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09年9月7日
地点：中国浦东干部学院
今天很高兴有机会和大家一起探讨中国的收入分配问题。我想讲六个方面问题。一是关于收入分配的国际视野；二是中国改革期间收入分配的变动趋势和影响因素；三是关于我国隐性收入和实际收入差距；四是隐性收入差距来自哪里；五是收入分配失衡威胁未来发展；六是改革政府管理体制，纠正收入分配失衡。
一、收入分配的国际视野
（一）有关收入分配的理论
收入分配问题与我们现在面临的国内有效需求不足问题有密切的关系。我国面临的有效需求不足，直接的影响因素是国际金融危机。由于世界市场萎缩，我国出口大幅度下跌，造成出口部门生产严重下降和部分企业倒闭。但更根本的原因还是内需不足，经济增长过度依赖外需。长期以来，我国有效需求不足一直是个问题，从国际经验来看，它始终和收入分配联系在一起。下面我要提到三个人。
第一位是马克思。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一卷和第三卷中（1867和1894年），多处讲到资本主义经济危机，他认为当时的资本主义制度使得劳动者报酬被压低，收入两极分化，导致劳动者绝对贫困化和大众消费需求不足。正是由于大众消费不足，使得生产能力迅速扩张后商品卖不出去，生产能力过剩。这是导致周期性资本主义危机的一个根本原因。当时马克思所处的那个时代还是资本主义发展的早期阶段，需求不足是由资本主义社会的分配方式带来的，因此马克思认为它是资本主义不可解决的一个根本矛盾。在马克思看来，只有通过公有制，改变资本主义制度，社会共同分配生产成果，才能够根本解决这个矛盾。
但是到了20世纪，这个问题出现了一系列变化。所以第二位要提到的是凯恩斯。1929年到30年代美国爆发了大萧条，英国经济学家凯恩斯于1936发表了名著：《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他也认为经济危机来自需求不足，但他的侧重点和马克思不同。我们说需求不足，这个需求是由消费和投资两大要素组成，对一个开放经济来说还要加上净出口，是三个要素。这三个要素中无论哪一个少了，没有其他要素来补充，都会造成总需求不足。凯恩斯主要是侧重于投资，他认为当有很高的储蓄，但投资小于储蓄时就会造成有效需求不足。因此，他提出来政府可以采取扩张性财政政策，增加政府支出，同时也可采取扩张性货币政策来刺激投资，这样就扩大了总需求。
总的看来，自从凯恩斯主义理论发展起来以后，西方国家在应对经济危机方面应该说有了一个相当有效的手段，就是通过扩张性政策，可以在很大程度上减轻经济危机的影响，缩短危机影响的时间，使经济运行相对平稳。马克思早期的判断是，总需求不足这个根本矛盾是资本主义国家没法解决的。实际上，从凯恩斯主义政策出来后，这个问题在某种程度上是可以解决的。但仍然存在问题，就是经过多年实践，发现凯恩斯主义在短期内常常有效，但扩张性的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长期会导致通货膨胀，而对经济增长的带动作用逐渐下降；通货膨胀常常和经济停滞伴随而行，即通常说的滞涨。就是说，从短期来看危机解决了，但长期发展还是有问题的。这是因为更根本的收入分配问题没有解决。
第三位是库兹涅茨。上个世纪50年代，美国经济学家库兹涅茨发表了一篇著名的文章，专门研究收入差距问题。他研究了美国、英国、德国，发现从这些国家的历史数据来看，在过去50到100年间都经历了一个收入差距先扩大后来又逐渐缩小的过程。后来的经济学家称这个发现为库兹涅茨倒U 型曲线，即在发展的一定阶段上收入差距上升，然后经过一个阶段又逐渐下降。
有不少经济学家，包括国内一些经济学家对这个库兹涅茨曲线有不同的解读，有的人说由于存在库兹涅茨曲线，我们对收入差距扩大的问题用不着过度担心，因为过一个时期之后收入差距就会自动缩小。但实际上如果我们阅读库兹涅茨这篇文章，就会明白他不是这个意思，并没有说收入差距会自动缩小。他认为收入差距的收敛是有条件的，并强调了很多因素。一是劳动力转移，在这些国家的发展过程中都经历了工业化和城市化，在这个过程中劳动力大量从农村转向城市，从农业转向非农业。因此就长期而言会缩小城乡差距。二是人口增长模式，在一定时期人口高增长、高死亡率，但后来转向人口低增长、低死亡率，人口的变化对收入分配有一定影响。三是他特别强调政府政策的作用，尤其是累进的所得税和遗产税，认为这些在改变收入分配差距和解决收入分配不均的问题上有重要作用。最后他还强调民主化的政治体制改革，因为这些国家大部分在发展早期都经历过专制和集权的制度，后来逐渐变成现在的这种政治制度。库兹涅茨把这个过程概括为一个民主化的政治改革过程。他认为在一个专制的制度下，统治集团可以掠夺普通老百姓，所以会造成收入分配严重不均，而通过这种政治民主化的改革，使得社会各个阶层获得了参与政治、监督政府的权利，这在相当程度上改善了收入分配。
（二）收入分配制度的国外实践
在过去这么多年的发展过程中，不同国家在收入分配上也有不同的实践，下面我简单罗列一下。首先是欧美。欧洲国家在发展过程中，刚才讲到19世纪马克思提及的早期资本主义情况，那时无论欧洲还是其他地方，收入差距都是非常大的。在后来的发展过程中，特别是是进入20世纪以后，欧洲国家逐步建立了公共福利、社会保障和转移支付体系，通过这些制度改变，改善了收入分配状况，减少了经济和社会的不稳定因素。
