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外电报道，土耳其安全部队于2月22日挫败了一起企图推翻现政府的军事政变。这起代号为“大锤”的未遂政变，于今年1月被土耳其一家独立的日报曝光，而它的策划及周密的计划制定，则要追溯到2002至2003年间。当天，土耳其警方共逮捕了约50名涉嫌参与政变的现役和退役军官，其中包括前空军司令和前海军司令。

就在这伙心怀不满的土耳其军官锒铛入狱的前四天，在非洲小国尼日尔首都尼亚美，他们的同行却发动了一次成功的政变，政变士兵占领总统府并扣押了总统马马杜·坦贾及多名政府高官。在经过了大约半个小时的简短交火和付出10多名士兵死伤的轻微牺牲后，政变军人当天晚些时候宣布，成立“恢复民主最高理事会”，中止执行宪法，解散政府机构，并呼吁民众保持平静和团结。

在民主宪政理念日益深入人心的今天，军人发动政变推翻民选政府、以武力干预国家政治，显然在地球上任何一个地方都会被视为一桩无法无天的滔天大罪。然而，世界上发生的每一件事情都是有原因的。很多时候，表面上看似极端错误的行为，却蕴涵着相当大的内在合理性，并揭示出一个社会无法回避的内在矛盾。

我注意到，连同去年6月28日拉美国家洪都拉斯发生的那场驱逐塞拉亚总统的著名政变，过去大半年来的三次成功或未遂军事政变，都含有一个显著的共同点，即军人们并非为了自己掌权、推行独裁统治而发动武装政变。恰恰相反，他们都认为，自己是在捍卫国家的自由宪政，与试图假借民意推行独裁统治的政治野心家作正义的抗争。当然，这种争斗背后一定会牵涉到诸多具体的利益，但至少在宏观政治层面，它体现的是一种“主义”之争，而非权力之争。因此，我将这类新型的军事政变定义为“追求现代性”的军人干政，以区别于以往常见的那种“反现代”的经典军人独裁。

洪都拉斯军事政变的直接起因是该国的强人总统曼努埃尔·塞拉亚极力推动的全民公投，它旨在修改宪法，允许总统连选连任，原定正是于6月28日举行。不过，塞拉亚的修宪主张虽然得到了众多选民的支持，但却遭到了他本人所属的执政党、反对党、议会、法院和军方的强烈反对，它们认为，修宪是破坏民主之举。洪最高法院还宣布全民公投“违法”、总统解除军队总参谋长巴斯克斯职务的决定“无效”。但塞拉亚拒不让步，宣布要尽一切力量推动修宪公投，并称这是一场“展示人民力量的斗争”……最终酿成了激烈的政变行动。而同属拉美的委内瑞拉狂人总统查维斯之所以对洪国的政变暴跳如雷，甚至扬言出兵干涉，可能正是因为他在自己的国家里也成功推动过性质完全相同的修宪公投。

尼日尔的情况也如出一辙，被政变推翻的现任总统坦贾1999年当选总统，连任一次，原定于2009年12月卸任。去年４月，坦贾为谋求第三个任期，提出以公民投票方式修改宪法，遭到反对派、国民议会和宪法法院反对。坦贾于去年早些时候先后解散议会和宪法法院，引发严重政治危机。他当时宣称，尼日尔人民要求他继续执政，而规定可以无限制连选连任的新宪法终于去年8月经公投获得通过。此次政变发生后不到一周，军方发言人就对媒体宣布，临时政府将重新起草宪法、组织合法选举，并在适当时候民主地还政于民。

相对于洪都拉斯和尼日尔的单纯的政治危机，土耳其未遂政变的背景就要复杂得多，它深刻地揭示了这个地处东西方交汇点上的国家内部严重的文化和社会危机，因而也更具标本意义。

土耳其共和国的前身是版图横跨欧、亚、非三大洲、历经500多年沧桑的奥斯曼帝国，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不久后，民族英雄穆斯塔法·凯末尔发动革命推翻苏丹统治、建立共和国。自那以后的90年里，这个伊斯兰世界第一个民主国家里曾经发生过不计其数的军事政变，可以不夸张地说，这几乎已经成了一个经典的“土耳其魔咒”。

