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美国外交官、哈佛学者陶涵出版蒋介石传，全面平反「最后的幸存者」，肯定蒋对台湾民主政治创造的条件。虽然「小骂大捧」颇多溢美，而且也有不少史实瑕疵，但依然是本巨细靡遗的上乘传记。
一九四九年，毛泽东和中共革命（造反）成功，在红旗招展中建立政权；蒋介石和国民党仓皇撤退台湾，在风雨飘摇中巩固复兴基地。从此，「毛泽东研究」即成为西方的一支显学，毛的传记多如过江之鲫，从哈佛校园到非洲荒野，从拉丁美洲到巴黎塞纳-马恩省河左岸，没有人不知道毛（Mao）。毛泽东成为二十世纪最有名的中国人，其在世界上的知名度远超过孔子和孙中山。
反观比毛泽东还早搞革命并领导中国抗日胜利的蒋介石，在一九四九年内战失败以后，被国际舆论讥为「政治难民」，处境维艰，角色尴尬。这位曾十度出现《时代》（Time）周刊封面（斯大林亦十次）的不屈老兵，变成一个被遗忘的老人。西方有关蒋介石的著作，可谓寥若晨星；拥有芝加哥大学博士学位的华裔学者陆培涌（陆品清，Pichon P.Y.Loh，一九二八年生，上海人）于六﹑七十年代出版的《一九四九年国民党之溃败》、《蒋介石的思想信仰》和《蒋介石早年的人格及政治研究》等英文论著，为西方学界的「蒋介石研究」开辟了道路，但后继者很少。
曾在中国驻足多年的美籍英国作家白英（Robert Payne）写过《蒋介石》；柯洛吉（Brian Crozier）和前香港《大公报》资深媒体人周榆瑞多年前合撰过《失去中国的人》；前香港英文《南华早报》总编辑范比(Jonathan Fenby)二零零三年出版《蒋介石传》，只写到一九四九年。这些通俗著作皆不能令人满意。
过去一段长时间，西方对毛的评论褒多于贬，最近几年则贬多于褒；对蒋的看法，一九四九年后有贬无褒；二、三十年来，由于台湾在经济、教育、文化、生活水平和政党政治的卓著表现，举世瞩目，西方媒体和学界出现了为蒋平反的趋势，褒远多于贬。
新近由哈佛大学费正清中国研究中心研究员陶涵（Jay Taylor）撰写、哈佛出版的《委员长：蒋介石和近代中国的奋斗》（The Generalissimo:Chiang Kai-shek and the Struggle for Modern China，全书七百二十二页，定价美金三十五元），即是一本全面平反蒋介石的著作。今年七十余岁的陶涵，毕业于田纳西州纳希维尔范德比特大学（Vanderbilt University，即宋美龄的父亲宋嘉树的母校），并在安娜堡（Ann Arbor）密西根大学获远东研究硕士。一九五七年起当外交官，足迹遍及台湾、香港、北京和非洲。
出版过蒋经国传
六十年代初，在台中美国国务院华语学校学过两年中文，后来在台北美国大使馆做二等秘书，专门负责撰写政情报告及分析；亦曾任职香港美国总领事馆。八十年代初，中美建交后，出任美国驻北京大使馆政治参事；后调任白宫国家安全会议担任中国问题专家。陶涵于二零零零年出版五百二十页的蒋经国传，英文名为《委员长之子：蒋经国及中国与台湾的革命》（哈佛出版），对小蒋正面评价远多于负面批评。陶涵说他用三年时间写蒋经国传，以五年岁月撰蒋介石传。
