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国大业》终于公映了。在此前无数大片开演之前的广告宣传中，人们就已经看到了群星荟萃所演绎的种种“壮举”；而在平铺直叙的“大事记”一样的银幕前面，人们对各大偶像指指戳戳一番之后，微笑着起身离开。在这里，没有人期待巨星们以令人激动不已的姿态出现在一个个历史的“关键时刻”，只要银幕之上他们还健在，就行了。

一方面是对共和国历史的影像演义，另一方面则大秀活人脸。在刻意经营的背后，创作者显示了对阐释历史的一种漫不经心：剧本几乎就是历史教科书的扩写，画面中不断闪现此前人们谙熟的史诗影片影像，情节则类似教材附录中的“历史大事记”。在这里，“历史”已经变成了“小人书”一样的简笔画，仿佛这一场波澜壮阔的历史没有出现过灵魂的纠结、肉体的死灭与道德的冲动。倒是精心设计的各个明星镜头颇具创意。不同时段、不同方式出场的明星们总是按部就班，让两个多小时的银幕游览曲径通幽、张弛有度。

显然，如何在“建国”这个“历史星丛”之中镶嵌现代明星，正是《建国大业》的文化生产逻辑。而这个逻辑，在无形中鼓励人们用“后现代旅游”的方式来观看这部“红色史诗巨片”，从而也就把共和国最为激动人心的一个时段，削平抛光，变成了无深度的后现代历史，一种大牌明星的拼贴墙。在这里，“历史现场感”的失落，造就了“游客凝视”的轻松：看，其实并不需要看见，只要“来看”。除了没有“下车拍照”，《建国大业》算得上是韩三平、黄建新推陈出新打造而成的“视觉旅游”经济项目了。

换个角度说，作为红色史诗巨片，《建国大业》“视觉旅游计划”的可贵在于，它谋求在没有违规的前提下，放弃政治训诫与道德说教，以商业片形态走向市场、走进观众，从而获得新世纪“红色消费”的市场合理性。但是，问题在于，这种谋求方式却无形中令红色历史变成了一种失去了深度和激情的东西，甚至于在无法呈现新的历史思考视野的同时，也无法再充分使用传统红色意识形态的政治道德内涵，这就使得《建国大业》失去了“活的历史生机”，既不令人感动，也不催人反思。

《建国大业》恰好显示了红色消费的尴尬处境：一方面必须要实现对传统红色叙事“去政治化”的要求，尽量抹去“政治说教”的印痕——这需要运用种种“文化调料”来激发观众兴趣；另一方面，红色历史还要暗中遵循一种“政治无意识”，要能够呈现特定政治伦理的合法性——明星与历史伟人的巧妙组合，自然就成了讨巧的文化运营策略。

一方面，不必担心过多的政治伦理主题会让观众疲倦，另一方面，妙趣横生的免费群星出场的方式，又强化着爱国主义的热情。充满理想主义光辉的革命历史，就由此被“空壳化”了。

不妨由此回忆前不久热播的《潜伏》。在制造了“反特电视剧”的火爆之后，这部作品也同时激发了“办公室哲学”的热论。但唯独它所建构的故事的红色历史框架没有任何感人的激情。余则成回家，看到“妻子”翠萍正在练习写字——这个小小生活场景构造了叙事的关键时刻。有趣的是，作为一种“历史关键词” 的呈现方式，翠萍笔下新学会的语言，只有“万”、“余则成”、“鸡窝”等语汇。无意中，他们和我们一起陷入情流感的生活，而遗忘了令那一代人心驰神往的革命政治。

红色消费产品事实上滋养着现代娱乐消费的寄居蟹。在这里，《建国大业》以及一系列红色产品，呈现出共同的生态逻辑：用想象历史的方式来忘记历史。

一方面是红色叙事的热潮，另一方面则是空壳化的政治伦理，《建国大业》的上映，凸显出了今天中国文化生态的特殊症候。

很久以来，“躲避崇高”、“告别革命”不仅仅只是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的简单口号，而且还成为一种社会意识形态暗流。人们为了获得市侩主义生存的合理性感觉，就不断轻视和回避乌托邦主义的政治。这种状况的后果之一就是人们可以漫不经心地来一场“历史视觉旅游”，为了看看明星就心满意足。

人们常常不能想到，《建国大业》以及一系列红色文化产品，面对的乃是一个所谓的“漫长的20世纪”——人类历史上意义最为丰富的世纪，中国历史上最为痛苦、壮观和复杂的世纪。在这个世纪里面，最为可贵的精神就是那一代人为了谋求公正、平等而献身的理想主义激情。这是乌托邦政治最为可贵的品性。对这种品性的轻视，才造就了空壳化的红色叙事。

《建国大业》中，当人们哭着唱《国际歌》的时候，这种激情主义政治理想灵光一闪，却散落到影院里人们轻微的笑声之中。我们可以到历史中旅游，却已经失去了理解和感受追求公正与平等的政治理想的能力。《建国大业》无法成为中国版的《爱国者》，因为它只有叙述历史，没有本雅明所说的“正在进行时的过去”。东方早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