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经济持续快速发展的三个根本性因素
从经济发展的一般规律看，任何一个国家要实现持续而快速的现代经济成长，至少受三个根本性因素的限制：第一是市场范围。亚当·斯密认为，经济增长的原因在于分工的深化以及由此带来的交易的增加，但分工受到市场范围的限制。因此，一个国家立足于内部市场想维持长期经济增长是不可能的。第二个是资源。这使生产具备可能性。但如果在一个封闭体内求发展，资源是有限的，因此决定了经济成长不可能无限持续下去。第三是资本。罗斯托经济起飞模型表明，传统农业社会中劳动力是首要生产要素，但是在现代社会，经济增长中最重要的要素是资本。因此一定的资本积累率就成为一国经济起飞的必要条件。一般来说，为了让资本更多用于投资，就必须让资本要素拥有者获得足够多的利润，但这个后果通常是“利润压迫工资”，劳资矛盾突出。同时在一个封闭经济体中，市场范围、资源约束都会降低资本利润的空间，为了维护其边际利润率，资本往往会更残酷地剥削劳工，矛盾聚集到劳资矛盾上。
二、中国面临的三重约束
按中国传统历法，60年甲子构成一个循环。现在时间正好又回到新的起点。尽管前60年中国发展避免了大国崛起过程中“用人头做酒杯”的现象。但60年后的今天，处在崛起过程中的中国，却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挑战。这一挑战仍然来自于生产能力扩张后，如何处理好市场范围、资源与资本的三重约束。这三重挑战使中国再度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
1．市场范围
中国正面临内外交困的困局。随着中国产品在国际市场上所占份额不断增加，不仅处于同一梯度的发展中国家把“中国货”视为竞争对手，而且发达国家也认为其既得利益正在被“中国货”蚕食。在此背景下，近些年来，专门针对中国的各种贸易保护主义政策在世界各国纷纷抬头，中国已经成为世界上贸易纠纷最多的国家。而从国内看，中国扩展“市场范围”，凭借的是低廉劳动力参与国际分工的“比较优势战略”，这一战略长期使国产业处于价值链最低端，对国际市场严重依赖，国际资本的掠夺、盘剥转移到劳工阶层，进一步导致收入不均，内需不足。2008年的全球金融危机似乎已经在表明，中国扩展“市场范围”的努力已经走到了其最大可能边界。世界经济那种“美国人负责消费和印美元，中国人负责生产产品”的“恐怖平衡”已经无法持续，同时发达国家对中国产品纷纷重拾“贸易保护主义”，中国的出口导向型实体经济几近瘫痪。这一严峻事实已表明：中国经济未来可持续增长，已经不能再指望传统扩展市场范围的方法了。
2．资源瓶颈
60年前，中国经济发展所消耗资源的比例占世界的份额几乎可以忽略不计。而60年后，中国每年消费了世界上15%的能源、32%的钢、30%的锌、25%的铝、23%的铜以及18%的镍、54%的水泥。以石油为例，中国剩余可采储量为23.8亿吨，以目前的产能计算，14年后将出现石油枯竭局面。1993年中国成为石油纯进口国，2007年中国进口原油已达1.6亿吨，对进口石油的依赖程度已经超过了50％。根据国际能源机构的预测，如果中国经济在未来25年中保持平均6%的增长，中国对一次性能源的需求将在2005年的17.42亿吨油当量的基础上翻一番，达到38.19亿吨油当量，净进口在总需求中的比例将从50%上升到80%。为此，地球可采集石油也因此将在2056年前后将耗尽！这充分表明，如果中国经济不改变对传统资源的依赖，恐怕世界这口“小浴缸”盛不下中国这头“大象”。也正是出于对此的恐慌，近年来凡是涉及到中国大量进口的大宗资源类产品竞相涨价，发达国家皆在酝酿推出“碳关税”。中国未来发展面临的资源约束的确是刚性的，剩下的只不过是留给中国的过渡期还有多长的问题。