这些国家的经济仍是市场经济模式，但有些方面的问题不是市场自身能够解决的，比如收入差距这样的问题。欧洲国家是通过社会保障和公共福利等制度来改变收入分配结构的。美国某种程度上也经历了这么一个过程。在30年代大萧条期间罗斯福上台，实行罗斯福新政，主要包括两个方面的内容。一是扩大公共支出，这和凯恩斯的主张完全一致，即通过政府财政去投资公共基础设施，修路、修桥等，通过这种方式来应对危机。所以在大萧条最严重的时候，凯恩斯的著作的发表在某种程度上影响了罗斯福新政。有记载说凯恩斯曾到美国去见罗斯福，跟罗斯福谈过他关于公共支出这样一些对策的设想，罗斯福对他的观点高度关注。但是也有一个插曲，凯恩斯离开以后，罗斯福对别人讲说这个人有点书呆子气。二是建立社会保障和再分配的制度。实际上从罗斯福当时实行的政策来看，不仅限于凯恩斯主义。因为凯恩斯主义讲的就是扩大公共财政支出，而罗斯福当时除了扩大公共投资，实行比较宽松的货币政策外，还有另一方面的内容，就是建立社会保障和改善收入分配。当时美国通过了《社会保险法》和《公平劳动标准法》，基本上形成了社会保障体系，同时实行了累进所得税和遗产税，通过这些方式改善收入分配结构。
美国后来的发展，特别是二战以后的发展，应该说和欧洲还是有差别的，尽管30年代的时候美国已经基本建立了这样一套社会保障和社会福利制度，但后来的发展中，实际上还是更加强调自由的市场经济，不主张很高的社会福利。相对来说，美国的保障和福利程度和欧洲国家相比是很低的。当然欧洲也各有不同，而且不同的政党上台后政策也有不同。但是总的来说，欧洲国家的社会保障和福利的程度要高于美国。而且这两种模式究竟谁好谁坏，其实一直都存在争论，一些美国经济学家认为福利太高，就没有效率；而一些欧洲经济学家认为，忽略社会分配差距会导致社会不稳定、不和谐。这两种说法显然在某种程度上都有道理，但究竟哪一个应该更多一些，还很难下结论，恐怕还要再看未来的发展。因为无论美国，还是欧洲这些国家仍然有很强的生命力，也还都在发展。
在过去这些年，美国发展得相对快一些，但在世界金融危机爆发后，我们回过头看，也会得到一些经验教训。按一些经济学家的解释，美国过去的高速发展完全来自于自由的市场经济、自由竞争。美国为什么能在很长时间保持高速发展？它尽管没有实行像欧洲那么高程度的社会保障和公共福利，但从另一个角度找到了扩大需求的办法，就是通过负债的方式扩大消费。美国没有改变收入分配，穷人拿的还是少，富人拿的还是多，穷人没钱但可以借债，靠信用卡、住房贷款来预支，通过这种方式刺激普通老百姓消费。到去年危机爆发的时候，美国普通居民负债总额14万亿，相当于美国一年的GDP ，再加上联邦政府负债、州政府负债、企业负债和银行负债，总共50万亿，相当于GDP 的三倍半。通过寅吃卯粮的方式来扩大消费，美国保持了相当长时间的高速发展。
按照索罗斯的说法，美国这样一个靠负债吹起来的泡沫，实际上从上世纪50年代就开始了，并且越吹越大，直到今天才破。所以在危机爆发之后，美国很自然地进行了一系列重大调整，公众过去是超前消费，挣一个钱花两个，现在要储蓄，消费下降了。中国出口遭到这么大的打击，也是因为国际市场萎缩，特别是美国人不敢花钱了。不仅美国，也连带影响了欧洲国家，导致中国出口大幅度下降。
接下来我简单讲一下拉美模式。拉美国家也是大家比较关注的一种类型。经济学界有一个“拉美发展陷阱”的说法，拉美国家过去的发展中有一系列很明显的特点：第一个是收入差距非常大；第二个是经济发展相对停滞，而且常常出现恶性通货膨胀；第三个是社会动荡、社会不安定、政权经常改变、社会冲突频发。从拉美国家的历史发展过程来看，学术界对这方面有很多分析，认为他们在发展中面临的问题实际上和过大的收入差距有关。
最近这些年拉美国家出现了一个明显的反弹，就是左派政府上台，实行缩小收入差距的政策，这被称为民粹主义的政策，还包括某种程度上的国有化等等。它是由过去收入差距极大带来的一种反弹。公众投左派政府的票，因为它能带来相对公平的收入分配。但在这方面如果调整过度，可能会出现问题。就像我们改革以前，分配很平等，国有经济占绝对统治地位，但没有效率，经济发展慢，资源浪费大。如果拉美国家调整到我国改革以前这样也不是好事。但是总体来看，政策就像一个钟摆，当向右边摆到头的时候，就该往左摆了；这一定会矫枉过正，不会停在中间，而会摆到左边，摆到头可能又会回来，再向右摆。如果一个国家的政治体制、经济体制总处在这种左右摇摆的过程中，当然会影响它的持续发展。所以找到一个既保障社会公平、又保障市场效率的合适体制，是非常重要的。
在拉美国家，过去右翼政府总的来说和美国都保持了比较好的关系，他们在意识形态上也都承认华盛顿共识。但在这中间有很多具体的问题，换言之，虽然他们承认自由的市场经济，但实际上在拉美，经济垄断的程度相对高，竞争并不充分。在有些情况下，在一些行业部门，自由放任的政策、不受限制的私人所有权，会逐渐导致天然垄断。而在另一些情况下，经济力量和权力结合起来，加强了垄断程度。在我看来，这实际上是导致收入分配差距过大的一个原因。
以苏联东欧改革为例。叶利钦时代实行休克疗法，把全部国有资产私有化，价格一夜之间放开，国家计划也一夜取消，实行完全自由的市场经济。这种改革造成了俄罗斯经济十年的大幅度下滑，GDP 下降近一半，除了经济下降之外，还有一个重要问题，就是在短时间内就造成了财产分配的极度不均。比如在石油行业，原来是国有企业，也是前苏联最赚钱的企业，一夜间私有化，形式上是卖，实际上是送。谁和政府、和掌权人有关系，谁就可能拿到石油公司。
在前苏联做过改革顾问的一位美国经济学家叫杰弗里。萨克斯，他是当时俄罗斯休克疗法的主要倡导者，事后他讲在俄罗斯的经历时说，俄罗斯出现的腐败是前所未有的，世界上任何国家都没有这么严重，一个价值多少亿的石油公司轻轻松松地就被一个人拿走，变成私人公司。这全看你和掌权者的关系怎样。接下来形成了一小批超级石油寡头，这些原来国家垄断的石油公司变成了私人寡头垄断。在俄罗斯当时的条件下，经济在下滑，工人大量失业，公众生活水平大幅度下降，但少数人在休克疗法改革中暴富，造成了俄罗斯后来收入分配高度不均。这也是普京上台后着力要改变的一个问题，他把有的石油公司又拿回来重新国有化，有的石油寡头被以偷税漏税罪名送进监狱，他试图纠正休克疗法时期带来的一些不良后果。
（三）各国的基尼系数
