告：当社会或者历史的自发性被国家的干预粗暴地打断，就不会有新的种子能够开花结果。从此，社会不得不为国家而存在，个人不得不为政府机器而存在。
社会自我救赎的过程，也是化解风险的过程
如果从政治、经济与社会三大组织的关系来看新中国的建立，1949年的意义首先在于政治组织在这一年确立了自己的权威，但这并不必然意味着社会解放。由于特殊的历史原因、国际环境以及观念上的误区，经济组织与社会组织同时被纳入政治组织之中，并形成了改革开放以前掌管人民一切生活的全能型政府。政府几乎包办了经济与社会的所有职能，使之成为权力的附庸与延伸。所谓“单位办社会”便是这一体制的集中体现与概括。此时虽然名义上叫社会主义，实际上是“有主义而无社会”，因为严格意义上的社会并不存在。
在此封闭年代里，强国和革命被当作政治理想倍加推崇，而源于社会的生活理想却被束之高阁。任何不服膺于国家理想的个人理想是没有意义的，甚至也是不道德的。如果了解在那个军事共产主义时期，甚至连农民插秧都要喊响“打好插秧歼灭战”的口号，就知道那时的生产生活是如何仰仗政治的鼻息。人人提高警惕，社会横向联系的纽带被人为切断，连出门都需要政府的“印把子”认可。当最基本的权利都需要政府授予，政府已变成了名副其实的“证府”。
割裂社会的前因后果，在柏克那里有很好的阐释。谈到法国大革命，柏克曾经提到一个问题：一个帝国为什么会在一夜之间坍塌?他的回答是：“为了壮大自己，君主制削弱了其他一切社会力量。”
法国思想家圣西门也有相同的醒悟。和同时代的许多知识分子一样，圣西门曾经为法国大革命的不尽如人意苦恼不已。那么，怎样才能让社会平稳转型而不再血流成河?圣西门的答案是建立各种各样的网络。当然，这是广义的网络，它包括完备的银行系统、公路系统、铁路系统、社会组织等等。总之，增强社会的横向联系，通过建立工业社会的各种网络，救赎政治全能主义，同时尽最大可能地保障社会安全。
今日中国渐次开放，没有谁愿意再回到过去封闭的环境中去。既然政治改革举步维艰，还不能满足社会的普遍预期，而社会矛盾又在日积月累，那么以社会的横向发展救赎政治，亦不失为曲径。当然，从本质上说，这也可以理解为以社会的自由和开放救济政治民主。与此相关的一个脉络是，三十余年来，一个以公民权利为结点的网状社会(公民社会)正在形成，逐渐代替以权力为中心的星状社会(政治社会)。由此而论，重新发现社会的过程，既是社会自我救赎的过程，也是化解风险的过程。
需要看到的是，对社会的发现和推动，不唯民间，官方亦图有所作为。且不说改革开放最终所指便是归于社会解放，几年前中央高层又提出“社会建设”，就在最近，一度被部分媒体视为禁忌的“公民社会”一词，又被官方着意强调。2009年12月底，中共中央宣传部委托新华社主办的刊物《半月谈》评选了“2009年中国公民社会十大新闻”，并进行了分析报导。对于这次评选，海内外媒体给予了高度评价。虽然许多学者并不认为今日中国已然是一个公民社会，但显而易见的是，“公民社会”这个概念已越来越受到官方、学界、舆论和普通民众的关注。
重新发现社会更是一种世界潮流。早在1988年社会主义学家高放便在《从传统社会主义到现代社会主义》一文中提到“社会资本主义”这个概念。高放将世界资本主义的发展概括为四个阶段：即16世纪初到18世纪末的封建资本主义(此时资本主义在欧洲封建社会内部孕育成长);18世纪末至19世纪末的自由资本主义;19世纪末大体上至20世纪70年代的垄断资本主义;而80年代以来可称之为社会资本主义，即社会化程度更高、社会主义因素在逐步增长的资本主义。
为什么帝国资本主义衰亡了，社会资本主义却欣欣向荣?今天有越来越多的学者试图从资本社会化、管理社会化和分配社会化等方面来理解：资本的社会化表现在股份的分散化和大众化，员工持股和人力资本的发展，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劳资对立;管理的社会化使企业决策更加民主，员工可以影响企业决策过程;而分配的社会化使资本主义社会分配趋于公平和合理。
中国就像一艘夜航船
当社会从国家重负中渐渐摆脱出来，重新发现社会的过程，也是重新认识国家价值的过程。公民社会的建立，更少不了对现代国家的理解。