3．资本积累
在“选择性激励”资本积累、深化的策略上，中国也面临利益矛盾越来越尖锐的考验。通过系统性剥夺农民、农业为城市化、工业积累资本的战略，中国的城乡差距、工农差距越拉越大；通过中西部地区为东部地区支付“制度租金”与垫付“改革成本”，中国的地区差异越拉越大；通过“亲资本”刺激投资，劳动者的工资收入从1990年占GDP19.6%下降到2007年不到11%。实际上，“亲资本”战略不仅造成了转型期中国较为广泛的官商勾结，还使得腐败、非法暴富现象十分普遍。社会公平状况恶化，已经导致中国国内不同利益群体之间矛盾日益复杂，并由此威胁到中国的未来发展。“要买东西的人没有钱，而有钱的人不需要买东西”，收入分配过于悬殊，已成为中国启动内部消费的致命伤。
三、欧美是如何解决这三个限制的
面对中国经济长期发展的结构性矛盾，国内主流经济学者几乎无一例外地推出“以欧美为师”的解决方案。甚至在2008年金融危机时中国主流学界仍然在继续推销这样的观点：不要试图借金融危机否定中国的“欧美化”方向，现在中国的主要问题在于“欧美化还远远不够”！
“欧美化”真能让中国克服上述三大限制？历史上，欧美国家确实都曾面临过这三个要素的限制，并最终克服了限制。但它们又是如何解决了这三大难题的呢？内部资源不足，产品在内部无法消化，靠一味剥削本国劳工不行，历史记录下了当时这些国家劳工运动蓬勃的情形。于是，依靠海外资源，开拓海外市场，剥削他国劳工就成为选择。在世界资源、市场与利润上的争夺，基本上靠的都是武力比拼。按英国学者盖尔纳（Ernest Gellner）的说法，民族主义之所以产生于资本主义，就是这些国家努力让经济利益拥有自己的政治暴力屋顶！说得更白点，商船到了哪里，军舰就应该跟到哪里。
1.英国
美国学者鲍尔斯(Samuel Bowles)最近在其新著《理解资本主义》一书中说，经济起飞之前，相对于中国，“英国以及整个欧洲并没有什么特别的优势，长江三角洲那样的中国发达地区也并不比英国和欧洲的发达地区更贫困”，“且18世纪个人逐利行为在长三角比在英国或者欧洲其他地区受到政府的束缚更少。”因此，鲍尔斯总结说，“科学领先、先前的富足或者一个自由放任的环境均不能解释资本主义在英国而没有在中国产生”。那么，英国与中国后来发展状况的不同到底是什么原因引起的呢？鲍尔斯回答是：长三角的自然资源匮乏，同时它缺少内陆地区的联系，而这些地区正好可以满足经济扩张对原材料、市场范围的需求。英国尽管也遭遇了经济扩张所面临的原材料及市场范围的约束，“但英国的军事实力在几个世纪的大陆战争中日见强大，从而保证它能够从新世界中获得廉价材料以及殖民地的市场”。关于欧洲经济起飞的历史，亚当·斯密在《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中的原话是:“美洲的发现及好望角到东印度通道的发现,是人类历史上最大而又最重要的两件事。其影响已经很大了。……通过为欧洲产品开辟一个用之不竭的新市场而给新的分工和工艺的进步提供了机会。”但斯密没有说的，鲍尔斯在书中接着为他说了：“发现美洲之后，北美的印第安人被大量杀害，剩余人口被重新安置到偏远的地方；在发现东印度通道后，英国人以武力使印度成了殖民地。他们对印度生产率的影响是毁灭性的，印度本地棉纺织业被英国破坏，以便英国自己的棉纺织品占领整个印度市场。同时，印度还被迫专门去生产低价值的原棉以出口给英国的纺织工厂。”也正因此，英国资本家无需对内加重剥削，“就可以维持资本足够的利润空间”。欧洲早期的三大工人起义，尤其是“宪章运动”那样的事情也就不再会有了。
