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学者﹑中国通傅高义推出内容极厚实的邓小平传，指邓从根本上改变中国，推翻守旧、反动、不断革命、阶级斗争的「毛中国」。邓令中国成为超级强权，毛﹑蒋都难以比肩。

哈佛大学的「中国通」兼「日本通」教授傅高义（Ezra F. Vogel）二零零零年夏天在南韩济州岛度假时，对一起避暑的老友欧柏朵夫(Don Oberdorfer))说，他已自哈佛退休，不再教书，但想写一本能让美国人了解亚洲重大发展的书。曾在《华盛顿邮报》做过二十五年外交记者（其中十七年担任驻东京特派员）、退休后在约翰‧霍普金斯大学保罗‧尼兹高级国际学院(SAIS)任教的欧柏朵夫毫不犹豫地建议他：「写一本邓小平传！」傅高义说他经过几个星期的思考后，决定接受这个建议。

今年已八十一岁的犹太裔学者傅高义，一九三零年出生于俄亥俄州，一九五零年毕业于俄亥俄威斯瑞安(Wesleyan)大学，一九五八年获哈佛博士学位。在耶鲁当了一年助理教授，一九六一年至一九六四年在哈佛做后博士研究员并研习中文和中国历史，一九六七年起当教授。在上世纪六、七十年代，为华人知识分子所熟悉的哈佛东亚文明课程中的大师级学者有费正清(John King Fairbank)、赖世和(Edwin Reischauer) 、史华慈(Benjamin Schwartz)、杨联升和傅高义等人。傅氏任教哈佛三十余年，曾于一九七二年继费正清之后出任东亚研究中心主任，一九七七年担任东亚研究委员会主席，并两度主管费正清东亚研究中心。一九九三至一九九五年曾到华府当情报官员。

傅氏著述甚丰，研究重点以中日历史与政治现况为主，尤以一九七九年出版的《日本第一：给美国的教训》畅销全球，使他名利双收，亦使他享受到其哈佛同事费正清（中国近代史）和「日本通」赖世和（曾在肯尼迪时代做过驻日大使）所未能享到的学术圈外的高知名度。《日本第一》使美国政界、企业界和媒体真正认识到日本强大的经济实力几可和美国抗衡，从而掀起美国朝野的「日本热」。

傅高义在南韩济州岛上经同属「亚洲通」的老朋友欧柏朵夫的?发后，决定着手撰写邓小平和中国的改革开放。他认为既要以亚洲的重大变革与发展为写作主题，而亚洲变化的中心就是中国，中国剧变的主角即为邓小平。傅氏说他很遗憾从未和邓小平晤面交谈，他在一九七三年五月随美国国家科学院代表团访华时，曾会见周恩来。一九七九年一月，邓小平访美时，美国各界的中国专家于华府国家画廊举行盛大欢迎会，但因与会者太多，会场音效较差，根本听不到邓小平的演讲，邓氏本人亦抱怨会场太吵。

傅高义以将近十年的时间研究、访问和撰写《邓小平与中国的变革》（Deng Xiaooo and the Transformation of China）。这本厚达八百七十六页的著作于九月初由哈佛大学出版，售价美金三十九元九角五分。在写书期间，傅氏曾多次到中国进行采访，其中有五次逗留较长，如二零零六年即住了五个月。傅氏中日文造诣皆佳，其中文程度远超过费正清，费氏几不太能说中国话，这是老一辈「中国通」和许多中国问题专家的通病。曾做过驻华大使的芮效俭（Stapleton Roy）于二零零九年初奥巴马当选美国总统后不久，在一次华府中国问题研讨会上即当众以中国话质问坐在台上的一批美国的中国问题专家：「你们是所谓的中国问题专家，你们能说中国话吗？」全场大笑，被质问的专家也只好尴尬地跟着笑。

访纪登奎胡启立钱其琛等

傅高义在中国、美国、日本、新加坡等地访问了无数和邓小平接触过的政要，其中包括江泽民、李光耀、卡特总统、蒙代尔副总统、基辛格、美国历任驻华大使以及多位国务卿和白宫国安顾问。傅氏亦曾与邓小平的女儿邓榕（毛毛）长谈多次，他也访问了纪登奎、胡启立、钱其琛、李锐、杜导正、鲍朴、黄华、任仲夷，以及陈云、胡耀邦、任仲夷、陈毅等人的子女。傅氏说，邓小平的部属中能说英语的，都喜用英语和他交谈，其他人全用中文，没有翻译。除了尚未公开的档案，傅氏亦参看了浩如烟海的中英日文资料。

