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目前中国的“国进民退”狂潮及其产生的原因
目前中国正处在改革或倒退的十字路口，尤其在经济领域出现了大规模的“国进民退”的狂潮，在钢铁、化工、煤炭、石油、矿藏、电力、民航、公路、水利、金融、证券、保险、房地产、邮政等等几乎所有的有利可图的领域，民营企业都被挤垮或被强制低价收购，全国国有企业(非金融)的总资产从几年前的几万亿发展为2008年的42.55万亿元，估计2010年将达到近百万亿元。看看报纸的标题或内容，不能不令人对于中国的市场经济何去何从产生极大的忧虑：环渤海五省区经济渐被国有官营化；长三角高速公路民营资本正被清退；中国航空业出现“国进民退”，民企面临全军覆没；山西运城最大的三个民营企业百日变身国企车间；内蒙古、山西：煤炭业的国有化；山西省发布通知，将全省在册的2840多座煤矿收归国有；陕北油田被地方政府强行收归国有；中粮入股蒙牛；河北钢铁集团成立之后，山东也迅速组建了钢铁集团，完成对民营钢铁的收购；亏损的国企山东钢铁集团收购盈利的民企——日照钢铁事件；山西最大化肥企业丰喜集团被国企阳煤集团“闪电”收购；房地产业的国进民退也汹涌澎湃，国有企业纷纷巨款拿地，成为“地王”；在东部，国有房地产企业占市场份额的60%；继光大银行引得8家国有企业后，光大证券、招商证券、安信证券IPO上市前的增资扩股也吸引了众多国企参与；邮政行业通过立法实现国进民退，限制民营快寄业；绍兴政府“将对国有企业监管的有效办法逐步引入民营企业” ，将1369家规模以上(即销售额超过百万)企业纳入财会监管联席系统中，进行实时监控，将政府对民营企业的监管日常化、程序化……“国进民退”的产生具有深刻的社会背景。（一）中国从来没有打算搞真正的市场经济，而是搞所谓的以国有为主导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其实就是官僚市场经济、权贵市场经济。（二）中国形成了超级庞大的政府，一直没有遵循“大市场、小政府”的原则重构社会，恰恰相反，政府继续着无所不包、无所不为、既当运动员又当裁判员、官员经商的发展模式，控制着主要的社会资源。2006年出台的《关于国有资本调整和国有企业重组的指导意见》就强调“国有”要绝对控制七大领域、较强地控制九大领域。（三）民营企业长期被挤压，经营环境恶劣，经营活动不规范甚至违法，民营企业家缺乏社会责任感，导致社会上对于民营企业的妖魔化，仇富情绪蔓延；人们没有看到权力的“原罪”本质，而大肆渲染民营企业的“原罪”，由此，国进民退有了虚假“民意”的支持。有的民营企业为了自保，也纷纷投靠国有企业。（四）中国没有建立宪政制度，所以改革开放的事业随时可能停顿或夭折，私人企业、市场经济也随时可能遭遇打压或颠覆。近年来，文革式的极左思想回潮，他们否定市场经济，否定改革开放，因此“再国有化”获得了“特权派”和“极左派”两个阵营的支持。（五）特权垄断利益集团利用其话语权、立法权可以以一纸行政命令轻松地占有资源、吞并民间财产，并且制定宪法第11条“对非公有制经济依法实行监督和管理”（对于国有企业，没有此条），由此而天然地占据道德、法律的制高点，从而可以任意处置民营企业。（六）全球金融危机给了中国人一个错觉，以为美国也在国有化，其实美国救市是救私人企业，国家只是暂时参股私人企业，待企业恢复元气后国有资本即退出。（七）中国为了“救市”、“保8”，出台了4万亿经济刺激方案、10大产业振兴规划，出手了10万亿银行信贷，绝大部分资金投入了国有企业，对民营经济则产生了挤出效应，由此加速了国进民退的进程。（八）国有企业定位不清、边界不明。国有企业本来只应出现在市场失灵领域、非竞争性领域、公共产品生产领域，但是事实上中国的国有企业自称是“共和国长子”，自我定位为“特权企业”，扩张与经营都没有边界，所以，谁也阻挡不了国有企业的一路高歌猛进。
