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年来，中国人对21世纪有一种特别的憧憬和祝愿，这缘于我们特有的“世纪情结”。
19世纪，是堂堂中华由天朝大国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世纪，是由盛而衰的屈辱世纪；20世纪，是中国人民不断冲破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奴役，最终赢得民族独立，开始探索和建设现代化的世纪，是灾难深重倍经曲折的世纪；21世纪，必然是中华民族实现伟大复兴的世纪。作为我国现代建设事业领导核心的中国共产党，肩负着神圣的使命，历史把重大责任赋予了我们党，人们对我们党寄矛厚望。我们已经进入了21世纪的第一年，明年我们党将召开新世纪的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即十六大。十六大确定什么样的主题，关系到我们党能否最大限度地调动全国人民的积极性，关系到中华民族以什么样的姿态朝着现代化的宏伟目标迈进。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和现代化建设的迅猛推进，面对新世纪的挑战和机遇，我们深深地感到，把政治体制改革提上重要的议事日程，并将之确定为党的十六大的主题，是中国现代化建设大业的迫切需要和历史性的伟大选择。
一
实践证明，作为毛泽东思想的继承和发展的邓小平理论，是指导中国人民在改革开放中胜利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正确理论。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是邓小平理论的精髓，改革开放是邓小平理论最显著的时代特征，要真正高举邓小平理论的伟大旗帜，就必须坚定不移地推进改革开放。改革开放是全面改革和全方位开放的有机统一，不可偏废。改革，不仅包括经济体制改革，也包括政治体制改革；开放，不仅包括对外开放，也包括对内开放。在邓小平改革思想中，政治体制改革占有相当突出的位置，政治体制改革是邓小平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
我国现行的政治体制是脱胎于革命战争年代而在社会主义改造时期基本确立的，是在大规模群众运动和不断强化指令性计划的过程中发展起来的，它很不适应现代化建设的需要。早在１980年8月，邓小平就作了《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的重要讲话，精辟地分析了我国政治体制存在的突出问题。20年后的今天，我们重温邓小平同志的重要讲话，仍感到它有巨大的现实针对性和指导意义。邓小平同志深刻地指出，“从党和国家的领导制度、干部制度方面来说，主要弊端就是官僚主义现象，权力过分集中现象，家长制现象，干部领导职务终身制现象和形形色色的特权现象。”[1]“权力过分集中，越来越不适应社会主义事业的发展。对这个问题长期没有足够的认识，成为发生‘文化大革命’一个重要原因，使我们付出了沉重的代价。现在再也不能不解决了。”[２] “肃清封建主义残余影响，重点是切实改革并完善党和国家的制度，从制度上保证党和国家政治生活的民主化、经济管理的民主化、整个社会生活的民主化，促进现代化建设事业的顺利发展。”[３]邓小平的这篇重要讲话，是我国进行政治体制改革的指导性文件。
我们都知道邓小平说过“贫穷不是社会主义，社会主义要消灭贫穷” [４]的名言，在此之前邓小平还说过“没有民主就没有社会主义，就没有社会主义现代化” [５]的名言。随着经济体制改革的深入，邓小平先后多次提出要推进政治体制改革，这在《邓小平文选》中有相当深刻的论述。1986年6月10日邓小平在听取中央负责同志汇报当前经济情况时就鲜明地指出：“现在看，不搞政治体制改革不能适应形势。改革，应该包括政治体制的改革，而且应该把它作为改革向前推进的一个标志。”[６]过后不久他又说：“政治体制改革同经济体制改革应该相互依赖，相互配合。只搞经济体制改革，不搞政治体制改革，经济体制也搞不通，因为首先遇到人的障碍。”“我们所有的改革最终能不能成功，还是决定于政治体制的改革” [７]1986年9月-11月，邓小平多次集中谈到政治体制改革的问题，他说：“我们提出改革时，就包括政治体制改革。现在经济体制改革每前进一步，都深感到政治体制改革的必要性。不改革政治体制，就不能保障经济体制改革的成果，不能使经济体制继续前进，就会阻碍生产力的发展，阻碍四个现代化的实现。” [８]在十三大前后，邓小平又多次阐述政治体制改革的重要性和必要性。可能有的人会说，那些关于政治体制改革的论述是邓小平在1989年“政治风波”以前说的，此后他未必再坚持了。我们认为这种揣测是毫无根据的。