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全球化的终极是什么？西方国家的学者进行了多方面的探索，得出建立世界共和国的结论。这是马克思主义预言的一种折光。早在1847年马克思、恩格斯就论证了全球化的进程，主张以自由人的联合体代替阶级社会和民族国家，先进生产力和市场全球化必然导致这种结果。在全球化进程中，国际传播引导世界人民熟悉人类历史发展的共同规律，坚持科学的意识形态，选择先进的文化范式，传播各国的友好合作，才能不断推进全球化的实现。
【关键词】全球化；世界共和国；传播架构
近几年，关于全球化的议题扩展到各个领域，讨论十分热烈，经济学和传播学界尤其振奋不已。国内就全球化这个议题发表了种种高见，但“全球化”究竟“化”什么？要化到哪里去？研究的人不多，即使略有涉及，也没有得出令人信服的结论。
一、重评“全球化”概念
人们通常认为，第一个阐述全球化概念的人是加拿大的麦克卢汉，因为他在1962年提出“地球村”的设想。他认为，印刷媒介使人类世界彼此疏远，而电子媒介却使他们更加相互依靠，把世界塑造为“地球村”的形象。电视正在补偿我们，将人类从单个的民族国家变成一个“全球村”（globalvillage）。全球村是指信息的高速传播压缩了广漠的空间，消除了人类视觉和听觉的畛域，地球变得踱步及至那样小了。传播革命改变了人的感官尺度，世界的巨变将从这里开始，但“全球村”不等于“全球化”（globalization），它只是全球化的起点。
“全球化”是个政治、经济和传播学概念。第一个提出“全球化”概念的是美国卡特总统时期的国家安全顾问布热津斯基。他在1969年出版的《两代人之间的美国》一书首次使用了“全球化”一词，认为人们已不需要谈论“帝国主义”，因为世界正在向全球化社会的方向发展，最能证实这种社会的典型就是美国。美国的传播网络最多，遍及全世界，是未来社会的原型。今后解决世界冲突的外交，战略将不是“大炮外交”，而是“网络外交”，这种模式更加灵活和实用。布热津斯基还设想，在美国国务院之外再开设一个全球事务院，与前者平起平坐。布热津斯基的“全球化”就是美国化，把美国的社会模式和生活方式推向世界，使不同民族的国家都和美国“化”在一起，消失在它的政治容器里。布热津斯基主张非意识形态化，代表了相当一部分美国上层人士的观点的实际是以淡化意识形态的手法强化新的意识形态，即不战而胜。起初，布热津斯基的观点没有赢得西方学界和政界的响应，整个70年代，关于“全球化”的议论悄然沉寂。
1980年，美国未来学研究者阿尔温·托夫乐出版了《第三次浪潮》一书，提出了“全球意识”的概念。他说：“正象第二次浪潮造就一部分人拥有大于地方利益的国家主义意识形态的基础一样，第三次浪潮促使那些拥有比国家利益更大的利益集团的纷纷兴起。这些集团正在形成全球主义意识形态的基础，这种意识形态，有时叫做‘全球意识”’。③托夫勒为全球意识的出现勾画了三个条件和三种趋势。第一，随着国家本身被迫建立超国家组织，民族国家的作用进一步削弱。民族国家这个第二次浪潮时代关键的政治单位，正受到像钳子一样上下压力的夹攻，有些力量试图把政治权力从民族国家转移到次国家的区域和集团中去，又有一些力量则试图把权力从国家向上转移到跨国性的机构和组织中去。这两者加在一起，促使技术高度发展的国家崩溃，变为较小也较少权威的力量单位。第二，跨国公司已经发展得如此庞大，具备了民族国家本身具有的某些特点——拥有自己的准外交使团和高效的情报机构，没有一个国家能加以治理它。它向跨国通货发展，这种通货不是单一的“世界货币”，而是各种通货或“变相货币”，即以各国货币或商品为基矗它的意识形态不是放任主义和马克思主义，而是全球主义。国家主义过时了。第三，人们还看到跨国行业性组织和政党组织的出现。例如基督教民主党人和社会党人，都在谈论组成超越个别国家的“欧洲党”。大约有几千个超政府组织不停地穿越国境线进行活动。假如联合国是“世界组织”，那么这些团体实际上是“第二世界组织”。它们通过联合体、工作组、委员会和非凡工作组不断保持横向联系。所有这些非政府间组织，都朝着同一方向前进。
