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前，大学存在的问题很多。多年来，大学脱离社会发展的整体进程、远离改革浪潮的冲击近年来，上海北京的有些大学进行了后勤分离、定级顶岗一类的改革，新闻记者也大量宣传。但是知道内情的人都清楚，大学的管理状况并不必国营企业好，甚至问题更加严重。说搞了什么“有力的改革”，是不切实际的，大学改革需要多次“攻坚战”，现在只是个开头。作者并非研究高等教育的专家，本文只是根据自己的体验，谈一些看法。
1．缺乏学术自由
虽然大学里有许多教师思想很解放，但整体看来，大学的观念落后于全国改革的步伐。90年代初期，在大学里是“左”比“右”好，反改革比支持改革好。当时有个词叫“自由化倾向”。北京某大学的一个很有名的哲学教授，就是因为被视为有“自由化倾向”而一直评不上博导。实际上，这个教授一直是系党委书记，他仅仅是发表了一些很抽象的哲学论文，观点与马克思主义哲学教科书有所不同而已。这个事情说明大学里并无学术自由。后来又换了一个新词叫“学术倾向”，是一个具有同样威力的炮弹。到90年代中期，“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这个口号喊响后，有的学校、院系便宽松了一些，而有的地方则是你说我“反社会主义”，我说你“反市场经济”。这种争论同60年代朱光潜、吕莹等人的美学争论不同，那是在报纸刊物上公开讨论，这是暗地里扣帽子，用致命的政治子弹打黑枪。
从远的历史看，这是中国人窝里斗的老传统；从近的历史看，这是“文革”遗风。“与人奋斗”要比与学问奋斗容易，扳倒竞争对手的最有力武器是政治帽子。有的人乐此不疲，打棍子、扣帽子成了习惯性动作。这种状况再加上近亲繁殖产生的师长权威，学术自由就没有什么发展余地了。江泽民等中央领导人不断提倡“学术自由”，却对校园影响不大。大学里没有学术气氛，只是有一些文化气氛，连顶尖大学也是如此。人文社会科学只有炮制文字垃圾最保险，思想创新总是感到一种巨大的精神束缚。
2.过度官僚化
目前，中国大学里的“干部”太多。国外的大学，一般只有校长1名，副校长1-2两名；系主任1名，副系主任1名或者没有。而中国的大学，几乎都是“校长一走廊、处长一礼堂”。正常情况，大学校长、副校长达5、6人，此外还有党委书记1人、副书记数量多者也达4-5人；学校的常设机构，有的大学多达40多个处、室，精简后也有20多个，但是精简的办法是“拼盘法”：把几小盘菜装进一个大盘，实际上数量没有减少。每个处里有1名处长（或部长）、至少2名副处长（或副部长）；，下面还有许多科级干部。在每个系里，有系主任1名、副主任3名、主任助理1名，党委书记1名、副书2名；在教研室一级，有主任一人，副主任1-2人，党支部书记1人，副书记1人。此外，还有团的和工会的自上而下的系统；还有学术性官僚机构：校级、片级（比如文科、理科片等）、系级三级学术委员会和学位委员会。校级、片级的委员会都有十几、二十几名委员，系里的委员会一般有9名委员。
仅这些数字就已经决定了大学的管理无论如何搞不好。相互摩擦、权力争夺、踢皮球、开会、没事找事干，等，构成了每日官僚事物。首先是信息高度地分散化：有的管教学、有的科研、有的官职称，谁也不知道教师的整体信息。西方大学的校长能对全校几百名教师情况了如指掌，而中国的大学校长可能只知道几个被人为地树立起来的“突出”或“优秀”人物。其次是权力高度分散化。一些很简单的问题，却在相互推委中不能解决，因为谁也没有决定性的权力。系里也是同样情况。“领导班子”这个概念只是增加了官，没有带来效率、民主和透明度。系办公会讨论的常是无意义的话题，领导班子的最大工作是分配“大锅饭”：尽量向学校要更多的钱、职称指标、各种奖励名额，然后在系里搞分配。由于政府始终不能解决教师待遇问题，可怜学者斯文丧失迨尽。有时为了十几元钱的补贴、几十元的办班提成，七、八个系办公会成员，要接连开几次会。系学术委员会的职称评审，基本上也是忙忙碌碌地分配大锅饭和论资排辈，对提高教授质量没有作用。它采取匿名投票的方法，目的是要达到公正，结果却南辕北辙，并且，匿名投票给某些委员搞人情关系和打击报复提供了极大的方便。如果出了问题，反映到学校，学校也无力解决，因为“不能搞行政干预”。一大群官僚把事情推得一干二净。但是，如果走通了私人关系，则什么事情都能办到。所以，有些人为了提教授、博导，不得不提前几年时间搞人情关系。