世界近代史上被西方媒体和政界称为Generalissiom（最高统帅、大元帅、委员长）的军政首脑，除了蒋介石，另外一个即是西班牙独裁者佛朗哥（Francisco Franco，生于一八九二年，卒于一九七五年十一月二十日，较蒋晚死七个多月）。截至目前为止，陶涵这部传记可说是所有蒋介石的中英文传记中，最完整、最全面、最详尽的一部，从蒋出生写到马英九和国民党从陈水扁和民进党手中夺回政权。陶涵在找数据和写作过程中，参考了两岸及美日俄的第一手史料，其中包括蒋家后人捐给史丹福大学胡佛档案馆的《蒋介石日记》（一九五四以前）；作者并访问了两岸史学工作者，其中尤以得到多年来遍查海外各大档案馆民国名人日记、档案与口述历史的北京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员杨天石之助甚多。
台湾学者陈永发、陈立文、陈存恭、陈鹏仁、朱浤源、邵铭煜、张淑雅等，及追随老蒋多年的秦孝仪、熊丸医生、钱复、俞国华、郝柏村、楚崧秋和蒋家后人，都是陶涵访谈的对象。事实上，陶涵于九十年代末撰写蒋经国传时即已访问过蒋氏父子身边的一些幕僚和部属（如李焕、马英九等），而其中不少素材，在蒋介石传中又拿出来「反刍」。
陶涵说他以前对蒋介石的印象深受伊罗生（Harold Isaacs）的《中国革命之悲剧》和葛拉姆? 裴克(Graham Peck)、芭芭拉? 塔克曼(Barbara Tuchman)等人的著作的影响。而他本人过去一直认为蒋是个蛮横的独裁者、把大陆输给毛泽东的失败军头，亦认为蒋除了诚实之外，甚少可取之处；容忍部下贪污，没有真正的原则和思想，成就甚微。六十年代初，陶涵在美国驻台湾大使馆任职期间，曾和蒋握过两、三次手，令他印象最深的是，蒋的手很小，握起来没有力气，陶涵在书中至少三次提到此事。蒋介石于四十年代中和来华调停国共冲突的马歇尔将军握手时，亦发现马帅的握手软弱无力。
一九七五年四月，蒋介石以八十七岁高龄辞世时，陶涵正以美国国务院中国科官员身分在中国大陆旅行。他听到蒋去世的消息，并没有太大的反应。及至二十多年后撰写蒋经国，始对老蒋有进一步认识。当哈佛出版社约请他在蒋经国传之后写蒋介石传时，他想了很久才答应下来。经过五年的研究、访问和旅行，他开始了解到老蒋是个极其矛盾的人物：他是一个现代新儒家，但他支持女权，并和蒋夫人的同性恋外甥女孔令伟相处至为融洽；他是个坚决的民族主义者，痛恨西方列强侮辱中国，但他的孙辈全是混血儿（章孝慈、章孝严是例外）；他的领袖特质(charisma)并不显著，和他同时代的人亦不喜欢他，但他的决心、勇气和廉洁，使他间或受到全民拥戴；他是个抑制型的人，但他却有慑人的威严；他显得沉着庄重，但无幽默感；他脾气暴烈，但容易微笑，有时亦会痛哭失声。
陶涵说，每当中国遭遇外患，蒋介石为了国家的生存﹑团结他个人的统治，他会使用残暴的手段；在日记中，蒋有时会像得了多疑偏执狂的人那样怒吼；不过，蒋在危机中常保持镇定和分析能力。他虽在一九四八、一九四九年遭到大挫败，却为台湾日后发展成生龙活虎的民主政治而铺路。陶涵称颂蒋介石是个「最后的幸存者」（ultimate survivor），意思是说他一生历经艰难险阻和横逆，却能在宝岛不屈不挠以终。陶涵强调，蒋介石的最大愿望是维护领土完整、国家统一、主权独立；因此，内战末期国军兵败如山倒之际，蒋断然拒绝国民党军政要员所提「画江而治」、与中共南北对峙的建议。陶涵认为，蒋撤守台湾的目的，即是避免在大陆形成两个中国的局面。而在五十年代台海危机期间，蒋拒绝美国提出放弃金门、马祖的主张，即因金马仍与大陆连成一线；如放弃金马，则台湾将与大陆无任何形式上与实质上的连系。