最后，托夫勒预言，当许多穷国正在竭力争取建立一个国家的历史性时刻，那些超越工业化的富国，却在削弱，国家的作用贬低了。从经济、政治组织到意识形态，人们都看到第二次浪潮文明的支柱——民族国家，已遭到了来自内部和外部的毁灭性打击。可以预期，“为了建立能够公正地代表国家消亡前后世界人民新的全球机构，将会因此发生争斗，搞得今后几十年难以安宁。”④托夫勒预言，“全球意识”的终极就是国家消亡的意识，在欧共体和世界组织的迅速发展中似乎正在朦胧地显现。
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全球化”这一术语渐渐在世界上加速流行，到90年代出现了高潮。正如澳大利亚学者马尔科姆，沃特斯指出的，“就像后现代主义是80年代的概念一样，全球化是90年代的概念，是我们赖以理解人类社会向第三个千年过渡的关键概念”。西方整个社会科学界都在跟上全球化的步伐，对世界一体化的研究越来越受到人们的重视，日益“成为一个合法的知识对象”⑤。全球化涉及经济、政治、文化等多种社会活动，动因是多方面的，资本积累、技术革新、国际政治体系的合作，都在推动它的发展。
从20世纪90年代起，西方学者开始探讨全球化的维度，从国家制度，经济市场和文化领域阐释全球化的要素。英国学者罗伯特逊认为，全球化趋势的突出特点是，社会结构正在跨国化，经济全球化建构了其物质基础，跨国组织和政治运作及“全球文化”不再是从单一国家的外部与一个更广大的体系联系在一起，而是从内部与一个单一的全球社会联系在一起。民族国家中心论范式，在以往历史结构中得以发生，但它并不是超历史的，而是生产力、社会阶级和领土的特定历史概念。社会结构的跨国化和全球化正在超越这种特定的组合，将国家间的互动变为建构世界社会的动态，走到人类认知和解释的极限。全球化要求熟悉论上的突破，对当代世界一系列关系进行新的理论概括，说明各民族国家现存条件下潜藏的世界性结构和历史运动。⑥
在全球化时代，我们所看到的民族国家，可能事实上是跨国性和全球性的，需要从民族国家的联系中解读跨国性和全球性的实质。由于人们从不同角度看待和研究全球化问题，对全球化的概念和含义有不同的理解。进入上个世纪90年代末，全球化的观点主要集中在经济、文化传播和政治领域，其代表的观点是：
（一）经济全球一体化。德国学者卡尔·海因茨·巴奎认为，全球化与国际贸易紧密相关，全球化“最贴切的概念是以贸易联系的密切程度为基准。根据这种见解，世界出口率越高，跨越国界的贸易额在世界生产中所占的比例越高，世界经济就越强烈地表现为全球化”。⑦
格拉德·博克斯贝格、哈拉德·克里门塔写道：“从最广泛的意义上可以这样理解，商品、服务、资本的交易变得越来越全球化。跨国公司诸如麦当劳、丰田或者西门子在全球范围内生产和销售它们的产品。越来越多的企业在世界市场上相互竞争，国界的作用越来越校我们正在进入资本主义的全球化时期。……‘经济全球化’的概念使人产生这样一种想法，在任何地方都能买到任何产品。在任何企业之间，每一种工业产品和每一种服务产品都处于面对面的竞争之中。”⑧