然而，与同期大多数后发展国家的情况形成鲜明对照，几乎每一次，土耳其军人总是在关键时刻挺身而出，扮演自由宪政的捍卫者的角色。一俟政局稳定，政权又总能如先前承诺的那样顺利交还给民选的文官政府。如我在前文中已经提及，若仔细分析，土耳其现代历史上的每一次军事政变都有其当时的特殊原因，也必然牵扯到军队、政党、政府、议会等个方面的具体利益，但笼统地说，这些政变大多遵循一条共同主线和一个基本相同的模式：即民选上台的政党试图利用大多数民众的意志改变土耳其现有的国家体制，而其中最核心的冲突往往又集中在“国父”凯末尔本人亲自确立的政教分离的世俗政治。

包括凯末尔在内的土耳其第一代现代化领导者大多是坚定的“全盘西化”论者，他们仿照西方模式制定了一整套政教分离、自由民主的社会制度，并运用手中掌握的国家权力不遗余力地推动整个土耳其社会不断地西方化。他们甚至经常不惜采取高压强制手段推行他们心目中更加“文明”、“进步”的西式生活方式，以取代“愚昧”、“落后”的穆斯林文化风俗和生活习惯。然而，土耳其毕竟不是西方，由于千年以来的传统，它的国民中95%以上的人口虔诚地信奉伊斯兰教。现实政治力量一时虽貌似强大，但思想文化传统却更为悠长绵延，这就使土耳其这个社会染上了严重的文化危机，在因提出“文明冲突论”而名躁一时塞缪尔·亨廷顿看来，土耳其是这个世界上患有“文化精神分裂症”的最典型的社会。如今回头再看，即便经过将近一个世纪的竭力“改造”，根深蒂固的穆斯林文化在土耳其也并未如凯末尔等人所愿，发生任何实质性的改变。

更大的悖论在于，由于全盘学习西方，土耳其拥有一个多党制的民主政治制度。众所周知，在这种体制下，执政权的获得取决于多数选民的拥护。而在土耳其的现实社会土壤中，一个政党想要获得选票，最唾手可得和便于利用的精神资源无疑是民众心目中神圣不可侵犯的伊斯兰教感情。历史上，许多被军人推翻的土耳其民选执政党及被强行解散的一些咄咄逼人的在野党，多多少少都曾经试图通过议会投票等方式挑战那条被视为现代土耳其立国基石的“政教分离的世俗政治”原则。那些野心勃勃的政党领袖本人是否真如他们自己表白得那样对宗教充满虔敬倒还是第二位的，关键在于，这样做能够赢得更多选民。

只是土耳其不同于在其他那些脆弱的后发民主国家，它拥有一个坚决反对政教合一、决心不惜一切代价捍卫世俗政治的强悍堡垒，那就是军队。这里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或许在于，土耳其历史上最先接触西方思想的第一批政治精英正是军人阶层。土耳其的现代化历程也像中国近代一样，是从羡慕西方“船坚炮利”的军事现代化起步的，只是它比中国更早，从18世纪上半叶就开始了，西式自由民主的观念在军队精英当中已深深扎根并形成传统。而随着时间的推移，这种意识形态传统又注定会与现实政治利益紧密地结合在一起。于是，土耳其军队实际上便成了代代延续的封闭坚固的自由主义分子小团体，其支持者多为城市白领以上的富裕阶层以及青年学生。

多年以来，以军方为代表的土耳其自由主义势力一直十分敌视由现任总理埃尔多安所领导的伊斯兰教政策浓厚的正义与发展党。埃尔多安早年曾因从事宗教政治活动而入狱，正义与发展党的前身也曾于2001年遭政府解散。从2003年开始，每逢重要的选举节点，土耳其军方，包括其最高指挥官就几乎总会公开扬言，威胁发动兵变以阻止该党上台执政；2008年春夏之际，土最高上诉法院首席检察官还对该党提起诉讼，指控它控制议会和政府，实施宗教色彩浓厚的政策，危及世俗政体，并要求解散这一执政党，禁止包括埃尔多安在内70多该党成员今后5年内参政。在这么多年的拉锯斗争中，执政党和政府虽然也作出过一些壮士断腕式的重大让步和妥协，但总体上看，土耳其社会中伊斯兰教复兴的力量显然正在一点一点压倒紧攥着枪杆子的自由主义力量。近年来，土耳其军人发队军事政变的难度越来越大、成本越来越高，而力度却比几十年前那种司空见惯的政变要弱得多，成效也小得多。

