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哈耶克《复杂现象论》阐释的那样，大量的遵循简单行为规则的微观个体，它们之间复杂的相互作用所呈现的，是社会的宏观秩序或简称秩序。

假如我们的经济正在增长，假如我们的行为——不论是投资行为还是消费行为——充分地理性，那么，我们预期中的经济增长率的增加将诱致更多的投资和消费，从而有助于我们预期的经济增长率增加幅度的实现。类似的原理也适用于楼市和股市，香港人谓之“追涨杀跌”策略。这一策略在中国市场里实施，根据我的观察，确实可以比“逆反策略”有更高的收益。或许，中国社会的风险规避类型及其心理结构更多地是“趋群性”而不是有利于逆反策略的“趋个性”。

总之，普遍可见的现象是这样的：当我看到股票价格持续上涨时，我预期股票价格将会持续上涨，于是我开始购买股票。当许多人都如我这样行动时，股票价格将持续上涨，于是我的经验支持我的预期。这样的基于个体预期的价格上涨和最终产生的“泡沫”及其爆裂过程，被耶鲁大学的金融学家希勒称为（就这一群体而言的）“非理性癫狂”。这样一种癫狂，它的社会心理结构，就中国人而言，有待于更深入的观察和想象。我的初步推测是，它与中国人的两种心理状态密切相关。其一是人生陷入困境时的赌博心理（冒险），其二是为家族传宗接代而必须的保险心理（从众）。这两种心态都可能产生群体癫狂。

经济增长率，于是可成为协调博弈的共同信号，它的变动可能改变社会预期，产生强烈的外部效应。根据乘数原理及相关经验，我认为，在中国社会外部效应大约是内部效应的三倍或更高。

当经济增长放缓时，乘数原理意味着存在反方向的预期和外部效应。也就是说，如果我们预期增长率将下降并据此调整我们的储蓄和投资行为，那么我个人投资的减少将诱致这一减少幅度三倍左右的投资总额的减少。当然，我的个人投资若原本是与其他人的投资活动密切相关的，则我的投资原本就会因他人投资的减少而减少。所以，乘数原理的有效性，依赖于投资活动在社会生产整体过程中的位置。一般而言，越是靠近生产过程开端的投资，乘数效应越显著。

一个新生儿的降生，可以说是一项新的投资和消费的开端。所以，新增人口的乘数效应最显著。特别显著的效应，往往是理性行为主体可以预期的事情。一般而言，经济的持续增长引发未来家庭收入持续增长的预期并诱致新的生育行为。统计表明，在主要由母亲的教育程度决定的生育意愿的限制下，经济增长率与人口增长率之间呈现正的相关性。

可是，女性的生育意愿随教育程度的上升而下降，而女性教育程度随人均收入的增长而上升。所以，统计表明，收入水平的长期上升与生育率的长期下降，二者显著地相关。

人口学家熟知的“生育率迁移”，大致可分三个阶段：第一阶段以高出生率和高死亡率为特征（从而人口可以保持零增长率），第二阶段以死亡率持续降低和依旧保持着且已成为社会习俗的高出生率为特征（从而人口持续增长以致形成“人口爆炸”），第三阶段以低出生率和低死亡率为特征（从而人口可以保持零增长率）。

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第三世界”的发展问题，无一例外地是生育率迁移的第二阶段所谓“人口爆炸”而引发的经济、政治、社会和文化问题。由此而有的“发展经济学基本问题”是：怎样在生育率迁移的第三阶段之前，将生育率迁移第二阶段的新增劳动力尽可能地转换为新增资本存量，从而在人口老龄化阶段享有足够高的劳动生产率和人均收入。

由于20世纪上半叶的长期战乱，由于“大跃进”和“人民公社”运动之后的严重饥荒，又由于在稍后大约20年内实行的严厉限制生育政策，中国人口过程包含着远比正常人口过程更强烈的代群效应。现在的80后，他们的父母代是上世纪60年代后期的那一轮生育高峰期出生的。接着发生的，是一个限制生育的时期，那时出生的孩子，是今天90后年轻人的父母代。这些受过良好教育的劳动力，根据晚近发表的罗斯基和帕金斯“2025年中国经济增长预测”，是未来增长的最重要因素。

也就是说，中国经济未来的增长率关键性地依赖于受过良好教育的年轻劳动力占人口的比例。这一结论的公共政策涵义是：第一，鼓励生育；第二，鼓励教育。这两项鼓励政策的综合是：鼓励较高教育程度的家庭多生孩子。因为，每一个这样的新生儿将产生的社会效应是他的家庭效应的三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