下面我说一下基尼系数。它是经济学中测量收入分配差距的一个主要指标，取值是从0到1，0表示收入分配绝对平均，就是说所有的人收入是完全一样的；1表示绝对不平均，就是说所有收入或者财产都集中到一个人手里，除了他以外其他人没有收入。这是两种极端情况，只是理论上的假设。事实上所有国家的基尼系数都在0和1之间分布。一般认为0.4是收入分配的警戒线，0.2、0.3是相对比较公平的收入，超过0.4就需要警惕，说明收入分配差距已经过大。在这种情况下可能带来社会不稳定等一系列问题。
从发达国家来看，只有美国在过去50年中，从0.36上升到2000年的0.4以上。所有其他国家都在0.4以下，英国、德国、法国这些西欧国家都在0.3左右。其中法国原来的收入差距很大，0.49，现在下降到0.32.北欧国家这个特征更明显，丹麦、挪威、瑞典、芬兰收入差距在上世纪50年代都在0.4以上，挪威还到了0.55，经过这50年的变化都下降到0.25左右。
在所有发达国家中，北欧国家收入差距是最小的，收入分配相对公平。当然，也有人说它效率比较低，但是也有一个明显的特点，就是公众都不用担心明天失业怎么办、老了怎么办、病了怎么办，大家生活心态非常平和，而且这个社会没有穷人，所以社会相对比较和谐，保证了稳定。当一个社会不稳定时，经济再有效率，从长远发展看，损失是非常大的。我觉得既要看直接的经济效率，也要看长远效率，包括社会稳定与和谐等因素。最近几年，中央一再强调建设和谐社会，我认为这是恰逢其时。
接下来简单说一下东亚国家和地区的基尼系数变动情况，在日本、韩国、新加坡、中国和中国台湾这些地区，收入差距最大的是中国，基尼系数是0.447，这是2000年的数据，2005年是0.47，又上升了。除此之外，新加坡和中国香港相对差距大一些，其他的国家和地区都在0.3左右，收入差距相对比较小。
前苏联和东欧基尼系数的变动情况是，俄罗斯2000年是0.45和中国不相上下，捷克、波兰、保加利亚这些东欧国家都比较低，在0.3左右或者0.3以下。尽管这些国家也经历了经济转轨，但并没有出现像俄罗斯那样收入差距急剧扩大的情况。拉美国家50年代的时候都在0.4或者0.5，到了2000年变高了，大部分在0.5以上，巴西快到0.6了，智利、阿根廷、委内瑞拉也在0.5左右。
二、中国改革期间收入分配的变动趋势和影响因素
（一）改革前后收入分配格局的变化
改革前后我们的收入分配格局发生了重要变化。计划经济时期，城市居民收入相当平均，因为那时大家都按照中央统一规定的工资标准来实行。有地区差距，不发达地区可能工资水平还更高些，因为有地区补贴。城市居民收入相当平均，但农村居民不但收入水平低，而且城乡之间和农村个体之间的差距都比较大。1978年城乡人均年收入，城市是343元，农村只有133元，相差2.6倍。当时农村人口中32%是贫困人口，而且这是一个非常低的贫困标准，按照人均100元来算，年收入低于100元的占农村人口1/3.
改革初期，由于实行包产到户等一系列的农村改革，迅速提高了农村收入，特别是在80年代前期，城乡差距和全国收入差距都趋于缩小。尽管整个改革时期人均收入在迅速增长，但84年以后收入差距却持续扩大，到了90年代初期，超过了0.4的基尼系数警戒线。从基尼系数变动情况看，从1978年到1984年是下降阶段，由于农村率先改革，缩小了城乡差距。而80年代中期以后，基本上是差距持续扩大的阶段。
影响改革以来收入分配的因素归纳起来有这么三个方面。最主要的一个因素是城乡二元结构。这是历史遗留的老问题。我国城市和农村的人均收入之比，1978年是2.6倍，到了2008年是3.3倍，这说明城乡差距还在继续扩大，不过近一两年有放慢迹象。
第二个因素是区域发展不平衡，以人均GDP 衡量，上海最高，贵州最低，1978年相差14倍，2008年仍然相差8倍。从14倍到8倍也不能说明地区差距缩小，因为这只是以上海为例，如果把整个东部沿海地区和中西部地区作比较，还看不出区域差距有明显缩小的趋势。近些年来，中西部地区有些省份发展比较快，经济增长速度比较高。特别是金融危机以后，东部受影响比较大，中西部影响较小。但其中也有问题，就是中西部地区的经济增长统计相对来说可能水分大一些。所以认为区域差距已经趋于缩小这个观点还值得探讨。
第三个因素是阶层间的收入差距，居民阶层间收入差距在扩大。用城市居民的数据，按照10%分组，均等地把城市家庭分成10组。据统计，最高一组和最低一组，1995年相差6.2倍，2007年相差8.7倍，其实8.7倍还是严重低估，实际差得更多。农村人均收入最高和最低组相比，1995年是9.5倍，2004年是12.4倍。总的来看，收入差距都在扩大，只不过农村收入差距扩大趋势比城市要缓和些。
这些因素中，不同阶层之间的居民收入差距已成为导致现在收入差距扩大的主要因素或者说主导因素。尽管城乡差距、地区差距问题并没有解决，但这些年来实行的关注弱势群体、西部大开发、东北振兴政策等，这些区域性政策、农村政策在某种程度上对缓和区域差距和城乡差距有帮助。现在仍然急剧扩大的就是阶层间收入差距。下面具体谈谈导致居民收入差距扩大的几方面原因。
（二）发展阶段和体制转轨对收入分配的影响
我们现在所处的发展阶段，正处在快速工业化和城市化过程中，同时又经历了从计划体制到市场体制的转轨，这导致了收入分配差距的扩大。上世纪50年代，美国经济学家刘易斯提出了城乡二元结构模型。他用美国历史数据研究发现，当大量劳动力从农村转移到城市，从农业转移到非农业，这个过程中由于劳动力的充分供给，即劳动力无限供应，抑制了工资水平上涨。本来应该是经济增长，人均收入也增长，但那个时期工资没有相应增长，因为源源不断的新劳动力到城市，都在竞争就业岗位，抑制工资水平上升。
我国的情况实际上就非常典型地反映了刘易斯模型描述的情况。城镇人口30年中从1.7亿上升到6亿人了，现在还有1亿4千万农民工在城镇打工，每年几百万新增农村劳动力到城市里来，这样一种劳动力供求状况，在长时期压制了工资水平上升。但同时经济在高速增长，增长的成果主要转化为非劳动收入的增长，工资增长相对较慢。这就导致了收入差距扩大。由于劳动力供求关系的影响。东部沿海地区这些年工资上升幅度很小，特别是非熟练劳工。去年前年可能一度工资水平上涨较快，但金融危机一来，工资水平的上升又放缓了。