1989年“政治风波”后，邓小平在同中央负责同志的谈话中特别强调“十三大的政治报告是经过党的代表大会通过的，一个字都不能动。”[９]这“一个字都不能动”肯定包括政治体制改革的内容不能改变。在中央编辑出版《邓小平文选》时，据说有人建议邓小平同志删去有关政治体制改革的内容，但小平同志不答应。我们现在所看到的《邓小平文选》一、二、三卷是1993年和1994年陆续出版发行的。可见邓小平并未改变对政治体制改革的正确看法。在1992年初南巡谈话中，邓小平再次号召全国人民要进一步解放思想，“敢闯”、“敢冒”，突破姓“资”姓“社”的束缚，以“三个有利于”作为判断的标准。这说明邓小平对政治体制改革的态度是一贯的。邓小平政治体制改革的重要思想是我们党在新世纪继续推进政治体制改革的强大武器。
二
政治体制改革不仅是邓小平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我国改革开放伟大实践的内在要求和逻辑结果，贯穿于我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伟大实践。1978年12月十一届三中全会实现了我党历史的伟大转折，中国开始了被称作“第二次革命”的改革开放。1982年9月十二大确定了全面开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局面的伟大纲领。十二大报告说：“党和国家领导体制、领导机构的改革，主要是消除权力过分集中，兼职副职过多、机构重叠、职责不明、人浮于事、党政不分等种种弊端，克服官僚主义，提高工作效率。”并向全党和全国人民说明“党不是向群众发号施令的权力组织，也不是行政组织和生产组织。”[1０]十二大通过的新《党章》第一次规定“党必须在宪法和法律的范围内活动。”[1１]1986年9月十二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关于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指导方针的决议》指出：“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总体布局是：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定不移地进行经济体制改革，坚定不移地进行政治体制改革，坚定不移地加强精神文明建设，并且使这几个方面互相配合，互相促进。”[1２]《决议》还突出强调“高度民主是社会主义的伟大目标之一，也是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在国家和社会生活中的重要体现。在人类历史上，在新兴资产阶级和劳动人民反对封建专制制度的斗争中，形成的民主、自由、平等、博爱的观念，是人类精神的一次大解放。”并指出“我国社会主义发展中的主要历史教训，一是没有集中力量发展经济，二是没有切实建设民主政治”，今后“要从小学开始，在进行理想、道德、文明礼貌等教育的同时，进行民主、法制和纪律的教育。”[1３]
1987年10月党的十三大在提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的基础上，首次把政治体制改革提上了突出的位置。十三大报告指出，“经济体制改革的展开和深入，对政治体制改革提出了愈益紧迫的要求。发展社会主义商品经济的过程，应该是建设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过程。不进行政治体制改革，经济体制改革不可能最终取得成功。党中央认为，把政治体制改革提上全党日程的时机已经成熟。”[1４]十三大把政治体制改革推上了改革开放以来的最高峰。可令人十分心痛的是，随后不久即发生了1989年国内“政治风波”和80年代末及90年代初东欧剧变、苏联解体这些巨大的政治事件，使刚刚起步的我国政治体制改革被迫中断或推迟。
1992年初，邓小平发表了具有深远意义的南巡讲话，极大地解放了全国人民的思想。同年10月召开的十四大，明确提出了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是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这是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历史性突破。十四大报告也提出了“积极推进政治体制改革”的要求，报告说“我们的政治体制改革，目标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民主政治。”