二、“国进民退”的巨大危害
“国进民退”的危害是巨大的、长远的：（一）它阻碍了中国现代化的实现。现代化的国家无一不是通过竞争性的私人企业而民富国强的，世界上还没有一个国家依靠国有垄断而实现了现代化的，相反，斯大林和希特勒虽然通过政府控制经济实现了暂时性的经济高速增长，但是他们的“现代化”如过眼云烟，很快灰飞烟灭。法国、意大利的国企曾经比较强大，如今他们的国有经济被控制在十分有限的范围之内。在这次全球金融危机中，美国等西方国家虽然对一些私人企业进行了暂时的“国有化”，但是他们的理念十分清晰——只是在危机中加强政府的作用，危机过后政府将从微观经济中退出，绝不搞“国有化”的社会主义。现在，越来越多的中国国有企业进入了世界500强，与其他国家几乎清一色的私人企业（私有股份制企业）榜上有名形成了鲜明的对比，这将成为中国走上现代化歧途——畸形现代化的象征。“国进民退”将给中国经济带来长远的伤害，对中国未来的可持续发展以及权力结构、分配结构的合理化造成重大的负面影响。（二）它支撑了集权与人治，破坏了法治，阻碍了宪政国家的建立。政府对于经济资源的加大控制是在不断地强化传统政治体制，这将与政府关于政治体制改革的宣誓背道而驰；政府与国企的经济瓜葛、国企内部的个人独裁、国有企业的官场化、垄断国企的无法无天，这些都严重地破坏了法治，强化了人治。事实上，现代法治是建立在财产私有的基础上的，所谓私人茅屋，风能进，雨能进，国王不能进。而“国有”强大的国家一定没有法治、没有宪政。（三）它将压缩人民的自由空间，甚至最终取消人民的自由。哈耶克早就指出，国有是专制的经济基础，政府对于经济的控制是通向奴役之路，最终人民的所有自由，包括经济自由、政治自由都可能失去。目前中国与“国进民退”相伴的便是法治的倒退、言论空间与网络自由的缩小、手机短信与电子邮件可能被监控（以扫黄的名义）等等。（四）它破坏了市场经济秩序，形成了官僚市场经济。凡是国有主导的市场经济，必定是公权力肆意扩张的市场经济，也是特权泛滥的市场经济，这样的市场经济必然遭到民众的怨恨。国进民退强化了行政性垄断，削弱了市场竞争的基础，使得中国偏离了现代市场经济的轨道，走向了权贵资本主义。（五）它极大地伤害了宪法和法律的尊严，损害了政府的信用与威信。地方政府出尔反尔，先是巧舌如簧，鼓励投资，然后是关门打狗，强制剥夺或低价购买民企，如陕西石油案、山西煤矿重组等皆如出一辙。在这其中，政府虽然抢夺到了利益，但违背了宪法和物权法，政府的信誉堕地，人民再也难以相信官员的话语了，难怪有机构调查的结果是官员的诚信度最差。（六）它造成了严重的腐败，造就了权钱结合的权力资本集团。国际组织曾经对154个国家进行调查，结论是国有经济比重越大的国家越腐败，因为政府干预、政企不分、国有垄断为权力寻租、官商勾结提供了机会。的确，特权垄断造成了当下中国不断打破记录的腐败额，中石化一盏灯156万（网民称2000万），装修大楼4亿多，中石化原老总陈同海受贿近两亿，他平均每天消费公款4万多元。中国银行香港分行总裁刘金宝，他也曾经担任上海分行行长，一年的交际费就达1亿元，其车队由10辆奔驰车组成，经他批出的贷款坏账高达960多亿元。（七）它形成了分配不公，扩大了贫富差距，阻碍了合理的橄榄型分配结构的形成。国进民退、国企利益的集团化妨碍了共同富裕；目前垄断国企的职工占全国职工的8%，但其工资总额占全国的65%。国有垄断的金融、银行只给大企业、跨国公司贷款，不给中小企业、个人、农民融资，造成了企业的两极分化——肥得流油的垄断国企与朝不保夕的私企并存，财富分配的两极分化——亿万富翁的权贵与身无分文的无产阶级并存，公民权利的两极分化——掌握话语权、立法权的国企太子党与数亿人口的工人农民等弱势群体并存。