此外，由于市场化趋向的改革提高了资本和人力资本的回报，也扩大了收入差距。改革之前大家工资都差不多，收入水平相当均等。改革开放后，分配方式过渡到通过市场调节，按生产要素的贡献分配。由于人力资本供给稀缺，高素质人才、管理人员、工程技术人员的回报迅速上升；普通劳动者的工资水平没有相应大幅度上升，所以拉开了收入差距。从以上因素看，在当前的发展阶段上，一定程度上的收入差距扩大是不可避免的，但也需要采取一些措施来缓和防止差距过分扩大。
（三）政策因素对收入分配的影响
接下来的一个问题是收入分配政策因素的影响。我们不能简单地把收入差距扩大都归结到现在所处的发展阶段和市场化改革上，因为导致收入差距扩大还有另外的因素。在政策层面上，我认为原因在于我国存在相当程度的要素配置失衡，地方政府的目标是GDP ，是增长、是大项目投资，各级政府过分热衷鼓励资本密集型投资，为大企业提供各种优惠政策；而相对来说，对劳动密集型小企业重视不够。过去也有各种中小企业优惠政策，但实行的结果不理想，很多政策最后给了中型偏大的那些企业，小企业受惠相对来说不多。
特别是统计上称为“规模以下”的小企业，基本上不在各级政府的视野中（规模以下就是指企业年销售额500万以下）。根据2004年的经济普查，如果把工业中的这些小企业加上从事工业的个体户，他们的就业占了工业就业的71%.其中仅规模以下的小企业和个体户，就占工业就业的44%.服务业中这些规模以下的小企业占比可能更大，但由于统计不全，没有具体的数字。我们可以作一个大概判断，规模以下的小企业大体上占我国非农业就业的半壁江山。
实际上我国的就业很大程度上依赖于小企业、微型企业，因为它们是劳动密集型，对就业吸纳最直接、影响最大。但这些企业过去常常不在政府政策的考虑范围之内，我认为这是一个非常大的问题。在我们考虑就业政策时，常常忽略这些。因为经济学界一直在说小企业融资困难，贷款贷不到。人民银行曾经做了一个调查，结果称大中小企业贷款情况基本都不错，小企业贷款也很好。但人民银行调查的小企业都是规模以上，而且有可能是规模以上偏大的那部分。
如何把政府的关注重点转移到这个方向上来，是一个突出问题。因为小企业的发展对就业、对劳动者的收入有举足轻重的影响。90年代以来，我国经济增长的就业弹性从0.4下降到0.1，也就是说原来经济增长1个百分点，就业增长0.4个百分点；现在经济增长1个百分点，就业只能增长0.1个百分点。这里有供给方面的因素，但政策因素的影响也非常重要。所以从这上面看，仅仅追求经济增长对就业没有多大的帮助。
（四）影响收入分配的体制因素
接下来我谈一下体制方面因素对收入分配的影响。现行体制中有很多导致收入差距扩大的因素，其中一个因素是再分配、社会保障和公共服务体系的问题。在这其中，第一是收入再分配体系不健全。首先是个人所得税。我国个人所得税是累进的，收入高，税率也高。但实际在征管过程中，累进税变成累退率。因为工薪劳动者个人所得税逃不了，发工资的时候就从工资单扣了。但高收入阶层有大量不在税务系统掌握中的收入，这部分都可以逃税。于是越是高收入居民实际税率越低，低于中低收入居民，这使本来的累进所得税变成了累退所得税。
其次是转移支付，尽管我国转移支付力度不断加大，但转移支付效率偏低。举一个例子，我国400多个贫困县，每年中央财政要花大量的钱来扶贫，支持他们的发展。但这些钱虽然分到了贫困县，最终是不是到了贫困人口手里要打一个很大的问号。我到一些贫困县农村做调查，经常看到整个县城最豪华的建筑是政府大楼，最豪华的汽车是政府轿车。离县城不远就有贫困村、贫困乡，这些贫困村状况相当差，贫困人口大量存在。中央不断花钱，解决贫困问题，但这个钱不一定都花到了贫困人口身上。
再次是社保体系覆盖不全问题。过去城市社保基本上是城市职工，而且是城市正式职工。对非正规就业和不在岗的职工，没有工作的城镇居民基本上没有覆盖。现在覆盖力度不断加大，包括农村也建立了农村低保制度和“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最近又开始搞农村养老保险。可见，这些方面都在改善，但离全面覆盖还有非常大的距离。
最后是公共服务不到位，特别是医疗、教育和廉租房，这些给低收入居民提供的服务还远远不到位。有人说，对低收入居民来说，医疗、教育、住房是“三座大山”，这个形容不过分。实际上这方面大量的钱还是要个人来支付，这对中低收入，特别是对低收入老百姓来说，负担非常沉重。
第二个因素是财税体制。我国的财税体制中缺乏合理的资源税、垄断利润调节税等。国有企业分红、土地流转这些制度也都涉及到财税体制。我国的资源收益都到哪里去了？去年石油140美元一桶时，原油利润大幅度上升，成为企业收益。但石油超额利润实际上是资源产生的，不应当是哪个企业能据为己有的。企业拿到的应是经营利润，而不是资源收益。资源收益是应该纳入整个国家的分配体系的，但是我国没有，现行的资源税只是一个名义上的税。山西的煤老板拿到煤矿开采权，开一个煤矿就暴富，尽管煤矿事故不断发生，但屡禁不绝。没有资质、安全条件不达标的企业在不断开采，都是有利益作导向。谁拿到资源，资源收益就是谁的，这也导致了腐败问题。政府官员在煤炭中参股，给没有资质的煤矿提供保护伞，这些方面的问题是相当严重的。我想，这其实并不单纯是个所有制的问题，主要是资源税的问题和制度问题。我们必须建立一个更健全的财税体制，把资源收益纳入国家财政，用于全民，而不是归于少数占有这些资源的企业和个人。