总之，这个体制实现了最大的权力分配，带来了最低的管理效率。它既没有“集中”又没有“民主”。有的大学，是校长负责，还是书记负责？对此，谁也搞不清。有系也不知是谁在管理。另一方面没有民主和透明度。如果说有民主，只是“班子”里的人在争论，普通教师说话是没有作用的。没有严格的规章、制度、标准，有了也常是一纸空文，一切都是在不透明中进行的。
3．“官”的磁石
这与上一个问题有关。目前，“官”对于许多大学教师来说，是一块有巨大吸引力的磁石。在有的名牌大学的有些系里，尊重学问和学术权威的传统还在，系主任远远没有名教授那样受人尊敬。尽管如此，作个系主任、处长什么的官儿，并不是没有人干，而是象“北京臭豆腐”，都说臭，却都想吃，一吃就上瘾。而在多数大学里，系主任则是威风十足，对于人们的吸引力就可想而知了。为了作个系主任、系副主任、处长、副处长什么的官儿，不知道耗费了多少人的聪明才智。每当领导班子换届之时，便会出现一场激烈的明争暗斗：小报告、匿名信、诬告诽谤、造谣中丧、相互串联结党、走后门、逢迎讨好……无所不用其极。组织部的工作量很大，马拉松式地同系里所有的教师谈话，辛辛苦苦地工作半个月，产生的新班子大家还是不满意，顶多是新鲜几天，不久又会有人开始骂新班子，并盼望再换新班子。一是新班子的确有问题，一是有人想当官。
在这种体制下当官，的确毫无意义：（1）耽误许多时间。校领导、校职能部门的干部自不必说，系级干部每周至少有3天时间被白白地泡进“工作”中去，这包括开会、值班、在家中为工作接打电话、为工作心情烦恼而浪费掉的时间，等；（2）干不了事。这种体制本来就不是干事的体制，而是一种消耗能量的体制；（3）丢掉原来的名声。许多人当官之前名声很好，一当官就马上会有人指你的脊梁骨：“没事间做学问了”、“官瘾大”、“无能”、“牟私利”、“主观武断”等，最好的人至少也有两顶帽子。
然而，为什么“官”有那么大的吸引力呢？总是有一些好处吧：（1）锦上添花。如果学问做好了，再当一当官，是一种肯定或荣誉。在中国人眼里，既有学问又当官，才算个功德圆满。因为自古以来就是官、学不分；（2）对提职晋级有帮助。在学校什么部里当官，即使你教学和科研不行，可以下达个硬性指标给你；此外，每个大学里都有“思想政治工作教授”、“调查研究员”一类的职称，你总不至于笨到连“思想工作“都不会作吧？在系里任职，便于同学术委员会的委员们搞好关系，提职称时自然是近水楼台；当然，你必须会搞“官官相护”，如果坚持原则得罪了什么人，还不如不当官；（3）有物资利益。尽管大学穷，但也有各种企业、创收办班、各种奖金福利分配，还是为某些想捞一点儿的人提供了许多的机会。大岗位有大机会，小岗位有小机会。“大小做个官，总有利益沾”的格言在大学里还适用。这些说明，当官还是比做学问来得快。做学问是何等的苦事。不仅需要天才，还要经常忍受寂寞、苦闷和失败的痛苦，只有极少数人能够吃这种苦，绝大多数人都不行。这种艰苦再加上生活条件的艰苦，有谁个受得了？相比起来，作官就容易多了。尤其是在目前的官僚制体制下，棒棰画两只眼睛就能当官，谁不为之、谁不争之？
4．权威的缺失
许多学科目前没有学术权威，尤其是人文社会科学领域。改革以来，第一代学术权威是“历史文物”：比如冯友兰、朱光潜、王力、费孝通这些在解放以前就成名的人；第二代学术权威主要来自西南联大毕业者和一些解放前从国外留学归国者，由于有了好的知识功底，在改革开放以后做出了成就。第一代人基本上早就去世了，第二代也是除了少数长寿者外，多数都已经去世。第三代学术权威是解放以后毕业，在改革开放后作出成就者。但是这样的人数量不多。连北京的一些顶尖大学里，公认的学术权威也很少了。
