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佛罗伦萨史》乃马基亚维利受美第奇家族的朱丽奥委托而写。委托者意在借大手笔美化佛罗伦萨的历史，为自己的家族树碑立传。但马基亚维利却立意探索佛罗伦萨衰微原因，这就决定了他对佛罗伦萨的历史不是美化的。该书导论展现了西罗马帝国灭亡后的意大利和佛罗伦萨一度拥有过的独立自由和繁荣昌盛，又以凌历的笔法记述了意大利和佛罗伦萨怎样在一步步分裂中丧失掉这一切。其中要昭示于人们的是：无论对整个意大利还是对佛罗伦萨来说，都因内部分裂由盛而衰，丧失自由而沦落。全书主体部分详述的则是佛罗伦萨晚近一百多年历史。作者怀着深刻的痛苦讲述了这期间的悲惨故事：分裂不断重演，最终把这个共和城市推向由一个家族控制政府的僭主政治，付出了丧失自由的代价。
围绕分裂导致国家和城邦的腐坏和衰败这一教训，马基亚维利着力于剖析分裂原因和探索克服分裂的道路。他指出，教皇权力世俗化是分裂的重要外部原因。他异常尖锐地揭露了教皇与神圣罗马帝国皇帝之间争夺世俗权力的斗争对意大利和佛罗伦萨的危害。但着力最多的是剖析佛罗伦萨分裂、动荡的内部原因：贵族与平民之间的斗争毫无节制，动辄你死我活，并不断衍生新宗派。正是在剖析这些问题时，他提出了许多创造性思想。在他看来，贵族和平民之争正常而有益，应成为立法的基础。但佛罗伦萨未能如此，双方总是走极端，破坏力量的均衡。1343年，贵族彻底失败，胜利了的平民总想给对方最后一击，把贵族逼入绝境。法律不是在双方争吵基础上制定的，而是胜者单方面制定的。这种法律着眼于派别私利，不具有超越派别分歧的公正性，不仅不能约束派别冲突，反而不断造成新的帮派和内乱。这里，他已触及到现代民主政治和法律的核心观念：政治权力由各阶级共享而不是一个阶级独占；法律只有产生于各社会政治力量的斗争、妥协基础之上，才可能是公正和有益全社会的，否则，法律将沦为帮派工具。帮派性质的立法随心所欲且具有自私的排异性，必导致失败者铤而走险。马基亚维利提供了大量事实证明不公正的立法导致无休止的分裂与动荡。就此，他提出一个重要观点：“千万不要把过去这些动乱归罪于人们的天性恶劣，而应归之于时代。”虽然他深信人性邪恶，但认为人们的恶意可以借助良好的法律来克服。时代变了，法律也该有相应变化。但首要的是废除基于派别私利的法律，以“能满足公民自由所需求的新原则来取而代之。”这就不仅重申了法律必须力戒狭隘的宗派性而应基于公共利益，还提出法律须随时代变迁而变化。在进一步阐述法律作用时，他提出一个不同凡响的观念：良好的法律使国家命运不会岌岌可危地系于掌权者个人的品德和去留上，而是为政权稳定、社会繁荣提供了持久而稳定的制度安排。
马基亚维利在这些论述中灌注着对“好政府、好法律”的热切诉求。他相信，只要有好政府、好法律，佛罗伦萨仍有希望追踪古代雄风，成就伟大事业。好法律的含义已如前述。好政府则指因受到制约而保持团结的政府。他说：“居于统治地位的一派只是在受到敌对一派牵制时才能保持团结。一旦敌对的一派势力被消灭，政府由于没有反对派的约束力量，无法无天，于是就分崩离析”。这里，他先于启蒙思想家两百年就指出，人的天性易受权力腐蚀，手中权越大越要滥用。握有不受制约的大权的人，常把权力用于对付他们怀疑会威胁其权力的人。在他看来，只有贵族和平民共同组成的混合政府才能保持制约力量。相反，贵族统治总是走向暴君专政，平民政权又总是沦为暴民政治，无论哪一种，都是自由城市的灾难。两种排他性统治使全意大利到处有佛罗伦萨被放逐的公民。
在展开关于保持政治力量均衡以及混合政府的观点时，他还表达了一个很值得注意的思想：一个城市或国家有不同阶级的分野是健康和有益的，消灭了阶级分野的则是病态的，不同阶级共存，能以彼此长处相补充，共同构成社会的美德。他拿古罗马与佛罗伦萨比较，指出在罗马，平民和贵族都可担任政府公职，使贵族特有的优点对平民起到有益影响。但在佛罗伦萨，胜利的平民剥夺了贵族参政权。贵族为重获部分权力，在举止言谈、思想认识、生活方式上都向平民看齐，结果，“原有的军事才干和豪放的感情也随之化为乌有”，“于是佛罗伦萨日益消沉、丧失体面”。关于这一点，他在写来自那不勒斯的雅典公爵趁佛罗伦萨内乱而成为这个城市的统治者时，有发人深思的记叙：正是平民把这外来暴君拥戴成佛罗伦萨的终身君主。公爵上台伊始就废弃法律、纲纪和一切合理制度。在完善他的恶劣制度时，始终伴随着暴力和血腥。他以放逐和极刑消灭有远见、有独立思想的人，同时又以小恩小惠拉拢社会最底层。当各阶级忍无可忍举行起义后，又是最下层平民中许多人站在公爵一边，手执武器，与起义者对抗。这一情景，与20世纪30年代希特勒的上台很有相似之处，它昭示了，群氓往往成为暴政的社会基础。
马基亚维利厌恶暴民政治，也同样反感贵族和富豪的骄奢淫逸。他以同情态度探寻了14世纪梳毛工人起义原因，无情揭露了富人对工人的压榨，并借工人领袖之口道出一个残酷的社会现实：“犯轻罪往往受到严厉惩处，犯大罪重罪却往往得到奖励”。就是说，许多人的富有和荣耀，不过是成功的罪恶。这种观察入木三分。
写佛罗伦萨史，美第奇家族是无法回避的话题。为了既能自保又不悖于诚实，他采取了一种奇特写法。他以最热情的语言慷慨赞扬这个家族从15世纪初以来的几个代表人物，说他们豁达大度、乐善好施、热爱和平、避免战争、谦逊虔诚，等等，不吝笔墨。但同时又巧妙揭露了他们如何一步步把共和国变成囊中之物。共和国在人民的麻痹中走向家族统治。当发生反美等奇活动时，起事者高呼：“人民”、“自由”，却孤立无援。马基亚维利痛心疾首，以愤世嫉俗的笔调写道：“因美第奇家族家财万贯，慷慨大方，‘人民’对他们的吼叫充耳不闻，至于‘自由’，佛罗伦萨人根本不知其为何物。”他揭露，在美第奇家族控制下，官员不再独立，又不存在反对派的制约，政府可以放手收拾这个家族的敌人，无论敌人是公开的还是暗中的、真实的还是假想的。在他笔下，这个家族最隐秘的动机暴露无遗。他希望人们吸取的教训是：为了维持政治自由，必须保持持久的警惕，“不要叫任何一个公民篡夺它的主权”。
一部《佛罗伦萨史》，自始至终感情激越，与同一个作者写《君王论》时的冷峻和不动声色呈强烈对比。在敏锐的观察和缜密的叙述与分析中，始终充溢着对祖国的热爱，充溢着共和、自由精神和道德义愤。而他通过总结这个自由城市的衰微原因所提供的种种教训犹如就在对我们发言，至今振聋发聩。
《佛罗伦萨史》，商务，1982年中泽本 写于1998年7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