垄断企业的情况也类似，有些企业利润奇高，关键在于它处在垄断地位。垄断利润不应归个人所得，或是少数企业所得，而应有一个垄断利润调节税。国有企业分红也是最近讨论比较多的问题。国有企业是国家投资的企业，国家作为股东有权利参与红利分配。改革以来，国有企业不再向国家上缴税后利润，交税后利润就是自己的，所以也造成了企业储蓄不断上升，一部分国企利润大量地积存在企业。改革初期放权让利是对的，但现在需要建立一个合理的国企分红制度。
另外还有土地流转制度问题。现在我国有些地方财政已变成土地财政，只有卖地才能有钱，而财政就靠卖地来维持运转，这种情况是很不合理的。土地在流转过程中产生的收益，是通过原来的农田开发，变成了城市工商业用地，它的价值大幅度提高，可能是几十倍、上百倍。而土地增值的收益应是用于经济长期发展和社会公共福利的基金，不应当是简单地用来补充当前财政收入的不足。况且土地收入的相当部分没有进入财政体系，而是变成了政府的预算外收入，分配既不规范，也不透明。这需要重新对各级政府财政预算进行合理规划。
第三个因素是垄断性行业的问题。一些垄断性行业进入限制过多、缺乏竞争，使得垄断利润居高不下。加上我国反垄断措施不力，对垄断企业的管理制度不健全，造成收入差距。
最后一个问题是公共资金管理体系不健全。公共资金的漏失非常严重，无论是财政预算内资金，还是预算外资金，实际上公共资金的漏失导致的都是逆向再分配。就是说，漏掉的这些钱可能通过非法渠道跑到少数高收入居民的口袋里了，或者造就了一批富豪。所以它也是一种再分配，但和通常的收入再分配方向相反。
三、我国的隐性收入和实际收入差距
（一）收入数据的真实性
据我们的研究，我国现在的居民收入统计数据严重失真。根据统计局城乡居民收支调查，2007年城镇10%的最高收入家庭，大约有2000万户，其人均可支配收入是3.6万元，折合人均月收入3000元。我国城镇10%的最高收入居民，只有人均3000元收入。我认为这是有问题的。我认识的一些农民工，当然不是多数农民工，收入就有这么多。根据这个数据推算，全国城乡居民收入总额加起来，11.2万亿，占GDP 的44%.但我做了56个国家的居民收入计算，绝大多数国家平均在50%到70%之间，有些国家更高。像我们这种占40%多的国家非常少，就算有几个国家是这种情况，也都有特殊原因，比如中东某些石油国家，还有北欧的高福利国家，因为其收入相当一部分没有直接给居民，而是进入了社会保险帐户。
其次，根据居民收入推算全国居民的储蓄总额，2007年是2.9万亿，占GDP的11%.但根据GDP 核算数据，全国总储蓄2007年是13.5万亿，13.5万亿中居民收入还没占到零头，即还没占到3万亿。我们能说剩下来的10万多亿都是政府和企业的储蓄吗？恐怕不能。因为政府财政总额加起来也不过5万亿，而5万亿中还有大量的政府消费。再加上预算外收入，政府储蓄恐怕也没那么多。企业储蓄是在上升，但加起来绝不会有一年10万亿。估计下来，居民储蓄至少应该占到13.5万亿的一半，也就是说占6至7万亿，这才可能比较合适。
再来看几组数据，2007年我国私人轿车的拥有量是2200多万辆，如果把买轿车支出按十年分摊，再加上每年的油费、车辆保险、过路费、停车费、维修费等，每年一辆车大概要支出3万元。住房方面，1993年到2007年的15年间，商品住宅累计销售，我们计算超过3200万套，累计总价九万四千亿，平均每套30万，2008年平均每套是40万。加上社会平均利息率，分摊下来，每年3万元。如果计算家庭收入和房价之比，国外有一个经验数据，房价是平均家庭收入的3到5倍，这是相对合理的、家庭能够承受的价格。不计算我国的农村居民，仅算城市居民房价和家庭收入之比是10倍。房价10倍于家庭收入，又怎么解释房地产市场持续火爆和每年大量的房屋销售呢？第三组数据是2007年我国因私出国出境3500万人次，估计其中至少一半是个人旅游。粗略估计一下，每个人次支出两万元。
以上这些算下来，如果一个家庭有一辆车，一套商品房，一人次的出国出境旅游，三项合计平均一年要分摊8万元，这不包括吃喝以及所有其他生活消费和储蓄。按照统计局的统计，人均最高收入的2000万户人均收入是3.6万元，家庭收入乘上2.5（最高收入家庭规模比较小，平均2.5个人），那么结果是家庭收入9万元。如果是上述这种情况，这那这9万块钱就被这三项花完了，其日常消费的钱哪来？银行储蓄存款哪儿来？炒股的钱哪儿来的？都是没法解释的问题。
接着，我们来估算居民储蓄的误差。刚才说了按照统计数据推算，2007年我国居民储蓄两万九千亿。当年金融机构的居民储蓄存款净增一万一千亿。当年的股票流通市值增长了六万八千亿，把这个流通市值增长中因股价上涨的因素扣除，那么估算下来至少当年吸纳了居民储蓄两万亿。再根据商品房销售额来推算，房地产市场估计吸纳居民储蓄一万亿以上。实体产业投资估计吸纳居民储蓄1.8万亿到2万亿。还有债券市场、期货市场、外汇市场、黄金市场、居民手持有现金、居民海外存款和海外投资等，还都没算在内，所有这些加起来，给一个非常保守的假设1万亿。那么，银行存款、股市、房地产、实体企业的投资和其他债券、期货、外汇等等加起来就是7万亿，全年居民储蓄总额7万亿。这和根据统计调查推算的2.9万亿比起来，多出了4万多亿。多出来的这些钱，主要来自高收入居民，说明他们的收入是大大低估的。也说明实际的收入差距远比统计说的更大。
再从财产差距看收入差距。2004年根据一部分省市银行存款的数据来计算，5%的居民储户拥有全部居民存款的60%，平均一个账户存款额7万元，剩余95%的储户只拥有40%的存款额，单个账户存款额平均2500元。根据这些数据粗略推算下来，全部最高和最低10%的家庭，户均储蓄存款至少相差90倍。如果折合成人均财产差距的话是150倍。因为低收入居民家庭规模大，人数多；高收入居民家庭人数少。这个财产差距远大于按照统计推算出的人均收入差距。按照统计推算，这两部分人的人均收入差距大约是21倍。那就出现了一个问题，就是收入差距只有21倍，怎么会形成150倍的财产差距？这是一个数据上没办法解释的问题。说明实际的收入差距要大得多。这条曲线是根据这一部分省市的银行存款数据描绘的，在不同储户之间的分布。最高端的5%曲线直线上升，说明到了这一部分，存款额大幅度增加。这反映出银行存款分布高度不均。