没有学术权威带来一系列的问题：在文史哲这些老学科，当没有权威后，立即呈现出群龙无首的混乱状态，教师们纷纷宣布自己是“权威”。而在那些历史短的社会科学学科，问题更是严重，大家都差不多，谁也不服气谁，甚至经常你说我水平差、我说你水平差，无休止地相互攻击。这个问题与“学术倾向”斗争、权力斗争搅和在一起，把许多系搞得乱七八糟。评职、定岗必然带来一场大混乱，因为谁也没有资格说哪个行哪个不行。
权威缺失还要从成果的评价体系上理解。目前，没有那家刊物能够算得上是“权威刊物”。一些刊物的位置很高，但其中很少有创新性成果，学术刊物的最大读者群（研究生）基本不看这些刊物；而一些办的很好的民间刊物，又不被学校承认。据说复丹大学、南京大学近年来在刊物评价体系方面做了一些工作，根据刊物的实际水平来划分档次；而多数大学在这方面基本是无所作为。院系执行的情况则是更是“多样化”，许多都是当权者自己任意宣布，连报纸和一些通俗性读物都被定为“核心期刊”。这样就没有什么标准可言了。一个系里的学术委员会主席说：“我们没法判定一个人的科研水平，只有靠字数来判定。”这句话说明许多问题：首先，他本人不是够格作学术委员会主席；其次，他的系里没有学术权威；其三，目前的评价体系混乱。
各种各样的科研项目审批和评奖同样没有权威信。国家和教育部的项目的审批，每年都花费巨大的人力物力来组织，但是人们却一直对其作用有怀疑。自然科学的实情不了太清楚，人文社会科学则可以说是在浪费钱财。每年组织申报项目，中青年教师都态度极其冷淡。系领导再三动员，还是没有几个人申报。因为大家都知道项目审批过程不透明，所谓“不透明”就是“黑暗”。评审委员很多，每人分一个项目，就所剩无几了。许多项目本来就是他们为自己设计的，他人岂能有份儿？少量的项目没主，那是需要人情关系。听一个外省大学的教授说，他一个项目得到3万元，而为了评上这个项目，托人情、走后门、送礼、拉关系、在北京活动、住宿、往还车费，共花了4万多元。他实际上得到的资助是负1万元。但是，可不能小看这负1万元资助的项目，它对于申报者的前途作用可大了，甚至对学校也是一个光荣。所以，每个大学的科研处，抓“国家项目”是头等大事。
这些项目，带头人水平高的，还能出一、两本好书，水平不高的，连一篇象样的文章都写不出。多数都是找几个、十几个熟人合伙编一本书，然后通过关系出版。有的书只印1-2千册，甚至只刷几百册。就这还卖不掉。卖不出去没有关系，留着评奖。评了省部奖，再评国家级奖。评奖对于有的人难于上青天，对于有的人却是易如探囊取物。因为，评奖过程同样是不透明。黄鼠狼烤火——各往自己怀里扒。然后是熟人关系。只要进入了这个网络，很差的书也能评上个“三等奖”。这样一来，项目和评奖没有任何的权威信，人们对它都是一笑置之。但另一方面，它却很有用处。有的国家项目的成果，尤其是有些“史”类的项目，长达十几卷书，参加编写者几十人甚至上百人，如果得了奖，每人都可以复印一份奖励证书，拿去评职称。学术委员会没有学术权威，谁也不敢不认它。一个国家项目如果获了奖，能够帮助一大批人晋升职称，其中许多人根本就没有什么学术水平。一本书使一堆人提上教授的例子十分普遍。可以毫不客气地说，这些“科研成果”一直在给大学的管理添乱！
5．最后的一招
最后的一招就是“评先进”。这和上面说的评奖有联系，因为评奖也是评先进。西方国家也有评先进的事情，比如推举“优秀市民”、“时代佳丽”之类，但在西方这仅仅是为了点缀社会生活，大学里不搞这样的名堂。而中国的大学则是“动真格”，在其他办法不灵光时，把这作为撬动杠杆。在中国，评先进模范人物始于汉代的察举制度即“举贤良”制度。“举秀才”、“举孝廉”、“举贤才”、举“清官”、“节妇”、“烈女”等等，两千多年历史上的确举了不少。文化大革命是举“学毛著积极分子”和“斗私批修积极分子”，出了不少的“钢队长”、“铁姑娘”、“硬嫂子”之类的模范人物。
但是，整个历史上的种类都加起来，也没有现在的大学的种类多。近年来，北京的有的大学花样之多，令人吃惊：“优秀教师”、“模范党员”、“优秀基础课教师”、“优秀班主任”、“优秀管理人才”、“优秀思想工作者”“优秀研究生课程”、“优秀本科生课程”、“优秀人才”、“优秀老教师”、“优秀中青年学者”、“突出贡献者”、“跨世纪人才”、“百人工程”、“优秀项目奖”、“优秀科研奖”、“中青年科研奖”，等等；此外还有从海外、国内公司拉赞助设立的奖，其数目也不下几十种。一个大学有这么多的奖励，说明奖励也就没有任何价值了。有的院系，每个教师都能抱出一堆大红皮子的“奖励证书”。