在天津市河北区民族路44号，有一幢意式两层砖木结构楼房，这是梁启超故居。故居墙上有一幅字：“十年以后当思我，举国犹狂欲语谁?世界无穷愿无尽，海天寥廓立多时。”戊戌变法失败后，梁启超正是带着这首诗中的志愿远走异邦。百年过去，人们谈论梁启超最多者，并不在于他政治上的成败得失，而在于他开风气之先的“新民说”影响了几代人。梁启超希望通过“新民”唤起中国人的自觉，要从帝国时代的臣民转化为现代国家的国民。然而，时至今日，不得不承认的是，许多人虽然自称公民，但对于什么是现代国家并不了解。正是在此意义上，我认为有必要在“新民说”后补论“新国说”。做新民，建设现代国家是必要的，问题在于你要知道什么是现代国家，需要“问世间国为何物”。
我所着重分析的，正是“国家-社会”这组关系。事实上，当我们回顾最近60年的中国历史，会发现许多争议基本都是国家与社会的“上下之争”，而非“左右之争”。举例说，如果我们承认人有言论的自由、审美的自由，就知道当年所谓的“反右斗争”、“清除精神污染”等，其实都是“上下之争”，即国家对社会正常权益的剥夺。同样，只要留心近年来的一些社会问题，同样会发现，很多问题与其说是“社会问题”，不如说是“国家问题”。比如说，农民缺乏社会保障，出了事情，表面上是社会问题，实际上是“国家问题”，因为这个群体人微言轻，在这个国家没有得到应有的公正。
在发达国家，议会里看到的是“左右之争”，而大街上看到的则是“上下之争”。但在我看来，今日中国这种“左右之争”或许并不存在--因为就目前而言，国家与社会的底线之争并未定型。
对此观点，梁文道先生在为拙作《重新发现社会》所作的序言中亦谈到，并着重指出两点：一是国家退到哪里去;二是如何建立共同的底线。前者，在过去，中国曾经是个“全能主义国家”，而改革开放就是一个国家退却的历程。这30年不是一个国家全面后退的直线历程，这30年它且进且退，反反复复，有些领域它失而复得，有些地方它却一去不回。而在此过程中，30年来的所有争论几乎都离不开国家退与不退、何处该退何处不该退的大主题。梁文道认为，在这方面《重新发现社会》完成了一套典范转移的新思路，“那就是用'上/下'去取代'左/右';提出社会，就是为了移置左右之间许多不必要的争论，重新认清中国的难题仍然是国家高高在上、社会被压在底下不得自主、不得喘息的事实。社会若是不能自主自存，左右之分也就无甚意义了”。
简单说，不谈“左右之争”，不是不必谈左右，而是因为还“没有条件”谈左右。在此意义上，我之所谓“重新发现社会”，既为完成中国“左派”和“右派”在社会层面的“融合”，同时也是在为“上下之争”画出一道底线。当然，“国家与社会”这组模型也可以扩展为“国家-社会-个人”。
其次是国家意义何在。谈到对国家的理解，被引用最多的恐怕就是肯尼迪的那句名言：“不要问你的国家能为你做些什么，而应该问你能为你的国家做些什么。”就在人们以饱满的热情四处传播、赞扬这位美国总统的爱国主义时，身为美国公民的著名经济学家弗里德曼对此非常不以为然。弗里德曼认为肯尼迪关于个体与国家职能的本末倒置必然会腐蚀一个国家自由的根基。因为从本质上说政府仍不过是一个手段、一个工具，“自由人既不会问他的国家能为他做些什么，也不会问他能为他的国家做些什么。而是会问：'我和我的同胞们能通过政府做些什么。'以便尽到我们个人的责任，达到我们各自的目标和理想，其中最重要的是：保护我们的自由”。
回看新中国60年沉浮、两个30年的消长，其成败得失莫不在于国家与社会有着怎样的关系。基于对权利的普遍信仰，今日中国社会一点一滴收复本当属于自己的领地，重新确立国家与社会、社会与个人的边界，这是中国当下最真实、最有希望的变革。文明的累积、历史的加法、秩序的演化与拓展……恰恰是这场“新革命”，令中国在社会自由自我的生长中开始脱胎换骨，一个满眼生机的“新新中国”将由此应运而生。
唐德刚说，中国需要200年穿越“历史三峡”，直下宽阔太平洋。在国家与社会之间，我的脑海里常常浮现出另外一幅图景：中国就像一艘夜航船，过去是在黑暗的海洋上航行，周围是黑的，船上也是黑的。而现在呢，船上开始有了照明，船舱里还有人开Party、上网、恋爱、大声歌唱，普通人的日子似乎过得亮堂舒展了，但周围还是一片黑暗的海洋。
至此时，人们更关心的问题是：社会虽已灯火通明，中国向何处去?而正在崛起的社会，能否把握这艘中国船的方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