（二）收入数据失真的原因
以上是从几个不同的方面来分析居民收入统计数据的。如果统计存在失真的话，原因是什么？首先，发达国家收入统计比较准确，因为他们有一个全面覆盖的税收体系和社保体系，每人一个税号和社保号，其收入基本上是透明的，在税收体系或社保体系掌握之中的，统计数据主要来自这些途径，相对来说真实。
我国由于税收和社保体系不健全，收入数据完全依赖住户调查。统计局有城市6万个住户样本，6万个农村样本。每年到这些住户进行调查，填他们的收入和支出。这就产生一个问题，高收入居民对调查的拒访率非常高。一个“高尚住宅区”，统计局调查员去调查，这个住宅区有警卫、家家户户有狗、有电子锁等等，根本进不去；进去了敲不开门；敲开了门，人家不接受调查。只好另找一个小区。于是就从高收入小区换到了收入相对低的小区。本来是按照统计学严格规定来做随机抽样，但这样换来换去，实际上就导致样本覆盖出现偏差。第二，已经包括在样本中的高收入居民，通常也只报告常规收入，额外收入常常不说，也不记账。这就导致了实际收入大幅度低报。
2005年到2006年，我们做了一个关于居民真实收入的调查研究，主要借鉴了社会学的调查方法。首先委托专业调查机构、调查人员直接去调查其亲戚朋友、同学同事，他们最熟悉的家庭。这些家庭情况、大致收入，他们基本上了解。这是第一步。我们在全国27个省市的63个大中小城市和一部分镇抽取了样本，广泛覆盖了不同收入、不同职业和不同学历的城镇居民。因为这个调查不是随机抽样，所以不可能用这个调查样本来推算全国总体收入分配分布。但我们相信得到的数据相对真实，于是我们用这个数据来推算收入水平和恩格尔系数之间的关系。恩格尔系数就是食品支出在总消费支出中的份额。经济学界普遍承认，恩格尔系数和收入水平直接相关：收入水平越高，恩格尔系数越低，也就是食品支出占的比例越低。因此恩格尔系数在很大程度上能够反映收入水平。当然这是统计学而言，不是说每家每户都符合这个关系。我们还考察了其他一些消费特征来推算恩格尔系数和收入水平这两者之间的关系。然后用这个关系去对国家统计局样本进行推算。
推算结果非常有意思，从这个图就反映出来了。按照统计局分法分了七组，中间三组为中上收入组、中等收入组、中下收入组，是按照家庭数的每20%一组。上下各两组，分别为最高收入组、高收入组、最低收入组，低收入组，是每10%的居民家庭数为一组。对最低收入组和低收入组来说，我们的样本推算得到的收入数据和统计局的收入数据非常接近；中等收入三组，稍有差别；最高收入组，差别更多，达到几倍。形成了这样一个非常有规律的差异，收入越高，这两组数据的差异越大，而最大差异发生在最高收入组。根据这一组数据，统计局样本最高收入组人均可支配收入是2.8万，我们推算的结果是9.7万，差了三倍半。我们做了这样一种校正。校正以前，按照居民人均收入数据推算，2005年全国居民收入总额是8.7万亿。校正以后是13.5万亿，相差4.8万亿，是GDP 的四分之一。居民收入占GDP 的比重，校正以前是47%，校正以后是73%.如果说居民收入中有一块重大遗漏，那么GDP 可能也算少了。如果我们再调整GDP 的话，这个比例可能到不了73%.但无论如何会远远高于47%.
再看居民的平均储蓄率，校正以前居民储蓄率是24%，我们经济学界也有争论，就是有人说近些年居民储蓄太高，消费太低，构成了内需不足的一个主要因素。也有些经济学家说居民储蓄过去这些年没有太大变化，还在正常范围以内。但我们校正以后，平均储蓄率是41%.高了这么多，主要原因是高收入居民高储蓄，把平均储蓄率拉上去了。我们调查数据中最高收入组的人均储蓄率是60%多，因为其收入主要不是用于生活消费，而是投资。城镇10%的最高人均收入和最低人均收入之比，校正以前是9倍，校正以后是31倍。推算全国10%的最高人均和最低人均收入，把农民也加进来，那么校正以前是21倍，校正以后是55倍。
用这些数据和我国汽车销售及拥有量、和商品住宅销售及拥有量、银行存款的增长、股市的增长等进行比较计算，发现和其变动基本上是吻合的。而过去统计局关于分组居民调查数据和这些数据不吻合，这说明我国现在高收入居民确实存在大量隐性收入，实际收入差距要显著大于统计显示的收入差距。
四、隐性收入的来源
为什么要隐瞒收入？无非有这几个原因：一是担心别人嫉妒，出于对安全的担心。但我国改革这么长时间了，这种情况越来越少，不占主流。第二个因素可能是避税或逃税的考虑。第三个因素是收入来源或是违法违规，或是处在不能明确界定的灰色地带。这种情况可能比较多。总的来说，后两种情况是占主导地位。隐性收入来自什么地方。现在只能做一些粗略的判断，因为没有详细的统计数据。
（一）垄断性行业是一个比较突出的问题。像电力、电信、银行保险、石油、水电气供应、烟草等这些行业。根据劳动保障部前几年一位部领导的估计，这些行业的人均工资水平是其他行业的两到三倍，而实际人均收入是其他行业的5到10倍。这些行业职工人数占全国职工人数的8%，如果我们按7倍算，大概推算一下，其实际收入占职工报酬总额的55%.在行业分布上就造成了一个非常大的收入差距。另外房地产、高速公路收费等，职工收入也非常高。前几年有过一个报道说，高速公路一个收费员人均月收入8000元，一个收费员这样，更高职务的人可能收入水平就相当惊人。关键在于这些行业存在某种程度的垄断性，比如房地产业的垄断性来自土地，因为土地是一个没有完全竞争的市场，土地的来源具有垄断性。垄断性行业进入障碍比较多，门槛比较高，缺乏市场竞争。并不是说垄断行业都不能竞争，实际上这些行业竞争受到很多人为的限制，比如说，银行、金融业。尽管银行体系在改革，国有银行现在也股份化，但小的金融机构还是发展不起来，因为进入门槛太高。再一个方面就是立法、监管和社会监督缺位。对于垄断性行业，有些确实不能实现完全竞争。像石油，不可能谁想开石油都行。对于不能完全竞争的行业，需要有一套立法和监管的制度，而且需要有社会监督，这些现在还缺位。