（二）信息与文化传播的全球化。丹尼尔·耶金指出，全球化“就是24小时相互联系的、极度活跃的、剥夺睡眠机会的、并受电子邮件推动的世界。在这个世界上，各国政府对本国的影响力将减弱”。⑨网络传播的世界性增进了各国经济与文化的联系，成为经济全球化的神经，也作为政治全球化的“激素”推动国家间和地区间的接触和沟通。世界各民族文化正在接近，但不是亨亭顿提出的西方文化一统天下，而是各民族先进文化的互融。
（三）政治上的全球共同体。德国图宾根大学政治哲学研究中心负责人奥德弗利德·赫费教授继《理性和法——跨文化法的讨论基石》（1996年第1版，1998年第2版）和《存在跨文化的刑法吗？——一种哲学的探讨》（1999年第1版）之后，又于1999年10月推出了全球化问题研究的最新力作《全球化时代的民主制度》，提出，全球化要求用法和正义性来代替任意性的强制权力，依据民主方式建立公共强制权力。其基本含义是：适用国家信念和民主信念之上的民主制度用于全球和平的和法的制度，为各种力量的自由活动提供空间。在这个制度中，借助于经济的、科学的和文化的竞争促使各种社会和个体发展起来，带来巨大的物质、文化和思想的财富。他指出，全球化要反对经济主义，警惕和避免“经济宿命论”，但依然鼓励个体和群体的创造性、自由竞争和经济进步，这需要有一种组织治理的力量，建立一种相对民主的组织，姑且称之为世界共和国。“世界共和国的责任是：反对全球性暴力共同体，支持全球性合作共同体，保护患难共同体。”⑩
到此为止，全球化的概念的最终含义已十分清楚，即建立世界共和国，包括建立经济与文化合作的共同体、民主共同体及和平共同体。但这个共和国的实质是什么，它的内部结构怎样，如何才能实现它，至今还没有见到一语见地的论著。
二、“全球化”是个历史过程
托夫勒和赫费都揭示了“全球化”的终极，即建立世界共和国。但他们没有指出这是个漫长的历史过程，更没有探索世界共和国的性质。他们的全球化观念只是19世纪马克思主义预言的一种“折光”，阐释的体系仅仅是皮毛的东西，很像一篇呀呀学语的孩提时的作业。
实际上，全球化的终极就是世界大同，但这绝不是在本世纪内就可实现的目标。这种乌托邦不能不是人类社会发展的遥远趋势。1902年康有为发表《大同书》一文，阐述了“百工之业，皆归公有，人皆平等”的“大同社会”，对这一理想的初步描绘是：“无邦国，无帝王，人人相亲，人人平等，天下为公”。康有为指出，实现天下大同，第一“人道不可少”；第二，“破国界去国义”。康有为坚信，世界大同是“人心观之，大势所趋，将来所至”，也意识到“需以年岁，行以曲折耳”⑾，这是个艰难的、久远的发展过程。
全球化作为一种科学理论，在19世纪中期就产生了。早在1847·年，恩格斯不仅提出全球化的问题，而且论证了全球化的历史进程。他说，单是大工业建立了世界市场这一点，就把全球各国人民，尤其是各文明国家的人民，彼此紧紧地联系起来，致使每一国家的人民都受着另一国家的事变的影响。大工业使所有文明国家的社会发展得不相上下，以致无论在什么地方，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都成了社会上两个起决定作用的阶级。共产主义革命将不仅是一个国家的革命，而将在一切文明国家里，即至少在英国、美国、法国、德国同时发生。共产主义革命也会大大影响世界上其他国家，会完全改变并非凡加速它们原来的发展进程。它是世界性的革命，所以将有世界性的活动场所。⑿