（八）它妨碍了老百姓致富。垄断国企对私人企业产生挤出效应，垄断银行只给权贵融资，民营企业面临着越来越恶化的经营环境，近年来中国民营企业、个体户的数量都急剧减少，特别是在全球性的金融危机中，中国“国进民退”，担负着全国70%就业任务的民企风雨飘摇，城市工人、农民工的工资与就业越来越陷入困境，普通老百姓致富无望。（九）它导致了经济低效率。报纸报道：2009年中国企业500强（绝对多数是垄断资源的国有企业）的净利润大大超过美国企业（全部是竞争性私人企业）500强，这并不表明中国企业高效率而是恰恰相反。据美国《财富》杂志：尽管中石油、中石化在2009年世界500强中名列前茅，但他们的效率只有美国埃克森美孚公司的1/23。另据测算，中国垄断的电力、电信等公司的资本利润率只有世界同类同规模企业的1/5~1/20。中国国企以占有全社会50%以上的工业资产、80%左右的能源资源，只创造了30%的工业产值，只解决10%的就业。（十）它催生了既得利益集团，阻碍了改革。垄断国企大多由高干子弟所把持，形成了特殊利益集团，国家被“分利集团化”；既得利益阻挠改革，分利集团营造分赃与庇护的腐败王国，他们强奸民意，挟持政府，不断固化与扩大自己的既得利益。譬如中石油、中石化凭借垄断每年各有500亿~1500亿元的巨额利润，但是他们每年还向中央政府各自强行索取了50亿~100亿元的“补贴”，而全国几千万人的低保也才拿了一两百亿元，前几年只有几十亿元。而在俄罗斯，法律规定只要石油价格超过每桶25美元，那么石油利润的65%~90%归政府财政。由此，俄罗斯财政收入的60%以上来源于石油天然气，石油对于俄罗斯人民近几年民生的极大改善起到了关键的作用。可是，中国的石油交给了三个利益集团，石油利益和价格的垄断不但不能有助于改善民生，反而因为垄断的高价格恶化了民生。（十一）它形成了重复建设、产能过剩的巨大浪费。据世界银行估计，中国的国有投资失误率为30%。其实，浪费何止30%，许多专家估计：全国一轰而上的开发区、工业园、汽车、钢铁、电视机、医药生产等等，国有浪费率60%以上。诚然，私人投资也有浪费，但其浪费主要表现为对于市场供需均衡点的把握不准确，一旦私人企业家发现即将供大于求时他决不会再投资，因此其浪费是有限的，是探索市场均衡点的必要代价；可是国有投资就不一样了，明明知道全国已经供大于求、产能过剩了，地方领导人出于GDP、政绩、地方保护主义等原因，还要上项目、上工程，因此国有浪费成为无底洞。（十二）它扼杀了民族创新能力。垄断的国企没有必要、没有动力创新，弱小的民营企业没有资金、没有能力创新，由此形成了世界经济史上的奇观——中国虽然经济规模庞大，但无非是国际打工崽；无核心技术、无品牌、无名牌；产业结构低级化，产品低端化。中国的高新技术专利80%是跨国公司、外资企业申请的，中国的专利中86%属于外形设计、商标专利，很少发明专利，在发明专利中，90%属于小打小闹的个人发明。中国99%的国有企业没有专利。事实证明，所谓国进民退是为了公共利益、国家利益，乃弥天大谎。美国几乎没有国企，其石油、电信、电力、铁路、航空甚至监狱管理都私有化了，也没见其国家利益受到了损害，恰恰相反，其国家利益、民众利益都得到了有效的保护，美国的贫富差距——基尼系数也比中国小得多。其实，国家的职责不是参与企业经营和微观经济活动，而是保卫私人产权、制定经济活动规则、营造良好的法治环境，譬如制定有关石油税收、电信保密、保护公众利益的法律并且强制执行之。中国的国进民退不仅无助于经济现代化和民生福祉，而且败坏了政府与人民的关系，损害了社会正义，破坏了社会和谐与稳定。