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几年，大量以中国机关政治为题材的小说风行。从前些年的《沧浪之水》、《西江月》、《绝对权力》到当前热销的《驻京办主任》、《政法书记》等等，新世纪文学越来越热衷于通过讲述政治权力生活来获得不菲的商业利润。这无形中也打造了中国人“想象政治”的基本方式:将机关政治讲述为一种“官场政治”，并由此激发读者的社会政治想象力。

我把这些小说称之为“官场小说”，虽然并不完全否定它的价值和意义，但是，却更倾向于认为，这种“官场叙事”一方面可以揭示官场种种黑暗，让我感受走出书斋认识现实的一种现实主义痛楚，同时，这些小说却总是不免沦入市侩主义泥坑，宿命地缺少批判现实、激发反思并且重塑光辉信念的品性。

在上世纪90年代红极一时的一部官场小说中，我曾经深深感受这样一种“信念沦陷”所带给我的巨大毁灭感。在王跃文笔下，男主人公的步步高升与对官场政治的深刻体察，显示了一个小人物如何通过领悟机关中的各类潜规则而慢慢高升、又突然坠落的命运。作为新官场小说的开山之作，这部作品的可怕之处在于，它向读者展示了一种完全失去了道德准则和社会良心的机关政治形态。值得关注的是，这部小说在摆脱了普通反腐小说、政治小说的“拯救模式”，公检法或者上级部门不再担当“乱世救市”角色，但是，这种“摆脱”却最终指向了一种政治虚无主义和信念怀疑主义。主人公一方面揣摩各种官场门道积极“进取”，另一方面又内心隐隐约约被佛学道风所感染，趋向于消沉避世，冷眼社会。事实上，这部作品第一次显示了世纪末中国社会核心意识形态暗中衰落的图景:人们日益陷入到计较个人利害超过考虑群体利益和社会价值的生活之中了。

在王跃文的另一部作品《大清相国》里，小说的市侩主义面目被掩盖在讲述一个盖世才华的宰相如何成功逢迎勾连、明哲保身的生动故事之中。这部小说在叙述之初就假定读者会把“知进退、辨强弱、明利害”作为天然的生存信条，并津津有味地讲述如何通过各种技术方式实现这个信条。有趣的是，在作者的另一部作品中，男主人公最终盎然挺胸，与腐败势力作对，可是，我们仍旧只是看到一种“男子汉冲动”和“偶发的良心”，看不到一种令人心驰神往的价值信念。

我所批评的官场小说的市侩主义，不仅仅指的是这种把理想主义、乌托邦精神和道德冲动看作是“天真”和“幼稚”的小官僚哲学，还包含了对官场小说为了迎合市场而极力营造的“黑幕叙事”的不满。事实上，“官场小说”吸引人的地方即在于，它可以满足人们对于社会权力阶层生活的窥私欲望和揭秘机关生活种种黑暗腐败的发泄冲动。换句话说，“官场小说”在无形中激发并引诱人们以一种对政治失望的态度来看待政治，把“古今中外”的政治叙述为一种宿命走向其反动性的政治——在这里，不是对于政府的失望，而是对于“任何政治”的嘲弄和拒绝，才成为官场小说市侩主义的最为突出的特点。

显然，官场小说确立了一种丛林生存的天然合理性，同时也就让人们不再去关心现实政治的合理性问题，而是通过深深的政治失望情绪，来遗忘现实、丧失对政治公正的寻求欲望。简言之，官场小说通过市侩主义的书写，来把拒绝政治当做是现代人的合理生活——这其实乃是把人们从谋求合理政治形态的轨道上一把推开。

为什么官场小说会陷入市侩主义的泥淖？

首先，新世纪以来，中国经济发展迅速，并成为国际核心力量之一；但中国社会的一些意识形态却呈现出内容陈旧、形式老套的特点。反资本主义的价值体系只是学院派的学术装饰；而传统社会主义的思想系统却不能再赢得人们的激情认同。新世纪的这种状态，造就了人们对历史主义批判精神的背离和忽视，理想主义崩溃，市侩主义盛行。

其次，作家写作理念从社会批判性写作整体向文化消费性写作转向，传统反腐小说中“公检法正义”、“上级领导正确”的说教文体，虽有政府鼓励，但是却较少市场。作家们在杜绝了“说教文体”之后，又没有更好的信念体系来实现对现实的反思和批判。于是，官场小说就会屡屡见到叙述人的种种“道风仙骨”，似乎只要摇头晃脑地来几句佛教名言或者孔子大意，就可以一了百了、化入人性至高境界了。事实上，正是文化界、学术界整体政治意识的淡薄，才造就了官场小说的黑幕化、窥阴癖的性格。

不妨说，官场小说的市侩主义，一方面在生产对于中国政治的特定想象，一方面又是中国当前特定政治历史的产物。无论从什么意义讲，市侩主义之于乌托邦精神，都是一种无耻的堕落和思想的失败。2009-11-19 文学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