相信两岸密使的说法
陶涵并接受过去一直盛传不止的两岸秘密接触的说法。曾任美国国会图书馆中文部主任的王冀对陶涵说，他在一九九四年访问大陆时，曾主管中共情报与安全业务的人大委员长乔石告诉他，五十年代台海危机时，蒋介石曾托人（据称是曹聚仁）向周恩来传达一项讯息：中共如不停止炮轰金门，则他将照美国人的意思去做（即放弃金马），中共果然停止炮击。陶涵说，七十年代初，基辛格秘访北京时，周恩来曾告诉他这件事。陶涵又说，基辛格与尼克逊和中共会谈内容，蒋介石均很清楚，他的消息来源据说是周恩来。过去谣传担任过两岸密使的人，除老报人曹聚仁之外，还有宋宜山等人；香港英文《南华早报》亦曾于一九九六年三月报道，蒋介石、蒋经国、陈诚曾在一九六三年十二月和周恩来、张治中、罗青长密会于某一小岛。前国民党文工会副主任、「刘少康办公室」成员之一的魏萼最近透露，一九八八年邓小平曾亲口对他说：「蒋经国曾经托人带话给我！」不过，邓未说是何人带话。但亦有人表示，两岸密使的传言不可尽信；陶涵轻信人言，而未加以求证。
细读蒋介石传全书正文与附注，可以看出陶涵对英文数据运用得很好；由于作者中文程度有限，对中文资料的掌握则远逊，而他对一些基本事实的误解与不熟，则令人颇感意外。他对蒋介石的评价，多半还算中肯、客观，亦能以史料与史实支持其说法。对蒋的打压异议分子和反对派，以及对一九四七年台湾「二二八」事件的镇压，作者亦提出犀利批评。但对蒋的溢美之辞，则所在多有，予人有「小骂大捧」之嫌（史家黄仁宇的《从大历史的角度读蒋介石日记》和他在其它论蒋的文章里，亦对蒋采「小骂大捧」立场）。尤其是近几年民进党「去蒋化」、「去中国化」(李登辉首倡)以及大陆朝野对两蒋的正面看法，为两蒋说好话的声音响彻云霄；而在《蒋介石日记》面世后，更出现不少海内外学者对日记作过度解读的现象。
陶涵的蒋传主要是写给西方英文读者看的，对蒋的一些事迹及其身边人物写得颇为详细，如对蒋的爱将、黄埔一期杜聿明（物理学家杨振宁的岳父）的抗日与内战经历着墨不少，不知西方读者是否有兴趣？全书在史实说明和解释上虽无明显错误，但一些不可原谅的小错和瑕疵不少（英译名字拼错亦多），而损及本书的权威性与可信度；亦会使华人读者质疑作者是否真正熟悉国共关系史和台湾近三十年政治史，以及一些人物的背景？同时，华人读者更会觉得作者对两岸近代史似乎有点隔阂。
这些不该弄错的史实包括：抗战时担任兵工署长、在台湾做过十年国防部长的俞大维，是浙江绍兴人（母亲则是曾国藩孙女），不是蒋介石的奉化同乡；而俞氏毕业于上海圣约翰大学，获哈佛大学数理逻辑博士，后在柏林大学研究，并未负笈牛津。陶涵可能把负责抗战迁川事宜的俞飞鹏误为俞大维。俞飞鹏是浙江奉化人，当时担任交通部长兼军事委员会后方勤务部长（见原书一五二页）。杜聿明于一九四九年一月十日淮海战役（徐蚌会战）溃败后被俘，一九五九年十二月获释，被中共关了近十一年，而不是被关二十五年（见原书第四百页）；和杜聿明同时获释的有宋希濂、王耀武、曾扩情、陈长捷、邱行湘、郑庭笈、卢浚泉、杨伯涛、周振强等十名将领和末代皇帝溥仪共十一人，他们是第一批获释的「战俘」。