全球市场是先进生产力发展的必然结果，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都离不开它，各国人民也由此而走到一起。全球化标志着生产力发展的一个新的质变，各民族国家纳入高度发达的经济整体中，各国人民友好合作、平等交流成为人类的普遍要求。所谓共产主义革命，不过是消灭阶级剥削和欺压、铲除强国对弱国的讹诈，全人类平等享受共同创造的巨额财富，各国人民平等相待，这一理想只能在各国同时取得胜利。因此，它是一个漫长的历史过程，是由先进生产力和经济世界性带来财富的巨增和具有全球观念的人形成共识的结果。要达到这一步，马克思和恩格斯毫不讳言地认为，人类必须首先接受资本主义的物质文明和制度文明，首先变为资产者（即有产者）。
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对上述趋势作出了合乎逻辑的推论，预见和揭示了全球化的实质。他们提出，（一）资产阶级不断扩大产品销路的需要，奔走于全球各地，使一切国家的生产和消费都成为世界性的了。资产阶级挖掉了工业脚下的民族基础，古老的民族工业被消灭，并且天天都在被消灭。新的工业的建立已经成为一切文明民族的生命攸关的问题；这些工业所加工的，已经不是本地的原料，而是来自极其遥远的地区的原料；它们的产品不仅供本国消费，而且同时供世界各地消费。（二）物质的生产是如此，精神的生产也是如此。各民族的精神产品成了公共的财产。民族的片面性和局限性日益成为不可能，许多种民族的和地方的文学形成了一种世界文学。这说明，世界性的意识文化也会越来越接近，会出现被各国人民普遍接受的精神产品。
（三）资产阶级由于一切生产工具的迅速改进，由于交通的极其便利，把一切民族甚至最野蛮的民族都卷到文明中来了。它的商品的低廉价格，是摧毁一切万里长城、征服野蛮人最顽强的仇外心理的重炮。它迫使一切民族——假如它们不想灭亡的话——采用资产阶级的生产方式；迫使它们在自己那里推行所谓文明制度，即变成资产者。一句话，它按照自己的面貌为自己创造出一个世界。⒀
以上三点，指出全球化开始阶段的三种必然性。实事求是地看，今天许多落后的国家正在按照资产阶级创造的生产方式和“文明制度”缓慢地、曲折地、甚至是痛苦地走向全球化。其中布满了形形色色的斗争和难为情，甚至不断出现难以克服的震痛，有些国家出现反全球化的暴力游行就是一例。但任何拒绝现代文明，背离全球化趋势的国家，都注定陷入落后和腐败的泥潭，甚至连吃饭穿衣问题都解决不了。
全球化的进一步发展是各国建立共有制，这是全球化的一个不容忽视的前提。正如恩格斯所说：“由社会全体成员组成的共同联合体来共同而有计划地尽量利用生产力；把生产发展到能够满足全体成员需要的规模；消灭牺牲一些人的利益来满足另一些人的需要的情况；彻底消灭阶级和阶级对立；通过消除旧的分工，进行生产教育、变换工种、共同享受大家创造出来的福利，以及城乡的融合，使社会全体成员的才能得到全面的发展；——这一切都将是废除私有制的最主要的结果。”⒁为了实现这一目标，恩格斯强调：“代替它的是共同使用全部生产工具和按共同协议来分配产品，即所谓财产共有。”⒂目前，以国有制、股份制为经济体制的国家正处于共有制的萌芽阶段，之所以称为萌芽，因为还没有达到在一切生产部门人民有权占有生产资料和以协议分配产品。按照马克思、恩格斯的理论，随着共有制的建立，人人都成为有产者，阶级对立将逐渐消灭。所以，马克思、恩格斯所说的消灭私有制，第一步不是剥夺富人的财产、消灭资产者，而是首先消灭无产者，让人人占有财产，实现共有制。在这时，公民之间按自己的能力和市场规则取得的财富假如都是合法的，不管他们占有的财产份额有多大差别，都不是对立的阶级，而只是不同的社会阶层。除了依仗权力和其他非法手段窃取国家和他人财产被认定为剥削者外，人人都有合法的私有财产。