中国近现代历史上出现过三次国有化、“国进民退”的浪潮，其失败的教训直到今天我们还没有吸取。第一次国有化浪潮是洋务运动，那时主张官办企业，朝廷要求防止民间资本的坐大；后推行“官督商办”企业，亦官亦商的红顶商人如盛宣怀得以发迹，其时官商合流，腐败不堪。而同时，日本在明治维新时虽然一开始搞的也是国企，但当他们发现政府企业的低效率和腐败浪费之后迅速改弦易辙，卖掉国企，大力扶持私人企业，使得日本国力大涨。甲午战争时清朝的北洋舰队号称亚洲第一，但与日本海战中，中方炮弹多为假冒伪劣，多次击中敌方主力舰队但炮弹要么不爆炸，要么因为弹中多数填充的是泥沙而使威力全无，由此，“天朝”失败的命运也就注定了。1904年，朝廷成立官办的川汉铁路总公司，后改为商办，招商入股，许多川人成为铁路的股东。但1911年清政府背信弃义，突然宣布铁路收归国有，以极低的价格强行收购股份，由此四川兴起了轰轰烈烈的保路运动。四川形势失控，清廷急调湖北的军队入川镇压，武昌兵力空虚，于是革命党人趁机发动了武昌起义，推翻了满清王朝。第二次“国进民退”是在国民政府时期，那时蒋介石有感于西方1929年的经济危机、斯大林计划经济的短暂辉煌、希特勒的国家社会主义“统制经济”的快速发展，加上“九一八事变”后日本人全面侵华箭在弦上，蒋介石转而搞“国进民退”，重点发展国有企业，由此导致“四大家族” 官僚资本腐败透顶，国民党丧失民心，很快被推翻。第三次“国进民退”发生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三大改造”形成了几乎全盘国有的局面，国民的工作、生活皆被政府严密控制，不但人权遭受了史无前例的大规模的践踏，而且国民经济也陷入崩溃的边缘。古人说：“秦人不暇自哀，而后人哀之；后人哀之而不鉴之，亦使后人而复哀后人也”。今天我们说：如果不能制止新的一轮（近代以来第四轮）“国进民退”的恶浪，中国的现代化无望矣！
三、制止“国进民退”
在此关乎国家前途命运的关键时刻，我建议即将召开的2010年“两会”审议和制止“国进民退”。（一）立即叫停国有企业对于民营企业的兼并重组；立即叫停山西内蒙等地的煤矿企业重组；立即叫停全国各地的钢铁企业、化工企业等的重组；立即叫停国有企业进军房地产等领域的越界行为。（二）继续十四大、十五大路线，贯彻1999年关于国有企业发展的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实行“国退民进”，大力发展民营企业；废止2006年国务院办公厅专发的《关于国有资本调整和国有企业重组的指导意见》；废除或修改最近出台的十大产业振兴规划，重点扶持民营企业。（三）对国有企业进行全面的改革，破除特权垄断利益集团，实行国企的全民持股、全民分红；遏制国企官场化，取消国企行政级别，打击官商勾结与公权力腐败；设定国有企业边界，严惩越界行为；改善国有企业治理结构，建立国有企业的外部监督机制。（四）切实保障民营企业的合法权益，落实非公经济发展的“36条”。开放民办金融，盘活农村土地资本，方便农民创业；减轻民营企业的税费负担，降低个人所得税的边际税率；取消税外收费制度，推行“私营企业税费明白卡”；在户籍、子女入学、社会保障、购买住房等方面，支持私营企业主；优化经营环境，政府应当严格遵照《行政许可法》，减少审批项目，简化审批程序；推广安静生产日、安静经营日活动，杜绝公安、纪检、监察、工商、质监、城管、税务等部门执法扰企、执法牟利的行为。（五）加快政治体制改革，坚定不移地致力于建立宪政国家和法治社会，从源头上杜绝国门的时开时闭、国家发展战略的钟摆现象和中国社会的治乱循环。制止“国进民退”，是当前中国人民的首要任务。
2010-2-19