（二）隐性收入来源于资源收益。我国的资源收益现在是体外循环，比如土地资源、矿产资源，它们的收益有相当一部分不进入正规的收入分配，特别是财税体系。很多地方政府卖地收入成了主要财源，这和我国的财政体制有关。有些地方政府，比如我去浙江调查，那里的有些镇现在实际上已经发展到城市规模，一个镇20万人，而且基本上都是城镇居民。它变成城市了，需要一系列城市功能，需要城市公共设施建设、管理等，但它的财政是按照一个镇的规模设置的。财政收入大部分是上交，没有钱搞基础设施和城市公共管理，只能靠卖地，才能维持财政发展。这种情况实际上说明，我国财政体制有进一步改革的必要，要根据政府实际功能确定收支，这就是所谓财权和事权挂钩，制定一个合理的财政体制。否则就是寅吃卯粮。土地不可能永远卖下去，总有卖完的时候，这种收益应该是长期收益，而不应当作短期收益。
再有一个例子，我计算过2005年的土地转让，1/3土地是经过招拍挂程序的，2/3不经过这个程序，它们之间转让地价相差4.5倍，这个差价全国合计是5400亿。不经过招拍挂转让，等于把5400亿无偿送出去。那么这个好处谁得到了？再次，由于我国缺乏一个合理的资源税体系，像石油、煤炭等这些自然资源收益分配不当。还有税收征管不健全导致高端收入低报，个人所得税累退等等。这些问题直接涉及的是资源税和个人所得税，但和整个现行的财税体制有关，我国的财税体制迫切需要进一步改革。
（三）隐性收入来源于公共资金的流失。当然，这方面也没有详细的统计数据。2006年，国家审计总署公布了一个数字，中央对地方广义的转移支付是7700亿，其中56%没有纳入地方财政预算，某种程度上可以说是体外循环，就是说，它可能是通过财政以外的渠道分下去的。卫生部门、教育部门、科技部门等等，通过不同渠道分下去。分下去以后，并没有纳入地方财政预算。因为没有纳入财政预算，相应的就没有监管体系，缺乏监督和管理，产生了大量漏洞。另外就是政府预算外收费不纳入财政，所以透明度非常低，严重缺乏监管，它的漏失相当严重。像公款吃喝、不适当的公车消费、公费旅游等，都与这些方面的问题有关。
（四）隐性收入来源于以权力为基础的寻租行为。2003年央行研究局做了个关于金融腐败问题的课题，进行了相当广泛的调查，发现企业在贷款利息以外，对银行的额外付出占到贷款总额的9%.当然，这个数字对中小企业比较普遍，对大企业也许不是，因为大企业不用和银行搞关系，银行要来找他们，贷款也不用愁。2003年全国贷款总额16万亿，到2008年是30万亿，如果其中有一半贷款发生这样的情况，按9%来算，就是相当巨大的一个数，至少一万多亿。另外还有税务部门，媒体有过报道，税务部门买卖税额的问题等。像这样的问题，可能每一个涉及到权力的部门都会不同程度地存在。如果没有进一步的政府管理体制改革，没有社会监督，照这种趋势发展下去是非常危险的。
五、收入分配失衡威胁未来发展
（一）收入分配不公会危及社会和谐。我们做调查时发现，相对弱势的群体对收入分配的城乡差别、区域差别、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的差别，容忍度是比较高的。有很多农民认为城乡差别基本上合理，有些认为即便不合理也只能这样，因为不可能有多大改变。但导致社会尖锐冲突的主要问题，还不在于城乡差别、区域差别、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的差别，而是在于收入分配不公，特别是以腐败和以权力为背景的寻租行为，还有某些既得利益集团的掠夺行为，比如有些地方强行征地，造成农民失地，生活没有着落。这是导致社会冲突和群体事件频繁发生，社会不和谐的主要原因。所以目前看，我们面临既得利益集团的膨胀和固化的问题，这种趋势发展下去，会对社会和谐造成越来越严峻的挑战。
（二）我国收入分配失衡导致经济发展的内需不足。我国近一个时期需求不足的直接原因就是出口不足，但更根本的原因是收入分配失衡。过去50年，中国消费率持续下降，储蓄率不断上升，特别从2000年到2007年，最终消费占GDP 的比例从62%下降到49%，储蓄率从38%上升到51%，其中居民消费比重从46%下降到35%，短短7年间下降了10个百分点以上。现在我国总体的最终消费率和居民消费率都远远低于世界上大多数国家。它们大部分的最终消费率在70%到80%这样的水平。这个图就是反映从上世纪50年代到现在的消费率和储蓄率，上面一条线是消费率的下降，下面一条线是储蓄率的上升，这个趋势从2000年以后变化更快。由于消费下降，储蓄太多，消费不足以拉动经济。生产了很多东西，但卖不出去，经济增长就越来越多依赖投资拉动和出口拉动。靠投资或出口拉动需求但投资越多，生产能力增长越快，之后又需要消费增长来吸收生产能力，否则就形成过剩产能。现在过剩产能就非常严重，在某种程度上，是由于过分依赖投资拉动经济造成的。
再一个方面是经济增长对净出口的依赖。90年代前期，或更早时候主要是贸易逆差，90年代中期以后变成贸易顺差。一定程度的贸易顺差对我国的贸易地位是有利的，但现在问题是顺差在过去这些年中越来越大，2007年已占到GDP 的9%.经济增长过多依赖贸易顺差，依赖出口拉动，导致今天国际市场需求萎缩时，出口一下子就掉下来的局面。这个图反映的是过去净出口急剧增长的趋势。过去若干年，出口的年增长率都在20%以上，由于遭遇到世界经济危机的影响，今年上半年的数据下降到负的20%以下，一上一下差了40多个百分点。这么大的变化，是使我国经济面临困难的一个最主要因素。尽管最近对国际经济形势有一些乐观的估计，但是一部分经济学家，包括我个人的看法，这不是短期内能恢复的。世界经济要走出金融危机的影响，恐怕还要有一个长的过程，即便走出了，我国的出口也不可能恢复到以前那种超高速增长的模式，保持每年20%的增长率，这是不可能做到的。由于出口下降，现在我们靠4万亿扩大内需投资来拉动经济，而拉动内需投资虽有明显效果，但这是短期的，不能总是有4万亿可投。赤字财政不可能长期维持，宽松的货币政策更不可能不断持续下去，否则对未来造成的问题会太大。