当有人问到无产阶级取得政权以后，是否立即消灭私有制时，恩格斯回答说：“不，不能，正象不能一下子就把现有的生产力扩大到为建立公有经济所必要的程度一样。因此正象显著即将来临的无产阶级革命，只能逐步改造现存社会，并且只有在废除私有制所必需的大量生产资料创造出来之后才能废除私有制。”恩格斯明确指出：“当全部资本、全部生产和全部交换都集中在人民手里的时候，私有制将自行灭亡，金钱将变成无用之物，生产增加了，人也改变了，那时，旧社会的各种关系的最后形式也才会消失。”⒃显然，消灭私有制是自行地与消灭阶级、消灭货币随影俱来的，那是未来的事情。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再次郑重地阐释：“当阶级差别已经消失而全部生产集中在联合起来的个人的手里的时候，公众的权力就失去政治性质。原来意义上的政治权力，是一个阶级用以压迫另一个阶级的有组织的暴力。假如说无产阶级在反对资产阶级的斗争中一定要联合为阶级，假如说它通过革命使自己成为统治阶级，并以统治阶级的资格用暴力消灭旧的生产关系，那末它在消灭这种生产关系的同时，也就消灭了阶级对立和阶级本身的存在条件，从而消灭了它自己这个阶级的统治。代替那存在着阶级和阶级对立的资产阶级旧社会的，将是这样一个联合体，在那里，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⒄这种共同体在世界到处出现时，全球化也就走向了“世界大同”。可见，全球化的终极，实质是建立没有阶级压迫的、人类自由联合体的社会。
三、国际传播的架构
走向世界共和国是遥遥无期的远景，它的起跑是从传播全球化思潮开始的，大众媒介的国际传播成为推动全球化发展的重要动力。关于联合国的维和活动、世界贸易组织（Wr0）的一致协商及各世界组织的共同决议和倡议，资本跨国流动的各类信息，都已成为各国传媒的重要内容。以有益于世界人民共同利益的思想影响各民族国家，使其渐渐融于全球的共同体，开始成为各国媒介的重要报道视线。
从某种意义上看，全球化的发展离不开国际传播，各国大众传媒、非凡是互联网是推动全球化运动的主要力量。更为重要的是，引导各国人民稳步达到全球化的预定目标，迫切需要国际传播正确解释人类历史发展的共同规律，说明全球化的结构性变革。在现阶段，大众媒介都受民族国家或跨国集团的控制，只能是民族国家的媒介，在本质上是和国际化对立的。令人尴尬的是，至今还没有真正全球化的媒介，互联网也在某种程度上受到各国的控制。联合国这个世界各国最大的联盟没有创办报纸、广播和电视台，在不久的将来也可能出现“UN”的媒体，但现在起主导作用的是那些超越国界的少数新闻集团。它们一面发出全球化的声音，一面为这些集团的经济政治利益而忙碌。全球化无论作为经济运动、政治运动还是生态社会主义运动，都缺少与其匹配的国际传播实体与传播内容，不能不滞缓了全球化的有效进程。
正义的民族国家的媒体为全球化提供健康的思想和传播架构，主要是指传播内容的多维性、合理性和先进性，以利于推动世界经济合作和世界和平。国际传播的合理架构，引导各民族正确熟悉人类的共同利益，采取共同行动制止偏离这种利益的举动。合理的国际传播架构大体应包括以下几点。
（一）确立科学的意识形态
意识形态作为人类反映世界的思想体系，由世界观、价值观和人生观构成熟悉系统。国际传播无法摆脱意识形态，但也最轻易被错误的意识形态所浸染，对人类社会的现状作出混乱的解释。国际传播的成效取决于科学意识形态的确立，正确解释全人类面临的共同任务，消除世界上存在的种种不平等，让各国人民逐步消灭贫穷而成为有产者，是21世纪主导的意识形态。科学意识形态是实践的意识形态，随着实践的发展而发展，随着实践的飞跃而不断自我否定，具有深化实践和指导实践的特性。它不接受任何过时的、先验的理论，假如理论脱离了实践，它就从各国人民的实践中总结出新的理论，说明世界新的发展趋势。建立共产主义或世界共和国、彻底消灭私有制是人类未来的理想，是透支的意识形态，今天不要更多地谈论它，而要脚踏实地地研究如何进行现代化建设，发展先进的生产力，解决实现人民利益的具体问题。