陶涵所述李敖两次入狱原因与被拘地点亦均与事实不符。陶涵说，李敖第一次因《文星》杂志事件被送到绿岛；第二次是因彭明敏事件而入狱（见原书五四四页）。陶涵根据彼得.穆迪（Peter R.Moody）的《台湾政治变迁》（一九九二出版）、《远东经济评论》（出版日期误植为一九三一年）以及钱复的访谈写成李敖坐牢这一段。事实上，李敖从未在绿岛坐牢，一九七一年被捕后，先在台北市博爱路警总保安处关了近一年；一九七二年二月二十八日移送景美军法看守所；一九七五年十二月二十三日再移至土城仁爱教育实验所，一九七六年十二月十九日获释，总共坐牢五年八个月，罪名与彭明敏逃亡海外有关及协助台独。
李敖说他出狱时获得一张《国防部绿岛感训监狱开释证明书》，其实他未去过绿岛。李敖第二次坐牢与前《文星》发行人萧孟能的财务官司有关，一九八一年八月十日进土城看守所，一九八二年二月十日出狱。陶涵只需访问李敖或参看《李敖回忆录》（商周一九九七年出版），即不会错得太离谱。
陶涵强调，抗战期间没有一个将领及大单位倒戈日本和傀儡政权（见原书五九零页），此话并不尽然，被蒋介石枪毙的第三集团军总司令兼第五战区副司令长官韩复榘呢？国共内战多少国民党将领（包括黄埔「天子门生」）投共？这又如何解释？而蒋介石在内战三大战役（辽渖、徐蚌、平津）中的颟顸指挥，尤令人摇首浩叹！
陶涵在书中屡次提到蒋介石为台湾的民主政治创造条件。比较符合事实的说法，应是老蒋为台湾的安全与安定打下基础；老蒋时代台湾虽已实施地方自治，但台湾人的政治地位与权力仍微不足道，即连台湾省主席都不让台湾人做，而由高级将领轮番做庄。五、六十年代大肆制造白色恐怖的情治头子兼幕后黑手蒋经国（前台北市长高玉树对陶涵说过类似的话），在儿子不成才和大势所趋之下，幡然成为台湾民主政治的推手，即使是个「不情愿的」（reluctant）推手，却也使他在历史上留名，并让千万台湾人能感受到他的政治遗泽。对老蒋而言，台湾只是他暂时栖息之地，也是他枕戈待旦准备反攻大陆的复兴基地，而台湾人的作用充其量也只是为国军补充兵员。真正把台湾人当成自己的同胞来看待的，乃是蒋经国。
从这个角度来看，近年来中外学界和媒体对蒋介石的大量称颂及涌泉溢美，在相当程度上，是把他和毛泽东、李登辉、陈水扁相比的结果。毛的倒行逆施令人发指，李代表了狭隘的台湾民族主义，陈则凸现了最低层次的滑头政客的嘴脸。同时，学界和媒体亦利用历史争论逐渐沉淀之际，出面弥补过去对老蒋的刻意忽视和长期酷评。心直口快的前台湾监察院院长王作荣尝形容蒋经国是「斯大林加上包青天」，而陶涵则称蒋介石是个「极其矛盾的人」，可见蒋氏父子同具错综复杂的多重人格。荷兰史学大师彼得?戈耶尔（Pieter Geyl）说过：「历史是一场永不休止的辩论」（History is an argument without end），对两蒋（特别是老蒋）的功过，显然也会「永不休止的辩论」下去。
为历史人物立传最难
这本蒋介石传是一部巨细靡遗的传记。叙事容易，为历史人物立传最难。十七世纪英国「护国主」克伦威尔（Oliver Cromwell）对为他画像的画师说：「画我须是我」（Paint me as I am）。何况要为一个「去古未远」而又极具争议性的蒋介石作传，赋予历史生命，不隐恶，不虚美，良非易事。
陶涵的新着是一部上乘的传记。蒋介石的棺木虽已盖上，然距「定论」之日犹远，仍有待更多的中外史家秉笔直书，为蒋介石画出一幅生动而又真实的画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