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目前的中国社会，网络广场越来越被人们看做是一种对社会发展具有良好作用的场域。人们寄希望于这个场域中的社会舆情反映民意，体现民望，更能够表达民主意志，成为中国社会政治民主化的重要形式。于是，我们就可以看到，很多人对网络广场就有了一种美好想象：网络广场通过舆论压力影响社会权力的执行过程和方式，从而缓解公民与政府的紧张关系，最终避免街头群体性暴力事件的发生。
对网络的过度依赖无法缓解集体紧张情绪
这种对网络的“减压阀”想象，虽然具有合理性的方面，但是，也存在极其天真和迷幻的特点。这主要是不能全面而准确地认识到，网络广场的话语组织形式不仅仅有其合理公正的方面，也宿命地掺杂着混乱情绪的发泄与非理性思想的泛滥。
事实上，网络谣言满天飞，这本来已经是人们的共识了。但是，为什么只要牵涉到社会公正问题的帖子，人们就会宁信其真，不疑其假？宁信其没有被正确处理，不疑其有另一面的不合理性？换句话说，网络广场对现实社会的揭示和质问总是呈现出一种“黑幕倾向”，即恒久地相信任何事件都已经被掩盖了真相，并且，需要网络公民大力关注，同情弱势，打击强势。
显然，网络广场上面永远响彻这样一种“嘶喊”：看看真相吧！救救他们吧！这种祈使句的网络广场文体，总是呈现出号召、鼓动和揭秘的冲动。简单地说，到目前为止，网络“广场政治”一方面在监督和质问现实政治，另一方面，却用它特有的“嘶喊话语”损害社会公信力。
在这里，前者让人们相信网络“广场政治”会让我们的社会越来越公正，后者让人们暗中形成对现有社会管理方式的整体沮丧感。前者倾向于认为网络是个好东西，会成为社会民主的重要形式，后者则让人们愈发充满热情地在网络广场上面展示良好社会的愿望，并把对社会管理体制的批判变成浸泡着口水的嬉戏性攻击。
显然，无论是“网络就是民主”的幻想，还是网络嘶喊所造就的沮丧感与崇高感揉和在一起的社会宣泄性情绪，都在暗中激发人们对网络的过度依赖——仿佛当前中国社会离开了网络，就无法进行社会改革，无法呈现百姓的意志，也无法缓解公民的集体紧张情绪。
换一个角度说，我们越是依赖网络广场，也就越是会陷入对社会的怀疑和对抗的情绪之中。这是一个非常诡异的命题。一方面，网络广场充分暴露了目前社会中的不公正现象，这种暴露，值得我们认可；另一方面，这种“暴露”乃是通过一种网络广场的嘶喊的形式来实现的，也就必然带着失败感和沮丧感，必然带有鼓动集体愤怒情绪的色彩。
网络话语的广场性质令人担忧
事实上，截止到目前为止，网络处于一种无序的广场政治状态。“广场政治”的优点和缺点在网络广场上面都可以感受到。一方面，我们可以看到，“广场政治”的核心意象就是“民主”，似乎每个人都有发言的机会，每个人都是自由的，都是一个独立思考的个体；但另一方面，广场政治总是暗含着理性的丧失和个体被淹没的宿命倾向，人们处在人声鼎沸的广场上，会滋生一种无法名状的孤单感。于是，近似于德国哲学者弗洛姆所说的那种“逃避自由”的倾向就会出现：人们会在一种茫然感中产生自己应该做点儿什么的冲动，并且，倾向于跟随最能感染自己的声音来采取行动。这种逃避自由的倾向，往往在群体民主幻觉中造就混乱、盲从和非理性化冲动。
事实上，一直以来“广场政治”就是一种“生产幻觉”的政治形式。它赋予广场上的人们喊口号的权力，却因此令他们失去了理性思考的过程；它赋予个体“主人翁幻觉”，却让他们沦为无法自控的冲动的行动者。在我看来，“广场政治”是一种不能解决问题却可以掩盖问题的方式；是一种可以激发社会情绪而不能缓解社会情绪的方式；是一种无法带来民主体制却可以带来民主幻觉的方式。
具体而言，网络话语的广场性质，深深植根于“广场政治”“政治姿态大于理性思考”的特性之中。很多学者,如美国学者波斯特认识到——现代资本主义的民主政治看起来是通过民主集会的方式来实现的，事实上，这种方式反而会造就“政治的广告化”。也就是说，通过宣扬高高的政治姿态，引导公众的盲从情绪，却根本无视基本历史理性和现实景观。在杭州飙车案的整个网络关注过程中，公众充分表达了对受害人的深挚同情，但是，却不能够找到一种真正符合法制理性的解决方式。一方面，网络话语以发现、揭秘、质疑和公论的方式，向办案人员施加压力，从而使案件处理减少了腐败的可能性；另一方面，网络话语依旧没有能力还原事件的原始过程，也无法在营造所谓“事件透明化”的过程中让人们获得理性的思考。为富不仁和杀人抵命，这种传统宗法社会的道德想象和公平诉求，已经在网络话语揭秘之前就暗中成为主导网络广场人们行为的政治情绪了。
所以，网络广场是一个充满道德感的场所，是一种用道德情绪代替理性管理体制的场所。深挚的同情、深刻的质疑伴随迷茫的道德冲动，始终无法让网络话语摆脱“广场政治”的种种非理性缺陷。
换一个角度说，网络“广场政治”乃是一种积极生产“民主话语幻觉”的政治，而不是提供现代民主管理机制的政治。在这个意义上说，网络广场的可怕之处就在于，网民聚集的嬉戏狂欢一方面代替了理性思考，另一方面，也干脆让人们对理性的声音天然采取不信任的态度。忙于在虚拟的世界中说话，而常常不关注现实表达体制的建立，这正是网络广场话语令人担忧的地方。
谋求现实层面的社会管理体制改革
在这里，我们对网络“广场政治”的批评，也会引来很多人这样的批驳：在当前社会条件下，网络广场乃是最为有效的表达民众意见的平台——也许这个平台只是过渡性的；正是中国社会存在种种不公正现象，才会引发网络广场话语的非理性愤怒。事实上，我认为这种看法既是最普遍的，也是最没有根据的。一方面，网络平台对公众意见的表达乃是一种非理性情绪的激发平台，是一种无法真正看到民众理性思考的平台；另一方面，如果过多依赖网络话语的嘶喊，反而会在生产了一个个“黑幕事件”之后，整体性地丧失对现实社会政治的信赖，也就出现了“用网络政治诉求代替现实政治改革诉求”的倾向。
总而言之，中国社会越来越陷入到网络“广场政治”和社会管理体制相互依赖又相互冲击的境况之中。网络广场的嘶喊，不断地减损社会公信力，不仅不会起到社会集体情绪发泄和引导的良好作用，反而会导致这种情绪的失控冲动。与此同时，对于网络广场话语的依赖，也造就了很多人的幻觉，觉得依靠网络政治可以拯救社会，放弃了通过现代理性思考的方式，在社会现实层面上改革种种社会弊端的行为。我们必须进行两个层面的积极引导和推进的工程：一方面建设良性的网络话语平台，让知识理性、现实理性成为引导网络广场话语的主导力量，改造网络广场话语建立在“宣泄情绪”基础上的“嘶喊语体”；另一方面，破除网络民主、网络民意的幻觉，合理利用网络平台进行冷静对话，从而谋求现实层面上的社会管理体制的改革。
《人民论坛》（2009年第16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