国际传播的对象是各国人民，细心观察各国人民的文化差异和在各自实践中相互接近的东西，把意识形态的潜望镜转向他们的融合之处。媒介有了驾驭全球事件的分析器，尊重世界各国的国情，从中找出相近点，才能对全球事务看得更全面些。国际传播不能不反对霸权主义、穷兵黩武和民族利己主义，坚持以世界人民为主体、以“平等待我”为最高原则，逐步创造各民族大家庭的融洽气氛。
（二）倡导世界平等和各国的共同发展
在全球化没有达到终极目标之前，各民族国家的存在和主权的神圣不可侵犯，受到国际法和国际关系准则的保护，国际传播要维护各民族国家的利益，促进各民族国家的友好合作，推动各个国家的完整、统一和稳定。为实现全球化，不断扩大国家间的相同经济因素和政治因素，而不是扩大国际间的裂痕、歧视，炫耀核威胁，把别的国家排斥在国际事务之外。世界多极化和经济全球化不断发生互动，世界力量的组合和利益分配正在发生新的变化。世界和平是促进各国共同发展的前提，各国的共同发展则是保持世界和平的基矗倡导平等、公平和互利互惠，支持广大发展中国家发展经济文化，尽快摆脱贫困落后状态，是国际传播的重要任务。只有世界各国都发展了，经济水平相互接近，才能有走向世界一体化的可能。在新的世纪里，一切爱好和平、渴望发展、向往进步的国家和人民，争取实现长时期的国际和平环境，是共同推动历史车轮向着光明目标前进的保证。各个国家奉行独立
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在和平共处的基础上同世界上一切国家友好交往，是联合国宪章的宗旨及公认的国际关系准则。世界上的事情应由各国政府和人民平等协商，国际社会应树立以互信、互利、平等、协作为核心的新安全观。各国应加强经济技术的交流与合作，逐步改变不公正、不合理的国际经济秩序，使经济全球化达到共赢和共存的目的。
各国文明的多样性，是人类社会的基本特征，也是人类文明进步的动力，尊重各国的历史文化，承认世界的多样性，是国际传播必须考虑的问题。从传播内容到传播形式，都要适应世界各种文明和社会制度的特点，把强调在竞争中取长补短、在求同存异中共同发展作为报道的平衡方法，使国际传播推动全球化沿着正确方向发展。
（三）选择先进的文化范式
全球化是一个变动中的世界，各种客体、人民、图像和话语的变化不是朝着一个方向集中，而是千姿百态。这些不同事物的轨迹有着不同的速度、不同的起点和不同的归宿，在不同地区、不同国家与其体制有着不同的关系，同时也在孕育各种新的文化。其中，有先进的文化也有落后的文化，它们之间的分离导致了种种不同的问题，造成了变动中世界的特质，产生了诸如宗教冲突、恐怖主义及正义和治理等方面的基本问题。西方传媒送来了一幅幅生活福利的景象，使落后或发展中国家的人不满足于本国的生活水平和消费能力，出现大量偷渡、贩毒和卖淫现象；人权论引发了东西方的冲突和各种诉求；关于“诚信”、平等和民族荣誉也越发迫使各国需要规范其在国际事务中的行为。国际传播应对上述现象作出深刻的分析，使穷国和富国都应尽到自己的责任和义务。
国际传播不单是推动全球化，而且要选择先进文化和表现文化的先进范式引导人们解决各国出现的种种棘手的难题。阿郡艾帕杜莱在《普遍的现代性：全球化的文化维度》一书中说，各个地区、各种文化和各个社会之间的接触固然不算什么新鲜事，但我们所处的全球化时代的确有一些新的特征，电子传媒和大规模移民为全球性的社会关系创造了一个新的力场（forcefield）。从民族国家的视角看，我们正站在一种全球秩序的边缘，这一秩序出现了多种力量，抑制或侵蚀了国家主权在经济、法律和政治忠诚方面的运作。民族国家的时代还没有终结，但是民族国家体系作为惟一的游戏厅的时代却已过去。⒅在今天，先进的文化最终要战胜落后的文化，全球化就是无情的战常