人才工程好象是高校改革的“尖端武器”。目前，高级的人才工程有好多种，比如国家教育部的“跨世纪人才”等。这些重要的人才工程，入选者一般都有一定成就。但是，这充其量也只是在万般无奈的情况下想的一个蹩脚措施。人才不是选拔的、也不是靠行政力量“培养”的。人才是在适合人才生长的环境中成长出的，不大力改变环境土壤，而去树立标兵，实在是本末倒置的措施。各种人才方案，决定是否入选为“人才”的参数很多，比如年龄规定、职称规定、人缘关系等，并不只是根据“才”。许多真正优秀者不能入选。一个系主任经常向人夸耀他系里的有“2名国家级人才”，并且，他的系“是藏龙卧虎，几个更大的人才还没有入选，因为年龄大了1、2岁”。这是笑话。
北京的两所高校从去年7、8月份开始的、令其他高校眼红如血的定岗改革，其效果如何，更是可想而知了。人才分“校级人才”和“系级人才”两类，校级人才为1（每年补贴5万元）、2（4万元）、3（3万元）档，系级人才为4（2.5万元）、5（2万元）、6（1.5万元）、7（1万元）、8（7千元）、9（5千元）档（另一个大学是倒着排，9级最高，1级最低）；此外还有15%的不进档。方案设计是很好的，如果落实好了，的确会带来巨大变化。但是，在多年远离改革浪潮冲击的大学，这个方案不可能落实，只适合在报纸上宣传，以鼓舞不知情者的干劲。实际的结果，却基本上是按照年龄和职称搞论资排辈。两所大学，谁越是论资排辈，谁就越是“改革平稳”，谁越是不论资排辈，谁的乱子就越大。各个院系也是同样：平稳和安定属于那些搞论资排辈的院系。完全论资排辈的，就没有人闹。尽管有些进“校级人才”岗的老教师根本不够水平，但中青年教师看见他们就快退休了，不忍心与他们相争，只是心中闷气。所以，越是无能力的院系领导，在“改革”之后越是有资格夸耀自己院系的“稳定”。这是一个巨大的悲哀。
而那些没有完全论资排辈的系，由于有了横向的比较，就闹成了一锅粥。老、中、青都怒气冲天，有的贴小子报、有的向信箱里塞传单、有的写告状信、有的罢课、有的跳槽……总之，这次改革给学校带来沉重的打击，到新学期的9、10月份，校园象刚生过一场大病，元气大丧。这情景煞是可怜见！在下面，有的县长任命一个副局长，便可收入10多万元，有的乡长搞一次村干部换届，便可收入20多万元。而在中国最高的镶牙塔里，知识精英们却为1万元、5千元的差距而“与人奋斗、苦海无边”！
6.结语
大学机制病入膏肓，决非几个疗程的汤药能够医治，需要动大手术、需要输血和换血。作者曾经在一年前出版的《现代化通病》一书中写了这样一段话：“大学成了最后一口‘社会主义大锅’，里面排着长长的吃‘大锅饭’的队伍，而许多‘改革’好象是在给这口大锅添柴加米。”现在看来，这段话没有过时。这种状态不能怪某一层领导或某部分教师，而是整个体制的问题。目前，大学在理念上、价值观上、知识体系上、管理运作上，都远离现代大学的境界。甚至有些教师在讲授新知识、新价值观，但是自己的思维和行为的方式却是很陈旧的。科学观点、理性原则、效率原则、包括“按劳分配”的社会主义原则，在大学没有起到应有的作用，而意识形态过敏症、平均主义理念、大锅饭意识、人情关系原则、家长作风、官本位价值观等控制了校园生活。些因素结合在一起，形成了极其胶着的结构，任何好的政策方案、好的意图、好的领导干部都对之无能为力。在这种体制下，不知有多少聪明才智被消耗掉，无数的优秀人才在大量无意义的琐事、争斗、气恼和苦闷中最终变成了庸才。
“一流大学”至少需要三个基本条件：充足的资金、自由的学术空气、优胜劣汰的竞争机制。象牙塔不仅因资金缺乏多年失修而摇摇欲坠，而且内部堆满了垃圾和尘土，需要彻底的大扫除。
（《学术界》2002年第2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