因此，未来增长还是要靠调整消费和储蓄结构，启动居民消费。但启动居民消费靠什么？我们分析其经济内在关系就会发现，消费不足来源于收入分配问题。我国收入分配差距不断扩大，劳动报酬在国民收入中所占比重越来越低，非劳动报酬占的比重越来越高，垄断企业收入加上非劳动收入比重在不断上升，使得分配趋于两极分化。在这种情况下，高收入居民收入高增长，但高收入居民高储蓄，收入只有一小部分用来消费，大部分存到银行，或是投到股市、债市，或用于实业投资等，这些都包括在储蓄范围以内。其储蓄率非常高，所以收入差距越大，平均储蓄率就会越高，也就会导致消费和储蓄率结构失衡。所以，解决我们现在面临的内需不足问题，根本还在于改革收入分配体制和结构。
六、纠正收入分配失衡的对策
（一）继续完善社会保障和公共服务体系。
最近这些年，社保体系显著改善，大家有目共睹。但我们仍然需要继续推进。有一些问题，比如新型农村合作医疗的效率就有待明显提高。一些调查发现，有的农民不愿意加入新型农村合作医疗，有的加入了，但看病不找合作医疗，还是找私人医生。因为在合作医疗报销后，自己的花费比找私人医生还贵。这就反映了新型农村合作医疗这套公共服务体系的效率有问题。这主要与缺乏监管，缺乏竞争等因素有关。
同时，我国的社会保障面正在扩大，但对一亿四千万农民工，社保的覆盖面非常小。有些人进了社保，可这些人流动性非常高，可能从一个城市转到另一个城市。走的时候，企业交费的那部分拿不走，最多把自己交的那部分取出来带走，造成很多人不愿意入加入社保。当然，还有其他问题，如有些企业老板不愿意给工人交社保等。对农民工来说，加入社保的积极性大打折扣。因为我国的社保体系不是一个全国统一体系，地区间不能异地接续，有很多问题。所以我觉得现在一个非常迫切的问题就是如何形成一个全国统一的社会保障体系，即使是低水平的，但能够异地接续，这对农民工来说，帮助就非常大。从技术层面上来讲，实现全国联网应该是可以做到的。当然还有很多困难，例如各地发展程度不一致。对低收入地区，保障程度可以低一些，对于高收入地区还可以再附加保险，在一定程度上解决流动人口异地接续问题。这有利于覆盖一亿四千万农民工。
此外，我国的农民工在城市里打工，但很少有人能够在城市安家落户，由于城市消费水平太高，农民工住不下来，孩子不能上学。虽然城市有廉租房，但轮不到农民工，他们只能住到城乡结合部或只能住地下室。即便这样，也不敢把老婆、孩子、父母接到城市里，因为住不起。我国的廉租房政策能不能考虑把农民工包括进来，其实我国在住房上花了不少钱，如经济适用房、限价房，政府有大量补贴。但即便是经济适用房补贴了以后，低收入居民也买不起。实际上还是中等收入居民，甚至高收入居民来买。但并不是说所有中等收入居民都有资格买经济适用房，只有少数人能买到。这样一来就造成分配不公。与其去补贴一部分中等或者中等以上的居民，不如把这个钱更多地拿来补贴低收入居民。大规模发展廉租房，把农民工也考虑在内，政府提供廉价出租房，解决农民工在城市安家落户问题，让他们生活稳定、有保障，这样中国未来城市化的发展才有一个明确稳定的方向。我国现在的城市化比重才占45%，与发达国家比还差得远，发达国家都是在70%到80%间。我国45%的城市化率，还需要有大量农村人口向城市转移，还需有大量新城市出现，这些城市的人口如果都是一些流动人口，在城市和农村间来回游荡，对稳定持续的城市化进程是非常不利的，对社会和谐也很不利。
（二）解决公共服务部门的垄断和低效率问题。我国的医疗和教育方面，这几年改善比较多，政府花钱也多。上世纪90年代说教育要产业化，结果学校就随便收费，老百姓的孩子上不起学。现在强调公共服务，但是私人学校要进入这个领域，还是限制很多，门槛很高的。医疗也是这种情况，公立医院是占主体地位，这些领域需不需要民间医疗机构来参加这个竞争？我认为有必要的。一手抓公共服务，另一手也要扩大这些领域的竞争。为什么有些农民有新型农村合作医疗不加入，自己花钱看私人医生？因为那个系统有垄断性，结果算来算去，去掉报销部分，自己花的钱更多，所以我不入。如果有私人医生、民间医疗机构参与竞争，就有助于公立机构提高效率、降低成本、改善服务。
（三）加强政策引导，促进小企业发展，改善就业、促进就业。我国就业弹性从90年代以来一直在下降，现在有增长不等于有就业。我认为，当前就业目标应当优先于增长。我国今年经济增长要保8%，因为普遍认为经济增长如果达不到8%，就业会成为严重问题。与其这样，不如把就业目标直接放到第一位，在应对危机的过程中，更多地去关注解决就业问题。我们以为经济增长上来了，就意味着扩大就业。但是那么多钱投资到基础设施，拉动钢材、水泥这些产业，而这些都是资本密集型产业，没有带动多少就业。我们能不能更多的把关注点直接转移到就业目标上，特别是像“规模以下”小企业占了就业的半壁江山，需要给它们创造更好的经营环境。我们还需改善促进小型金融机构发展，促进金融界竞争来改善小企业融资状况。小企业找银行贷款几乎不可能，门槛太高进不去，只能找地方性小型金融机构贷款，但这些小型金融机构没有发展起来。
（四）改革政府管理体制，纠正分配失衡。需要推进财税体制改革，建立合理的资源税、垄断利润调节税、国有企业分红、土地流转等这些方面的制度，规范和调整各级政府的财权和事权关系。还要建立阳光财政，实现公共资金和资源管理的透明化。只有让老百姓看得到公共财政的运行，能参与监督，能说话，才能够杜绝腐败，杜绝不正之风，杜绝寻租行为、杜绝公共资金的流失。通过透明化，引进社会对公共管理的监督机制，这应该是未来政府管理体制改革最重要的方面。另外，推进垄断部门改革，一手抓促进垄断行业的竞争，另一手抓立法、监督，制约垄断行业超额收入的分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