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人说，《君王论》是一本史无前例的书，它一经交到第一批读者手里，便立即付诸实践。这不是夸张之辞。

它那大名鼎鼎的作者马基亚维利在开篇献辞中以颇谦恭的语言表达了一个很有点狂的意图：此书意在指导君王。他选的指导角度是所有君王或权位觊觎者最感兴趣的，即：为了进行有效统治，君王做些什么最有利。阐述这个问题的前提是意大利因分裂而成为“国际斗鸡场”的悲惨现实。他认为，要结束意大利的分裂局面，建成如西班牙、法国那样统一而强大的民族国家，必须依靠一个强有力君主。这个君主必须具备开国元勋那样的雄才大略以及狮子的力量和狐狸的智慧。狮子般的力量基于君王凶悍、果断的个性和强大的军队。狐狸的智慧既包括政治上的谨慎、灵活、善于把握时机，也包括精于权术、欺诈、骗术以及必要时作恶但又不露痕迹。

放眼他自己的时代，他认为只有瓦棱蒂诺公爵凯撒·波吉亚符合条件。于是毫不犹豫地把无恶不作的公爵树为模范，带着赞叹一一叙述了公爵为扩张势力、收买人心或摆脱困境采取的种种手段，尤其浓墨重彩地叙述了公爵利用酷吏平定罗马尼阿，然后又杀酷吏以平民怨。他赞扬公爵做这些事时毫无道德或宗教的顾忌，并以之辩护：“因为他具有至大至刚的勇气和崇高的目的，他只能采取这种行为”。公爵是否具崇高目的，且存而不论。但这番辩护中，人们后来冠之以马基亚维利名字的那种主义的基本精神便就此正式领了出生证。这精神是：只要目的崇高，可以不择手段。

然而目的往往是难以考察的，马基亚维利称公爵目的崇高，着眼的其实是可观察的结果：公爵的手段奏效了。所以，与其说他以目的为手段辩护，莫如说以实效为手段辩护，或者说是对权力角逐中以成败论英雄的古老判断方式较聪明的表述。按照此说，只要能夺得或巩固权力地位，可以放手使用一切手段。于是他以冷峻笔法处之泰然地叙述出一些更骇人听闻的手段。例如，向被征服地派遣殖民，对当地人民要么爱抚要么干脆消灭；不要触犯多数人，但可触犯贫困且散居的人，因为他们对君主无力进行报复；对惯于自由生活的城市，征服者最稳妥的办法是消灭那些缅怀自由的人，等等。诚然，这些权谋和暴力手段在历史上一直就被当权者不声不响地发明着、运用着，但马基亚维利在书中把它们一一道了出来，又加以总结，这书便成了政治财富猎手的开门咒。它一问世便引起政坛人士，特别是权力角逐者兴趣，就再自然不过了。在它的爱好者中，显赫的权势人物可以列出长长一个名单。当代德、意法西斯头目希特勒、墨索里尼都是《君王论》信徒。希特勒一直把它放在桌上、床头，厕之、枕之，随时从中寻求灵感；他的意大利搭档则隆重发行《君王论》，称它为“政治家的最高指南，至今仍有生命力”。其实这两个独裁者就是现代版本的凯撒·波吉亚。不同的是，他们还拥有令公爵望尘莫及的宣传机器和宣传伎俩，搞起阴谋和权术更加得心应手。但爱好者中最耐人寻味的要数腓特烈大帝。当他经历从王子到国王，从启蒙思想的信徒到专制君王的身份转换时，也由对《君王论》的批判立场转为在缄默不语中精明地奉行书中推荐的方法。这再清楚不过地表明了马基亚维利在书中写的一切对专制君王至关重要；而对于其中那些真正的权术家来说，他写的则是做得说不得的。

但几百年毁誉不定的《君王论》并非只是冷酷地传授君王之道，它有另一种声音。犹如它的作者在当逐客时给友人的信，通篇调侃、说笑、自我解嘲中会突然冒出绝望的呼号，《君王论》通篇以泰然自若，不动情感的笔调叙述最悲惨的事件、推荐最残酷的手段，末尾却爆发出发自肺腑的呼声，号召拯救苦难深重的意大利。这不是故作姿态、而是透露了作者挣扎于不可解的矛盾冲突中的紧张状态。这不可解的矛盾冲突是由意大利混乱不堪的内部状态和沦为外部列强战争舞台的可悲境况所引起的意大利的独立自由与内部各城市国家的独立自由之间的矛盾。这矛盾对于所有既忠于自己的城市又忠于意大利民族的优秀分子已是残酷，对于从青年时代就以共和为政治理想的马基亚维利更多一层残酷性，他不得不从意大利的现实出发，搁置共和理想，为君主制辩护。在意大利，每个城市都是一个国家，它们数以百计，不断兼并又不断分化，政体形式也极为复杂，五花八门，摩擦不断。大大小小的国中之国，由一个犯罪的等级维持着权力顶峰，全面的腐化堕落支配了上层，统治者又败坏了一切，恶习象痈疽一样扩散到社会机体每一部位，传染给每一阶层，大人物和小人物一样的流氓行径，阴谋的精神和权力欲在贵族和平民、有产者与无产者身上同样表现出来，靠恶棍行径成功已是时尚。马基亚维利不相信共和国还适合这种状态。他认为意大利犹如生命已到腐烂边缘的病人，只有君主专制的最极端手段才能使她起死回生。