1995年9月十四届五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九五’计划和二Ｏ一Ｏ年远景目标的建议》，强调了“建设社会主义民主和法制，推进政治体制改革，是我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的重要保障。”1997年9召开的十五大，再次提出推进政治体制改革和民主法制建设的任务。报告说“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深入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跨世纪的发展，要求我们在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前提下，继续推进政治体制改革，进一步扩大社会主义民主，健全社会主义法制，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是我们党始终不渝的奋斗目标。没有民主就没有社会主义，就没有社会主义现代化。”[1５]十五大报告除了提出“依法治国”的重大决策外，另一个重大提法是提出要“尊重和保障人权”。
从我国改革开放20余年的实践历程来看，指导我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邓小平理论，在十一届三中全会前后开始萌芽，经过十二大、十三大、十四大，最终在十五上被正式确立为党的指导思想，实现了我们党把马克思列宁主义同中国实际相结合的第二次历史性飞跃。我国经济体制改革在邓小平理论的指导下，不断地闯过一个又一个禁区，从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到有计划的商品经济，再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无论是理论上还是实践上，我国经济体制改革不断得到实质性的突破，取得了历史性的巨大进展。可以说，我国以市场为取向的经济体制改革已逐步与国际接轨，私有经济已成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国有企业开始实行重大的战略调整，曾长期被视为资本主义东西的市场经济、现现代企业制度、股份制、证券等等都已为我所用，我国即将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参与全球经济大循环。从高度集中封闭的计划经济到开放的市场经济，我国只花了14年的时间就实现了历史性的大跨越。但是，我国的政治体制改革一直未取得突破性进展，与经济体制改革相比，政治体制改革已经严重滞后。作为与市场经济相适应的民主政治建设进展缓慢，虽然从十三大到十四大、十五大，我们每次都提出了建设民主政治的目标，但一直没有实质性的具体内容。关心政治体制改革的人都知道，十四大以来我国政治体制改革的重点已从十三大提出的着重解决党政分开、权力下放等问题转向坚持和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坚持和完善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发展以村民自治为主要内容的基层民主、推进机构改革等。人们开始普遍远离敏感的自由、民主、人权的讨论和研究。所以尽管我国政府在90年代先后签署了两个重大的国际人权公约，但公约全文亦未公布，有关人权方面的问题也未引起应有的重视和讨论研究。我国有关政治制度改革方面的报刊、杂志十分稀缺，相关的探讨文章也更是凤毛麟角。这造成的严重后果是权力过分集中的现象不同程度地得到加强，腐败现象愈演愈烈，极大地败坏了党和政府的形象。我国政治体制改革一直未取得突破性进展，导致了政治体制改革的严重滞后，极大地制约了经济体制改革的深入，阻碍了生产力的快速发展，成为现代化建设进程中矛盾的焦点。
政治体制改革的严重滞后引发一系列经济和社会问题。为此，江泽民总书记高屋建瓴，提出了“三个代表”的重要思想，号召国人要勇于“三个创新”。2000年10月十五届五中全会特别指出，“经济发展和结构调整归根到底要靠改革。要大胆探索，勇于创新，突破影响生产力发展的体制性障碍，逐步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1６]所谓突破影响生产力发展的“体制性障碍”，就是要适应生产力发展的需要，大力推进政治体制的根本性变革。因此。十六大是我国及时推进政治体制改革的最佳时机，也是我国二十多年改革开放伟大实践的必然选择。
三
现在我国经济发展，社会稳定，民族团结，国际地位日益提高。在经济体制改革已取得突破性进展的基础上，我国又即将加入世界贸易组织，这为我们及时推进政治体制改革创造了前所未有的大好时机。我们说十六大应把政治体制改革确定为主题，并不是说硬要等到明年十六大召开时才去研究和部署政治体制改革。我们应当从现在开始，解放思想，突破传统僵化思想的束缚，着手进行政治体制改革方面的研究、探索和创新，为十六大提供一个既顺应世界发展潮流又符合我国实际的政治体制改革的成熟理论和具体的可操作性方案创造必要的条件。