精力充沛的傅高义不只埋首卷帙浩繁的材料中，甚至跑到邓小平打过游击的太行山区及其故乡四川广安、重庆和成都等地，亲自体验邓氏当年的生活。

傅高义以史家的角度与笔触，写出了一本内容极其厚实的邓小平传。事实上，这本书不仅是一部传记，它也是一部中国共产党史和中国改革开放史。质言之，这是一本涵盖面极大的历史兼传记，而作者对邓小平的一生与贡献，采取了肯定与正面的看法。有些美国书评家亦认为傅氏以「同情的态度」对待邓小平，但有许多地方未加以详细申论和发挥。

傅高义的写作方式和文字技巧只能以「平实、流畅、明白」六个字来形容，缺乏引人入胜的文笔和叙述能力。书中所提到的史事几乎都可以在有关邓小平的中英文出版物中找到，几没有「前所未闻的独家消息」。傅氏虽是史家，但他并未发挥史家论史评史的功能，而只是述史。可憾的是，对于许许多多关键性的大事（如一九八九年六月天安门事件），傅氏亦仅是平铺直叙而已，或加上「有些批评者认为」等句子，而不见「笔则笔，削则削」的春秋笔法。

孙中山、蒋介石、毛泽东、邓小平是左右近代中国命运与走向的四大人物，甚中尤以毛、邓影响最大。毛革命成功，不仅把蒋介石赶到台湾，且使中国成为一个真正独立的国家，六十年代与「老大哥」苏联闹翻后，使中国不再依附任何一个强权。反观在台湾的中华民国始终需要仰赖美国「老大哥」的支撑，也因此会养成台湾国府官员爱向「老大哥」倾吐「心事」的习性。从五十年代中情局台北站搜集大批国府军政高官吐苦水、泄机密、批蒋家父子的材料（包括孙立人向美国访客大骂蒋介石父子和国民党），直至今天国民党与民进党内部高官的互咬。

毛泽东虽有开国建国之功，并在七十年代初促成美国反共老手尼克逊总统到北京「朝贡」，但在毛的统治下，中国又穷又乱，人民亦苦！唯有在邓小平时代，中国才开始走向富强之路，这位个头矮小的统治者做出了任何一个大政治家都无从落实的改革开放大工程，而从根本上改变了中国，推翻了守旧、反动、不断革命、阶级斗争的「毛中国」。

邓小平具有「高瞻远瞩」和「敢作敢为」的素质与决心，因此，傅高义认为邓留给中国的最大遗产（legacy）乃是他把中国变成了超级强权！这不是毛泽东和永远未能重返大陆的蒋介石所能想象的。对邓小平始终抱持同情态度的傅高义强调，一九八九年六月虽爆发天安门事件，但二十二年来，中国更加繁荣、强盛、安定；而在另一方面，中国人民对政治自由的渴求却与日俱增。傅高义表示，邓小平如在世，不会和美国及其他国家采取「对抗外交」，因邓一直主张不干涉别国内政，傅并以一九九一年八月中南海收到苏联亚纳耶夫（Gennady Yanayev）准备造反推翻戈尔巴乔夫的讯息，元老王震力主支持亚纳耶夫，遭邓小平拒绝，邓说了一句至今仍被中南海奉为座右铭的话﹕「韬光养晦、决不当头、有所作为。」

邓认天下无难事调侃港督

邓小平是个不太有耐性的人，他在政治上几上几下之后，急着要把中国建设起来，他认为没有任何事会难倒他。一九七九年三月，香港总督麦理浩到中南海拜访邓小平，顺便透露港人不愿看到「一九九七大限」，而使他越来越难治理香港。邓小平耐心地听完麦理浩的「苦水」。送客时，邓在门口说了一句话，身高六呎的麦督听不到，弯腰听听身高五呎的邓小平到底在说什么。邓对他说﹕「你说香港不好治理，那你来中国试试看！」麦督尴尬地离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