不足一年时间里，从洪都拉斯到尼日尔，再到土耳其，跨越三大洲，我所谓的“追求现代性”的新型军事政变所凸显的，实际是一个异常深刻并值得深思的问题：在一个非西方——特别是拥有深厚的非西方文化传统，如历史文化悠久的土耳其——的社会，完全翻版西方式的民主宪政是否可能？它又会异化出怎样的荒腔走板？

如果我们以纯粹西方式的民主政治逻辑来审视，无论是塞拉亚、坦贾，还是埃尔多安及其领导的正义与发展党，都在各自国家内得到了大多数民众的拥护，他们推动的对宪法或其他制度、政策的修改，都是符合民主政治原则及其程序的。然而，如果我们再从支撑西方民主宪政的自由主义政治哲学理论出发去分析，他们的所作所为显然都违背了自由主义的基本原则。土耳其的例子尤为突出——在一个已经实现了政教分离的世俗民主政体的国家试图恢复政教合一的神权政治的任何努力，都是无庸置疑的反动和倒行逆施，在这种情况下，军人干政只能被当作一种“两害相权取其轻”的策略而无奈接受。这里最诡谲的问题是：在西方，民主政治与自由权利是相辅相成、相互滋养的；但在此时此刻的洪都拉斯、尼日尔、土耳其乃至更多非西方国家，两者却经常是尖锐对立的——发动政变的军人破坏了民主，但他们看起来似乎又确实是保卫了法治和自由。再早一点发生在泰国的推翻他信总理的军事政变，也包含相类似的意味。

土耳其挫败未遂政变事件在英国《泰晤士报》上曝光后的第二天，欧盟委员会就立刻对这一严重事件表示了关切。它的一位女发言人称：土耳其民众有权知悉该事件的全部真相，“这也是必须完全本着公平公正原则对此事件进行规范化调查的原因所在。”从这两句话里，我们听出了来自“正宗”西方的微妙反应：民主没有失败，自由更加重要。

但事实果能如此吗？长期以来，有一种观点一直具有很强的说服力，并让许多人士深信不移：解开“土耳其魔咒”的钥匙在于发展经济及推进城市化，辅之以适当的教育。一旦土耳其广大落后地区的农民逐渐富裕起来，并过上伊斯坦布尔式的多元化现代城市生活，他们就会慢慢放弃传统的宗教偏执，转而支持自由的世俗政治，最终使国家走上西式的民主宪政正轨。我相信这种理论有相当大的合理成分，但一拿它与真实世界相对照，其局限性便立刻展露无余。过去100年、特别是50年里，世界各地的经济现代化和城市化取得了无可辩驳的长足进步，农村人口、贫困人口和文盲比例都显著下降。然而，今天世界上已经建立起了稳固的民主宪政的国家，差不多与100前完全重合——说到底还是那些西方国家，唯一的例外出在东亚地区。这似乎有力地证明了，经济的发展，甚至推行西方式的自由市场经济加民主政治，并不能落实真正意义上完善的西方式自由宪政；在不少地方，相反还带来前所未遇的社会动荡。

我认为这个问题的答案仍然要到西方的历史与现实中去寻找。事实上，西方现行的政治制度是牢牢扎根于西方的文化传统与社会结构之上的。所谓社会结构，即人们常说的公民社会，它与经济发展和利益博弈高度相关；所谓文化传统，就是自文艺复兴、宗教改革和启蒙运动以后形成的与中世纪神权统治迥然有别的“现代观念”。此二者，缺一不可。因而在我看来，非西方的社会（特别是像土耳其和中国这样拥有深厚的不同于西方的独特文化传统的社会）想要真正落实成熟而稳固的民主宪政，除了经济发展及其必然带来的社会结构变迁外，势必经历一次真正有深度和广度的思想文化启蒙，如同欧洲的启蒙运动那样。没有观念的现代化，任何靠枪杆子装裱起来的现代政治制度只能是一幢虚有其表的“沙滩上的漂亮洋房”。并且，从土耳其和中国过去百年来的失败教训来看，这种启蒙，绝不是摆出一付打倒本民族传统文化、无保留拥抱西方文化的激烈姿态，就可以轻松完成的。它注定将是一次文化融合与思想突破的艰辛曲折的精神之旅。

写于2010年3月7日，发表于2010年3月15日出版的《经济观察报》“观察家”版。见报标题为“土耳其土耳其‘魔咒’——军政冲突下的民主困境”，系该报编辑所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