我国政治体制改革应该在总结以往正反方面实践经验的基础上，不断探索和健全适应市场经济要求的民主政治。这就要求我们在政治体制改革上也应象经济体制改革一样，以“三个有利于”为标准，突破姓“资”姓“社”的束缚，按照“三个代表”的总要求，对原有高度集权的政治体制不只是进行细枝末节的修补，而是进行根本性地变革。我们认为以下几点是值得大胆探讨和认真研究的。
其一，关于党如何在宪法和法律范围内活动的问题。我们党是执政党，党领导人民制定宪法和法律，这条好办，在实践中也一直是这么做的。问题是党如何做到必须在宪法和法律范围内活动这一条。我国宪法规定，任何组织和个人都不得凌驾于宪法之上。宪法是国家的根本大法，是管全国各党派、团体及其他一切组织和个人的最高法律，包括执政的共产党都必须在宪法的管理之下活动，这是不容置疑的。但事实上我国党代会的职权要远远大于人大会。这里的根本问题是，究竟是党的利益至上，还是国家的利益至上或者人民的利益至上的问题。虽然从理论上说，我们党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党，代表了全国人民的利益，但如果没有一个建全的制度做保障，往往会造成事与愿违的结果，这方面的历史教训是十分深刻的。现在世界上大都是政党政治，西方发达国家在野党一旦当选为执政党，它们既能做到实行本党的方针政策，又能在宪法和法律范围内活动。我国明确不搞多党制，但怎样吸收和借鉴当代世界政党政治的一般做法，值得研究。
其二，关于各民主党派如何为我国民主政治建设作贡献的问题。我国政治体制改革的目标是建立社会主义民主政治，这一条是没有问题的。作为在建国前大声疾呼建设中国民主政治的八个民主党派，如何发扬自己争民主的优良传统为中国现代民主政治建设作出历史性的贡献，这是个具有重大现实意义的重大问题。坚持和完善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调制度是我国政党政治的一个突出特点。各民主党派自愿接受共产党的领导，这是世界政党史上少见的一个特殊现象。各民主党派究竟怎样做到与共产党“长期共存、互相监督、肝胆想照、荣辱与共，”尤其是民主党派如何监督执政的共产党的问题需要我们认真研究和创新。监督执政党的法律程序、法律手段和法律效力如何确定，直接关系到“互相监督”的实际效果。执政党监督各民主党派是没有任何问题的。但如果不从体制上理顺、不从制度上保证各民主党派的监督权，“互相监督”只不过是一句空话。各民主党派如果在中国现代民主政治建设上无所作为，那么它们存在的历史价值和在人民心目中的地位就会大打折扣。
其三，关于民主建设问题。建设比资本主义更高的民主是我们党始终不渝的奋斗目标。
马克思说过，无产阶级首先是要上升为统治阶级，争得民主。我们党经过长期的革命斗争，顺应全国人民呼唤民主的愿意，以摧枯拉朽之势推翻了一党专政的国民党政府，建立了新中国。毫无疑问，已经上升为统治地位的共产党理所当然应该实行普遍的民主。在20世纪40年代，各种政治派别和民主人士渴望中国能真正建立起民主政体，他们对专制腐败的国民党十分厌恶，但对共产党也极不放心，他们担心“共产党好以民主为口头禅，在未掌握政权之先，他们大声疾呼民主和言论自由，实际上他们不过利用民主的机构去打倒民主”。令人遗憾的是，建国以来我国民主建设遭到了极大的破坏，特别是林彪、江青一伙实行反党反人民的“法西斯统治”（邓小平语），使我国民主政治建设遭到了毁灭性地破坏。邓小平深有感触地说过：“我们过去对民主宣传得不够，实行得不够，制度上有许多不完善，因此，继续努力发扬民主，是我们全党今后一个长时期的坚定不移的目标” [17]。我国在民主政治建设上，一定要吸取苏联的历史教训，前车之覆，后车之鉴。原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现任俄罗斯共产党中央书记的久加诺夫十分深刻地总结过苏共垮台的惨痛教训，很值得我们警醒。久加诺夫总结道“苏联共产党垮台的真正原因是它的三垄断制度，即共产党员以为自己想的说的都是对的——垄断真理的意识制度，以为自己的权力是神圣至上的——垄断权力的政治法律制度，以为自己有不能说但可以尽管做的特权福祉——垄断利益的封建特权制度。”我国民主建设一个突出的问题是各级实行任命制。早在1891年，恩格斯在谈及德国的政治时曾经写道：“州政府任命专区区长和市镇长官，这在讲英语的国家是绝对没有的，而我们将来也应该断然消除这种现象。”[18]我国各级官员的任命制，既受长期封建主义残余思想的影响，又受苏联模式的严重影响。实行任命制的一个突出弊端就是各级官员对上阿谀奉承、溜须拍马、点头哈腰，而对下则官腔十足、颐指气使、目中无人，其结果必然是远离人民群众，为官作老爷，官僚主义盛行。这种任命制是导致各级官吏行贿受贿、腐败盛行、严重脱离群众的制度根源。因此，尽快把任命制改革为民主选举制是社会主义改革的必然要求。十五大报告指出：“扩大基层民主，保证人民群众直接行使民主权利，依法管理自己的事情，创造自己的幸福生活，是社会主义民主最广泛的实践。”[19]我国已开始在村级实行直接民主选举，这是具有历史进步意义的重大举措，但由于各项相关制度不配套，村民自治的实际效果并不理想。这就要求我们在处理好党政关系的基础上，将全民直选由村级尽快向上推及到乡镇和县级政权，并最终实现全国各级政权的民主选举。