但也有人认为，他写《君王论》的真正目的不是推荐君主专制，要教导的真正对象也不是君王，而是城市共和派，特别是他的故乡佛罗伦萨的共和派，要他们学会用君王们的手段来保卫共和国。这是葛兰西的看法，它并非毫无道理。马基亚维利自己就声明过，他推荐的东西无一是他发明，它们在历史上一直被运用着。像凯撒·波吉亚之类本来就娴熟地运用着暴力、权术和阴谋的君王们，毋需他传授技巧。然而，无论是否有教授城市共和派的隐秘动机，如果有，又无论这动机是怎样的用心良苦，《君王论》的确提供了一个后来人们称之为马基亚维利主义的东西，它以“适者生存”为核心，视政治为可行性艺术。它固然不是他发明，而是他从自己置身其间的权力政治环境中总结出来的。问题在于，那是一个特殊的历史时期，在那个时期，现代社会正处于分娩的剧痛中，他把特定时期的政治运作方式上升为普遍规律，把政治生活中最阴暗的一面提高为理想，而忽视了暴力孕育暴力，阴谋权术将无可救药地翻滚出更多阴谋权术；他注意到以凯撒·波吉亚为代表的专制暴君在解决政治问题时的高效率，却忽略了专制政治重大而长远的破坏作用，尤其是对国民精神的败坏作用。事实上，在他的时代，破坏作用已很严重，以他的敏锐，不会看不到。但他身上强烈的民族感压倒了对专制权力危险性的警惕。

不过，《君王论》提供的政治运作方式在权力政治环境中确有普遍性。权力政治是人性中可能为恶的因素得以释放和膨胀的沃土，它最大限度地调动起人类天性中穷凶极恶的一面。而人类最穷凶极恶的一个种族——权力角逐者则把包含于《君王论》中的种种办法从它们的总结者所置身的特殊时代和特殊环境中剥离出来，赋予它们超时空的普遍性，并且大规模地加以运用。把这归咎于作者，是不公正的。但他搁置“是否正当”，只着眼于“可否达到预期目的”，以有效统治为考虑问题的基点，把并非能与道德分离的政治从道德中独立出来，的确为强权和暴力对理性和正义的强暴提供了理论依据。他远见卓识地最早看到，只有把意大利提高为国家，意大利才能结束混乱局面，摆脱悲惨境况。但他不适当地把国家抬到了人民之上，个体生命的尊严、普通人的命运似乎被国家的巨大阴影所挡住，因而不在他的视野之内。所以，当君王以国家代表身份行事时，他完全不反对君王对人民采取包括镇压、屠杀在内的措拖。正是渗透于《君王论》中的国家利益至上以及与之相关联的缺乏对个体生命的尊重，最受帝王们和有极权倾向的政客青睐。

不过，我们不必理会权势人物怎样公开或暗地里赞赏《君王论》，不去谈他们怎样奉行它。就书论书，在其中，作者对人性丑恶阴暗面的揭示击碎了文艺复兴初期以来人文主义者们沉醉其间的人性高贵的梦想，可以给人一种更清醒的眼光；他冷峻现实地看待政治人物从事政治活动的动机，新颖得令世人耳目一新，直率得令全世界大吃一惊；他看到君主在形成民族国家中的作用，洞悉到在一个政治活动不讲规则的世界赖以致胜多靠暴力、权术和阴谋，精心为君主们罗列出如何耍弄权谋的十八般武艺，使得一本《君王论》俨然就是一个政治权谋的百宝箱，却于不经意间直白出政治权力充满血腥与罪孽的不光彩出身，掀掉了罩在王者头上的神圣光环，道破了长期流行的那种政权形式的性质。至于浸透于字里行间的那个基本理念：国家利益高于正义，这笔遗产的沉重和苦涩意味，是要人类在好几个世纪中去慢慢领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