2.美国
美国的历史也差不多。在美国真正获得稳定的海外市场与资源之前，由经济快速发展造成的社会两极分化和社会矛盾也同步加剧。资本为了维护利润率，不得不一再加重对劳工的剥削。1880年美国工人的实际工资比1870年还要少31美金，而劳动时间却延长了一个半小时。为此，美国每年都有几十次全国性大罢工。其中，1877年的铁路工人总罢工，最后是由联邦军队出面才镇压下去，枪杀了35名罢工者。后来政府意识到，解决内政动用军队不妥，才成立了国民警卫队，专门用以应付日益严重的工人罢工示威活动。1886年5月1日，美国工会组织“劳动骑士团（Knights of Labor）”再次组织工人罢工，当局当场枪杀几名工人，后又将组织罢工的几名重要领导人审判并处决，这才有了后来的“五一国际劳动节”。这两次大罢工后，美国当政者意识到，靠内部剥削劳工解决资本利润空间已经不行。于是，美国人向他们的祖先英国人学习，选择武力进行海外殖民以及开辟稳定的海外市场。也是在此背景下，海军上将马汉提出了制海权理论：美国必须拥有一支强大的海军，占领海上关键岛屿作为海军基地以保护美国开拓在海外利益。这就是阿伦·米利特等在《美国军事史》中所说的“决策者们在寻找新的边疆，主要是为了扩展商业而非扩张领土，他们把扩张主义者的能量引向对海外市场进行侵略性搜寻，以便缓和工业生产过剩的局面，恢复市场繁荣，维护国内安定。然而，美国并不具备通向海外市场的自由通道……于是，越来越多的战略家对传统的陆地与近海战略提出质疑。”
可以说，今天发达国家所谓的“崛起”，的确是马克思所言的“每个毛孔都滴着血和肮脏的东西”。
四、欧美思路的囚徒困境
历史上的大国凭借“以人头做酒杯”式的崛起，无法为中国未来的继续发展提供可供借鉴经验。如果中国试图以“欧美式道路”解决自己的根本问题，要么进一步恶化内部人与自然以及人与人之间的矛盾，要么不得不外化其矛盾，不仅牺牲掉比中国更低发展梯度的国家，而且还将冲击现有的世界秩序。为此，中国不得不走上“强力崛起”之路。而这两条，真是我们那些主流学者们愿意看到的吗？
欧美思路从长期来看，本质上是与科学发展相违背的。看不到这一点，只能说一些学者可能被狭隘的地域性眼光局限住了！要彻底解决中国经济长期可持续发展面临的结构性矛盾，恰恰必须从根本上反思以美国为代表的现代发展思路。中国未来的崛起如果按新古典经济学的逻辑，内部冲突或外部战争就很难避免。也正是在这关头，中国国家领导人提出了科学发展的理念，其实质就是倡导走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的绿色发展之路，以此来解决资源与环境的约束问题，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走成果共享型和谐发展之路，这应该是世界未来长期的发展方向。
但是在国际关系“囚徒困境”的现实背景下，仅中国走上所谓的“绿色道路”，相当于把自己蜕化为投向狼群的一只羊！在这点上，我有时更倾向于一些人文学者的观点。中央党校的李书磊先生很早就提出：欧美式现代化思路正在把人类引向绝路；而更可怕的是，发展中国家如果不向他们学，死得可能更快更难看，而向他们学，至少还能苟且一段时间。从这一角度出发，笔者认为要最大限度地解决中国眼下面临的人与自然、人与人之间的矛盾，过渡性的方案只能是：通过协调利益关系整合内部阶层，然后对外不断拓展自己的利益边界！至于更长远的未来，说不清，只能走一步看一步。
卢周来，国防大学教授。
文章来源：《绿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