其四，关于政府角色转换与职能转变的问题。在计划经济条件下，我们的政府是无所不包的全能主义。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政府应该政企分开，还权于企业，政社分开，还权于社会。政府角色应定位于公共行政的范围之内，凡是属于企业和社会职能而政府越位的都应该退回来，凡是本应由政府负责而原来做得不够或缺位的应该补上去。现在我们的政府管了许多不该管又管不好的事，同时，本应由政府负责的公共事务，比如义务教育、社会保障、社会治安、公共服务等，政府又做得远远不够，人民群众很不满意。从政治学角度上说，国家财政供养的范围应该是履行国家立法、司法以及公共行政职能的单位、群体和个人。可我国国家财政现行供养的范围太宽太滥，这是我国财政入不敷出成为“吃饭财政”的症结所在。首先，一切党派、社会团体组织和个人，只要不是履行国家公共职能，国家财政就不应该支付其办公费用和人头经费，各党派、社会团体所需活动经费应由其所数属成员交纳党费、会费以及接受企业赞助和合法经营所得维持其自身的运转。而我国现行对各党派、社会团体等实行由各级经营所得来维持其自身的运转。而我国现行对各党派、社会团体等实行由各级财政全包下来的做法是很不科学的，国家财政对这一块的供养每年不知要耗费多少亿元。其次，绝大部分事业单位包括广播、电视、报刊、杂志等单位也不应该由国家财政包下来。这一块的财政支付数额肯定也是相当惊人的。再次，我国行政成本太高。我国机构臃肿，人员众多，政府机构改革一改再改，还是走不出精简——膨胀——再精简——再膨胀的怪圈。西方发达国家并不像我国这样经常进行机构改革，可他们的机构既相当精简又相当稳定。现在我国“吃皇粮”的人数不仅是历史之最，也是世界之最，官民比例高达１：30,即平均每３０个老百姓要养活一个“吃皇粮”的。加上我国各级干部大吃大喝，文山会海，浪费十分惊人。我们讲国家穷，没有钱办教育，没有钱搞社会保障，没有钱搞公益事业，等等。依我看，只要我们真正进行政治体制改革和行政体制改革，我国完全有财力在全国普及免费义务教育，完全有财力实行覆盖全社会的社会保障，完全有财力进行卓有成效的公益事业建设，等等。
政治体制改革应该成为十六大的主题。积极推进政治体制改革要求我们必须冲破苏联模式的束缚、冷战思想的束缚、传统僵化思想的束缚以及封建残余思想的束缚。如果我国在新世纪初叶能够顺利地建立起比较完善的市场经济体制和与之相适应的民主政治体制，我国人民的积极性和创造性将大大激发出来，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就有了坚实的经济基础和可靠的政治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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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全会重要文件选编（上）.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7.272.289.416.426.469
[15][19]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党的历次全国代表大会中央全会重要文件选编（下）.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7.435.438
[16]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个五年计划的建议.北京：人民出版社.2000.29
[18]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四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4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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