世界上各种观念与意识形态、人员与商品、图像与信息、技术与工艺，是一个川流不息的文化世界，也是一个有社会结构、社会组织及其稳定形式的世界，由此构成了种种文化范式。假如仔细观察，就会熟悉到以变动为特性的人的活动正以不同方式造成了各种文化。先进文化是没有国界的，必然要走向世界，落后文化只能是民族的。国际传播对待文化问题，只能选取先进文化说明世界变化的真谛。后工业化时代，千百万人拚命地希望找到可以依靠的东西——从得克萨斯道教，到瑞典的泛神秘主义，从菲律宾的信仰治疗，到种种邪教巫术，不但没有建设一个适合新世界的文化，有人反而力图宣扬适合于旧时代的思想，让自己重新生活在老祖宗那种狂热信仰之中。面对技术、社会、政治的新现实，工业化时代的思想结构越来越使人感到格格不入，许多新思潮一轰而起又很快消失了。国际传播要分析那些昙花一现的东西为什么短命，找出它的根源，从而制止它的暂短的渲泄，把说明世界发展方向的创新型的文化传播给大众。21世纪新文化的种子正在成长，强大的综合性见解已经开始涌现。工业文化的废墟被全球化思席卷而去，世界人民渴望平等分配先进文化的美景已初见端倪，国际传播把先进的文化告诉各国人民，已越来越受到欢迎。
以对撞粒子为基础的自然形象，以法治观念普及的政治理性，改变了人们关于自然和民族国家的看法，正以正义原则为思想导向。这个正义的内涵就是坚信自然规律、坚持先进的生产力和人民的根本利益，从正义性中找到合适的传播形式，为优秀文化开辟繁衍的空间。
注释：
（1）MaishallMcluhan，The Making Of Typographic Man．Toronto：university Of Torontopress，1962，P．3158．
②【法】阿芒·马特拉《传播全球化思想的由来》，文载（国际新闻界），2000，4。
③④参见阿尔温·托夫勒《第三次浪潮》，三联书店，1984，426，427页。Waters，Malcolm，Globalization，London：Routledge1995，P．4．
⑤Robertson．R，Globalization：SocialTheoryandGlobalCulture，London：Sa6e．1992，P．146．
⑦【德】卡尔·海因茨·巴奎《世界经济结构变化与后果》，载《政治与现代史》，1995，49。
⑧【德】格拉德·博克斯贝格、哈拉德·克里门塔《全球化的十大谎言》，新华出版社，2000，第3、5页。
⑨丹尼尔·耶金《一个时髦词的诞生》，载美《新闻周刊》，1999年2月15日。
⑩庞学铨，陈姝静《全球化研究的新视角》，载《国外社会科学》，2000，4。
⑾《康有为政论集》上册，516—519页，中华书局，1981。
⑿⒁⒂⒃《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221、217、223页，人民出版社1972。
⒀⒄《马克思思格斯选集》，1卷254—255、273页。
⒅Appadurai。a，ModernityatLarge：CulturalDimensionsOfGlob－alization．Minneapolis：UniversityofMinnesotaPress，1996．P．16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